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宇军：《经济学的新框架——兼及西方经济学的批判》导论

    一 经济学改革的紧迫性及其任务
    当千禧年的钟声还萦绕在人们的脑际，法兰西又响起了经济学危机的警钟，2000年6月，法国发生了一起在经济学界颇有影响的事件，一群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发表了一份请愿书：“希望脱离虚构的世界！”认为以新古典理论为主干的经济学教学，与现实太过脱节，不能深刻理解现代人所面对的众多经济现象。“反对无节制地使用数学！”认为当数学本身不再是工具，而成为经济学自身的目的时，求助于数学形式化会导致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真正的精神分裂症。“要求经济学方法的多元化！”认为新古典方法借助于纯粹的公理化程式，宣称能解释任何事物，似乎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学真理。这是不能接受的教条主义。法国的经济学教授们及时跟进，支持学生们的举动，也发表了一份请愿书〔请愿书上签名的不乏法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老师的请愿书中有一段话予人印象特别深刻：“在真实的科学中，解释要针对实际现象。一种理论的有效性和适宜性只能通过与‘事实’相对照进行评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和许多学生一起哀叹经济学教学的发展状况，哀叹它给予新古典理论和构建、操纵缺少经验内容的模型以特别的优待。”[1]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法国的媒体和政府也被卷入这一事件，也许正是媒体的推波助澜，法国政府针对这一事件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最后呈交的调查报告〔即《菲图思报告》〕对学生的请愿书做出了正面的回应。这一事件还在世界其他经济学重镇引起了反响，剑桥大学27名经济学博士生于2001年6月发出了一封公开信，主张开放经济学，实现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多元化；在美国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的一次会议上，来自22个国家的七十多名教授、研究人员和学生也在“给所有大学经济学系的国际公开信”中，一开始就呼吁“经济学需要根本性的改革，现在该是变革的时候了”；在中国这个新兴的经济大国，经济学已经成为显学，按理说应该有最强烈的反应，或许因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普遍传播的历史并不长，或许因为中国的学生们和先生们还沉醉在新古典主义的迷信中，对法国学生的支持几乎变成了贾根良教授一个人的摇旗呐喊。[2]
    法国学生的意见可谓鞭辟入里，直捣新古典经济学的命门。理论与现实的脱离、数学在经济学中法乎其上的使用、新古典理论在经济学中的霸主地位，的确是经济学现状的真实写照。自边际革命以来，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占据着主流的位置，虽然其间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曾对新古典经济学发起过冲击，但都无改于主流的走势；凯恩斯革命算是最成功的，一度与新古典并驾齐驱，呈现出双主流的趋势，然而在“滞胀”以后，凯恩斯主义显示了败落的迹象，被新古典讥讽为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的无根飘萍，新古典却更加昂首挺胸志得意满，雄赳赳地继续主导着经济学的方向。
    时至今日，经济学家们并不惮于非难新古典经济学，但在他们的努力背后，出现了奇特的景象：一方面是新古典忙着应付其他经济学的攻击，不时对自己的堡垒修修补补，以致叠床架屋，使新古典的理论体系变成一个日益臃肿庞杂的怪物。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并没有能力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只能在对新古典的攻击中享受成功的快感；另一些经济学家则从生物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等学科中淘来一些并不新奇的武器，装备起自己的队伍，样子还是有的，是不是有战斗力就不得而知了。这可苦了经济学的学生们，他们既被接引进新古典千门万户的庞杂体系，如同置身于迷宫之中而犹豫彷徨，同时还担心没有现实基础的新古典理论只是空中楼阁，随时都可能坍塌；又经受不住其他流派经济学的诱惑，试图寻找更具有真知灼见的思想，在游移徘徊中逝去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最终，却因经济学的现实格局而难于学到真正的经邦济世的本领。
    在久攻不下的新古典堡垒面前，攻击者是否应该做一些反省：是因为没有找到新古典的要害，不能一招致命？还是因为新古典的自我修复能力太强，总能化险为夷？是因为攻击者甚众，而能取代者几无？还是因为新古典玄虚幻化，进攻者无处着力？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新的更坚固的经济学大厦建好之前，新古典的旧营垒，还是能够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一个暂时的栖身之地。
    新古典经济学总是有它的优胜之处，否则不会有这么顽强的生存张力。在现有的经济学体系中，新古典的理论体系相比之下也许是最完整最具有统一性的；数学在新古典中的广泛使用，不只是给新古典披上了科学主义的漂亮外衣，确实也给新古典带来了简洁、明快和形式逻辑上的一贯；新古典的最大化假设，是市场经济最本质的概括，具有科学抽象的内涵〔尽管未臻完善〕；新古典对市场经济自由放任的强调，在较大程度上吻合了市场经济的勃勃生机；新古典中一般均衡的思想，显示出高屋建瓴统揽全局的气度……。
    然而，新古典经济学最致命的缺陷是与现实的脱节，这一缺陷在数学形式化的驱动下愈演愈烈，而且在新古典自诩高深的吹嘘中成为纯粹的数学游戏，既惑于普遍的经济现象而难能通达，更不能指导现实经济解难渡厄。新古典理论的统一性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这不仅是说它相对于其他的经济理论有较高的统一性，也是说它相对于自己虚构的理论基础有形式上的统一性，这种形式上的统一性越完整，它与现实的反悖就越突出。新古典的最大化假设，虽然有高度的概括力，但这一假设众多的虚幻前提，不仅有损于这一假设对真实世界的解释力，而且有损于这一假设的科学性。新古典的自由放任主张，过于看重了市场经济自动均衡的一面，对市场经济的波动带给人类的灾难，或茫然无解、或漠然置之。新古典中一般均衡的宏伟构想，拘泥于形式主义的统一性，缺乏对立统一的辩证思考，成为静态的没有生命律动的僵化躯体。
    法国学生鸣响的警钟是有现时的紧迫性的，才过数载，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席卷了世界，引起的震荡堪比1929年的大萧条。经济学的现状当然不能算作这次危机的原因，但是现代经济学既不能预警危机更不能防止危机，这样的经济学本身就是危机重重了。尤其让新古典经济学难堪的是，在此前的二三十年中，陶醉于对凯恩斯主义的胜利，欢呼新古典的新自由主义又在美国占了上风，甚至声言经济危机已成为历史，却让次贷危机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没有任何警觉地发生着。
    由此可见，新古典经济学不是没有严重问题，经济学不是不需要根本性的改革，经济学改革不是不迫在眉睫，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既要使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又要保持理论的整体性、统一性；既要夯筑经济学坚实的基础，又要祛除宏观、微观的人为分离；既要能解释普遍的经济现象，又要能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既不能忽略经济学量的计算，更需要注重经济学质的规定；既要对现有理论兼收并蓄、去伪存真，又要使理论融会贯通、浑然天成；既要防止其他学科对经济学的侵蚀、维护经济学的本真和学术独立，又不能坐视经济学自尊自大、让经济学帝国主义肆行无忌。
    二 本书的方法论选择
    这里来谈一下本书方法论的选择。
    经济学是实证的科学，这种认识已经深入人心，即使那些偏爱规范经济学的学者，也很少有人反对实证经济学是规范经济学的前提或条件。这种认识上的一致，可能要归功于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在他那篇著名的《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中，采用老凯恩斯的标准，把经济学划分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实证经济学是探讨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规范经济学是探讨应该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随后弗里德曼集中论证了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有两点，一点是经济理论的预测性，“实证科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发展出一种‘理论’或‘假说’，它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作出合理的、有意义的〔而不是不言而喻的〕预测。”[3]对于这一点，经济学家们一般都没有异议，但是能够真正做到的却又是凤毛麟角。另一点是理论的“假设”的非真实性，这一点要和上一点配合起来使用，理论“假设”的真实性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假设”得出正确的预测。这一点被人们引证得最多的弗里德曼的另一段话所加强：“一般说来，一种理论越有意义，它的假设就越不现实。”[4]
    弗里德曼的前一点是可以接受的：以理论预测的正误来验证理论的科学性或真理性。弗里德曼的后一点则颇启人疑窦，布劳格质疑到：“如果很容易就能毫不含糊地评论经济理论的预测，那么，我们真的可以认为假设的现实性并不重要。但不幸的是，对于经济理论能够预测的东西很难达成一致，而毫不含糊地评论预测，来看该理论是否可以被成功地驳斥，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我们的确为假设的现实性担忧。同样地，如果所有的理论，包括经济学理论，都有一个严密的推理结构，那么当一个理论预测正确时，它的假设必定也是正确的，否则就不可能推导出正确的预测……”[5]更让弗里德曼始料不及的是，“假设”的非真实性已经成为伪科学的庇护所，人们肆无忌惮地使用“假设”来为自己的理论立论，然后堂而皇之地宣称，这些“假设”是无须证明的，只要理论言之成理就行了；更有甚者，当这样的理论与现实不合时，他们会说是因为“假设”的条件还不具备，理论并没有问题。以现实来俯就“假设”的条件，真是妙极了，多少新古典的理论是假“假设”的非真实性而欺世盗名的。因此，弗里德曼的实证的方法论，前一点值得首肯，后一点则不敢恭维。[6]
    经济学是实证的，就是说经济理论要用事实或经验证据来证实。但是，这些事实不论是过去经验的归纳还是预测的结果，都是有限的，相对于无限的事实和未来，这里的证实远不是充分的，或者更极端地说，还是未被证实的。波普尔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提出了他的证伪主义。波普尔指出，科学定律作为全称命题，是不可能通过经验事实来完全证实的，尽管这些经验事实足够多。相反，只要有一个否定性的证据，就可以对科学定律形成怀疑甚至证明其伪。因此，可证伪性比之可证实性，是一个更好的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可证伪性并不是否认科学的实证性，而是用一种更简捷更实用的方法来验证科学理论，可证伪性同样是实证的方法。[7]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招致了不少的批评，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批评是，证伪主义可以证明理论是错的，但不能证明理论是对的。在对证伪主义的反复辩难中，证伪主义脱略为“批判的理性主义”，意在对科学理论的证伪、反驳、批判的过程中，实现科学理论的进步。“批判的理性主义”才是波普尔主义的本质所在。布劳格在谈到证伪主义的这种转换时说：“波普尔明确表示，他现在同意对他的观点的这种解释：‘我思想的真正关键，是可错论以及批判的方法。’”[8]
    应该说，证伪主义和证实主义在经济学的方法论中都占有一席之地，这两种方法都属于实证的方法，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可能会达到更好的效果。然而，不论是证伪的方法还是证实的方法，不论是演绎的方法还是归纳的方法，都没有跳出形式逻辑的框框。波普尔对证实的或归纳的方法有很有见地的批判；后来者又对波普尔的证伪的或演绎的方法颇多微词。而更重要的在于，这两种方法带有更多的主观性，至多是对现实世界的摹写，对于现实世界的内在运动和发展变化，这两种方法都不能给我们提供有益的思想。
    于是，我们转向辩证法。辩证法从事物自身的对立中来说明事物的变化、发展和运动，正是在事物自身的对立统一中，事物获得了存在的根据。因此，辩证法不是人类从外部强加给现实世界的，而是对现实世界的内在运动的抽象。类似的抽象在形式逻辑中也有，但形式逻辑的抽象主要是对客观世界的现象或即有客在作出概括，鲜能在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来认识世界，更不会洞见事物内在的对立统一运动〔形式逻辑中的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就是与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格格不入的〕。
    当然，辩证法不是没有敌手，在普通的意义上它的敌手还很多，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人们就像对待“死狗”一样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而马克思则自豪地宣称他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学生。[9]现代否定黑格尔的有两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一个是罗素，他认为“黑格尔的学说几乎全部都是错误的，”[10]另一个是波普尔，他主要是从黑格尔的历史观来批判黑格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他的体系中最差劲的部分〕，他甚至怀疑黑格尔的人品，认为他与普鲁士专制政府相勾结。[11]
    罗素对黑格尔的否定过于片面且有庸俗化的倾向；波普尔对黑格尔的批判也许太血气方刚了，他出版《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时，才四十三岁，可以说是睥睨一切；到了他的从心所欲之年，来为自己的学术生涯作总结时，显露出对辩证法的明显好感：辩证法“对每一种即成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2]如果说波普尔都自认他的证伪主义是批判的理性主义，恐怕他已经开始了向辩证法的复归。
    黑格尔是辩证法的集大成者，但他不是辩证法的唯一宗师，古今中外的很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推崇辩证法，举其大者而言，在中国，老子、孔子、[13]毛泽东，其辩证法都有炉火纯青的表现。在西方，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他们的辩证法都足于使他们的思想名垂千古。更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以上列举的这些伟人，在他们自己所处的时代，几乎都是无人能够超越的。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证明辩证法的真理性，可能流之肤浅，但我们这里不可能为辩证法作哲学上的辩护，只能留待方法论专家和哲学家们再作更深入地探讨了。
    或许还有一个折中，让我来现身说法吧。这本书所运用的辩证法，只能算牛刀小试，但感觉则是得心应手、势如破竹，许多经济学中的重大问题和疑难问题似乎都能迎刃而解。如若不信，读者可以证之于这本书的论述。这种几近于王婆卖瓜的自炫，难免会引起人们的反感，而我真正想说的是，如果这本书真的如自我感觉的那样好，那就应该能洗刷掉泼在辩证法上的污渍。
    总起来看，这本书采用的方法是实证的〔既是证实的，也是证伪的，不过是改良后的或拉卡托斯所说的先进的可证伪主义[14]〕、辩证的〔这里的辩证的也是实证的，但更注重于从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对立统一中来把握〕、历史的[15]〔辩证的也就是历史的，它表现为一个过程，是运动的、发展的〕，如果要计量，最适用的数学方法是博弈论。[16]
    三 本书的总架构
    这本书分析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我们这个星球目前最为普遍的经济方式，也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为活跃、最有创造力、在某种意义上也最有破坏力的经济方式。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证经济学的基础；第二部分集中于不同的价格形式〔类似于西方经济学的微观部分〕；第三部分关注市场经济的总体运行〔类似于宏观部分〕。
    在凯恩斯主义被新古典经济学指斥为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之后，经济学的基础问题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重视，经济学要有基础理论，经济学的宏伟结构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这种认识人们不会不赞同。其实，不同的经济学说都有自己的基础理论，而且不同的基础理论之间可能会有交集，但是，不同的经济学说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坚固的基础，以致各种经济学说纷然杂陈、莫衷一是。于是，我们要为经济学寻找一个统一的坚实的基础。在第一部分〔即第一编〕，我们以四个基本的经济关系----社会分工、私有产权、个人利得最大化、人与人的对立----来作为整个经济学的基础。第一章是社会分工，这一章我们并没有增添多少新内容，也没有拘泥于过去的经济学家主要以生产力的进步来看待社会分工，而更加注重社会分工作为市场经济的一般前提和网络系统的社会功效。第二章论证私有产权，私有产权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在理论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阐述；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私有产权又被视为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两者之间私有产权的合理性和重要性都被忽略了。我们既要理解私有产权产生的必然性，更要理解私有产权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私有产权是市场经济的物质保障。第三章的个人利得最大化，在经济学理论中享有最高的知名度，但声名远播归声名远播，并不是每一个经济学家都信奉它，人们不仅因它自身的混乱而无所适从，更因为这个经济学的第一公理〔西尼尔语〕从来没有得到证明，无疑引致人们对个人利得最大化的歧义并增加人们接受它的难度。个人利得最大化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其过，它是市场经济的心脏或内在动力。在这一章中我们要证明个人利得最大化，并在这个证明的基础上统一人们对它的认识。第四章以人与人的对立为内容，这在传统经济学几乎是不曾论及的，它对于我们理解市场经济的冲突、矛盾、变化、发展大有助益，它是辩证法在市场经济中的集中表现。但人与人的对立不是我们凭空硬塞入经济学中，而是活生生的经济现实，它起源于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又在私有产权和个人利得最大化的作用下得到以强化，成为市场经济普遍的运动形式。
    第二部分〔即第二编〕讨论价格决定，这里的价格决定不只是一般商品的价格决定，也包含其他资产的价格决定，如工资、地租、利息、利润等。这些不同的价格形式在过去的经济学中多有论述，已经没有任何新鲜感了，我们这里之所以重提这些老旧的话题，一则因为价格理论虽有新古典主理其论，但并不是众望所归的，而且新古典的价格理论颇多纰漏；一则因为传统的价格理论〔不论是新古典的还是其他流派的〕对不同的价格形式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说明。我们要在新的基础理论之上，建立一个新的价格理论，使之有更坚实的基础、更大的包容度、更好的解释力、更统一的体系。这一编共有四章，即第五章至第八章，第五章是一般的商品价格，先对传统的价格理论作了一个简略的评判；然后论证了价格的质的规定性，指出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对立与同一是价格的内在规定性，这种对立统一将表现在人与人的对立上，同时对价格作出新的定义：价格是私有产权的货币化；接着分析价格量的确定，主要以个人利得最大化和人与人的对立作为其定价基础。接下来的第六章转入劳动力价格，关于劳动力价格或工资的理论很有一些，我们首先作了回顾；这些工资理论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有其合理性，问题是能否把它们接纳进一个统一的工资理论中，我们主要从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中来吸取不同工资理论的合理成分，并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捕捉决定劳动力供给或需求的要素，在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对立统一中确定劳动力价格或工资。第七章论证利息，传统的利息理论在所有的价格理论中是最混乱的，这不仅由于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困扰，也由于传统的价格理论的局限。当我们用新的价格理论来说明利息，以私有产权的货币化来规范利息理论时，我们就得到一个更有归属性更有统一性的利息理论，并顺带看清了诸多令人迷惑的价格现象。利润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之旋转的核心，这构成第八章的内容，但在新古典的理论迷宫中，利润最大化一会儿为零，一会儿止于边际成本等于价格，不仅造成理论上的错乱，如果用之实践，还会造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毁灭。我们从私有者之间的普遍对立，从私有产权的非一致性，从个人利得最大化尤其是企业利润最大化，从市场经济供求的非均衡和生产力进步的非均衡，来论证利润，或许更有说服力、更有包容性。
    第三部分〔即第三编〕我们考察市场经济的总体运行，但我们只能就经济学中最重要且为人们最关注的几个问题提出意见，在第九章 整体经济运行的格局 中，我们有对看不见的手的颂扬，有对一般均衡的赞许，但也指出了它们的局限性，尤其对于一般均衡这一新古典的美丽神话，我们只能把它放置在虚无缥缈的太空中。而现实的市场经济的总体格局，我们必须在均衡与非均衡的对立统一中来认识。第十章的经济增长理论，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密切地注视着，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滞缓已经成为国内经济的头痛问题，而现有的众多的经济增长理论，似乎又拿不出有效的处方。我们对经济增长理论的重新阐释，如果能得到人们的认可，或许能为解决经济增长问题提供一些帮助。第十一章是一个更紧迫的问题----失业与就业，经济学的智慧在这里倾注了太多的精力，但失业问题好像还是一筹莫展，且有日渐加重的趋势。人们对失业问题的认识看来存在误区，陷在新古典的泥淖中不能自拔。在这一章中我们定义了一个新的失业语汇----功能性失业，并对此作了分析，过程不失精彩，结论却不容乐观。第十二章解释经济周期，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是被新古典污染最轻的一个领域，与经济现实结合得最为密切，但纷然杂陈的周期理论，并没有把人们对经济周期的理解推进了多少。我们的周期理论，植根在新的基础理论之上，顿显豁然贯通之势，有令人难于置信的简洁明了，在简洁明了之中，人们应该会有意外的收获。在接近本书末尾的第十三章，我们谈论货币的作用，货币在现有的经济学著作中已经讲得太多了，重复的话味同嚼蜡，我们撷取一些现存货币理论中未被重视的方面，但在我们的理解中却又有重要的作用，算作拾遗补阙，看能不能给人们一些新的启迪。最后一章第十四章 结论，是对本书的一个总结，似乎应该松口气了，然而对我来说这是最难的一章，它不仅是对本书理论上的回顾，不仅是对市场经济现实的展望，不仅是对市场经济重大问题的提出，而且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出力不从心的解答。不过，这一章可能是最能引起人们深入地思考的，倘若真是如此，这一章的意义也就有了。
    这本书只有二十来万字，自动笔以来，已近十载，某些难题往往要一年半载方能攻克，[17]书中的主要论点，几乎都有新意，读者当能体会。但本书的推陈出新尚在其次，作者的真正意图是，在新的基础理论之上，建立一个气韵贯通、浑然一体的理论体系，这一点不知读者能否洞察。本书的部分章节，一些亲友看过，感觉论述浅白，道理简明，设若此言不谬，这满足了我的夙愿：以明白晓畅的语言，揭示经济学的真谛。
    看完这本书，人们或许会有些讶异，怎么只有这么简单的几笔？怎么经济学的很多内容都没有？这正是作者的用意。我采用素描的手法，对经济学只作总体的勾勒，不考虑细部，更不作装饰，目的是要人们清晰地检验它的整体框架，看它的基础是否坚实，看它的上部结构是否统一、牢固。如果检验过关，细部的填充、后期的装饰，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也无伤根本。假如根本都不坚固，再完善的细部、再堂皇的装饰，都处于危殆之中。
    我自信为经济学建立了一个新框架，但是，自信离自负只有一步之遥，尤其当这个新框架尚未经受过学界的猛烈批判和实践的再检验[18]之际，这种自信还是收敛一下为好。不过我强烈地感到，
    经济学太需要一个新框架了，十几亿中国人民正跋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曲折历程中，应该有一个理论指南；而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已成强弩之末、险象环生，亟待经济学有突破性的进展。如果这本书欣逢际会，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的经济进程有所助益，当要以手加额、感谢上苍。如果这本书只是为这个新框架的建立搭了一个脚手架，也算差强人意、与有荣焉。如果这本书一无建树，就让它化作尘埃，飘散在历史的风云中。
    [1] 参见爱德华·富布克鲁:《经济学的危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3页。
    [2] 参见同上。
    [3]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上册,第123页。
    [4] 同上,第130页。
    [5] 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与经济学大师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页。
    [6] 对弗里德曼理论的“假设”非真实性的批判，有越来越多的方法论专家加入进来。〔参见博伊兰,奥戈尔曼:《经济学方法论新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7] 参见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8] 布劳格等：《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第151页。
    [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10] 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下卷，第276页。
    [11] 波普尔写到：“我断言，黑格尔的哲学受到了不可告人的动机的驱使，即受到了他复兴威廉三世的普鲁士政府之利益的驱使，因而不能过于认真看待它，这并不新鲜。”〔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二卷，第69页〕
    [12] 波普尔：《无穷的探索 ----思想自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139页。
    [13] 说孔子是辩证法的大师，人们或有疑问，其实孔子的中庸之道是有高度的辩证法智慧的，孔子作的《易传》，更是把《易经》的原始神秘性化作充满辩证法的理性思维。
    [14] 拉卡托斯认为可证伪性不能被看作驳斥一个理论时仅用一个反驳的根据。依据拉卡托斯的理论，在驳斥一个理论时，你必须考虑一系列完整的反驳依据，甚至在那时，你也仅仅是根据其他竞争性理论驳斥了该理论。〔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与经济学大师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0-371页〕
    [15] 历史的方法在西方主流的经济学中都不用了，他们以轻蔑的态度看待亚当．斯密、李嘉图、约翰．穆勒、马克思等大家的作品，甚至说凯恩斯的《通论》也无须读了，据说一些著名的美国大学已经取消了经济思想史这门课。一个没有历史的经济学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怎能说明这门学科的起源、变迁和进步呢？
    [16] 诺伊曼和摩根斯坦在他们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的引言中强调，自然科学中使用的数学方法不适用于他们的目的，他们建立博弈论，主要适用于经济学和社会科学。
    [17] 这种研究进展的低效率，被斯蒂格勒的一段话所安慰：“探索一个新思想，直到发现它是有前途的或无前途的，需要大量的时间。”斯蒂格勒指出，新理论的产生，“成本非常高”。
    [18] 这本书的立论都是以事实为依据，当理论完成后，还须放在现实中接受检验，所以说是再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