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经济新思维的四大“组合拳”

    顺应经济一体化趋势，中国经济面向世界“三箭齐发”
    世界经济一体化是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冷战结束后，市场经济通行全球，使得资本得以在世界范围内追求最佳利润，由此催生的世界产业价值链将全球经济日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这一大趋势，绝非任何一国政府的政策所致，也绝非任何一国政府的政策所能阻挡。中国快速崛起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伊始，便义无反顾地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今天的中国经济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却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休戚相关。
    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经济长期注重需求面发展的弊端迅速显露。一方面，长期出口导向经济所积累的大量美元资本，由于种种的体制和结构性限制而长期得不到有效利用。加之西方各国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的种种限制以及各发达国家对中国资本设置的政治藩篱，使得中国资本的投资范围十分有限，投资效率低下，而所承担的金融风险却高居不下。另一方面，需求面主导的快速经济发展形成了巨大但却不均衡的工业产能。在出口萎缩、国内基础建设放缓的双重压力下，产能过剩造成巨大压力，不仅危及经济发展，而且也对社会稳定造成重大隐患。
    但中国周边的亚太各国以及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却普遍面临资金不足、产能低下、基础建设滞后的困境。习近平经济发展全球布局的新思维，就是要顺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大力推动中国经济全面走向世界，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长远的战略布局。其目的是要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国的金融资本找到更好的投资领域，提高投资效率，分化金融风险。同时，充分发挥中国在产能制造、工程建设和营运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同周边以及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中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正是在经济“全球布局”的新思维引领下，在短短两年时间内，中国经济面向世界“三箭齐发”。其一，促成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及丝路发展基金等一系列新的国际金融投资机构，打通中国金融资本走向世界的“国际通道”；推动世界金融体制进行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改革；有效缓解分化中国长期以来承担的金融风险。
    其二，大力推出发展“一带一路”的倡议，积极发展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太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充分发挥中国调动资源、工程建设、抗风险能力强等体制优势，与各国合作，积极开展以“互联互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经济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其三，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倡导建立亚太自贸区。同时签订了中澳、中韩等双边自贸协议，促进经济交往中的多赢、双赢局面，强化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
    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中国与周边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积极合作，共同发展经济，不仅有助于克服国内经济发展中金融投资效率低、风险大和产能过剩的瓶颈，还为国内经济发展和转型找到新的动力和支撑点。更重要的是，通过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尤其是周边国家经济的共同发展，将进一步加强中国经济在世界产业价值链中不可替代的枢纽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扩大共同利益，形成“同船共渡”的命运共同体，为中国今后的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优良的外部环境，开拓更广阔的天地。
    推动供给侧改革，全方位、立体型地发展经济
    长期以来，由于注重需求侧发展，GDP成为衡量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在此政策的引领下，尽管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也使“两高一低”——高耗能、高排放、低附加值——产业长期主导经济发展。这不仅使大规模资源耗损不断增长、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也导致了发展失衡、分配扭曲以及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缓慢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显而易见，这样的发展难以持续。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就任后，转变了强调GDP、片面专注需求侧发展的政策。强调经济发展的质量，积极推动经济供给侧的改革和发展，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全方位、立体型地发展经济。其具体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将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改善民生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准。积极扶持“两低一高”——低消耗、低污染、高附加值——产业。在法治的保障下，大力推动供给侧的改革和发展，靠市场机制推动企业的升级换代，淘汰落后企业，从而全方位地提升供给侧的生产质量和竞争能力。
    第二，将绿色产业和环保纳入经济发展的硬性指标当中。在大力发展可替代能源产业的同时，在政策上将治理污染、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重视人文领域的经济发展。积极推动并正确引导教育、出版、影视、旅游、娱乐等人文产业，不仅促进新兴文化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也同时端正社会风气，提高生活质量。
    第四，在城镇化建设中“以人为本”。将户籍改革、福利保障、人口流转等保障民生的措施与城镇化建设同步进行。其目的不仅仅是为城镇化过程中的“创业”提供扎实的社会和资源保障，也是为了改变城镇社会结构，从而克服长期以来因社会结构不合理而导致的分配扭曲现象。
    第五，强化“扶贫”政策，依照各贫困地区的具体情况“量体裁衣”，将各项具体措施落实到村镇，确保经济发展中所有公民共同进入“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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