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论“莫干山会议”精神

    [编者按] 9月15-19日，由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主办、《第一财经日报》联合主办的“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将于浙江莫干山召开。本文作者常修泽教授系1984年“莫干山会议”（“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的亲历者。会议期间,他参与了对外开放组的讨论。其论文《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被选登于《经济日报》刊发的《探讨经济改革中的理论问题——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1984年9月28日）。近年来，作者根据自己的亲历和保存的历史资料，为《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一书专门撰写了《莫干山会议》一章。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思考和探索“莫干山会议”的精神特征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特撰此文。
    [摘要]上世纪80年代,在关系中国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新一代中青年学者用其坚实的“铁肩”,通过“妙手”撰写的“文章”,“担”起了改革开放的“道义”
    1984年9月3日至10日,笔者有幸参加了在浙江莫干山召开的 “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
    这次会议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的学术会议。这次由中青年经济学者自己发起、组织召开的学术讨论会,标志着一代有时代责任感的经济学者群体在中国大地的历史性崛起。这次会议,不仅为此后国家改革开放思路提供了重要的咨议,更重要的是,会议所体现的精神,作为一种思想财富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我在为《新中国经济学史纲》撰写的《莫干山会议》一章中曾指出,这种精神“受世人之瞩目,跨世纪而弥鲜”,直到今天依然具有时代价值。那么,“莫干山会议”精神有哪些特征？本文依据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体验,对此作一探讨。
    一、时代责任精神
    在1984年9月3日“莫干山会议”开幕式上,中共中央宣传理论部门的负责同志作为出席会议的中央部门代表致辞,题目为《时代的召唤 崇高的责任》。28年过去了,这篇“油印稿”虽已略微发黄,但“时代的召唤 崇高的责任”仍历历在目。这里的“时代责任”,我认为,正是“莫干山会议”的精神追求之一。
    那么,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时代的召唤”呢？中青年学者承担的又是何种“崇高的责任”呢？笔者当时作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一名青年研究人员,此时恰好从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深深感到,当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确实面临重大的“时代呼唤”。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最初几年,改革的主战场是在农村,城市只进行了企业层面局部的放权让利试验。到1984年,农村改革已有起色,但城市改革总体尚未起步。随着改革的深化,整个国家面临着如何由农村改革拓展为全面改革的历史性课题。邓小平适时指出:“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但从当时情况看,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的影响,加上意识形态原因(在1983年“清污”运动中,有人把商品经济理论当成“精神污染”来批判),整个改革举步维艰。此时此刻,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遇到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此时,遇到的突出理论问题是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即到底是继续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或计划经济体制的变形“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惯性运作,还是另辟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路？而从实践上来说,遇到的问题更多,比如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到底是什么？如何在计划经济的重重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如何推进价格改革,使价格能提供正确的市场信号、促进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如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把它改造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如何实施政企分开,打破行政区划,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特别是怎样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创办经济开发区？总之,如何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推向新的阶段,这一战略任务历史地落在中青年经济学者身上。
    从任务承担者的角度看,上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开始崭露头角。此时,大体有三支队伍引人注目。一是高等学校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地方社科院青年研究队伍;三是在京的中央和国家部委的相关研究机构,以及挂靠在相关部委、具有民间“基因”的研究组织(如“农发组”)的青年研究人员。此外,民间还有大量的关心改革的中青年也在执着探索。这些青年朋友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其中有不少亲身经历过农村生活的磨难),对中国社会底层的真实情况有比较深刻的洞察,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衰退及人性遭受的压抑有深切的体会。他们思想解放,视野开阔,他们敢想敢说,极负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莫干山会议”正是由这批中青年经济学者主动发起、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如王岐山同志等)参与并支持的一次“民办官助”的会议。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五四运动”时期革命先烈李大钊的这一不朽名言,曾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年“担当”重大责任、追求社会道义的决心。上世纪80年代,在关系中国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新一代中青年学者用其坚实的“铁肩”,通过“妙手”撰写的“文章”,“担”起了改革开放的“道义”,表现了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和时代责任感。这种历史的担当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二、公平竞争精神
    中国是一个“官本位”根深蒂固的国家,加之在社会转型中又滋生了“关系学”、“唯学历论”等不健康的风气,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青年学者的成长。从当时情况看,各省市、各部门都蕴藏着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经济学者,他们如同《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所说的“颖”(“锥子尖”)一样,蕴藏着思想的锋芒。问题在于如何发现这样一批“颖”,使之能够“脱颖而出”？这就需要一套体现公平竞争精神的人才挖掘和选拔机制。
    “莫干山会议”的闪光之处在于明确提出了“以文选人”的原则。1984年6月12日,《经济日报》发布了一条颇为引人注目的新闻,题为《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广泛征集论文邀请入选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消息指出:“从本月中旬开始,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论文入选将作为正式代表应邀出席会议。”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在选文章的过程中提出了“五不讲”,即: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在“等级制”、“关系学”和“学历至上”的社会氛围下,就是这条“英雄不问来路”的“五不讲”,给各行各业、各个层面的中青年朋友公平参与竞争带来了希望。
    这种平等竞争的精神对中青年是具吸引力的,从而在全国各地引起反响。从6月12日“征文”到8月15日,短短两个月内,会议筹备组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300多篇论文,平均每天20余篇。经过认真审阅和选拔,选出论文入选代表(包括一部分发起、组织者)共计124人。
    笔者曾对自己保留的124位会议人员名单作了结构分析。按系统来分,高等学校38人,占30%;中国社科院和地方社科院30人,占24%;政府所属事业性研究机构18人,占14%;党政机关干部20人,占16%(如当时在北京市西城区计委工作的马凯);企业界一线人员12人,占10%;此外还有新闻界等8人,占6%。按地区分:北京(包括中央在京单位)53人,占42%;上海11人,占9%;天津7人,占6%;除三大直辖市之外,来自改革开放先行地区的代表较多,如浙江10人、广东8人,此外,西部地区也有一定数量代表,如陕西、内蒙古、新疆、西藏都有代表参加。论文作者既有从事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员,也有在各条战线基层工作、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士,反映了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愿为改革大业贡献才智的使命感。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正是这种不拘一格“以文选人”的机制,把大多数本来默默无闻的中青年推上了历史的舞台,而成为今天叱咤风云的人物。这是“莫干山会议”的成功之处。
    莫干山会议所展现的公平竞争精神对后世是有重要影响的。它持续地唤起了一代又一代中青年学者公平参与的热情。在莫干山会议召开后的1985年,“第二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天津举行。笔者受邀担任大会论文评审组组长,也是按照莫干山会议的精神,“以文选人”,从2615篇论文中选出125位参会者的。对此,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先生当时欣然题词:“济济英才,满腹经纶,青出于蓝,后继有人。”我想,之所以“济济英才,后继有人”,不正是秉承这种公平公正精神的结果吗？当今,人们呼唤“社会公平正义”,呼唤“给社会底层以上升的通道”,机会公平是其中极为重要的机制。
    三 、自由争鸣精神
    自由争鸣是学术会议的灵魂。莫干山会议作为一个中青年学者的学术会议，特别鼓励学术争鸣，践行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代表中虽有的来自国家经济研究机构，有的来自社科院和高等学校，有的来自一线单位，但大家约定，在讨论中打破传统的会议模式，不照本宣读论文，不作空泛议论，而是紧紧围绕专题各抒己见，特别倡导不同观点面对面的辩论，不绕弯子，不兜圈子，直入主题。
    由于争论非常激烈，会议还发明了“挂牌辩论”的方式。无论是价格改革组，还是企业改革组；无论是对外开放组，还是中心城市组，以及金融组、农村组、基本理论组等，都充满自由辩论的学术气氛，特别是价格组自由争鸣最为激烈。
    价格组的争鸣激烈是应运而生的。1984年9月9日即“莫干山会议”开会期间，当时的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在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报告中，提出：“理顺经济的主要标志是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改革难度最大，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见《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6，第514页）。
    围绕如何“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组提出了不同的主张：有的主张“以调为主”，有的主张“以放为主”。对此，双方争论得面红耳赤。主张“以调为主”的代表，明确反对“以放为主”的观点，认为在计划经济为主的情况下，一下放开价格控制太不现实。在市场不完备时，市场均衡价既难以实现，也未必优化。而主张“以放为主”的代表，则不赞成“以调为主”的观点，认为“价格调整还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争论激烈之时，也有人吸纳和综合双方观点，提出了“调改结合”的价格改革思路。
    实践表明，在调放结合、双轨推进的改革思路形成过程中，无论是“以调为主”，还是“以放为主”，还是“调改结合”或“放调结合”，都从不同方面、程度不同地作出了学术贡献。从更大视野审视，中国“价格双轨制改革”的思路，是莫干山会议诸多中青年学者自由争鸣、集中集体智慧的结晶。
    除了价格改革争论激烈之外，对外开放、金融改革等也是本次会议触及的最为敏感和最有挑战性的议题之一。代表们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提出了诸如发行股票等建议，对中国对外开放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
    莫干山会议所展现的自由争鸣精神被后世延续下来。如，1989年3月底到4月初在北京京丰宾馆召开的“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期间，就采取了“挂牌辩论”的方式。这种自由讨论、追求真理的会风，对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官学互动精神
    在开拓新体制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处理“官”（政界）与“学”（特别是中青年学者）之间的关系，使双方能够“良性互动”，是当时和现在都面临的一个难度较大的课题。对中青年学者来说，如何既保持自身的学术独立性，大胆探索、创新理论；又能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自觉联系起来，在回答国家发展变革重大课题上发挥作用，实现“学术报国”？对“官”（政界）来说，如何既保持自身的政治权威性，坚持原则、运筹帷幄；又能重视学术发展与繁荣、尊重学术研究自由，礼贤下士、从善如流，通过与学者对话，真正做到“决策科学”？这对“官”与“学”都是严峻的考验。搞好了，于国于民，都有裨益；搞不好，就会出麻烦，甚至出现大家不愿看到的结果。对此，莫干山会议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莫干山会议的“官学互动”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
    一个层面是会议代表中的“学者”与“学者型官员”(在124名代表中党政机关干部有20人)之间的互动。虽然此次会议最初是由学者提出的，但得到中共中央有关研究机构“学者型官员”的强力支持。会议进行中，这部分在中央有关部门（包括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
    中宣部理论局、中央组织部青干局，中央办公厅等单位）工作的同志，出席并参与了对会议的组织和领导。虽然这些同志以个人身份参加，但鉴于其工作背景，客观上对会议形成了有力的支持。“学者”与“学者型官员”代表在会前、会中、会后的互动是密切的、默契的。
    第二个层面，也是最重要的层面，是会议的中青年代表作为一个“发声的集体”与中央决策层之间的互动。这是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互动。这种互动更有价值。
    从笔者参会的亲历和体会看，中青年学者实际采取的是一种“补台而不拆台”、“自由而不放任”的方针。只要看一看一开始确定的会议宗旨就会明了：“引导和团结广大中青年经济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研究和探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推动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战略目标献计献策。”最后四个字“献计献策”，清楚地界定了会上中青年学者的角色定位。实践表明，会议期间是体现了这一精神的。
    特别是会议结束后，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中青年学者以其高度的责任感，及时撰写了八份专题报告，即：《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后有两个附件）、《关于沿海对外开放城市的建议》、《实行自负盈亏应从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起步》、《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的几个问题》、《改革粮食购销体制与农村产业结构》、《关于我国现阶段政府的经济职能》，作为“献计献策”的主要成果。在形成上述专题报告的工作过程中，王岐山、徐景安、朱嘉明、黄江南、周其仁，以及杜厦、蔡重直、田源、华生、蒋跃、刘瑜等费了不少心血。
    可贵的是，当时的中央决策层采取了“礼贤下士”的态度。主管国家计委和国家体改委的国务委员张劲夫同志，不仅面对面听取中青年学者的专题报告并与之对话，而且明确作出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
    继之，10月10日国务院主要领导人作出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的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以及粮棉油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
    请注意：“极有参考价值”和“很开脑筋”等评语，它说明，在当时政府决策层的心目中，中青年学者的“献计献策”是颇有分量的。
    除领导批示外，会议提出的若干理论观点和对策思路，比如 “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以及“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的具体构想等，也被吸收到此后不久(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
    可以说，莫干山会议是一次领导与中青年学者之间“良性互动”的实践。这种“良性互动”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它不仅对现有国情条件下、学术研究中“官学良性互动关系”的构建具有启发意义；而且从更大的视野来看,对我们国家如何在民主和法制基础上，实行社会协商和社会对话机制也颇有启迪。
    当代中国崛起的奥秘之一就在于解放思想、理论创新、走变革创新之路。在切身经历中，我得出两点体会：“国兴则学兴；学荣则国荣”。在新的条件下，相信国家会进一步为学术自由、学术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有效的支持。这正是探索“莫干山会议”精神的动力之所在。
    笔者在撰写此文之后，得悉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和《第一财经日报》等单位，拟在9月中旬在莫干山举办“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堪称一次新的“莫干山会议”，着实令人欣慰。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路程还很长，还很艰难。希望“莫干山会议”精神，能在新的一代身上得到延续和弘扬。我期待着。
    （作者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