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峰：经济理论和事实

    一
    日月星辰、山水花鸟、动物和人，这些都是物。物总是在时空中存在着的——物在空间上有大小之别，物的变化（活动）在时间上有起始、过程和终了。物在时空中的变化、或人在时空中的活动，这些构成了事情。陈嘉映因此断言：构成我们周遭现实世界的，不是物而是事情[①]。物和事的分离是人的思维局限造成的，这种分离容易并且总是带来迷惘和误解。
    人对世界中发生的“相关”事情，尤其是与其自身利害密切相关的事情，有着天然的好奇心；人对事情发生和发展的原因和理由，充满着理解的渴望；不仅如此，人还总能够理解周围的世界。人的理解世界的能力被称为理性。但人为什么具有理性，这却是不可言说的。
    人大致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理解世界的：我们从不同的事情中各“裁剪”出一截或数截，然后把它们拼成一幅我们能够理解的“拼图”或故事。这个从事情中剪裁出的一截东西，我们称之为事实。事实是出于辩护、解释、理解或说明的需要而从事情中截取的一截；某件事情只要被用于辩护和证明等需要被截取，就可以是包含于一个更大的事情中的有关事实，因而事实总是“有关事实”。
    家长打了老师。家长辩解道：“这固然是事实，可他昨天体罚我的儿子。”——家长用另外一个事实来为自己辩护。老师接着叫屈，也列举了这个“坏学生”的种种违纪事实。事实可以列举很多，从而编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老师在体罚学生的时候，可能天正下着大雨等，后者也是事实，但却不是“有关事实”。漫无目的地提起某件事实，人们就会产生误解，例如祥林嫂逢人便提起她的儿子被狼吃了这个事实，人们不由地断定她脑子出了毛病。
    二
    有些事实只发生一次，例如卢沟桥事变、拿破仑兵败滑铁卢、地球上曾经历过一个恐龙时代等，这些被称为历史事实。张三被谋杀也是一件历史事实。苹果熟透了一定会从树上掉下来、水在一定的气温下会结冰等，这是会重复出现的事实，我们可以称之为科学事实。
    很多时，我们仅需要知道某件事情是否是事实。在此情况下，历史事实本身就需要证实。张三杀了人，但一般情况下他是不会认账的。罪犯总不会自动承认自己犯过的罪行，即便在事实被证实以后也可能如此，例如有人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这几乎是必然的。为了证实某件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必须有人证、物证。法庭上，证人的证词就是人证；录音、录影、凶器、指纹、血迹、DNA等都属于物证。历史上，史籍大概可以算作人证，人们甚至从《旧约》和《荷马史诗》中探寻史实；而化石、遗址、墓葬等都属于物证。
    什么样的证据能够“充分证实”某件历史事实？答案是：必须合情合理。因此，“情理”也即理性，是“拼图”和“叙述故事”的基本要素。《史记》记载：汉高祖刘邦是他母亲在田垄上“龙交”成孕后生下的。司马迁是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他显然认为这个故事是合乎情理的——尽管今天的人一般不会接受这样的“情理”，可却能接受秦王嬴政是吕不韦的私生子这个即便在当时也无人能知晓的事实，但是这个事实的发生既合乎情理，又迎合了人们对暴秦的痛恨。同样是体罚学生这样的事实，不同的“情理”背景所构成的故事可能大为不同。一百年前，这样的先生可能是严厉而有责任心的好老师；而在今天，则可能是性情乖戾的偏执狂。对“情理”本身的研究于是逐渐形成某种特定的学术规范，并成为“历史学”的重要内容。在这个学术规范的关照下，人们才能共同接受某些证据，认为它们足以证实某件事实，而不接受另外一些证据。法律问题的刑侦、诉讼、取证和庭审等整个过程与此类似，也必须符合某种规范，才能保证结果——对“事实”的认定——的“公正”，而这个规范（包括“公正”）本身也总是不断被考验、评价和修正。
    科学事实一般无需证明，因为科学事实会反复出现。科学因此反过来，它要对既定事实用某种“情理”编制一幅反映因果等逻辑关系的“拼图”以满足人们要理解世界的好奇心。这个拼图就是科学理论。
    三
    科学理论是关于世界的。人对周围世界发生的事情渴望理解。人们于是把世界中发生的那些令人迷惑不解的事情截取并剪裁成各种事实，然后加以归类、整理和拼接，从而形成最早的、解释世界的经验科学。从亚里斯多德到达尔文和开普勒，都是以这样的模式来处理他们所见到的科学事实的。
    在这些“物理学”（经验科学）“之后”的是形而上学和逻辑学，并且还应该加上数学。后者是关于“情理”的知识，其本身与经验事实无关，因而都不是科学。这类纯粹“讲道理”的知识是人类智力游戏的产物，它们是把科学事实拼接成科学理论的基本要素。
    对科学理论的评价因此有两个维度：首先，是否“合情合理”？存在计算错误或逻辑缺陷的理论是一种错误的理论，科学因此非常强调理论结构的规范；其次，是否符合事实？与事实不符或不能得到事实证实的理论，是一种不真实的或无意义的理论——科学理论的目的是解释世界并对世界有所作为，如果理论与这个世界无关，这就与科学的目的相悖。
    海德格尔指出，不能用正确或错误等词语来评价托勒密的天文学体系。在后希腊化时代，一个普遍流行的形而上学观点是，一切物体都有回归本来位置的倾向；轻清者的位置在天上，重浊者的位置在地下。因此，重量较轻的物体比较重的物体在下落时速度较慢，这在当时完全“合情合理”、因而是正确的。托勒密体系只是与很多事实不符，因而是不真实的。
    一般认为，与事实相符合的理论就是真理。但真理的麻烦在于，事实是我们出于论证的需要而从世界发生的事情中剪裁下来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是任意的，以至于我们会说：事实就是你把它打扮（描绘）成的那个样子。在剪裁事实之前，某种倾向性的和思维的先天构造总是在若隐若现地牵引着你那拿“剪刀”的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事实和既有理论是天然符合的。仅仅在新理论产生并被接受以后，旧有理论与事实不符的事实才能被发现。但新理论的提出总必须取得一个全新的哲理角度才是可能的，对真理问题的回答远不如想象中的那般容易。
    在一切科学理论背后，总能发现在支撑着它的、时代的哲学精神。在形而上学哲学盛行的年代，人们相信：一切具体的物体都是虚假的存在，唯有这些物体内部理念的、本质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存在。在这种时代精神的影响下，社会学热衷于寻求社会内部的自然法，伦理学探讨绝对的善和绝对的社会正义，经济学探讨存在于商品内部的客观价值。在今天，人们早已经放弃了对事物本质的探讨，而把眼光投放在事物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之上了，后者又与当代分析哲学的时代精神密切相关。这些科学理论都可以是“合情合理”的或正确的，但只要你把它们视为“科学”，你就还要追问：这些理论与现实世界是否相关、是否符合经验事实？
    强调经济学是数学化的、形式化的和正确的，这对于论证经济学是否是科学没有任何帮助。任何科学都是关于世界的，与世界无关的“情理性”知识都是纯智力游戏。从科学事实和“情理”的关系角度，哲学、逻辑和数学都是人们从事科学事业的工具和思考方法，都是某种讲道理的学问。准此，有人把经济学视为研究经济问题的抽象模型或工具，问题产生了：如果经济学是科学，它就必须是关于世界的；如果经济学是研究工具，它就不是科学，一如数学不是科学一样（当然，作为工具的技术也不是科学）。
    四
    从搜集事实开始、对事实进行分类并归纳出某种理论，这种科学被称为经验科学。从伽利略和牛顿开始，科学研究的程式发生了悄然但却根本的转变：人们先提出某种假说，然后用人工控制的方法制造某种事件，最后从该事件中截取一段事实、并用该事实来证实其假说。不仅如此，由于科学事实都是会重复出现的事实，理论假说还总能对事实进行预测、指出该事实产生的前提条件，并通过预测来证实其假说。科学以此有了实证科学的名称。
    实证科学的意思是：其理论是关于现实世界的知识体系、因而是某种可以用科学事实加以证实的理论。证伪不是证实的反面，而是证实的结果。由于理论与事实是天然符合的，新的事实总要借助新理论才可能发现——这便是理论预测的实际含义。
    科学处理的都是科学事实，也即能反复再现的事实。在此意义上，科学必定反映或揭示了某种自然规律，但这个规律不是“内在于”世界的或彼岸的，而是用某种“情理”编织起来形成的。自然规律因而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么崇高、那么“颠扑不破”。其间的关系是：道（理）不变，天（世界）亦不变。科学的革命总是在科学思想的革命中酝酿形成。
    比较而言，凡以数学为工具建立的理论，具有最稳定的理论形态：只要数学知识的形态不变，相应的理论形态也不变；而以一定的哲学为知识背景的理论——以社会科学为主——理论形态常常会“过时”，因为哲学这类“道理”常常发生变化。
    五
    胡塞尔的现象学曾提出过一句著名口号：“走向事情本身”。这句口号为许多人所引用，但未见得引用者都理解这句口号的意义。例如，人们热衷于研究“身边的”经济学：他们分析种稻人和养牛人的产权界定，讲述“公地的”悲剧故事，辨析电波频道分配问题的“微言大义”等，不一而足。当然，这种分析本身可以是很有意义的，但与“黑板经济学”相对应的并不就是这种“卑微”的经济学。
    该口号的本意是：如存在者本身所显现的那样展示存在者。换句话说就是：要就事情本身谈论事情，或要就“事”论“事”并且“实事求是”。
    举例说。为了解释价格是如何被决定的。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是，用思辨的方法去探求商品“内在的”、或“凝结于”商品之中的“价值”。他们以为找到了这个“价值实体”，就能一举解决价格的决定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热衷于构筑某种“供需曲线”，他们因此忙于在黑板上构筑各种“均衡”，但价格是两种商品的交换比例，人们在现实的交易过程中是如何确定这个比例的呢？这才是事情本身！人们在交易前，既不可能知道对方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也没有人能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去计量所花费的时间，他们的思辨因而与价格决定问题本身无关。新古典经济学——例如我国某大学的“跨学科研究中心”——热衷于探讨对“边际效用”的计量，后者从根基上就与价格的决定问题——人们在现实交易中奉行什么样的行为准则来确定商品的交换比例——脱节，说的本就不是一回事。
    以“研究现实世界”自诩的“新制度经济学”当然不能满足这种“黑板上的”价格理论。张五常就提出过自己的价格理论。他的理论确实是指向现实世界的，但于“情理”却有不通。他解释道：“以市场来说，换值是市价。某物品的边际用值比市价高，消费者会多购一点；若比市价低，这消费者当然不会购买。这是个人争取最大利益的假设使然。如此一来，在均衡上，市价就必定与最高的边际用值相等。这样，市价就是最高的边际用值。”[②]
    市价与边际用值可以直接比较，这意味着两者可用同一计量单位进行计量，效用计量的困难令人惊异地不存在了。说某物品的“边际用值比市价高”，这意味着什么呢？谈论“木与夜孰长，智与粟孰多”，你还能找出比这更荒唐无稽的念头吗？
    可见，科学既要关注现实，又要讲道理，两者缺一不可。
    --------------------------------------------------------------------------------
    [①] 参阅陈嘉映，《事物，事实，论证》，中评网-学者社区：http://www.china-review.com
    [②]　参阅张五常“科学说需求”，《经济解释 (卷一) 》，香港：花千树公司出版，2002。着重号为笔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