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义平：凯恩斯革命之革命

    回顾凯恩斯革命以及随后发生的针对凯恩斯革命之革命，其历史贡献或历史教训对我们而言无异于免费午餐，可以使我们的经济政策设计更为科学。
    一、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造就了凯恩斯、其理论很快为各国政要所接受，并经久不衰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奠定了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是人类富裕的康庄大道。斯密崇尚自然哲学，推崇自由竞争，认为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因其产品必须得到社会的承认从而使社会利益最大化，认为“看不见的手”会把一切调节得很好，不会发生经济危机。政府的职能在于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如公共安全、法律秩序、以及最基本的公共工程等。今天当世界上更多的国家选择了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斯密的伟大。
    然而，对于1929年首先发生在美国的经济危机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始料未及的。历史需要对经济危机给出新的解释，历史造就了凯恩斯。对于危机的反映首先是政策性的，实践性的。时任美国总统的胡佛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干预，例如扩大公共投资，限制工资下调，颁布贸易保护的法令等。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进一步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启动经济的新政。罗斯福新政就实质而言与胡佛的政策如出一辙，其具体内容大致包括：⑴一反自由放任、强调国家计划和需求管理；⑵抛弃了传统的财政平衡的做法，接受了财政赤字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观点；⑶扩大信贷，扩大流动中的货币量，刺激投资；⑷向国外转嫁危机。
    凯恩斯适时地出现了。他的出现是里程碑式的。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凯恩斯的出现，扩张性政策就可能只是一种偶然的应急措施，而不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更不会成为此后各国政府长期的经济政策选择。凯恩斯把扩张性政策上升到了科学层面、理论层面，使扩张性政策有了普遍意义，使之成了一旦遇到危机时政府几乎不假思索的选择。凯恩斯在革古典经济学的命。
    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经济危机给予了自己的说明。凯恩斯不像马克思，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在于市场经济，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的制度才能消除危机。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并没有问题，认为所以发生危机是有效需求不足，加之危机带来的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人们不敢投资，不敢消费。基于上述对危机发生根源的判断，凯恩斯认为靠市场自身是难以恢复的，不要指望复苏是一个自然过程，只有借助政府的干预才能恢复。他认为促成复苏的应当是财政政策。他的政策主张大致包括，首先要扩大政府的直接投资，兴办公共工程。他认为政府的直接投资会发生乘数效应，即一定数量的政府投资可以带动更多的民间投资，一个就业岗位可以连带地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他甚至说财政部可以把钱装在瓦罐里，埋在废弃的煤矿里，让资本家雇人去挖也可以启动经济。二是政府可以更多地举债，特别是可以发放国债，可以多发货币。他主张降低利率，降低利率的办法是制造更多的货币。他认为萧条期间社会缺少货币，虽然这样做有通货膨胀的倾向，但只要发行的货币能够把闲置的资源带起来，产品可以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就不用担心通货膨胀。三是鉴于收入低的群体边际消费倾向高，凯恩斯主张通过收入的重新分配，具体可以通过向富人征税和转移支付制度等，以提升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
    郝伯特·斯坦在《美国总统经济》中指出，是否是新政治愈了大萧条，这还是有疑问的。然而1933年以后，经济确实开始复苏了，尽管速度缓慢。到了1939年，总产量虽然低于1929年的水平，复苏经济经历了十年时间。
    自此，凯恩斯的经济理论特别受各国政治精英的青睐。其原因概而言之：⑴如果“新政”是成功的，那么，凯恩斯则为新政的作法，即花费更多的货币启动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⑵政府直接扩大支出，向社会注入大量的货币以启动经济，在短时间内收效明显。在短时间内收效明显，符合一切人、包括政府官员的行为模式——人们都具有短期行为。⑶政府通常由社会精英组成，社会精英通常认为自己具有超常的能力，喜欢最大限度地展示自己的才华，发挥自己的作用。凯恩斯经济学为政府直接发挥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是一种让政府大有作为的经济学，因而是几乎任何政府都愿意接受的经济学。
    二、凯恩斯经济政策之负面效应，催生了凯恩斯革命之革命
    然而，凯恩斯经济理论所倡导的政策并非一帆风顺，到了上一世纪的70年代滞胀发生了，即通货膨胀与失业交替上升，通货膨胀上去了，经济却没有实实在在的发展。1976年9月28日，当时的英国首相卡拉汉在工党大会的一次讲演中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习惯于设想，你可以花钱摆脱一场衰退，以及靠减税和扩大开支来增加就业。我坦白地告诉你们，那个主意不复存在了，而且在它曾经存在的时候，它能起的作用也是靠将更大剂量的膨胀注入经济，然后第二步接着是更高水平的失业。那就是过去20年的历史”。实际上，当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所推崇的政策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人注意到了它潜在的危险。雅克布·怀纳在对凯恩斯与众不同的评论中指出：“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会造成在印刷机和工会之间的赛跑”。
    经济理论界开始了对凯恩斯理论的挑战，首先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弗里德曼直指凯恩斯主义赖以存在的前提，即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可以互换，认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可以互换是不全面的。通货膨胀和失业可以替代是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揭示的一种统计现象。按照这种替换关系，如果要解决危机期间的失业问题，就可以注入更多的货币，以恢复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然而弗里德曼发现，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并非一种简单的替换。他认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三种情况或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二者之间负相关，即此消彼长的阶段；第二阶段，由于弗里德曼提出的所谓正常的经济运行情况下都会存在的“自然失业率”的存在，由于人们已经根据通货膨胀调整了自己的预期，无论通货膨胀有多高，失业率都不变。第三阶段，如果政府实行错误的干预政策，自由市场机制受到了干扰，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成了相互加剧的关系。弗里德曼的结论是：在短期内，失业和物价之间的关系是成反比的，具有替代关系，但在长期内这种关系却会消失，再要实行扩张性政策，结果只能是滞胀。凯恩斯的政策所以出现了滞涨，就是因为长期地看，这种替换不存在了。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弗里德曼进而认为，影响就业（通常把就业状况看作是经济运行状况的指标）的不是通货膨胀的绝对水平，而是通货膨胀的不稳定性和易变性。例如，通货膨胀每年递增都在20%左右，政府不进行干涉，20%的通货膨胀率完全可以和经济活动的持续发展并存。但如果通货膨胀今年是10%，后年又变成了30%，结果完全不同了。通货膨胀的速度越不稳定，失业人口就越多。他确信，国家对经济的干涉没有什么好处，国家最好不要插手经济政策，唯一可以实行的是所谓“单一规则”，即政府需要采取的唯一政策，是把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长期固定在同期的经济增长率基本一致的水平，剩下的问题市场自然会有效解决。
    弗里德曼所讲的人们根据通货膨胀调整自己的预期，以及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的不能替代，后来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有了进一步的细致说明。他们指出，在知道并相信货币供应量已经变动的情况下，人们断定价格水平将上升，当即调整他们的商品价格或工资。例如，假定政府年初宣布将提高货币供应量5%，那么，名义总产值也将增加5%。在合理预期的情况下，人们将立刻据此修正他们对价格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的预期。厂商认识到增加5%的名义总产值，将被成本增加5%所抵消，工人知道生活费用将增加5%。因而要求名义工资至少也要增加5%。这样，名义总产值的增加，将立刻转化为通货膨胀，而不会降低失业率。这就说，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增长，仅靠注入货币，只能是滞胀。
    弗里德曼的经济政策主张，曾经使不少国家成功控制了通货膨胀。1979年，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相的英国保守党政府将货币学派的理论付诸实施，奉行了一整套完整的货币政策；美国总统里根上台提出的“经济复苏计划”中，也把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思想作为主要内容。瑞士等成功地控制了通货膨胀的国家，也自称实践了弗里德曼的思想。弗里德曼成了反通货膨胀的旗手。
    面对凯恩斯主义政策产生的滞胀的负面效应，不仅诞生了货币主义，还诞生了供给学派。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微观层面的问题，主张通过减税刺激微观经济主体，实实在在地发展经济。著名的拉弗曲线告诉人们，如果税率太高，例如100%，政府实际上收不到税，因为当把所有收入当作税收上交的时候，人们会不愿意生产。当然，在税率是零的时候，政府也收不到税。拉弗认为税率在100%和50%之间适当地降低税率，可以扩大税基，政府可以收到更多的税。基于此，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减税给人们以更大的刺激，促使人们更努力地工作，更多地投资，更好地发明创造，更勇于承担风险，更敢于消费。他们认为，人们的这些行为会切实地提高生产效率，切实地增强经济实力，降低通货膨胀，并且由于经济发展而能够增加就业。供给学派主张从供给、从微观层面解决问题。
    当我们俯瞰历史的时候，不仅直接针对滞胀的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应当给以足够的重视，预见过扩张性政策必然会导致滞胀的奥地利学派更值得重视。奥地利学派有两个著名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哈耶克，一个是冯·米赛斯。在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中，他们坚决地站在市场经济一边。冯·米赛斯认为，离开了市场价格，你将不知道资源的稀缺程度，不知道资源如何分配。哈耶克则特别推崇一切自然的东西，反对人为设计的东西。他们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那场大危机，是因为扭曲了资源配置信号，使整个社会的投资过度扩张，投资了一些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特别是一些重工业，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产业。哈耶克反对通过过于宽松的货币供给人为地制造繁荣，因为人为地过于宽松的货币供给，会导致相对价格的扭曲，即价格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的真实情况。他坚决反对刺激消费需求，提供公共工程和维持价格水平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他看来，市场是会自动矫正的。面对萧条，政府所采取的任何政策效果都不会好。由于货币在短期内不是中性的，稳定措施将会适得其反，而温和的不加管理的政策可能危害最小。除了冯·米赛斯和哈耶克，另一位奥地利背景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更是深刻地指出，对于危机只有让它自己治愈自己才是可取的，任何人为地恢复都会令那些在萧条中未能调整的剩余问题更加严重，从而又会产生出新的问题，再造成另一次更严重的商业威胁。
    历史似乎能够佐证熊彼特的观点。据郝伯特·斯坦在《美国总统经济史》中的研究，1929年的那次危机，虽然有新政的刺激，但恢复的时间却经历了10年，且在1933年开始复苏不久，第二次衰退又在1937年来临了，且是有史以来最急剧的一次衰退。甚至有人认为，如果不是一系列的政府刺激，那次危机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近期的案例则有此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的危机。由次贷引发的危机与2001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有关。当时泡沫破裂，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但那次衰退的时间很短，实际上只有一个季度，原因在于美联储通过降息刺激地产基金而刺激美国经济，进而阻击衰退，但代价是美国次贷危机这种更大的泡沫和更大的衰退。
    三、危机是一个自然过程，是一个杠杆
    凯恩斯试图通过人为地刺激避免萧条，凯恩斯革命之反革命们，例如货币主义特别是奥地利学派则强调顺其自然，让市场经济机制发挥作用。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看待危机。
    迄今以来的人类历史就是一波接一波、一个接一个周期地向前发展，没有周期的发展是不可理喻的。在马克思的经济学里，经济周期通常表现为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这几个阶段是周而复始的，所不同的是有时候周期长一点，有时候周期短一点，有时候这个阶段长一点，另外的阶段短一点。当然，人们都希望高涨阶段越长越好，最好永远是高涨阶段更好。然而正如一年四季不可能永远都是夏天一样，经济发展也不可能永远都是高潮。
    我们经常讲市场经济的机制，事实上，危机本是就是市场经济的机制。市场经济下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那些引领快速发展的产业领域，通常会吸引大量的投资，人们高歌猛进，其中不乏泡沫，危机就是为快速前进的经济列车踩刹车，就是把快速发展时期积累的问题集中地、一次性地加以解决，就是强制性地挤出泡沫，强制性地淘汰落后，调整和提升结构，刺激创新。马克思曾经指出，固定资本的更新是资本主义走出危机的契机，讲的正是这个意思。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经济周期中危机阶段的强制性淘汰，或许不会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科学技术，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国家所以能够不断创新，大概就在于危机的强制性。危机与创新的交替形成了周期。
    有时人们把危机当作不好的事情，马克思曾经以鲁宾逊的一切在社会范围内的重演，以社会将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予各个部门的取消市场经济的设想消除经济危机。然而，实践中由于计划者的知识和信息有限，加之特别强烈的主观价值取向，结果人为地制造了更大的危机。人们所以最终通过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的实践的比较中选择了市场经济，就是因为相比较而言，市场经济的社会组织成本更小。
    凯恩斯的整个设想就是要通过政府扩大支出，注入货币刺激复苏。然而经济危机所以爆发，这其中通常有结构问题，产能过剩问题。大量货币的注入只能“平面”地恢复，只能在更大规模上复制原来的产业结构，甚至使结构问题、产能过剩问题更严重了。应当认识到淘汰的积极作用，没有淘汰就没有调整和重组。凯恩斯的经济政策主张是一种淡化淘汰的平面复苏，取消淘汰的更大规模的复苏只能是滞胀。这样的复苏是靠外力打强心剂恢复起来的，一旦停止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强心剂，经济就会二次跌入低谷。
    危机的意义如此，接受了市场经济就得接受市场经济的机制，危机就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机制。凯恩斯主义的问题在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者说对此点认识不够。既然危机如同人体感冒发烧一样，就应当以平常心对待危机，千万不能反映过度。感冒本来是排毒，是人体的自然调整，感冒一来就上抗生素，表面上看好了，其深层次的矛盾却被掩盖。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以及经济理论的演绎，或者说凯恩斯革命之革命，正是说明面对危机不能反应过度，过度的反映可能会人为地制造短暂的复苏和繁荣，但接下来的必定是滞胀。有学者曾经作过如此的评论：自从凯恩斯主义诞生以后，西方民主政府再也不用担心由于经济萧条导致本届政府的下台了，他们完全可以花钱制造一场繁荣，然而紧接着而来的是滞胀。面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危机，我们多少有点反映过度，然而紧接着就是通胀。人们不要反映过度，给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留下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我们应当做的是健全和修补市场，尊重市场，而不是频繁的宏观调控。这就是西方宏观调控理论遗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