洪银兴：发展阶段改变和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

    在新历史起点上，新一届党中央提出“中国梦”的概念，过去的“中国梦”是要摆脱贫困，而今天的“中国梦”则是实现小康，实现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新的背景和新的问题要求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进行转向。一是发展战略基点由供给驱动加外需转向需求推动加国际资源。二是发展目标由GDP导向转向以人为本。三是增长动力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四是发展目标由效率增长转向公平性增长。五是增长路径由资源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六是产业发展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七是城市化建设转向城镇化建设。
    一、新发展阶段的新发展课题
    经济发展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发展经济学就起这种作用。发展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以二战后取得独立的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为研究对象。这些国家独立以后面临的任务是摆脱贫困，推动发展，建立独立的产业体系，所以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是研究摆脱贫困、实现经济起飞的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起过积极的指导作用。比如众所周知的经济起飞理论，强调经济起飞必须要以高积累、高投资为基础，近年来我国GDP增长如此之快，正是在高积累、高投资的思想框架内推进的。再比如对二元结构问题的探讨，现代工业和落后农业并存的结构如何改变?此外，早期发展经济学还广泛应用于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研究，以及通过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等问题的研究。
    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站在了新的起点上，认识这个问题需要考察四个标志性的指标。其一是2010年GDP总量达到40.1万亿人民币(5.88万亿美元)，超过日本的5.47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二是2011年人均GDP达到35083元(5432美元)，排名世界第89位，虽然与GDP总量的排名很不相称，但已经达到一般意义上的中等收入国家人均5000美元的标准，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其三是2011年产业结构中农业比重降到10.1%，工业比重上升到46.8%，中国已经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其四是2011年城市化率达到51.27%，这意味着我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已经是城镇人口，进入了城市化中期。这四个方面的情况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在此背景下，世界把中国称为新兴经济体，进入“金砖国家”之列。因此，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研究所要解决的摆脱贫困问题对于中国就不太适用了。当前中国所要解决的是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阶段后的发展问题。
    在新历史起点上，新一届党中央提出“中国梦”的概念，过去的“中国梦”是要摆脱贫困，而今天的“中国梦”则是实现小康，实现现代化，是民族复兴、经济发展、人民富裕的“梦”，在什么历史阶段就应该做什么样的梦，中国的确已经到了这个阶段。
    尽管中国的人均GDP排名依然不靠前，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有能力做到那些人均GDP排在中国之前的国家也不一定能够做到的事情。当然，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也有其不足，体量大但是不强、不富，所以“中国梦”就是怎样变得更加强大和富裕，当前中国面对的是如何由一个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问题。
    当中国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就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世界银行最早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论及“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6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原因在于进入这一发展阶段后，过去较长时间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出来，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因此大部分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
    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压力首先是发展模式问题，或者说是发展方式问题。低收入国家在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之初，往往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困扰，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因此往往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
    其次是收入差距达到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最高点。在一个以人均GDP为横坐标、以收入差距为纵坐标的坐标系中，人均GDP到4000至5000美元的时候收入差距到达最高点。广受关注的基尼系数正是一项收入差距的指标，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是0.48。贫富两极分化程度已经超过了美英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差距不完全是由于制度的原因，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有较大关系。
    再次是腐败指数也达到了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最高点。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的时候，再加上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政府权力太大，腐败的机会和数量都在扩大。
    面对“中等收入陷井”的压力，中国不能陷进去，必须要跨越过去，而实现跨越的基本路径就是要转变发展方式。
    十八大把转变发展方式确立为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主线。其背景正是为了解决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问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路径是解决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当人均GDP处于低水平阶段时，强调的关键是增长速度，而现在强调的是增长质量。
    世界银行2000年发展报告强调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同样重要，增长的来源和模式影响着发展的效果。经济增长质量的要求是什么?它要求将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与普及教育、加强环保、增加公民自由、强化反腐败措施相结合，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世界银行报告所强调的高质量增长并不是一种奢侈品，对国家抓住时机改善这代人和子孙后代的生活有决定性的意义，穷国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重视高质量增长。
    新的发展阶段、新的背景和新的问题要求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进行转向。一是要由研究摆脱贫困转向研究跨越“中等收入陷井”。二是要由指导经济起飞转向指导经济现代化。就现代化来说，目前对现代化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我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是要追赶发达国家。三是要由单纯追求国富转向追求民富与国富并重。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两个倍增计划，立意深远，十年GDP总量翻一番和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并列，GDP总量翻一番是国富，人均GDP翻一番是民富。四是要由速度型发展理论转向质量效益型发展理论。
    二、发展目标的改变：以人为本
    当一个国家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的时候，发展目标主要是追求GDP，而且主要是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后，应该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尤其要突出消费的拉动作用。
    以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的目标由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转向追求人民的富裕和幸福，这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理论所强调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但过去长期的发展方式并没有实现这样的目的，实际上是为生产而生产。
    过去的经济学是研究生产的经济学，而不是研究消费的经济学，以往的经济发展理论基本上属于供给的经济学。中国不能停留在生产大国的阶段，还要成为消费大国，经济发展目标就要有所改变。
    列宁曾以“一条牛身上扒下两层皮”的比方来说明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状况。中国商品出口到美国，市场售价比中国还便宜，这是被扒下的“第一层皮”。从美国很不容易赚回的美元遭遇贬值，人民币升值，“第二层皮”就被扒去了。用储备的外汇去买美国的国债券，美国主权债务危机，国家债券贬值，“第三层皮”也给扒去了。中国人真的只需要生产不需要消费吗?如果中国成为一个和生产大国地位相适应的消费大国，扩大内需也就能成为现实，经济增长也就可以注入足够的动力。
    消费需求成为主要拉动力后，消费力、消费需求、消费业态就进入经济发展理论的视野。例如现代的市场营销理论，就不只是强调生产适应消费，而是要创造消费者，不断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者，生产才有不竭的动力。
    在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要迅速改变多年累积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很难，使扩大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也需要一个培育的过程。培育消费力和发展生产力同等重要。在《资本论》研究中，大家注意到了发展生产力理论，还有一个理论尚未被充分关注，就是消费力理论，没有消费力哪来生产力?我们过去只谈生产不谈消费是不够的。培育消费力有多种途径，一是在分配方面要解决收入提高问题，做到有钱可花，有钱敢花;二是要解决消费升级和消费业态问题。
    以人为本的发展涉及公平性发展问题。过去的30年中国的改革着力点是提高效率，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政策层面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30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压力，在这个背景下是否仍然强调效率优先值得思考，现在需要强调的是包容性经济增长，也就是使人民能够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学习十八大精神需要特别注意几个表述。一是把GDP的翻番和人均收入倍增这两个目标并列，其深刻的经济学意义何在?强调人均收入倍增，不是指国家给老百姓的收入翻一番，中国不可能走向福利国家，国家财力也不允许国家给老百姓的钱翻一番，指的是人们挣到的钱要翻一番，需要给老百姓创造更多的挣钱机会。在研究当前的社会矛盾时，需要注意收入差距指数已经到了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顶点，因此政策导向需要调整，要由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转变为让大多数人富裕起来。过去的几次党代会报告使用的提法是扭转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趋势。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政策层面的重大调整，意味着要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变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所谓公平正义涉及三个公平，一是机会公平，一是权利公平，一是规则公平，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但这三个公平可以先行实现，过去强调效率性经济学，现在强调的是公平性经济学。在“中等收入陷井”面前，如果不讲公平，随之产生的社会矛盾会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
    三、增长路径的改变：创新驱动
    十八大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回顾经济增长模型的演进，早期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思想是经济增长是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投入的函数，其后虽然加入了技术要素，但只是作为外生变量和“余值”起作用。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了新经济，并相应产生新增长理论，就有了依靠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实现内生增长之说。因此“创新驱动、内生增长”成为新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描述。
    创新驱动作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来，可以追溯到波特将经济发展概括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资源驱动。由于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便宜，具有比较优势，通过大规模投入生产资源来推动增长具有必然性，因此该阶段具有明显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的特征。第二阶段：投资驱动。大规模投资以获得规模经济成为主要特征，同时由于技术物化于生产设备，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难以分割，因此，第二阶段是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的过渡阶段，兼具大规模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比重特征。第三阶段：创新驱动。创新取代要素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经济增长将表现出典型集约型增长方式的特征。
        
    第四阶段：财富驱动。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第三阶段，就是创新驱动的阶段。当然，接下来是不是财富驱动阶段，有待研究。
    在我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产生的背景是什么?在低收入阶段依靠物质资源投入推动经济增长，这种模式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阶段时矛盾急剧凸显，从投入来说，物质资源投入不足的瓶颈越来越紧，从产出来说，虽然经济总量很大，但是高产值伴随着低附加值，从而导致低收益，因此虽然中国的GDP总量已是世界第二，但人均GDP却是世界第89位。正是基于这个背景，经济增长模式需要调整为创新来驱动型，一要创造新要素，二要增加附加值。
    创新驱动具有哪些新的特征?创新驱动的核心是科技创新。过去都是讲技术创新，现在讲科技创新。一字之差，有明显的内涵区别。实际上强调的是由技术创新向科技创新的提升。
    创新是指新技术、新发明、新商业模式在产业和商业上第一次采用，广泛使用新技术即技术进步。库兹涅茨说：“知识和技术的创新是任何重大经济增长的前提。但是在现代的经济增长中，这种创新的频率显然快得多了，并且为速度更高的总体增长提供了基础。” 这段话强调了知识和技术的创新是增长的前提，同时也强调了在现代增长中创新的频率要快得多。
    由技术创新向科技创新的提升，关键在创新的源头。技术创新以企业创新为源头，就是在企业里进行技术改造，在企业里研发新产品、新技术。科技创新则以科学发现为源头，从20世纪80年代新经济产生开始，科学和技术之间联系就愈加紧密起来。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方面的科学发现很快就会转化为新技术，并且迅速成长为新产业，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直接推动了技术创新。
    历史上一项科学发现应用到于生产一般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如今一项科学发现从发现到生产应用一般就是几年的时间，甚至是同步交叉进行。以前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两者是分开的，现在却交融在一起。苏南地区最早发展乡镇企业的时候，有“星期六工程师”的概念，主要是靠工程师解决企业的问题，今天则是“星期六科学家”，需要科学家来解决企业的问题，南京大学在江苏几乎所有的地级市就建立了研究院或科学园。产学研密切合作的创新模式正在形成。以前各地着力引进外资，现在则是着力引进大学建大学科技园、研究院，这是对创新驱动的最好诠释。
    经济增长转向创新驱动需要克服在发展中国家流行的跟随理论，由引进和模仿创新转向自主创新，站到同一创新起跑线。以前一项新技术的突破，都是在发达国家首先产生的，发展中国家去学习、引进。现在在探讨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时候，应该有同一创新起跑线的意识，你搞新能源我也搞新能源，你搞新材料我也搞新材料，你搞新生物医药我也搞新生物医药，在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的时代，新科技革命对每个国家都是机会均等的。
    所谓创新驱动，还体现出了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协调。十八大报告提及知识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两个概念，强调二者的协同，以解决好新科学发现向新技术的转化问题。
    论及科技创新，还必须探讨科技创业的问题。首先，需要对资本的概念有新的理解，传统的发展理论重视物质资本的积累，新增长理论则强调现代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知识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罗默和卢卡斯两位新增长理论经济学家分别论述了这个问题，罗默强调知识的创新和积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卢卡斯强调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和永久动力。技术创新的能力依赖于体现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企业家的创新素质和参与科技创新的科技人员的知识积累。
    自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后，经济发展历程就被划分为旧经济时代和新经济时代。在旧经济时代，创业主要靠资本(资金)，是以资本(资金)招技术，是物质资本雇佣劳动;在新经济时代,创业主要靠知识和技术，是以知识和技术招资本(资金)，物质资本被知识资本所雇佣，创业的主动因素是知识和技术，物质资本则作为风险投资，从属于知识资本。相较于物质资本，知识和人力资本增值的速度更快，增值能力更强，它们将替代资本家成为财富创造的中心。这个理论可应用到股权安排和分配问题上，重视知识和人力资本的作用和相应的份额。这体现支持创新驱动的制度创新。
    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产业创新
    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要有全球视野。人们通常把世界上的国家区分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现在从经济结构角度可把世界上的国家也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消费和服务主导型国家，就像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这类国家既富又强，但是面临就业压力;第二类是像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和出口主导型国家，这类国家经济体大，就业充分，但是不富裕;第三类国家是资源型国家，资源型国家又有两类，有的很富，但是不强，比如一些石油出口国，有的国家非常贫困。国内各地区一样大致也可参照以上标准分为三类，上海是第一类地区，消费和服务主导型，苏南是是制造业和出口主导型，苏北是资源型，东、中、西部也可以这样区分。
    这次金融危机以后，这三类国家都开始转型，第一类国家着力解决就业问题，其转型的方向就是发展制造业和扩大出口，比如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出口五年翻一番和再工业化。第二类国家如我国着力解决大而不富的问题，一是要扩大消费，以消费拉动经济发展，二是要发展服务业。第三类国家为了减轻对外国的依赖性，倾向于发展制造业。
    这样的转型趋势对中国的影响很大，作为制造业和出口主导型国家，尽管提出要扩大消费，发展服务业，但是当前经济主体还是制造业和出口，由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以及资源型国家也发展制造业的原因，中国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的竞争压力和资源供给压力日益加重。举例来说，国际市场以石油不断涨价为代表的能源、原材料供应压力非常大，面临国际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国际产能过剩又凸显出来，面对全球经济转型的趋势和压力，中国必须有相应的对策。主动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就是十八大所要求的，经济增长要更多的依靠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推动。
    波特认为：“竞争力以产业为度量单位，国家的竞争力在于其产业创新与升级的能力。” 这就是说，产业结构的调整并不是简单的数字比例问题，关键是要有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撑。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优势，最为重要的是发展在该时代处于领先地位的新兴产业，及时有效地更新主导产业，形成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产业创新需要建立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结合推进的基础上。产业革命以创新知识密集产业和绿色技术产业为标志。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既代表着科技创新的方向，也代表着产业发展的方向。目前所讲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正是要致力于破解人类持续发展与自然资源供给及生态环境承载不堪重负之间的尖锐矛盾。
    产业创新的目标是培育产业的竞争优势。经济学中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这两个概念。当前背景下谈优势，不能过多地强调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所谓国家和区域竞争优势，首先是产业优势。波特认为国家的竞争力主要是看“一国产业是否拥有可与世界级竞争对手较劲的竞争优势” ，就是产业能不能和发达国家较劲。
    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旦培育成功，一个地区的整体产业结构就会发生重大变化。强调竞争优势就是要把技术进步和创新作为思考的重点。十八大报告和十二五规划都提出要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评价一个企业、一个产业、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是否具有核心竞争力，无外乎就是看是否具备这四个方面中的一项或几项。
    五、二元结构现代化：直面三农
    所谓二元结构或发展中国家落后性，表现在采用现代技术的工业部门和采用传统技术的农业部门并存。改变二元结构现状的理论有两种，一是刘易斯模型，一是舒尔茨模型。刘易斯认为农业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改变二元结构的基本途径是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现代工业部门扩大资本积累，直至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工业部门反过来支持农业部门进行技术改造。舒尔茨认为农业中现有生产要素已得到了最有效的利用，农业需要引入生产要素才能得到改造，其阻力是农业投资的收益率太低。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走的是刘易斯模型的路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转移到城市部门。当前中国城市化率已接近52%，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速度减慢，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解决三农问题的下一步举措，思路上需要有大的变化，要由原来的转移剩余劳动力，转为向农业中间引入新的生产要素，来实现三农现代化的目标。
    以前有三句话很流行：工业化解决农业问题，城镇化解决农村问题，市民化解决农民问题。这三句话都是寻求以三农以外的发展去解决三农问题。从目前扩大的城乡差距来看，需要以农民、农村、农业为直接对象来解决三农问题。关于农业的落后性，很多人的观点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太低，事实上，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其人力资本是相称的，以妇女和老人为主的农业劳动力能够实现这样的生产率，已经不算低，农业现代化真正需要重视的是引入新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引入人力资本。为此需要以下三个方面创新。
    第一是制度创新。改革开放初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当时是制度创新，但在当前形势下已经不足以解决问题。首先要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建立农村家庭农场这样的组织;其次要改革农产品的流通机制，降低农产品的交易成本。
    第二是技术创新。农业中的技术创新有两类：一是生物创新，二是机械创新。我国具有较强的机械创新能力，能够节省劳动力，机器排挤劳动力，农民会抵制使用。生物创新能够增加产量，增加收入，更受农民欢迎，但是我国生物创新的能力不强。因此应该将生物技术创新作为发展的重点。要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优化农产品的品种。当前新科技革命的重要领域是生物技术领域的革命，发展绿色、高效农业。
    第三是生产方式的创新。改变传统耕作方式，推进农业生产的工厂化，扩大农业生产过程的分工，延伸农产品加工链。坚持市场导向，重视专业化、特色化，根据市场导向调整农业结构。
    当前中央特别强调城镇化问题，将城镇化作为解决当前农村问题以及扩大内需的一个突破口。需要注意区别城市化和城镇化，已有的城市化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进了城市，将城市作为发展的重点。在我国的实践中，20世纪80年代苏南地区探索了城镇化道路，将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镇。现在推进的城镇化的概念和以前的城市化不一样，特别是当前我国城市化率过半后，发展重点应该转向农村及城镇。
    城镇化要与城市现代化协同推进，以克服我国城市现代病这个严重阻力。城市环境、交通、治安等问题导致城市的发展不可持续，现代化进程受阻，需要通过城镇化的途径把部分产业和居民向城镇转移。现有的城市如果不能腾出空间将无法实现最终的现代化。所谓城镇化，十八大报告中阐述为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的功能，就是要通过城镇的城市化，解决好城镇的城市功能，使城镇能够容纳原来在城市里的人口和产业，只有这种城镇化发展才能解决好现在的城市现代化，城镇化的目标和任务必须要放在推进城市现代化的这个目标中来推进。城镇化不是大拆大建，应该是城乡一体化意义上的城镇化，也就是要让城市的发展要素流向农村，能够使农民享受到城市文明。
    城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农民的市民化。十八大报告没有使用农民工这个概念，而是讲农业转移人口。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努力实现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需要指出的是，只是解决进城的农民工的市民化是不够的，否则会产生农民进城获取市民权利的状况，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城镇化不但要让进城的农业转移人口享受市民权力，还要使留在农村的人也要市民化，享受到市民的权力。这就需要将提供给市民的机会和设施安排到农村、城镇去，扩大城镇就业的机会，把高质量的教育、文化医疗设施办到农村、城镇，增加农村特别是城镇的公共产品和公共设施的供给，最终使农民不进入城市就能享受到各种市民的权利。
    总结以上分析，中国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以后，在发展理论和理念方面出现了的几大转变。总体上是要由摆脱贫困的经济学转向跨越“中等收入陷井”的经济学，由速度型发展理论转向质量效益型发展理论。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发展战略基点由供给驱动加外需转向需求推动加国际资源;发展目标由GDP导向转向以人为本;增长动力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发展目标由效率增长转向公平性增长;增长路径由资源投入转向创新驱动;产业发展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城市化建设转向城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