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微笑曲线看流通与结构调整(上)

摘要：当前，我国制造业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压力和挑战，这对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结构调整应突破传统思维定式的束缚。文章从微笑曲线或全球价值链的分析视角，基于国际分工视野对“中国制造”面临的严峻挑战进行解读。研究结果发现，流通属于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流通能力的提升不仅是企业组织实现价值链升级的有效途径，也是优化整个宏观经济结构应该努力的方向，流通是实现结构调整的有效路径。企业和政府应从价值创造与企业和国家竞争力提升的高度重视流通环节，加强企业流通能力建设，鼓励并支持流通产业发展，提高全社会的流通能力与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
    关键词：微笑曲线，全球价值链，流通，结构调整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与国际分工体系。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我国依循了类似亚洲四小龙的发展路径，凭借劳动力和资源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从此，“中国制造”遍布全球，中国经济也步入了令世界瞩目的高速增长阶段。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这种发展方式的负面影响也相继出现，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更为“中国制造”敲响了警钟，产业结构调整迫在眉睫。
    1.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人民币升值将导致外需减少、出口受阻，但出口导向的中国制造业又无法摆脱对出口的依赖，不得不压低利润。中国许多出口企业利润率只有2%～3%，最高也只有5%。有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我国能承受人民币升值4%～5%的出口企业不足20%。然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频频施压逼迫人民币升值。自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一路升值，特别是自2010年6月份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已经超过5%。2011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断创新高，一路突破6.6、6.5、6.4的关口，目前已经进入6.3的时代。2011年10月1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从此，美国又进入了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新阶段。
    2.劳动力成本上升。工资上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中国制造”的低成本神话即将终结。一方面，“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统计，我国从2009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逐步下降，国内有学者称之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1]也就是说，中国可能要面临“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双重约束。另一方面，工资不断上涨：一是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2011年有的省份上调幅度超过30%；二是以富士康公司员工连续跳楼事件为导火索，国内企业卷入了“加薪潮”。
    3.民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并存。这个看似奇怪的现象表明，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并不同步。近几年民工荒问题较为突出，特别是每年春节过后。据相关资料报道，2010年春节过后，珠江三角洲地区用工缺口超过200万人。而2011年春节过后，民工荒更加严重，东西部地区甚至爆发了民工争夺战。与民工荒形成鲜明对比，大学生则面临就业难的困境。很多大学生自愿“零报酬”到企业实习，千军万马竞争公务员就是大学生就业难的真实写照。从人才市场需求这个角度讲，大学生就业难是因为高校培养的大学生未能与市场需求接轨，但从产业结构这个角度看，大学生就业难是由我国以“低端制造”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决定的。
    4.资源与环境告急。“中国制造”也伴随着高能耗、低效率的困境。2011年4月21日，人民日报公布的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成果指出：“我国环境状况局部有改善、总体尚未遏制、形势依然严峻、压力继续加大，环境压力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大，环境资源问题比任何国家都突出，解决起来比任何国家都困难。”
    人民币升值、工资上涨、就业和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等现象表明，出口导向型的“中国制造”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和工资上涨等因素正在挤压微利的“中国制造”至生存线的边缘；另一方面，就业和资源环境压力等正在逼迫制造业向高知识结构和低能耗的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结构调整已经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就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的核心问题，也一直是学界热论的焦点，但转变难、调结构难这一顽疾始终未能有效解决。而目前“中国制造”面临的严峻挑战更加迫使我们反思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路径。
    二、结构调整的思维定式
    早在中共十七大就明确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很多学者也基于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驾马车”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中国政府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推出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方案，就是依据这个理论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拉动内需。这个刺激方案的确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较快复苏。然而，正如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所强调的那样，“三驾马车”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采用政府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手段扩大需求只能维持短期的经济增长。[2]其不利影响之一就是助长通货膨胀。众所周知，2011年我国通货膨胀问题尤为突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一路高歌，这与前期推出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方案密切相关。依靠政府刺激方案拉动内需只是权宜之计，从根本上说，扩大内需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最终还是要立足于结构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2011～2015年)(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纲要)在这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十二五规划纲要最大的亮点在于强调了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但结构调整同样面临严峻挑战。从规划中可以看出，“三驾马车”的思维定式依然存在。规划虽然明确提出了发展服务业，但其战略地位与其他产业相比并不显要。国内著名流通经济学者宋则在2011年商品流通高层论坛上明确指出，“十二五”开局并不算顺利，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摆脱“制造业为上”的思维。结构调整的关键不在于增量调整，而在于存量优化，实现由“调整制造”到“调整流通”思维的转变。但是，从现实来看，不仅是政府和社会，在主流经济学的学术圈里也是轻视流通的。我们认为，之所以轻视流通，是因为主流经济学建立在不现实假定基础上的分析框架将商品流通过程抽象掉了。[3]
    结构调整属于经济组织问题，但主流经济学不研究经济组织问题，而是研究既定经济组织下的资源配置问题。[4]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学者呼吁政府干预，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主义。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凯恩斯的分析框架抽象掉了一些重要的因素和过程，使经济组织问题及有关的经济结构问题更加模糊。[5]因此，“三驾马车”并不能为结构调整提供明确的理论指导，我们需要一个更加清晰的框架。我国对外贸的依存度非常大，这主要是由我国广泛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所导致的。因此，从经济全球化或国际分工的视角出发更有助于解释我国经济的结构调整问题。微笑曲线或全球价值链就是一个很有效的分析视角。
    三、微笑曲线与“中国制造”
    一个产品的创造过程大致包括产品研发、原材料采购、制造装配、品牌营销、批发零售等不同阶段或环节。各个环节都有自己的价值创造功能，因而形成了波特基于企业内分工的价值链。而随着分工的深化，一个经济组织难以“一体化”地创造价值，而只能专业化于价值链的某一个环节，成为产品内分工的一名成员；一个国家也难以“一体化”地创造价值，而只能专业化于价值链的某一环节，成为产品内分工的成员。由此，国际分工的深化产生了全球价值链。在全球价值链中，价值创造活动不再局限于微观的企业组织，而是扩展至整个链上的所有参与国。如果我们将“流通”理解为有关商品或服务的采购和销售活动，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全球价值链简化为研发、制造和流通三个主要的阶段或环节。这三个阶段或环节都是价值创造的必要阶段，都在创造价值。但是，从实际结果来看，在既有的分工与竞争体系下，上述各个阶段的价值创造能力或价值贡献额往往是不同的，形成了两头高、中间低的价值链，即广为人知的“微笑曲线”。“微笑曲线”看似简单，却能揭示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深刻的经济组织变化。[6]在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全球价值链也适用于解读中国低端制造面临的严峻挑战。
    1.低端制造收益少。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获得商品生产或制造的知识与能力变得相对容易，从而降低了商品制造或加工环节的相对难度，用经济学术语表述，就是降低了商品制造或加工环节的“稀缺性”。由于不够“稀缺”，因而必然“廉价”，这就是制造环节为什么处于“微笑曲线”最低端的根本原因。因此，在国际分工体系下，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如果缺乏“研发”与“流通”能力，那么就只能被迫接受相对“廉价”的价值创造环节或阶段。例如，中国生产的世界三大男性品牌衬衫占40%的市场份额，但在最终价值实现上还不到世界份额的3.6%。[7]对于最新推出的iPad平板电脑，苹果公司每台获利200美元以上，而富士康公司只能得到11美元左右的“制造费”或“加工费”。
    2.低端制造风险大。在富士康公司参与的价值链中，高端的研发、流通环节处于其他企业的控制中，也就是说，富士康公司处于“两头在外”的中间(制造)阶段。这也是出口导向的中国制造业整体的现状。有报告指出，在中国28个主要工业行业中，外资在21个行业中拥有多数的资产控制权。在开放的产业中，高新技术产业总体外资控制度已经达到近70%的水平。[8]在流通产业中，中国零售业安全水平属于“基本安全”偏下，且正在快速接近“较不安全”的边界。其中，连锁超市、大型超市和百货店三种业态被外资控制的现象已非常明显。[9]“两头在外”暗藏着巨大的风险。首先，微薄利润难以承受环境波动，如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等。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倒闭潮”已是共知的事实。其次，市场需求信息被高端环节控制，低端生产不得不依赖于大型采购商发出的订单，而大型采购商对低端制造区位选择的灵活性较大，[10]有可能将订单转移。近几年，沃尔玛公司在中国的采购订单就有一部分转移到了印度、越南等其他国家。因此，“两头在外”将我国产业置于高度不安全的风险地带，一旦世界市场或各国经济发生变化，极易遭受致命打击。[11]
    3.低端制造牺牲多。“两头在外”不仅收益少，风险大，而且还要承受整个价值链的绝大部分成本或负效应。一方面，低端制造对工人的压迫越来越受关注。自富士康公司频繁发生员工跳楼事件后，很多人指责富士康集团为“血汗工厂”。然而，从“微笑曲线”的视角看，富士康集团受到了“两头”的控制和挤压，实际上只是“血汗工厂”的替罪羔羊。另一方面，低端制造在微利、高风险中承受着不对称的资源环境压力。高端研发、流通环节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的优势是建立在低端制造高能耗、高污染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发达国家通过掌控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跨国企业，将资源环境压力转嫁给了处于低端制造的发展中国家。由此可见，低端制造是一种收益少、风险大、牺牲多的发展方式，国内外学者称之为“悲惨式增长”或“贫困化增长”。[12]、[13]、[14]“中国制造”面临的人民币升值、工资上涨、就业和资源环境压力等问题显然都与这种贫困化增长密切相关。
    当然，以上我们只是客观描述了中国产业整体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状态，而不是对“选择”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声讨与批判。事实上，这种处于价值链低端的经济增长方式，并非是我们的“主动选择”，而是在既有国际分工体系与国际竞争格局下的“被动选择”，是一种能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竞争战略，也是一种不如此就无以快速增长的发展道路。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这种竞争战略将付出越来越大的成本与代价：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将逐渐丧失，低成本外向型发展战略正在遭遇国际经济、政治等的多维“抵抗”，国内资源与环境压力将难以承受。这一切都迫使我们不得不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产业结构适时调整。从微笑曲线可以看出，低端制造有两条升级路径，即研发和流通。无论政策层面还是学术研究领域，研发和技术进步一直是被关注的焦点，而“流通”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