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凤武：重议劳动阶级与剥削阶级

    （一）劳动阶级
    １工人阶级
    与其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派别相比，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突出特点和高明之处，在于找到了实现从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物质力量，即受剥削、压迫的工人阶级．马克思早在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之前，就在批判黑格尔的法律哲学时，指出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并决心献身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恩格斯在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具体考察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不但揭示了工人群众的苦难，而且指明了他们身上蕴藏的革命能量．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哈诺夫、列宁、葛兰西、毛泽东、邓小平等人都对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给予了或曾经给予了高度评价．但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未将工人阶级神化，没有象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那样，将＂大公无私＂一类高尚品德赋予工人阶级．（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１３６８页）相反，他们曾多次指出了工人阶级的缺点和不足之处．马克思明确反对＂把无产者看做神＂，愤慨地谈到＂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造成了＂无产阶级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４５页）恩格斯则谈到了英国工人阶级中，存在着种种＂道德堕落＂的现象．在欧洲１８４８年革命失败后，工人阶级普遍消沉起来，对此，马克思说：＂英国工人阶级过去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苟安于政治上的毫无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第１０页）恩格斯也说：＂英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精力几乎完全丧失，并且宣布自己完全容忍资产阶级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３３４页）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曾看到：＂无产者……也有劣根性．＂（列宁全集第在２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３３３页）在十月革命后不久说到：＂在一百多年以前，创造历史的是一小撮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则尚在沉缅不醒的状态．＂（列宁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４９１页）那末一百多年后的情况又怎样呢？列宁认为工人阶级现已表现出了伟大的历史创造力，但＂＇工人阶级的力量＇不是没有极限的＂，有时会＂失掉了阶级性＂．（列宁全集第３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６、４页）事实上，任何国家的广大工人群众，首先想到的是个人的生存，然后才逐渐认识到＂组成为阶级＂的必要．在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一度活跃起来的上海工人运动，在三十年代国民党反动派搞白色恐怖期间，消沉下来，广大工人在为找到工作而奔波，为家庭妻儿老小的生活而忍受欺压．当时党内冒险主义者不了解这一点，从＂工人阶级具有革命彻底性＂的观念出发，硬是发动＂飞行集会＂一类斗争，结果不能不碰壁．那时，只有极少数工人才敢于参加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活动，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斗争．直至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革命队伍的基本成分都是到革命军队中寻找出路的农民．随意美化工人阶级的观点和做法，一度造成了革命队伍中一些真诚改造世界观的知识分子，在学习工人群众的优点，克服自己的弱点时，连工人中的一些落后意识，不良习惯，污秽话语，也＂学到＂了，以为这就是＂工农化＂了．应当承认，这种＂勉强学习＂的做法，曾造成某些知识分子的二重人格和矛盾心理，并在政治环境改变时，走向了另一极端――轻视工人阶级．总之，既要看到与社会化大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工人阶级具有先进性和革命性，又要看到工人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和弱点．这样，便如马克思说的那样，＂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之后，无论怎样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４４页），也如列宁说的那样，＂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社会发展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列宁全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２０７页）
    ２革命阶级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做为革命的阶级，已被革命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而其中的工农联盟是基础，工人阶级则在这四个阶级的统一战线中居于领导的地位．但是，这种领导地位是怎样体现的呢？这里需要对工人阶级领导问题，做些历史考察．马克思与恩格斯曾几次提到工人阶级领导的问题，如讲到工人阶级＂把生产和分配的领导权，从迄今为止掌握这种领导权但现在已经不能领导的那个阶级手中夺过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６３－１６４页）．这里指的是，对＂生产和分配的领导权＂．又如讲到＂小资产者和农民的大批涌入的确证明……，无产阶级已经确实成为领导阶级＂．（同上书，第４０４页）这里指的是，对＂小资产者和农民＂的领导．不过，在他们的革命生涯中，很少谈及工人阶级领导的问题，事实上，称某个阶级进行领导，容易造成误解，似乎由该阶级全体成员来领导，而这样＂领导＂是难以进行的．在列宁的革命生涯中，多次谈论工人阶级领导的问题，指的主要是对农民阶级的领导．在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中，苏维埃政权处在危险的关头，列宁派出了以工人为主的工作队，到乡下去执行＂余粮收集制＂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其结果固然暂时解决了包括工人、职员、工商业者的挨饿问题，但却激化了苏维埃政权同广大中农的矛盾，即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有些中农甚至参加了白匪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使内战持续了三年之久．毛泽东在建党后不久，就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认真地分析，指出了在各革命阶级中，工人阶级居于领导地位．毛泽东先是指明了工人阶级的＂集中＂和＂经济地位低下＂，后又指明了工人阶级虽然文化程度低，人数少，但＂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和＂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特别是指出了中国工人阶级还具有＂身受三种压迫＂以及＂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等优点．中国的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由于长期处于受剥削和压迫的地位，使其必然具有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倾向与可能．但工人阶级的某些优点，是其所不具有的．至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则具有革命与反革命这种两面性，无产阶级是在对其又联合又斗争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领导权的．知识分子是不是一个阶级？这可以从不同视角做出不同的回答．马克思与恩格斯虽然习惯于用阶级观点来观察知识分子，但他们没有简单地把知识分子归属到特定的阶级中去，他们不但说过＂医生＂可以是一个阶级，而且还说过＂学者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９９页），这和后来鲁迅先生说的＂知识阶级＂是类似的．列宁则较多地把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联系起来，经常批评欧美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偏见＂．毛泽东始终不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阶级，以致提出了所谓＂皮毛理论＂．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把＂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等列入小资产阶级行列，是有道理的．许多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也都以＂小资产阶级＂自居，并努力改造思想，争取加入共产党，即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分子，并且是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先进分子．但＂皮毛理论＂毕竟有一定的片面性，即忽视了知识分子的某种独立的特性和优点．人类社会做为一种自组织系统，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总要花费一些成本来培养知识分子，使他们在才与德等素质上超过普通劳动者．例如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要花钱兴办教育，民众也常常不惜工本让子女上学，不就是想让他们成为有知识的人吗？对知识分子问题同对其它问题一样，如列宁曾经说过的那样，不能只从阶级观点进行观察，不能只有阶级关系这一种视角，而毛泽东的＂皮毛理论＂只是抓住了阶级关系这一种视角．他在晚年把包括建国后共产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在内的知识分子说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为了实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主张，向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上层建筑＂领域派出＂工宣队＂，结果遭到了失败．当然，在那种强调＂皮毛理论＂的氛围中，人们在肯定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时，往往要给它戴上工人阶级这顶光荣的帽子．新中国建立之初的１９５０年，在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文件中，就将受顾的职员说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时在教师中广泛建立起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一－工会，曾大大鼓舞了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广大知识分子．在遭到＂文革＂浩劫后的１９７８年，邓小平重申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更使广大知识分子感激万分，甚至是热泪盈眶，决心为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而献身．但今天细想起来，观察事物可以设定不同的参考系，＂阶级参考系＂只是其中的一种，知识分子做为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有着不同的联系和关系，并且本身的思想政治状况也呈现着复杂性．不一定非要将知识分子划到某一阶级中去不可．（可参阅拙著＜当代知识分子社会心理分析＞，光明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８年出版）
    ３当代中国工人
    当代中国工人的绝大多数是＂文革＂结束以后参加工作的，其中既有在国有企业工作的，也有在非国有企业工作的．人们常常忽视这后一部分人，因为这部分人中，所谓＂农民工＂占了多数．其实，在上一世纪二十年代，已经走上政治舞台，参加了平汉铁路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和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产业工人，大体上也是几年前，二、三十年前从农村来的＂农民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民工＂的数量剧增，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２００９年的＂农民工＂的数量已达２亿３千万，他们中有少数人，常常处于失业与半失业状态．即使是国有企业的工人，也有些是＂下岗工人＂或＂待业工人＂．现时代，中国工人阶级的思想政治状况如何呢？这里以１９９３年山东省诸城市的一次调查为例，具体说明国有企业的工人的思想政治状况，以澄清长期以来加在工人阶级头上的不当说法．当时的市长陈光，曾对一家有三百多职工的国有企业做问卷调查，提出的问题是＂如果看见企业有人偷公物，你怎么办？＂结果有三种回答：回答称＂装未看见＂者为２２０人，回答称＂他偷我也偷＂者为７６人，回答称＂与小偷斗争＂者为１３人．应当说，这种情况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是普遍的，它既表明把工人阶级的品格说成＂大公无私＂是缺乏根据的，也表明当时的＂吃大锅饭＂的体制是非改不可的．也正因此，中国大陆出现了将中小国有企业特别是小型国有企业出售给民营企业家的浪潮，陈光市长也有了＂陈卖光＂的绰号．不可否认，在中国的国有企业中，也出现了象李素丽、徐虎、许振超、郭明义这样一些劳动模范和英雄人物，但那是很少的，不应象主流政治言说那样把他们说成是工人群众中的主体．至于在＂农民工＂中，固然也涌现了一些劳动模范乃至英雄人物，但更为稀少．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有少数被称为＂农民工＂的工人，在打工之余，特别是在被辞待找工作期间，游逛滋事，道德堕落，其中还有人进行犯罪活动．在对中国当代工人的状况做出客观地分析之后，仍然沿用多年来那种＂工人阶级领导＂的提法，就显得不够确切了．现实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表明，与其说当代中国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不如说当代中国是由知识精英领导的，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正是由这些知识精英的代表组成的，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也没违反什么＂信仰＂．至于流行多年的＂工人阶级领导＝共产党领导＂的公式，也到了从原则上进行修正的时候了！
    （二）剥削阶级
    １资产阶级
    对于资产阶级所起的重大历史作用，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就从它在反对封建主义和推动大工业的迅猛发展中做为领军者的视角阐述过了．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和巩固起来后，资产阶级的积极的历史作用是否就完结了呢？马克思与恩格斯虽然从总体上认为资本主义已走向下坡路，经常出现经济危机和无政府状态，但他们并未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在十九世纪以后仍有较快发展这一事实，而这也在表明资产阶级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历史的进步．他们有时谈论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工业资本和社会财富的增长，肯定资产阶级政府扩大民众的选举权的举措．他们尽管蔑视法国资产阶级在路易o波拿巴时代的无耻勾当，但还是肯定它在发展经济，拓展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上的重大作用．他们对德国俾斯麦政权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多次揭露其内外政策的反动性，批判了资产阶级既与俾斯麦矛盾又与俾斯勾结的嘴脸，但他们也不否认资产阶级在促进当时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在资产阶级默许下通过选举使德国工人阶级政党成为议会重要政党这一民主成果的事实．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总体上没有陷入机械阶级论，
    认为资本家虽然是资本的人格化，但他们不把资本家个人视为＂阶级敌人＂，恩格斯本人就是资本家嘛！他们有时还对资产阶级政治家予以赞扬，如曾赞扬过美国总统林肯．他们在晚年还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对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制＂的容忍，以及对工人阶级有利的＂普选制＂的支持．到了列宁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向前发展了，出现了以垄断为主要特征的帝国主义．列宁在对帝国主义进行经济与政治分析时，正确地指出垄断所带来的阻碍技术进步的倾向，举出了欧文斯发明先进的制瓶机曾被搁置不用的事实来说明．列宁还指出，垄断在经济生活中起了决定作用，银行的新作用带来的金融寡头的统治，资本输出占有了突出的地位，资本家同盟造成了国际卡特尔对世界的经济统治，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将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这就是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列宁由此得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寄生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结论，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列宁忽视了事情的另一面，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调节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的能力，列宁断言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便显得过早了．应当说，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提出的＂超帝国主义＂论，与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和列宁的分析相比，是浮浅的，但他未把＂帝国主义＂固定化，而把＂帝国主义＂视为一种反动的政策，则是有一定见地的．后来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既由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列宁的某种正确性，又由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和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证明了考茨基的某种正确性．可以这样说，列宁在对帝国主义问题的判断上是深刻性有余但显短视，而考茨基在对帝国主义问题的判断上则是远见上有余但欠深刻．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新的科技革命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起来，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原子能技术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起来，各国的社会生产力得以突飞猛进，广大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大大缓和．现在很少有人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叫做帝国主义国家了，也极少有人把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叫做帝国主义者了，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中不再提＂打倒帝国主义＂的原因．至于美国和北约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常常搞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可视为其有时还在实行＂帝国主义政策＂，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但在其没有实行帝国主义政策时，仍将其攻击为＂帝国主义国家，是不应当的．可见，列宁当年对帝国主义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具体分析，多数已失效了，也就是说，现代资本主义并没有腐朽和寄生，更没有垂死，资产阶级调节社会生活的能力仍显得强劲．人们还要注意到现代资产阶级的这样一种变化：当年马克思在引述托o约o登宁所说的那种资本家只要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敢冒杀头危险的现象，已属极个别的了．而象美国首富比尔o盖茨那样决定将身后财产捐献社会的资本家，多了起来．近年百万富翁巴特菲要求政府增加对富人的税收，为奥巴马总统的高征税主张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此举甚至影响到了法国的资本家．把这类义举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欺骗＂，是不符合实际的，是某些列宁主义者固守已经僵化了的教条的表现．
    ２反动阶级
    在剥削阶级中，人们几乎公认至少在二十世纪的世界各国，地主阶级就总体上说，已是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反动阶级了．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地主阶级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曾对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做出过贡献，就是毛泽东说过的它的＂生气勃勃＂的时期和它曾处过的＂先进者＂的地位．特别是中国，在周代分封制瓦解后，地主阶级成了主要的剥削阶级，而不象西欧那样农奴主和封建领主是主要的剥削阶级．农民的人权状态要好于农奴的人权状态，土地也可以自由买卖．从流传至今的文艺作品看，其中所歌颂的寒窗苦读，求取功名，廉洁奉公，造福百性，英勇善战，主持正义，为民除害，不惧庭权之士，多属地主阶级．即使受到歌颂的除暴安良，杀富济贫者，也不曾将矛头指向整个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即使到了二十世纪，对于从总体上已处于反动地位的中国地主阶级，也要进行具体分析．正象当年列宁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区分过＂文明的资本家＂和＂不文明的资本家＂一样，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也应当区分出＂文明的地主＂和＂不文明的地主＂．地主阶级中的一些人是靠辛勤劳动，开荒种地发展起来的．他们固然通过出租土地或雇佣农民从而剥削了劳动者，但对于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来说，这种租雇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资关系的性质，并与封建时代的超经济强制有所区别．一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既有的社会关系下，认为自己受雇是谋生的手段，因为有了土地耕作，就能养家糊口，不致冻饿而死．有些地主绅士，能以收雇无依无靠的贫苦农民，在大灾之年开仓赈济贫民，表现出了人性中的善与美．象抗日战争期间陕北开明士绅李鼎铭那样的地主，虽然是少数，但也不是个别的．另有少数地主则是对农民剥削过度，不问受雇者或承租者的疾苦和死活，甚至仗势欺人，鱼肉乡里．象与李鼎铭同时期的四川恶霸刘文采那样的大地主（据有人调查，他曾用捐助办学的善事来掩盖自己的丑行），虽然是少数，但也不是个别的．既不能认为象李鼎铭那样的地主占多数，也不能认为象刘文采那样的地主占多数，更不能把地主说成＂天下乌雅一般黑＂，并以此来进行所谓＂阶级教育＂．把反对在土地改革中对地主乱打乱杀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攻击为＂立场不坚定＂，是错误的．当然，如果在土地改革中，有的平时表现较好而对农民并无过分剥削和压迫的地主，反对＂均田地＂、＂耕者有其田＂，进行破坏土地改革的活动，那是应当进行坚决斗争的．因为只有从根本上废除反动的封建土地制度，才能使生产得到发展，使农民翻身解放，并为真正的自由创造必要条件．长期以来，众多论者一直把歌剧＜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当成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或典型，这种误解为机械阶级论的宣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消极作用．其实，黄世仁并不是广大地主真实情况的写照，只是刘文采一类恶霸地主的典型代表．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中，众多地主是中共的团结对象，并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毛看完＜白毛女＞后表示说：依据抗日民主政府的法律，象黄世仁这样的恶霸是应当判刑的．这就说明，毛泽东并不认为黄世仁是整个地主阶级的典型代表，而这是正确的．无疑，＜白毛女＞是一部优秀剧目，但它的优秀并不在于揭露了地主阶级的本质或多数地主的恶劣，而在于揭露了少数恶霸地主的人性恶及封建主义政权在事实上对这种人性恶的维护和放纵．
    ３当代中国资产者
    人们从十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得知，在工业企业中，无论在数量、产值和资产总量上，还是在就业人数上，民营企业都已超过了国有企业，这说明中国目前存在着一个新的资产者群体，亦即事实上的资产阶级．应当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呢？首先，这个资产者群体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只有出现这个群体，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政治，才能取得实质上的进步．邓小平做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最先看到了这一点．这是通过建国后的一段时间的痛苦实践，所得到的重要教训，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沉思的重要成果．用邓小平当时的话说，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用＂先富＂带动＂后富＂，以便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和其他一些肯于思考问题的领导人、理论家、学者看到，传统的＂同时富裕＂，只是一个美好的幻想，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种幻想很快会转化为＂同时贫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就大体如此．按马克思关于个人是出发点的思想，合理的私心正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人的素质和境遇总是有区别的，在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必然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要经过＂个人主义＂的发展阶段，从而出现富者与贫者的区别．那些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工作，用自己的体力支出和脑力支出，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中，包括某种机遇，而发家致富的人，既为自己得利，又为社会做贡献．这里就有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剥削＂的问题．＂剥削＂一词，既有个科学、真理的视角，又有个功能、价值的视角．从前一视觉观察，所有者或管理者与其属下的工作者，只有在两者不能做到＂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报酬＂时才发生了＂剥削＂的问题，否则就难说是剥削．从后一视角观察，所有者或管理者与其属下的工作者，只有在后者感觉到或认识到＂不公平不合理＂，从而没有工作积极性，要求改变现存生产关系时才发生了＂剥削＂的问题，否则就难说是剥削．在建国前夕刘少奇去天津考察工业生产形势时，发现多数资本家不愿意继续开业生产，而这似乎与当时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消灭剥削＂相吻合．但这种＂消灭剥削＂的行为，却不利于资本家、工人、社会这三方面的利益．而开工生产，对三个方面都有利和有功．在这种情况下，做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刘少奇用带有妥协性和幽默感的语言，劝说资本家们尽快开业生产，并帮助资本家为此创造条件，是正确的．天津的资本家们由此便放下心来，克服困难，较快地开业生产，工人摆脱了失业状态，社会增加了财富，这对全国当时已解放了的城市的工作，发生了积极的影响．今天，邓小平等领导人和广大干部、理论家、学者，不把当代中国资产者叫资本家而叫民营企业家，不说民营企业利润是剥削，是与多年来＂批判资产阶级＂所造成的顽固的观念和心理习惯直观相关的，因而是合理的．可以预见，随着李嘉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的发展乃至修正，人们会对＂剥削＂一词，乃至资本家这一概念，做出更为科学、深刻，并更好体现语言功能的解释来．在肯定新时期资产者――民营企业家在总体上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要看到他们不但必然带有特定阶级地位的某种局限性，以及中国当今社会存在的严重的消极腐败现象对他们的影响．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能力和机遇，而是靠坑蒙拐骗和贿赂官员发财致富的．如果说坑蒙拐骗尚难说是多数，那么向官员行贿则已是多数，行贿者未必都是弄虚作假者，有些人只是想避免官员们故意刁难自己．人们已习惯在企业支出中列出＂公关费＂一项，大摇大摆、理直气壮地向官员进贡．在几年前云南省弥勒召开的一次民营企业家大会上，在三百余人中只有几个人称自己未向官员行贿过！这就是资本与权贵的结合．而正是这种结合，使新时期的中国资产者的许多人又具有阻碍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正常发展的消极面．（摘编自尚未出版的拙著＜当代政治言说社会心理分析＞第四章第（四）（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