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梁启超经济思想的演变过程

    【内容提要】本文系统性地研究了梁启超的经济思想，通过分析其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勾勒出西方现代经济学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影响的一条路径。甲午一役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单纯依靠传统资源恐怕不足以与西方竞争。梁启超在中西思想、个人与国家、利己与利他等多种思想的冲击之下，努力学习和消化西方的政治经济理论并转述给国内民众。梁启超在认识政治经济与社会道德基础的关系上，观念多次发生转变，最终还是退回到传统思想之中。本文也借鉴了一些词语分析的工具，为研究经济思想传播过程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检验的支持。
    【关键字】梁启超 公羊学 功利主义 国家主义 墨学
    作者：梁捷[1]，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一 中国古典功利主义传统
    “义利之辩”始终是中国古代理财/经济观念的核心问题。《孟子》里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汉书.董仲舒传》亦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几句话就为以后一千多年的经济思想奠定了基调。
    顾炎武就曾经说过，“古人以财为末，故舜命九官，未有理财之职。周官财富之事，一皆领之于天官冢宰，而六卿无专任也。”所有一切的制度安排，都体现出“重教化后财货之意。”[2]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深化，经济问题必定要独立出来，成为研究的对象。
    到了南宋时期，董仲舒这种严格的“重利轻义”的思想有所松动。朱熹在浙中见诸葛诚之，就解释说，：“仁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仲舒说的不是。只怕不是义，是义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3]
    陈亮更是扭转董仲舒的说法，改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4]陈亮的看法一般被归为“功利主义儒家”，即认为王道与霸道、仁义与功利、天理与人欲是统一的，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朱熹就把陈亮的意见归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这八字。
    孟森先生曾指出，“明祖时时以言利为非帝王之体，至杖流言者…太祖开国之法意”。[5]
    永嘉学派的叶适也说，“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6]到了清代，颜元和李觏推崇事功，颜元说，“广土众民，君子欲之；圣贤之欲富贵，与凡民同。”[7]他们影响极大，被称为“颜李学派”，在民间和地方官员的行动实践中起到极大作用。
    虽然功利主义和经世思想从来没有成为官方认定的主流思想，但是从明代开始，关注微观政策（如漕运、水利、盐课）和宏观政策（如赋税、户政、钱币）的经世实学思想就在不断升温，士大夫乃至普通的知识分子都会结合自己的经验发表各类经济相关政策，数量极为庞大，思想极为丰富。真正关心国计民生的知识分子，都很容易很亲切地接受一部分传统经济经验，构成自身的思想体系。到了晚明，这股经世思想已经变得极为强烈，冯琦的《经济类编》、冯应京的《经济应用编》、黄训的《明臣经济录》、陈其愫的《明经济文辑》、朱健和朱徽的《古今治平略》乃至陈子龙、徐孚远、宋微碧编的《明经世文编》，都是出于对时代面临的政治、经济困顿而诞生的产物。
    特别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经济思想和经济制度通过一批传教士的工作进入中国[8]。相应的，以魏源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边学习西方经济学知识，一边试图从自身传统中也挖掘出可与西方经济学相对应或者相补充的中国经济思想。这种努力一直坚持到19世纪后期。比如，陈炽写作《续富国策》，这种行为还是表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即中国文化在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这些方面没有形成系统体系，总体研究水平落后于西方。这种状况，一直到甲午战争之后才发生了转变。
    二 梁启超早期的经济思想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猛然觉醒，意识到必须直面西方列强乃至日本的挑战。康有为等一批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即认为当时的世界已进入诸国并立的时代，而非闭关自守的时代；当时的世界正处于列国竞争的时代，而非一统垂裳的时代，在这样的世界形势下，中国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所谓“开创”则必须更新百度，所谓“守成”则必然率由旧章。康有为痛切地说，“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言率由则外变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无为而诸国交争，必至四分五裂。”[9]几乎就在这个时期，严复开始了他的《天演论》和《原富》的翻译，年轻的梁启超也开始独立探索经济思想。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结识康有为。梁启超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他于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接下去的时间里，他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发表大量有影响的政论。
    梁启超深刻地感受到中国传统理论资源缺乏活力，不够“新”，不能为现代社会发展提供一种有效指导。《易经》里说，“日新之谓盛德”。《尚书》里也说，“人惟求旧，器惟求新”，还要“作新民”。虽然梁启超当时并没有想清楚“新民”的真正含义，也没有想清楚“新民”真正的思想来源，但是他追求“新民”的情感已经非常强烈。
    《皇清经世文编》是明末到清初这个时间段以内，知识分子对经济问题思考的精华，梁启超和他的同辈们都对此十分重视。自魏源以后，又先后有十多种挂着“经世文编”旗号的文集面世[10]，其中有些“经世文编”就大量选择晚清报刊上的文章，与梁启超有着密切的关系。同为康有为弟子的麦仲华就编过一种《皇朝经世文新编》，1898年出版。梁启超在为麦编“经世文编”做序时再次强调了他的“求新”观念，“开新者兴，守旧者灭，开新者强，守旧者弱，天道然也，人道然也。”[11]
    从知识结构而言，梁启超对西方经济学的了解还是很欠缺的，主要通过极少数翻译和转述的材料来了解，同时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进行推测。他说，“西士讲富国学，倡论日益盛，持义日益精，皆合地球万国土地人民物产而以比例公理。盈虚消息之，彼族之富强，洵有由哉。”[12]
    梁启超也清楚地知道，要想发展中国的经世思想，必须从教育体制上着手改革，把它当作一门专门的学问。“西人富国之学，列为专门，举国通人之才，相与讲肆之。中国则遽古以来，言学派者，未有及此也。观计然、白圭所云，知吾中国先秦以前，实有此学。白圭之言，其郑重之也如是，知其中精义妙道必极多。苟承其学而推衍之，未必逊于西人，而惜乎其中绝也。今西人之商焉者，大率经学堂中朝研夕摩，千印万证而来，而我以学书不成之人，特筹而与之遇，无惑乎未交绥而已乎三北也。”[13]
    梁启超在这里思考的“公理”，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康有为早年在《实理公法全书》以及《人类公理》、《公理书》中所阐述的“公理”观念。最后落脚之处，仍然是以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为基础的世界观，以儒学伦理为价值基础，从而生发出一整套公理。康有为曾说过，“管子曰：礼义廉耻，是为四维，思维表张，国乃灭亡。儒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自非生番野蛮之国，未有不贵道德修身者，此万国古今之通理。国之强盛弱亡，不视其兵甲之多寡，而视其风俗道德之修不修。近者泰西财富兵力方行四海，而推原治本，颇由其俗尚信义致然。”[14]在给汪康年的一封信里，梁启超则说，“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
    按照朱维铮先生的研究，康有为的“公理观”在1890年前后与廖平交往后发生过大转折[15]，从信奉科学天理转向信奉公羊三世说，但是显然1890年以后入门的梁启超自身的思想里并不存在这样的紧张。
    梁启超就是使用公羊学来理解现实的政治经济规律，一切“改制”背后都有历史循环所赋予的合法性，其过程非人力所能动摇。他再次强调康有为的说法，“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问者其惟春秋乎！夫作春秋，何以见罪？孔子盖迎知后世必有执布衣不当改制之说，而疑孔子之僭妄者，故先自言之也。……孔子改制之说本无可疑，其见于周秦诸子两汉传记者极多，不必遍举……黄梨洲有《明夷待访录》，黄氏之改制也；王船山有《黄书》、有《噩梦》，王氏之改制也；冯林一有《校邠庐抗议》，冯氏之改制也。”[16]
    但是梁启超毕竟思想比较开明，也愿意用西方（包括通过日本转述）的思想来补充自己的公羊学体系。早在流亡日本之前，梁启超就已经注意通过观察日本政治经济的进步来反思自身的问题了，他说，“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17]
    通过这样的学习与比较，梁启超逐渐感受到中西经济思想之间一些深层次的冲突，如个人与社会（群）、自私与利他、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等概念之间的冲突。梁启超与严复交往很深，亦是最早阅读和了解《天演论》、《原富》的中国人之一，但是他和严复在基本理念上有很多分歧，毕竟严复从来没有信仰过公羊学。在一封给严复的通信中，梁启超表达了自身经济观念的基础，“《天演论》曰：‘克己太深，而自营尽泯者，其群亦未尝不败。’ 然则公私之不可偏用，亦物理之无如何者矣。今之论且无遽及此，但中国今日民智极塞，民情极涣，将欲通之，必先合之。合之之术，必择众人目光心力所最趋注者，而举之以为的，则可合。”[18]
    在当时环境下，很多学者都同时涉猎中西两方面的思想，但是最终理念的根基不尽相同。不妨列举与梁启超有密切联系的严复、陈焕章两人为例。严复留学英国，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服膺英式古典自由主义，尽力翻译《天演论》、《原富》以及穆勒、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虽然他时常加入自己的批注和阐释，但总体上还是忠实西方源头的思想；而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则走上另一条道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却仍然坚持公羊学的思想，以公羊学来解释西方经济学，写出了《孔门理财学》，回国后亦组建了孔教会。梁启超则与严、陈二人皆不同。早期的梁启超认同康有为的公羊学三世说，但仍然愿意借鉴西方经济学思想，开始注意到中西思想根源上的差异。戊戌以后，梁启超迅速摆脱了公羊学，这也就丝毫不显得奇怪了。
    三 梁启超的思想转向
    戊戌之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开始学习日语和从日本资源里介绍西方政治、经济思想。这个时期，他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经济”一词很大程度上是梁启超引介进来的，前后亦有反复，终于战胜了“计学”（严复主张）、“生计”（早期梁启超主张）、“理财”（19世纪末期主流用法）和“平准”等竞争性概念[19]。日本学者森时彦则系统地研究了梁启超在文章中使用“经济”一词的习惯，从而归纳出梁启超在流亡日本以后，思考经济问题时的几次重要思想转变。[20]近年来，金观涛等学者用数据库检索的方法肯定了森时彦的结论。[21]
    日本的经济思想原先与中国和接近，从古学、朱子学、阳明学等传统中逐渐生发出来。[22]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早在太宰春台（1680~1747）的《经济录》中经济这一观念虽然仍带有少量的儒家道德实践意义，但已具有重商主义内容，相当接近近代西方economy的内涵。[23]太宰春台是著名的荻生徂徕的学生，我们知道早在徂徕学中已具备将国家政治和道德分离之构想，因此在日本最先用“经济”指涉economy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到了晚近，日语中“经济”的含义逐渐固定下来，1899年梁启超流亡日本，很自然地感受到这种思想的指涉。森时彦的研究就发现，梁启超具体翻译economy一词时，不同时期的习惯都不相同，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阶段：1902年5月之前为摸索期，“生计”与“经济”以及其他词都混用；1902年5月至1906年3月，这是梁启超使用“生计”时期；1906年3月至1910年2月为梁启超使用“经济”时期；1910年2月至1912年10月梁启超为回归“生计”一词时期；1912年10月以后，梁启超又并行使用“经济”和“生计”这两个词。而后，梁启超对西方经济思想的关注程度也逐渐降低，逐渐回归本土资源，转而阐释墨学等经典思想。
    梁启超第一次转换用词的原因十分清楚，这就是他所认同的社会组织原则从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转变为自由主义取向。
    1902年，梁启超明确地承认了个人权利意义，他在“卢梭学案”一文中曾高度赞扬国家应是由具有独立自主个人组成这一原则，也写出了《新民说》这样的代表作，表明他在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
    从经济思想发展的脉络来看，梁启超此次思想转变，倡导追求个人发展和竞争的思想，与加藤弘之密不可分。1899年，梁启超流亡日本不久即与加藤弘之结识。加藤弘之倡导强权，梁启超亦认为应如是，“凡一切有机之生物，因其内界之遗传与外界之境遇，而其体质心性，生强弱优劣之差。此体质互异之各物，并生存于世界中，各谋利己，即不得不相竞争，此自然之势也。若是者名之为生存竞争，因竞争之故，于是彼遗传与境遇优而强者，遂常占胜利，劣而弱者，遂常至失败，此亦当然之事也，若是者，名之为优胜劣败。生存竞争，优胜劣败，此强权所由起也。生存竞争与天地俱来，然则强权亦与天地俱来，固不待言。”[24]
    所以，梁启超从这种富有生命力的强权理论中，间接地读出了个体独立自主的重要性，与近代西方经济学家从霍布斯《利维坦》中领悟自由竞争市场的思路极为类似。梁启超说，“日本加藤弘之尝著一书，曰《道德法律进化之理》，其大意谓：人类只有爱己心耳，更无爱他心。而爱己心复分两种：一曰纯乎的爱己心；二曰变相的爱己心，即爱他心也。爱他心何以谓之变相的爱己心？加藤之意，谓爱他者，凡亦以爱己也，且有时因爱己之故，而不得不爱他也。此变相对爱己心，即爱他心。”[25]
    由此，梁启超发现了强权哲学与古典功利主义思想的相同之处，“加藤之说，实可以为边氏一大声援。盖因人人求自乐，而不得不生出感情的爱他心；因人人求自利，则不得不生出智略的爱他心，遂足以链接公利私利而不至相离。”[26]
    这一时期，梁启超已经不谈公羊三世说，时常是用功利主义思想反过来解释传统的义利观。比如他说道，“庸讵知义之与利，道之与功，本一物而二名，去其甲而乙亦无所附耶！庸讵知一人之不利，驯至为一国之不利，一种之不利，并四万万人，而将索诸枯鱼之肆耶！”[27]
    虽然梁启超还是主张调和中西，但是基础再不是公羊学，而应当是以西方思想为根基的“新民学”。“泰西以培根立科为重生之日，盖重之也。中国号称文明之古国也，绵延两千载，涉历廿四朝，政治学俗，若出一轨，负床之孙，已诵大学，而新民之道，通人魁儒，项背相望，熟视无睹，有若可删也。”[28]与西方经济思想比起来，中国近世的儒学传统不仅不能包含西方思想，反倒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阻力，“汉宋以后，学者讳言乐，讳言利：乐利果为道德之累乎?其讳之也，毋亦以人人谋独乐，人人谋私利，而群治将混乱而不成立也。”[29]
    边沁的观点正中梁启超的下怀。所以梁启超不仅专门写了“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一文，还在其他文章中不断地阐发。“近百年来于社会上最有力之一语，曰：“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其影响于一切学理，殆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语同一价值。自此语出，而政治学、生计学、伦理学、群学、法律学，无一不生一大变革；而此语之出现于世界，实自边沁始。”[30]
    在此期间，梁启超编著了“生计学说沿革小史”，基本表达了他的经济观念的始末来源。他承认此书的根据，目的在于更为广泛地传播一整套结合政治社会观念的西方经济观念，“本论乃辑译英人英格廉（Ingram），意人科莎（Cossa），日日井上辰九郎三氏所著生计学史，而删繁就简，时参考他书以补缀之”[31]，此书一般被认为是第一部经济思想史著作，有开山之功，而梁启超的本意则要比这宏大许多。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对边沁接受的角度与我们惯常的古典自由主义的角度颇有不同，必须与加藤弘之的强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一起解读，才可能构成一整套可以取代公羊学的“公理”体系。公羊学的伦理基础是儒学，这即是陈焕章在《孔门理财学》中所要阐发的内容；而梁启超构建的新体系中，整个政治经济组织对应的伦理基础则是“功利主义”。梁启超说，“边沁以人群公益一语，实道德学上最要之义也。虽然，前此称道之者，其界说往往不明。夫人群者，无形之一体也，而其所赖以成立者，实自群内各各特别之人，团聚而结构之。然则所谓人群之利益，舍群内各个人之利益，更无所存，于是边氏乃创为公益私益是一非二之说。”[32]
    这里所说的“功利主义”，在梁启超看来也不是彻底的边沁意义上的自私自利的功利主义，而是融合公利与私利、成为构建“群”和“国家”根本动力的“功利主义”。黄遵宪是他极好的朋友，深知梁启超思想中的矛盾之处，在给他的一封信里感慨，“公自悔功利之说、破坏之说之足以误国也，乃壹意反而守旧，欲以讲学为救中国不二法门。”[33]
    四 新民思想和民族主义
    1902年的正月初一（即2月8日），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在日本横滨创刊，每月一日、十五日发行。梁启超在章程里说明了“新民”的含义，“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34]
    也就在这一年，梁启超撰写《新民说》，成为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经过多年反思，梁启超对“新民”的实际含义有了比较具体的想法，“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35]
    根据森时彦的研究，梁启超在这一阶段开始大量使用“经济”一词，而不再使用生计。从思想来看，这一点与梁启超已经研熟自由主义政治学说、发扬“新民”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自由的社会组织蓝图中，社会生计与道德关系不大，不再像公羊学那样把社会生计与道德紧密捆绑在一起，越来越变成“财政”这样的现实技术问题。这时再用“经济”指涉economy就显得不大合适，于是在这个时段里，梁启超开始大量使用“生计学”这个词来谈论经济学（economics）。
    考察“经济”一词最初对译的西语，并非Economy，而是Political　Economy。堀达之助编《英和对译袖珍辞书》（1862年）、堀越井之助“改正增补”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1866年完成、1869年印行）、高桥新吉等编《和译英辞书》（1869年于上海刊印）以及荒井郁之助编《英和对译辞书》（1872年）等，均将Political　Economy译作“经济学”，而将Economy译作“家事、俭约、法”。近代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名著《西洋事情》（1866年初版，明治年间多次刊印）、美国人平文（James　Curtis　Hepburn）编译的《和英语林集成》（原刊于上海，1872年于日本横滨刊行）也都以“经济”对译Political　Economy。Plitical　Economy今译政治经济学，从其语义及其所指学问的功能上看，这才与“经济”的古典义相通。梁启超不顾当时的潮流，弃“经济”用“生计”，正是表现出他的政治转向，不再像前期那样（无论戊戌以前的公羊学三世说还是戊戌以后的功利主义、强权主义、进化论的混合体系）试图把社会经济理解成整个公理体系的一部分，而是开始冷静地观察经济自身的规律。
    1902年到1906年，虽然梁启超一直使用“生计学”，区分经济政策与社会道德，但是他的政治观念却是逐渐从自由主义转向国家主义。特别是1903年的美洲之游，又使得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一次大转变。1903年秋，梁启超从美洲归来，思想言论迥异往常，从前深信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的主张绝口不提。梁启超明确表示，放弃卢梭思想“为过渡时代不可避之一阶段”，而主张“径向国家正鹄而进的主张”[36]
    张灏先生曾经指出，可以说是激进的集体主义和尚武理想结合在一起，支配了1903年以后梁启超的文章。而激进的集体主义与主要源自英国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格格不入。梁启超已经很少再会从理论上谈论“生计学”，在观念上也几乎完全放弃了边沁和卢梭的思想。梁启超不再愿意调和边沁、卢梭与国家主义思想观念之间的冲突，不再盲目借助西方思想来阐释中国，而更愿意直接阐发对政治制度和道德基础的设想。梁启超主张，在新民思想中，小我和大我应该融合在一起，构成集体主义的人生观。到了1906年，梁启超更是明确提出“国家主义”的概念。
    可为什么到1906年，梁启超几乎又完全放弃“生计学”这个译名转而使用“经济学”？从历史上看，当时梁启超与同盟会主办的《民报》发生了中国要不要实行社会革命大论战，他最早在“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一文中大量使用“经济”一词。土地和国家社会的关系非常密切，用“生计”就会抽掉政治层面的意义，显得不够贴近。《民报》在表达土地国有化、民生主义和社会革命等主张时，经济平等一直是一项重要内容。梁启超则在反驳文章中系统阐述了不同意土地国有化和民生主义的主张。显然，梁启超为了辩论中双方使用语言统一的需要而采用“经济”一词。这是梁启超转而使用“经济”的重要原因。
    我们顺着金观涛等学者的思路，再进一步分析梁启超从1902年到1906年思想变化的脉络，则有可能看到一些更深层的原因。就在梁启超与《民报》辩论要不要推行民生主义之前，他曾在《新民丛报》（1906年一月二十五日，二月八日、二十五日、三月二十五日）发表“开明专制论”长文，力图论证《民报》所主张的社会革命、民权立宪统统行不通，中国的社会制度条件都决定了中国只能实行开明专制。梁启超整个论述的根据是自由主义社会组织原则不切实际。历史来看，它从来没有在西方社会转型过程中顺利推行过，所以它更是无法在中国当前推行。
    在某种意义上讲，“开明专制论”的发表意味着梁启超成为一个国家主义者。从主张甚么样的社会组织原则而言，这无疑意味着梁启超回到和推行新政绅士一致的立场，即社会权力构架被认为是依靠道德精英组成，西方工商也被归为创造性诠释以后的“经济”。至此，梁启超已经完全改变对社会组织模式看法，完全与自由主义划清界线，并接受当时一些留日学生倡导的以“经济”翻译economy。一旦重新把政治与经济结合起来，那么。但梁启超采纳“经济学”这一用法，是在发表“开明专制论”一文之后，恰恰反映“经济”取代“生计”是与他思想转变有密切关系的。
    根据叶坦教授的梳理，“经济”一词在汉语中的流布过程大致是这样的[37]：1896年11月11日《时务报》登古城贞吉译日本《东京经济杂志》。该文有“经济”一词，并加小字注明“中国所谓富国养民策也。”同年该报12月15日登译自《东京经济杂志》的《日本名士论经济学》；1900年12月留日学生创刊的《译书汇编》第7期（1901年7月30日发行）所记译书中有井上辰次郎《经济学史》，同期还刊登了天野为之《经济学研究之方法》的译文，附注“经济云者，理财或富国之义。”1903年范迪吉等译《普通百科全书》中有清水泰吉《商业经济学》；1903年出版汪荣宝、叶澜编《新尔雅》释“论生财、析分、交易、用财之学科，谓之计学，亦谓之经济学，俗谓之理财学。”1903年，日人杉荣三郎（1873—1965年）被聘为京师大学堂经济学教习，编写了《经济学讲义》。这本讲义当年就出版了四版，此后还不断刊印。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提到日本理财学及经济学。1904年11月《警钟报》亦刊登佚名《论中国古代经济学》文章。
    梁启超早年亦用过“经济”一词。现在他重新认同这种翻译，暗示着他重建了自己对政治和经济关系的认识，逐渐接近西方意义上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他的一些朋友也对他的这重转向表示赞赏。黄遵宪就非常赞同梁启超的民族主义，在给梁启超的一封信里，黄特意写道，“公之所唱民权自由之说，皆是也……风会所趋，时势所激，其鼓荡推移之力，再历十数年、百余年，或且胥天下而变民主，或且合天下而戴一共主，皆未可知，然而中国之进步必先以民族主义，继以立宪政体，可断言也。”[38]
    五 梁启超晚年的经济思想
    根基森时彦的研究，1910年以后，梁启超再一次放弃使用“经济”这个译名，重新把economy译为“生计”，违背当时的流行译法。这次转折的原因还是比较清楚：这就是梁启超组织政闻社，他的立宪主张与清廷再次发生分歧。
    梁启超在外游历多年以后，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有了比较直观的认识。
    虽然在思想上还是坚持国家主义，但他在社会问题上则持自由主义立场。他继续介绍西方政党、宪法，并结合当时中国的财政状况，主张采用自由主义社会组织蓝图来论证设计国家税收、借款、公债和市场机制等问题。这一态度再一次影响到他对economy的译名的使用，舍“经济”而用“生计”。
    从这时起，梁启超对自己学习和传播经济学的过程也进行了反思。他说，“余夙病斯学不能广被，谓为国家之大戚。两年以来，废百业以著成一编，名曰《财政原论》，百余万言。以卷帙太繁，剞劂不易，杀青问世，尚当期诸数月以后，将撷其要节，先刊布之，冀以为浸灌常识之一助也。”[39]
    但是注重现实问题的同时，社会经济的伦理基础一直是梁启超念念不忘的。虽然传统公羊学支撑的体系已经崩溃，但新体系也还需要最底层的伦理资源。在这段时间里，王阳明的“心学”、“良知”学说给了梁启超很大的启发。同时他也意识到，除了儒家以外的诸子，应该可以发掘出更多资源，更有效地组织社会。
    众所周知，1910至1919期间，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变。梁启超亦卷入其中，先后担任过进步党“司法总长”和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段祺瑞下台以后，梁启超也退出政坛，回归学界。这一系列经历使得梁启超对西方政治和经济理论不再抱有天真的迷信，特别是1918年的欧洲之游，使得梁启超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而传统资源里，除儒家之外，内涵最丰富又包含政治经济思想的流派无疑当属“墨学”，当然梁启超认为“荀学”、“管学”里也有值得很值得挖掘的东西。
    墨学主要在清初逐渐为人所重视，顾炎武、傅山乃至于颜元都力赞过墨学。到乾嘉期间，墨学得以复兴，当时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有张惠言《墨子经解说》、王念孙《读墨子杂志》、毕沅《墨子注》等等。汪中曾说，“墨子质实，未尝援人以自重。其则古者，称先王，言尧舜禹汤文武者六，言禹汤文武者四，言文王者三，而未尝专及禹。墨子固非儒，而不非周也，又不言其学出于禹也。”[40]
    梁启超对墨学和管学研究可以按时间的先后分为两个阶段。1904年，梁启超著《子墨子学说》和《墨子之论理学》，这是他墨学研究的第一阶段；二十年代初，他息影政坛，专事著述，著有《墨经校释》、《墨子学案》等有关墨学著作，此为第二阶段。通过对比分析梁启超在这两个阶段的墨学研究，可以大略看出他的政治经济思想变迁。
    第一阶段，梁启超阐述墨学的主要目的在于“非杨”。他在“子墨子学说”一开篇就说，“今举中国皆杨也！有儒其言而杨其行者，有杨其言而杨其行者。甚有墨其言而杨其行者，亦有不知儒、不知杨、不知墨而行于无意识之间者。呜呼！杨学遂亡中国！杨学遂亡中国！今欲救之，阙惟墨学，惟无学别墨而学真墨。作子墨子学说。”[41]所以，梁启超希望讨论的“功利主义”与“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极端个人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必须使“小我”兼顾“大我”，与国家或者群的利益相一致，为群的进步做出贡献。
    梁启超特别强调，墨学多以“爱利并举”，如“兼相爱，交相利”、“兼而爱之，从而利之”等等，墨子把“爱他”与“利己”糅为一体。所以墨子固然多讲利，却不是我们单纯理解的字面含义。“利也者，墨子所不讳言也。也直补讳言，且日夕称说之不去口。质而言之，则利之一字，实墨子学说全体之纲领也。”[42]但是墨子所说的利，“其目的固在利人，而所以达此目的之手段，则又因人利己之心而导之。故墨学者，实圆满之实利主义也。”[43]
    梁启超当时认为，墨子学说其实与边沁或者斯密的经济学说是完全一致的。《即墨经》“与近世欧美精神相悬契”。梁启超说，“墨子乃定为生计学第一公例曰：凡事适应于人群分业之义务者则为之，否则禁之。……复定为第二公例曰：凡金钱用之于可复之地者则为之，否则禁之。”[44]
    具体来看，梁启超又把墨子言利的原则归结为三条“公例”，分别为：
    1. 凡事利余于害者谓之利，害余于利者谓之不利；
    2. 凡事利于最大多数者谓之利，利于少数者谓之不利；
    3. 凡事能使吾良心泰然满足者谓之利，否则谓之不利。[45]
    无疑梁启超大大简化了墨子思想，使得它能与功利主义直接契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梁启超特别点名对加藤弘之予以了批评，“近世日本之加藤弘之推演达尔文、边沁之绪论，大倡利己主义，谓人类只有爱己心，无爱他心。爱他心者，不过“知略的爱己心”耳。凡言以利他，为利己之一手段也。此等极端的性恶论，其偏僻自无待言。然固持有之故，言之成理矣。墨子专利用此种知略的爱己心，以为爱他主义之因缘；佛法有实有权，此可谓墨子之权法也。”[46]
    在第二阶段，梁启超成熟了许多，低调了许多，默默做了很多整理和介绍性的工作，更为关注对《墨子》的研究和注释，而不再简单地与西方社会经济思想比附。梁启超认为，《墨子》（也包括其他诸子），内部确实都蕴含了一些与西方近代经济思想类似的结构，但是不能离开独特的语境。晚年的康有为试图佛学和印度教以及儒学中发掘功利主义思想，梁启超也开始研习佛学。康有为《大同书》里说，“普天之下，有生之徒皆以求乐免苦而已”，这个问题也正是西方经济学思考的起点。不同的思想体系，所要回答的人的根本性问题却是一致的。
    六 小结
    梁启超的思想以“善变”著称，对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思想的形成和传播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从时间段来看，梁启超和严复、陈焕章这一代正处于新旧政治经济思想交替的时代。学者们的世界观从“天下观”转向“万国观”，研习经济思想的手段也从编纂“经世文编”转向直接翻译介绍西方经济学著作。
    梁启超的身份很特殊，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好几次重要事件，他的观念在思想冲突和开阔眼界的交互过程中不断地发生着改变。早期，他是康有为最重要的学生，坚持老师的公羊学三世说；流亡日本以后，他的思想先是从公羊学转变为功利主义、强力理论和进化论交织的接近自由主义的体系，还引入“墨学”进行比附；在经营《新民丛报》的日子里，梁启超通过倡导“新民说”而逐渐转向国家主义。而后，梁启超介入政治越来越多，思想也变得接近实用主义；而等到梁启超退出政坛以后，又目睹一战后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衰败，从而真正地回归到中国古典。在这一波三折的过程中，梁启超通过他那支“常带感情”的健笔写下大量文章，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
    很难用现代的学术分工标准来对梁启超的经济学贡献进行评价。但他无疑是上一次世纪相交之际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转变的过程，也为我们了解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兴起的过程，提供了一条极为难得的线索。
    --------------------------------------------------------------------------------
    [1] 梁捷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2] 顾炎武，《日知录》卷六“财者末也”，商务印书馆1933年
    [3] 《朱子语类》卷一三七，中华书局1999年
    [4] 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十六《陈亮言行录》，《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5] 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p.37
    [6] 叶适，《叶适集》卷二“财计上”，中华书局1961年，p.658
    [7] 颜元，《颜元集》，中华书局1987年，p.663
    [8] 具体过程请参见拙文“西方经济学在华早期传播与译介”，载《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2期
    [9]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载《康有为全集》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p.85
    [10] 参见黄克武《经世文编与中国近代经世思想研究》，台湾《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二期，1986年9月
    [11] 梁启超，“《经世文新编》序”，载《饮冰室文集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p.133
    [12] 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载《饮冰室文集点校》,p.4
    [13] 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载《饮冰室文集点校》,p.9
    [14]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载《康有为全集》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15] 参见朱维铮，“从《实理公法全书》到《大同书》”，载《求索真文明？，上海估计出版社1996年，p.231
    [16] 梁启超，“读《春秋》界说”，载《饮冰室文集点校》，p.10
    [17] 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载《饮冰室文集点校》，p.1372
    [18] 梁启超，“与严又陵先生书”，载《饮冰室文集点校》，p.177
    [19] 参见冯天瑜，“中西日文化对接间汉字术语的厘定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4月5日
    [20] 参见森时彦，“梁启超的经济思想”，载狭间直树主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21] 参见金观涛，刘青峰，“从‘经世’到‘经济’——社会组织原则变化的思想研究”，《台大历史学报》，第32期，2003年
    [22] 关于日本早期经济思想的起源，可以参见泰萨.莫里斯-铃木《日本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
    [23] 参见武部善人，《太宰春台》，东京：吉川弘文馆，1997年
    [24] 梁启超，“论强权”，载《饮冰室文集点校》，p.2250
    [25] 梁启超，“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载《饮冰室文集点校》，p.414
    [26] 梁启超，“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载《饮冰室文集点校》，p.414
    [27] 梁启超，“生计学说沿革小史”，载《饮冰室文集点校》,p.465
    [28] 梁启超，“《经世文新编》序”，载《饮冰室文集点校》,p.134
    [29] 梁启超，“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载《饮冰室文集点校》，p.412
    [30] 梁启超，“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载《饮冰室文集点校》，p.413
    [31] 梁启超，“生计学说沿革小史”，载《饮冰室文集点校》,p.463
    [32] 梁启超，“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载《饮冰室文集点校》，p.413
    [33] 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p.340
    [34] 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p.272
    [35] 梁启超，“新民说”，载《饮冰室文集点校》,p.550
    [36]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饮冰室文集点校》，p.449
    [37] 参见 叶坦，“‘中国经济学’寻根”，载《叶坦文集：儒学与经济》，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p.24
    [38] 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p.301
    [39] 梁启超，“论国民宜亟求财政常识”，载《饮冰室文集点校》，p.1176
    [40] 汪中：“墨子后序”，载《述学》，中华书局，1991年
    [41] 梁启超：“子墨子学说”，载《饮冰室文集点校》,p.296
    [42] 梁启超：“子墨子学说”，载《饮冰室文集点校》,p.306
    [43] 梁启超：“子墨子学说”，载《饮冰室文集点校》,p.307
    [44] 梁启超：“子墨子学说”，载《饮冰室文集点校》,p.309
    [45] 梁启超：“子墨子学说”，载《饮冰室文集点校》，p.313
    [46] 梁启超：“子墨子学说”，载《饮冰室文集点校》，p.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