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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十年激荡奔放的中国对外开放进程造就了20世纪末期以来蔚为壮观的开放型经济实践。犹之于经济转型的整体安排，我国对外开放进程中独特的战略选择拥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其鲜明的渐进性。按照这一指导思想和规划蓝图，我国开放型经济的萌芽和发展的最初阶段，开辟了一个国际经济学意义上和中国改革规划中的所谓“贸易品部门”，它同原有体制模式中封闭经济的所谓“非贸易品部门”并存。随着经济开放和转型的持续推进、广义双轨制的逐步消亡，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悄然来临。这些未曾停顿的变革和累积推动了我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紧密融合，原有的“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并存的格局得以逐步打破。尤其是伴随着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许多目标市场原定格为国内市场的部门逐步向国际市场扩张。于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带动国内众多部门走入“林达模式”的新型国际化语境。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对外开放实践持续推进和不断丰富，并相继汇入蓬勃兴起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回首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学术界和决策者们经历了一场场关于中国经济开放的理论指导原则和实践模式选择的激烈争鸣，终于认识到应当依据比较优势原则，积极地参加多种形式的国际分工，有效地利用两种资源、开拓两个市场，服务于史无前例的中国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全新的历史进程。尽管其后我们再次经历了20世纪八十年代末发端于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必然调整、九十年代后期源于亚洲金融危机的东亚经济增长与开放模式的重新审视相继引发的一系列思考，以及几乎弥漫两个年代的关于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和中国加入WTO的国内效应的长期讨论；然而，经历30年来波澜壮阔的发展和开放实践的洗礼，中国关于开放道路的历史性选择的正确性已毋庸置疑。它不仅推动我们这个领域的学术讨论快捷地进入所在现实世界的知识语境，而且其历史性进步还突出表现在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方面，我们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新形势的制度框架的渐进式重构；另一方面，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企业国际化经营及其国内总量和结构效应的绩效指标的持续刷新。
正当拉丁美洲国家经历着20世纪的所谓“迷失的八十年代”（The lost decade）(Singh et al, 2005)的时候，我们庆幸自己似乎走上了一条可以称之为“准东亚模式”的发展对外贸易、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型经济道路。我们改变了长期奉行的静态的封闭经济的战略，尽管这有别于拉美模式的动态封闭经济。后者旨在奉行以资本品进口替代为主要内容的高级进口替代战略，建立自身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但在战后的3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和拉美国家几乎同时深陷结构扭曲、绩效低下和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泥潭（谷克鉴，1995）。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处理外部经济关系的原则和战略的重大转变，呈现给世界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拉美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崭新图画。然而，只要做出一个全景式的回顾，我们又不能妄下判断，中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奉行的就是东亚模式中的出口带动型经济增长（Export Led Growth），因为中国的开放进程几乎如影随形地同它的另一个重大的时代主题—经济转型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且，中国的大国情形的广泛影响使其对外部门既显著地有别于中国国内部门，又同东亚经济存在巨大差异。中国的对外开放有着独特的发展路径。
不仅如此，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还造就了中国参与全球分工新的物质基础，这也验证了国际贸易模型描述的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的重要结论。要素供给优势构造了更为广泛的国际分工基础，是李嘉图关注劳动单一要素的古典比较优势模型在第二次工业和技术革命后的重要拓展。而要素供给优势本身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化、全球化和收入水平的变化，一国特定的供给优势必然经历渐进式及其累积变化，它是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的历史产物。这种变化既源于单个要素本身的供给规模变化，又可源于各种生产要素的结合条件和方式发生变化（奥林，1968）。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要素供给规模测度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
我们沿用著名学者Edward Leamer 教授开创、经Kym Anderson 改进的“Leamer三角”测度工具比较中国要素供给状况的变化。①
上图显示1988年各国自然资源、劳动和资本的相对禀赋状况。在N沿NL距离用来测度一国单位可耕地面积承载人口数同世界平均水平的比率；自L沿LC线段测度一国人均收入水平同世界平均水平的比率。两个测度均取对数以便统一和简化线段显示的观测值。沿C至NL线段所引全部射线均用以表示人均可耕地，一射线表示其所到达线段相应位置的一个确定值；同理，沿Leamer三角另两角向对应线段所引射线分别表示人均资本和单位资本对单位面积的人口数（由于数学表达上仅需两射线便可决定一个要素禀赋位置，三条或以上射线的交点可能多达两个，反而难以确定唯一的要素禀赋点，故经典的Leamer三角只需沿L和K两角分别因射线即可表达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三大要素禀赋优势的分布）。W为世界要素禀赋点（即平均水平）。 一国的计算结果落入的某一锥体，则表明该国的要素禀赋状况类型，进而可以依据锥体内的小三角形位置，判断其在总的要素类型中偏向另外两种类型的何种具体小类。例如，中国(China, CH) 的计算结果落入ABLW的锥体，表明其要素禀赋类型为劳动供给型，进一步发现其落入在劳动供给型锥体内上三角形，而非下三角形，表明其属于劳动供给型且偏资源性要素供给型。
采用Anderson改进的Leamer三角测度方法，我们计算了 2003年中国等43个国家的相对要素禀赋状况 ②。
比较1988和2003年世界要素禀赋的相对状况发现，有关国家要素禀赋的相对状况并未发生根本逆转，各国仍然处在原有的锥体中，但是相对变化却极为微妙。中国的要素禀赋状况是15年来世界各国要素禀赋状况上述变化的典型。这些变化表明，中国的要素禀赋仍然保持劳动供给优势的基本特征，但越来越趋向资本密集。
中国三十年的对外开放实践还从制度层面重塑了竞争力格局。我们的一个典型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国民与外资部门工资实际汇率升值系数的计算及其结构影响在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中显示出巨大差异，并在对外开放的纵深阶段出现令人惊异的逆转。我们应用实际汇率变化效应模型分析中国国民部门与外资部门基于工资计算的实际汇率水平（以下简称工资实际汇率水平）及其对比，以分析两大部门的市场竞争力以至出口竞争力的对比及其变化，发现1990年两大部门的工资实际汇率水平指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上图表明：中国国民部门工资实际汇率升值系数在20世纪九十年代始终高于外资部门，直到20世纪末期这一系数才降至1.0单位值，表明国民部门的工资实际汇率指标显示的竞争力与外资部门旗鼓相当，并开始发生逆转。进入本世纪初直至2006年的最新数据显示这一指标继续下降，表明该指标所标识的国民部门竞争力继续上升。由于工资实际汇率指标的变化，若保持工资成本不变，或上升幅度低于实际汇率相对贬值的幅度，国民部门的出口定价就留下了不断下降的空间，从而获得不断提升的竞争力。若使用相同的方法计算各产业部门的实际汇率水平变化，则可相应计算出工资实际汇率变化对特定产业部门竞争力的影响及产业结构自身的变化。
（二）
毫无疑问，贸易流动完全可以看做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从而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的全息载体。追寻30年中国贸易流动的历史踪迹，我们又惊异地发现，制度特别是其中的政策因素在中国对外贸易流动中发挥的坚如磐石的作用不仅体现在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急速扩张，使得中国在全球的货物进出口贸易份额分别由1978年0.81%和0.75%扩张至2007年6.7%和8.8% ，中国贸易地位也有1978年的32位升至2007年的第三位③，其中出口更是跃升至第二位。不仅如此，中国对外贸易在中国国民经济结构和总量变动的地位也在迅速上升，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变化就是一例：
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表明，外贸深化成为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重要特征。中国对外开放的前夕，外贸依存度仅为9.8%，而在实施对外开放的三十年后，这一指标已跃升至66.5%，从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推进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演进。
中国贸易流动一系列总量指标和结构特征及其变化已经深深地受制于制度和政策因素的影响。政策作为重要的制度因素对贸易甚或经济增长的功能已经在新增长理论构造的语境中获得充分讨论，同时也是主流的国际贸易贸易理论在其政策含义上的必然延伸，对其实证研究也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由Syrquin、 Chenery 和Leamer等人予以实现④，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开放与增长实践又提供了大量范例和印证。正是人们认识到应当正确识别和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才能更为充分利用国内的生产要素，促进生产率的增长，从而把经济开放同经济增长的战略目标自觉地联系起来。于是，贸易政策改革、贸易规模扩张和国民经济增长被看做是当今开放世界中手段、目标和效果构成的“三角铁律”。
三十年来，作为同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并行的三大主题，中国贸易品部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机制，这也为经济计量研究的结论所证实。
我们选用1978-2007年的国民经济和对外部门基本数据的时间系列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协整检验研究和纠错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 ,ECM）模拟，发现贸易品部门作为国民收入决定的基本要素，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最为稳定的动力源泉。
出口与GDP总量的短期波动模型
dlngdp= 0.101991+0.211008 dlntve-0.349044 ecm(-1)
出口与GDP总量的长期均衡趋势模型
lngdp(-1)= 4.410435+ 0.706037 lntve(-1)
出口与GDP总量的HDSY预期模型
lngdp= 1.624507+ 0.649505lngdp(-1) + 0.215777 lntve+ 0.034371 lntve(-1)
进口与GDP总量的短期波动模型
dlngdp=0.106033 + 0.201068dlntv -0.241353ecm(-1)
进口与GDP总量的长期均衡趋势模型
lngdp(-1)= 4.129282+ 0.741733 lntvi(-1)
进口与GDP总量的HDSY预期模型
lngdp= 1.070137+ 0.758792lngdp(-1) + 0.207603lntvi -0.024999lntvi(-1)
资本总形成与GDP总量的短期波动模型
dlngdp= 0.063981+ 0.556903dlntv -0.401214ecm(-1)
资本总形成与GDP总量的长期均衡趋势模型
lngdp(-1)= 1.368018+ 0.958996 lngcf(-1)
资本总形成与GDP总量的HDSY预期模型
lngdp= 0.630389+ 0.600211lngdp(-1) + 0.558275lngcf -0.177002lngcf(-1)
最终总消费出口与GDP总量的短期波动模型
dlngdp= 0.006580+1.008897dlnfce -0.084027ecm(-1)
最终总消费与GDP总量的长期均衡趋势模型
lngdp(-1)= -0.012834+1.051981 lnfce(-1)
最终总消费与GDP总量的HDSY预期模型
lngdp= -0.083968+ 0.934957lngdp(-1) + 1.048785 lnfce -0.971748 lnfce(-1)
资料来源：谷克鉴和吴宏编制《中国对外贸易与国际产业数据库》中国人民大学“
1978-2007年间国民收入决定框架中各要素同GDP均衡关系上述的计量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均衡趋势模型来看，尽管出口和进口的长期均衡系数（0.706037和0.741733）略低于资本总形成和最终总消费（0.958996和1.051981），但由于进出口具有较高的均衡起点即长期均衡模型中的截距显著高于后者（分别为4.410435、4.129282和1.368018、-0.012834），故对外贸易中进出口对于提升GDP长期均衡水平的作用在短期内难以被国内资本总形成和国内总消费所超越。
而在短期波动模型的构造中，我们又不难发现国内资本总形成和最终总消费对GDP的短期波动又最为剧烈（短期波动的作用系数分别为0.556903和1.008897），大大高于对外贸易中的进口和出口（0.211008和0.201068）。上述分析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国民收入决定框架中，对外贸易总体上成为支持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源，而在短期波动中，对外贸易部门又是一支相对稳定的力量。
所不同的是，制度因素对中国贸易流动的新影响还源于中国国民经济结构变化的体制和政策因素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事实上，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调整与改革的浪潮已经席卷全球。除了欧美发达国家对战后凯恩斯理论主导的宏观经济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并产生了诸如货币主义、合理预期学派和供应学派等形形色色的政策主张以调整西方工业国风靡一时的以刺激有效需求为目标的经济政策之外，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陆续开始调整自身经济发展的战略、政策和制度，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拉美发展中国家。然而，调整最为广泛和深刻当然是由封闭的计划经济和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经济国家。经济转型构造了中国贸易流动的新机制，而且别具一格地描绘出中国贸易流动的新图景，推动中国对外贸易流动的规模和经济自身的开放度急速前行。我们的研究发现有别于传统的贸易转移的所谓外向型贸易转移则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在我们的持续研究过程中，我们还惊异的发现，政策和制度因素在大幅度改变封闭经济条件下的中国贸易流动的沉淀构造之后，已在开始悄无声息地改变经济转型条件下初步形成的贸易流动新轨迹。耐人寻味的是，刚刚进入的21世纪不仅仅开启了历史纪年意义上的世纪元年，给人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的是似乎它还开创了中国经济开放发展史上的新纪元。我们的许多计量研究结论显示，中国对外经济部门的许多特征在刚刚踏入21世纪的时候却出现了一系列拐点：国民与外资部门竞争力格局的逆转；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波动幅度的趋或收敛，等等。
（三）
研究中国贸易流动的新因素和未来发展的新趋势，需要仔细观察世界科技发展的新潮流及其对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贸易的影响。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贸易大国，中国自然不能例外。其实，技术和贸易的关系问题本质上是同贸易模式和国际分工模式的生成与选择密不可分，是国际贸易理论与生俱来的学科范式。但在世界工业化和国际贸易与分工发展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技术同贸易的关系是以外生技术的形态出现的。在那里，比较优势的实现似乎大多是由基于技术的生产率决定的。但是，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始，技术和贸易的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技术继续决定生产率从而决定国际分工水平、贸易模式和贸易规模的同时，贸易活动开始能动地对技术扩散日益发挥传导和影响作用。这或许是技术革命发展新阶段的必然现象：
第一，当代技术进步源泉在继续依赖技术创新的同时，技术扩散成为推动技术进步的新途径，而技术扩散主要通过学习效应和溢出效应加以实现。贸易活动通过组织商品和要素的流动，能够加快技术扩散的进程和范围，从而达到推进技术进步的目的。
第二，实现技术的规模经济的方式具有不同于有形产品的特征。有形产品的规模经济大多通过相对集中的生产区位，有效利用集中的基础设施，降低单位产品的固定成本的方式，实现其固有的规模经济。如此不同，技术规模经济的实现不一定要求在集中的生产区位，完全可以通过靠近最终消费地的研发成果的广泛应用加以实现。世界技术革命史表明，发生在17世纪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和19世纪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和战后持续至今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相比较，一个突出的差异表现在技术依赖性特点发生了根本变化，即技术进步主要不再依靠简单的偶然的发明，而是需要大量地应用于商业目的的研究和开发（R&D）活动。⑤大规模的使用技术成果就成为降低单位产品的研发成本和固定成本，从而实现规模经济的基本途径。于是，贸易活动就成为实现技术的规模经济的重要方式，从而在新增长理论中首次同经济增长模式相关。
当然，作为外生技术形态的技术和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未停留在古典和新古典贸易模型描述的阶段。经济、技术和贸易的发展已经赋予其新的内涵，一些变化已经具有部分质变的特征(Grossman et al, 1994）。正如本书的研究显示，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信息技术革命对世界贸易条件、世界市场结构产生的影响就是一个范例。这表明，显现贸易活动蕴含的内生技术功能的新时代已经来临。
无论是内生技术抑或是外生技术形态出现的技术同贸易关系的变化，都同中国贸易流动问题的研究密切相关。中国经济转型进程中贸易流动扩张总是基于其绩效源泉的结构优势，而绩效标识往往是要素禀赋和生产率优势的混合体。我们的研究显示，推动中国贸易流动规模扩展的基本动因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前者正在逐渐被后者所取代。它同国际经济学中的重要定理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业已描述的现象如出一辙。
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在中国固有的要素供给水平和供求比例的长期非均衡状态，贸易流动扩张的速率所体现的生产率优势对要素禀赋优势的替代水平是不完全的。国际贸易模型中支持要素价格非均等化趋势的两大重要定理——要素价格非敏感性定理和要素价格价格调整定理（前者是长期行为定理；后者则是短期行为定理）完全可以为这一过程提供准确的诠释（Leamer，et al, 1994）⑥。尽管生产率的上升为要素价格的上涨提供了可能空间，但由于要素价格非敏感性定理的作用，使得某些生产要素特别是那些表现为固定索取权形式的要素价格就难以及时分享生产率上升带来的利益，从而使得生产率上升更多的成为企业自主运用的竞争力源泉，推动出口的扩张。这应当被看做是广义的外生技术决定中国贸易流量的新范例。
观察中国的经济开放进程，人们已经开始觉醒，中国自主创新不足和技术的对外依存度较高。由此人们不能不联想到贸易、投资和开放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源泉所应发挥的作用。这本质上涉及到内生技术同贸易流动的新型关系。我们的研究研究表明，中国以各种载体实现的进口贸易流动已经缓慢的推动国外先进技术向中国的扩散，问题是我们应当充分理解技术扩散同有形贸易流动的不同性质和关键环节，改进和强化中国技术扩散的制度环境和企业基础。
（四）
研究中国未来的贸易流动和进一步促进和优化中国贸易流动，已经并将继续面临全球化发展新趋势的挑战，从而需要重视全球化新趋势及其对中国开放实践影响的研究
第一，全球化两大重要趋势凸现。一是表现在微观层面，即在继续加快商品、资本和其他要素国际流动的同时，全球化已经开始和正在日益深入广泛的分解企业价值链。国际学术界的学者和部分政策制定者都在研究这一新趋势及其对本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新影响。全球化新趋势的凸现，使得我们面对的现实世界似乎变得破碎不堪。过去世界经历的国际分工，主要限于水平分工，即便是垂直分工，也多数呈现出中间产品或大的部件生产的国际分工。不同的国家都在从事自己产品的发展，最后参与分工的依然是相对独立的产品，而当今全球化已经向企业的价值链广泛渗透，导致供应商的价值链全球化，推动研发、生产工艺、营销和人力资源的全球动态配置。
另一重要趋势则表现在宏观层面，即国际分工模式由“两端模式”向“波谱模式”的转换。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分工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国家集团间的分工，本书中称之为“两端模式”，即发展中国家是一端，发达国家则处在另一端。当前的国际分工已难以用传统的两端模式来概括，而是出现了一个新的“波谱模式”。当今世界各国，即便是发达国家集团和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日益扩大，各自的比较优势也日趋多样性，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经济基础很多已经发生显著变化。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年度投资报告显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绩效处在前列，而一部分发达国家则很靠后，中国处在第45位，中国同时被认为既是吸引外资的高绩效国家，也是具有高潜力的领跑者（Front Runner）（UNCTAD，2006）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世界比较优势新格局已初露端倪。
第二，上述新趋势对中国的贸易流动和国际投资均已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产业转移的载体正在发生变化，并已依托新的形式。世界近代经济史经历了四次全球性产业转移。第一次是欧洲国家向北美的转移，第二次是北美向东亚国家的转移，第三次是北美向亚洲四小龙的转移，而亚洲四小龙向其他国家的转移，应当说这是新近发生的第四次产业转移，前三次大的产业转移，主要是借助商品和资本的流动，仅限于企业外部的买方价值链，而新一轮全球产业大转移是借助于作为供应商企业价值链的日益国际化和全球化，从而出现企业内部价值链活动的外在化。
另一方面是对贸易流动产生的影响。长期以来，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的贸易流动一直以来保持相对平衡的状况，而对东亚国家始终是不平衡的。东亚国家内部保持大量的贸易逆差，而东亚国家把自身的贸易逆差转移到欧美。在这一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外商在华投资实现的贸易是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我们的研究显示，近年来，欧、美、台湾、香港、日本五大经济体在华投资企业，在他们的出口市场依然保持相对集中在发达国家的同时，进口却日益地分散化，过去日本、韩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企业把自己的贸易顺差转移到美国。由于价值链的全球化和全球采购的出现，日本、韩国在中国投资的企业，可能不再从韩国和日本进口，而从其他地方来进口。特别是随着我国引资结构发生变化，主要是大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增加以后，他们有足够的实力建立并通过世界各地的分销机构，借助全球采购方式即价值链的全球化达到采购成本最优，这不同于过去分散和小规模的外商投资企业。这种价值链的全球化对双边贸易流量的新影响，是我们制定贸易和投资政策都是应该考虑的。
第三，全球化新趋势的政策含义。中国30年来的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分工直接依据的是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而国际分工模式出现的新变化则改变了中国具有的比较优势。新的国际分工模式出现要求重新考虑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和战略。面对新的国际分工模式，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与投资活动的强项、弱项、困难和机遇都会发生微妙变化，需要实施管理学意义的SWOT分析。与此同时，全球化的新形式使得中国影响贸易流动的政策面临新选择。首先对中国当前开放政策的制定体提出新挑战，甚至包括我们已有的开放政策的判断和评价。如市场换技术被普遍认为这是不成功的。的确，市场换技术的效果不尽如人意。因为技术是不能通过市场简单换来的，它不是有形商品的贸易，技术有一个“解码”的过程，而这个解码的过程必须借助企业不同的价值链活动实现，这样就需要企业的价值链全球化来参与这项活动。所以，市场换技术效果的讨论已超出引进政策的范围。
再者，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习惯于通过设置关税壁垒，实施贸易保护，因为通过关税就可以达到保护本国国民利益的目的。全球化的新发展使得传统的贸易政策面临新考验。例如，传统的关税政策可以实现对国内市场的保护，但是，尽管关税可以保护一部分进口竞争企业的利益，但是同样可能会影响另外一部分进口和进口加工复出口企业的利益。因为企业价值链的全球化，使得传统的贸易政策在保护一部分经济主体的利益的同时，极易带来一部分企业的成本上升，而过去这些企业的数量是微不足道的，即便有也可以通过保税措施加以消除。过去的加工贸易生产的产品是一个生产环节完成，然后转移到国外市场，加工贸易的台账制度容易实施并带来预期效果，但一旦生产、加工贸易的产品价值链不断地在国内延伸裂变，就使得加工贸易台账制度变得难以实行。另一方面，双边和多边贸易关系也发生新变化。多哈发展议程十分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利益，但多集中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新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大量出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并未成为多哈谈判保护的对象。中国不仅面临着如何处理好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关系，还面临着同传统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分工模式的调整；与此同时，贸易的区域战略也面临新的选择。中国曾经提出市场多元化战略，但仅仅用于满足提供短期销售条件的需要。而国际分工模式和全球比较利益格局的变化，则要求应用于中国贸易流向调整的区域选择具有长期的战略性质。
注释：
① 参见 ：Kym Anderson ，Europe 1992 and the Western Pacific Economies，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01, No. 409. (Nov., 1991), pp. 1538-1552
②引自谷克鉴和刘厉兵2007年的计算。
③WTO：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8
④参见谷克鉴著：《制度变迁与市场国际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pp23-27
⑤世界银行：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 pp38-57
⑥ Leamer, E (1994),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theEvidence， NBER Working Paper,No4490, pp16-17
【参考文献】
[1]谷克鉴（2006），中国的经济转型与贸易流动—基于制度和技术因素的理论考察和计量研究2006年版
[2]世界银行（1987），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
[3]Anderson，K..(1991) ，Europe 1992 and the Western Pacific Economies，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01, No. 409. (Nov., 1991), pp. 1538-1552.
[4]Davidson, J. et al, (1978), Econometric Modelling of the Aggregate Time-Series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umer Expenditure and Incomein the
[5]Grossman , G. et al,(1994), Technology and Trade,NBER Working Paper No. 4926.
[6]Leamer, E (1989),Measures of Opennessin Robert E. Baldwin, Ed. TradePolicy Issue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7]Leamer, E (1994),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theEvidence， NBER Working Paper, No4490.
[8]Singh et al, (2005),Latin America’s Resurgence.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December 2005, Volume 42, Number4
[9]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6.United Nations,
【作者简介】谷克鉴，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