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中国改革开放是这样起步的

    2018年6月26日，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报告厅主讲“中国改革开放是这样起步的”。本文为演讲记录。
    改革缘起，“改革要从最薄弱的环节突破”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这样起步的》，这个问题一定要从1984年开始，当然再往前还有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当时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思想阻碍改革，但1978年开始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聚拢了大家的观点，当时都认为这个才是对的，只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本本主义，也不是领导讲话。
    改革要从最薄弱的环节突破，最薄弱的环节是哪里？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经过学术界反复的研究，最后认为是农村。因为农村跟城市不同，无论经济怎么困难，票据能够给城市一些优惠，但农民是没有粮票的，一旦粮食短缺只有挨饿。农民曾在60年代自发地搞过一些承包制，但当时是困难时期，中央认为，人都快饿死了，就不要再束缚农民手脚。但在经济状况稍好之后，承包制又被取消了，当时凡是坚持搞承包制的要么被开除党籍要么进了监狱。所以，改革从哪儿开始？就从这儿突破。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最大功绩在哪里？就是在改革问题上听从农民的意见。农民希望做什么就尊重他的意愿，比如说，安徽18户农民冒险签了承包合同，合同上写着“如果谁将来被抓了，其他各家有义务把他们的孩子抚养成人”。农业承包制出现了，这是在农村中最大的变化。
    从这个时候开始，农民的积极性增加了，除了种田，还养猪、养鸡、养鸭了，农贸市场一天比一天丰富了。粮票、肉票、棉花票，各种票证逐渐地消失，证明改革是有效的。
    此外更重要的方面是，农村劳动力增多了，开始投入乡镇企业。办乡镇企业的资金最初是农民自己筹划的。没有技术人员，就到城里去聘用已经退了休的工人。当时最时髦的方向是建筑材料，要发展经济，各地都想先修房子。乡镇企业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建筑材料，从砖瓦到各式设备乃至一些小五金。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农村人的生活也渐渐好转。到八十年代初，出现了一个很时髦的事情，大家开始去挤火车、挤公共汽车、挤轮船，穿着西装的农民推销员也出现了。
    就这样，乡镇企业市场慢慢也起来了，农民有了自己投资的地方，经济就开始发生变化了。在计划经济之外，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产生了。光有承包制不够，光有乡镇企业不够，必须有乡镇企业市场，这就是在计划市场之外多了一个东西，中国改革走上了一条新路。
    这些还不够，还在靠近香港的深圳设立了经济特区。在经济特区里完全按照市场规则运行，香港在这里投资，深圳以极快地速度发展起来。
    总之，中国的经济变了，三个大变化开始了：
    第一个变化，农业承包制。农业承包制提供了许许多多的农牧市场的产品，人们的票证取消了，生活改善了。
    第二个变化，乡镇企业起来了。能够在市场上提供老百姓、工厂所需要的建筑材料、小五金等等。
    第三个变化，经济特区来了，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中国完全有可能按照最新的技术来发展。
    这个就等于给平静的水面上丢下了三块大石头，三块大石头一丢整个的波浪起来了，中国经济再也回不到过去了，这就是八十年代初的情况。
    改革重心转向，“中国要走产权改革的路”
    改革还没完，为什么还没完？前面所讲的都是农村的改革、乡镇企业的改革。而真正的改革要改城市、改国有企业，怎么改？这是摆在八十年代前期的一个大问题，改革的重心转入城市、转入工业，这样中国才能变。
    具体怎么改？当时有两种思路：
    一种是世界银行的意见，放开价格，参照西德的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被分成两块，一块是东德，民主德国；一块是西德，联邦德国。英美法三个国家把西柏林建成了经济特区。所谓放开价格，就是政府不要管价格，让它在市场上升升降降，经济自己有规律。通过放开价格，西德的经济很快就恢复了。
    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北京大学提出了另一种改革思路：中国学西德是走不通的，要走产权改革的道路。于是围绕学不学西德又开始了一场争论。
    1986年4月下旬，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大学校园里开始了。4月26日，那天是人山人海，大家都为了听一听中国该怎么改。在会上我的第一句话就说：“中国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中国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产权改革的成功”。
    这个消息传到了中共中央。中央问我，你为什么提出不能放价格？为什么提出必须走产权改革的道路？我当时的意见是，西德放开价格是对的，因为它是私有制社会，私有制社会里不要控制它的价格，价格放开了，它根据市场的波动自己会找到规律，慢慢就改变了。但中国不行。中国是公有制社会，这决定了单纯的放开价格是没有用的，国有企业放开价格以后只会导致价格的猛涨，却不能改变企业的地位。
    那怎么办呢？应该考虑到如何先调整经济结构，调整产权，让每个企业都成为自负盈亏的，自己为国家负责的，自己纳税的经济单位。这个单位有了，改革慢慢才行。
    第二个理由是，西德搞价格改革有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放开价格后，物价上涨、粮食短缺，都可以通过进口来帮助它，使经济稳定下来。但中国行吗？哪一个国家能够来帮助中国放开价格？没有的，价格只能是越涨越高，所以这样是不行的。
    以上两个理由还不足以让领导人放心。我把风头一转，又提出第三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只放开价格，但整个体制没有变，内因起不了作用。另外，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决定流通，放开价格是流通领域的改革，没用。只有产权改革让企业成为真正的主体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单位。
    改革之路波折往复，“中国的改革不是那么容易的”
    大概到了下半年，中央一个决定说试试看股份制行不行，在一些企业做试点。当时考虑以四川试点，重庆是四川下面的一个市，包括重庆在内。为什么呢？因为整个西南以四川为界，国有企业多，所以须股份制改革要从国有企业多的地方开始。
    但是因为后来政治形势发生变化，试点停止了，又回到放价格的论调上。放开价格不能试点，消息一出来，物价猛涨。老太太在街上听说要涨价了，忙买一大包肥皂扛回去，怕涨价。什么东西都抢购，整个经济就乱了。结果到了1988年，又回到了从前，暂不放开价格。当初还有一个计划，价格调整要分开种类调，但价格调整的消息一出来就不是这样了，是卖的就抢。所以说回想过去的经验，中国走放价格的路是行不通的。
    接着又发生了政治风波，无论是放开价格还是产权改革，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不被认可。于是，经济改革又处在停滞阶段。只是到了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再次讲话，中国的改革才走到正常的路上来。所以，中国的改革不是那么容易的，要经过反复的试验、甚至挨批、撤职，这就是我们经过的历史。
    邓小平二次南巡讲话以后，股份制终于被肯定下来了，但又碰到了一个问题，有些老干部担忧国有企业改制后变成私有企业。其实股份制怎么是私有化呢？明明是公有企业改成了股份制，股份制改革一定要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不改革，光靠民营企业能建几个企业？这种情况下，包括我在内的经济学界，提出了两个办法：第一，增量先行。第二，存量暂缓。
    什么叫增量先行？比如这个国有企业有100亿的财产，增量就是我先拿20亿出来上市、出卖。存量暂缓，就是还有80亿暂不动，不影响大局。这样一来，这个事情终于可以实行了。但是实行以后又有问题，问题在哪里？董事会虽然建立了，但是没人来参加，增量不是大头，只能做分散的小股东，这样掌握不了董事会的决策权，所以增量先行变成一句空话，行不通，还得动存量，这才是中国的股份制改革真正的开始。
    当初增量先行的时候承若了存量暂不动，可现在要动存量，就违背了当时的承诺，这就是违约，那怎么办？原来买了增量的人，他们可以再拿钱出来。这样一来，中国的股份制进入了“二次革命”阶段，什么阶段呢？就是给原来购买股份制增量的人一定好处，然后就解放了那些原来不让上市的股东。
    上市怎么补偿呢？按照市场规则来做，效果好的这些10配4，效果中等的10配3，效果差一点的10配2，这样一来这个难题总算解决了。但这已经到了《证券法》公布以后才做成，所以说，就是中国的改革不是那么容易的，是一步一步艰难走来的，这是可以给我们借鉴的历史。
    有一个问题一直很重要，就是农业承包制虽然已经做了，但是承包制有没有权利呢？按照正式的文件，承包制没有权利。因为承包的土地是公有。这就是习近平当初在福建林权改革上提出的问题。林权是很长时间的经营，你要林权改革那就应该延长林权的承包期限，他提出70年不变，这个在当初是很大的振动，因为林权一般都是30年不变，但最后还是延长到70年。第二，林权可以抵押，以前是不让抵押的。第三林权可以转让，农田不能转让，林权可以，只要人家愿意经营林地你就让他经营。
    改革还在继续进行之中，到现在承包权可以抵押，但是跟林权一样期限应该延到70年不变，这样的话才有农田发展的可能。林权改革了，农田最后怎么改革呢？现在还没有定，为什么呢？现在只是说承包权落实到农民，但《宪法》规定了公共土地是国家的、是集体的，这个还得看下一次《宪法》修改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之前已经同意的就是林权的很多东西可以搬到农业中使用。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大体就是这么一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