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久雨：共同富裕的文化根脉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其以深厚的中华文化为基调和底蕴，具有独特而鲜明的文化逻辑。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图景映照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禀赋，孕育了中华民族社会生活赖以维系的价值体系。这些价值体系作为中华民族根源性的共同观念，涵育了中华民族追求共同富裕的价值源流，为我们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内源性可能。
    以民为本思想浸润着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民本思想源远流长。西周统治者总结夏朝衰亡之教训，强调“民”在国家治理中的现实意义，告诫子孙修德、敬德以“保民”。周公旦提倡“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保惠于庶民”（《尚书·无逸》），凸显了体恤人民、施惠于民，关心和重视改善人民生活的情感态度。春秋战国时期，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发展格局中，民本思想熠熠生辉。管子主张“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认为富以养民是治国的首要任务。孟子主张“制民之产”（《孟子·梁惠王上》）、“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等，倡导规定百姓产业，征税有定制，为百姓生产提供基本条件。“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馀”（《荀子·富国》）的主张，体现出利民、富民的为民情怀。古语“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荀子·富国》）辨析了民富与国富的逻辑关系。秦后到清末，民本思想愈益丰富发展。贾谊“夫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新书·大政上》）的观点，表达了物质利民、爱民忧民之心。循史而察，中华文化涵盖了富民、利民、养民的思想观念，其不断延伸发展，成为中华民族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精神资源。
    “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映照着中华儿女追求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回顾中华文化发展历程，“大同”“小康”社会构想体现出无数志士仁人对美好家国的期盼。《礼记·礼运》勾勒出“大同”“小康”的理想社会状态，表达了儒家对“天下为公”理想社会的追求。《孟子·梁惠王上》中“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从关注物质层面的需求到观照人民发展权益，描绘了小康社会的理想蓝图。尽管“大同”“小康”等构想在当时有其历史局限，但仍成为引领无数仁人志士建立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景：康有为“人人皆教养于公产，而不恃私产，人人即多私产，亦当分之于公产焉”（《礼运注》）的平等富足理想，孙中山先生“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的民有、民治、民享政治理想，等等，凸显出对于实现全民所有制、反对贫富差距悬殊的经济发展、互助和谐的社会生活的不懈求索。历史地看，中华文化中体现的对人民劳苦的体察、美好生活的追求、和谐社会的构想，积淀发展为镌刻在中华民族性格中的文化基因，形塑着人民群众对社会生活的价值追求和意义建构，表达了中华民族追求共同富裕的民族心理和价值目标。
    “和合”理念涵育着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支撑。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合”理念融入中华民族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体现在国家治理的各维度，表达了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和谐发展的思想观念。在人际维度，“和合”理念包含“致中和”（《中庸》）的修养之道，涵盖“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的处事之道。在人与自然维度，“和合”理念包含“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礼论》）的自然之律，涵盖“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状态。本质上，“和合”理念承认具体价值观念的多样性、人类价值追求的普同性和人类社会总体发展的共通性，内在支撑人类在日益紧密的交往关系中谋求安全、企望和平、向往繁荣的美好愿景，内蕴了共同富裕的价值根源。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凝聚“和而不同”的思想共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路径，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需要“和合”理念提供价值支撑。在主体维度，倡导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球合作共赢；在内容维度，推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在时间维度，处理好发展速度、发展阶段、发展进程的相互关系；在空间维度，推进国内国际、城乡区域、民族地区合力发展，提高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
    作者：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武汉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 项久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