啃下“硬骨头”，方能兑现改革承诺

    就“如何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正确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如何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做好全年经济工作”等关键问题，1月4日，“权威人士”接受《人民日报》独家专访，全面解读、深入阐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提出在今后的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工作中，“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要做“勇于做得罪人的事”。
    此次访谈中，“权威人士”主张改革要做“勇于得罪人的事情”，说明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有些“硬骨头”必须啃下。例如既得利益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支持金融市场化和法治化，一些金融部门却反其道而行之，在股市制造系统性金融风险。类似问题，通讯、能源、医疗和卫生等改革领域也多有呈现。此外，面对改革浪潮，一些官员不作为、乱作为。有些官员是能力不足，有些则是出于既得利益和思想观念跟不上形势而反对改革。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过分依赖某种单一产业（例如煤炭、稀土、房地产业），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如此等等，都要求在2016年继续全面深化改革中从根子上予以系统性化解。
    实际上，在过去的2015年，金融、通信能源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里，为了打破不法利益，“苍蝇老虎一起打”，为改革促进派进入这些领域创造了良好的人事起点。而在处理懒政、庸政方面，随着这一年反腐的深入布局，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得以加强。这一布局所带来的正面效应特别明显。银行和通信部门的纷纷降价，更是强有力地支持了“十三五”规划建议所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在2015年的基础上的转型升级创造良好的改革氛围、发展氛围，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良好的起点和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很大程度上，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各种“硬骨头”问题都是一体的。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说法来说，是供给侧层面的“结构性”问题。例如在立法层面，长期以来，金融、能源和通信等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盛行行政立法和部门立法等倾向。部门立法的专业性当然值得肯定，但亦可能将部门特殊利益法制化，强化既得利益格局，阻碍改革开放深入进行。
    这样，我们就能清晰理解2015年年底颁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之用心所在。结合此前中央关于地方重点突破式改革当在2016年大规模试点、2017年全面突破的既定计划，2017年全面清理国务院行政法规等重要文件，实际上意味着在中央政策方面清理这些“硬骨头”，进而明确这些“硬骨头”所牵扯的盘根错节，形成政府权力清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从制度层面打破既得利益部门对改革的反对、打破一些官员不作为乱作为的氛围，从而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政治和政策上的保障。此时的全面深化改革，就从存量改革转向增量改革，通过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实现市场化和法治化，也即“权威人士”所说的“勇于做得罪人的事情”。
    众所周知，产能过剩部门都拥有大量就业者。他们的劳动权利和各项福利理应得到呵护。改革不能超出社会的承受力。政策应当为转型阵痛兜底。“治大国如烹小鲜”；在平衡各方利益方面，大国治理更是需要细心和魄力，达致智慧性的“中庸”。
    “只要处理得当，阵痛不会很大，可以承受。但对于推进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冲击，切不可大意，具体政策要有序配套、稳妥实施”，为此“权威人士”提出“对不上的事不能再干，对得上的事要加把劲干，努力化大震为小震，积小胜为大胜”。这一重要看法，继承了此前 “五大战役”的提法。根据这一方法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可称为“歼灭战”，侧重于做减法），补短板（可称为“防御战”，侧重于做加法），“既要有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韧劲，也要有立说力行、立竿见影的狠劲”。
    倘能如此，2015年所开启、2016年深入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能稳增长，更能调结构，全面治理经济发展顽疾，并强筋健骨，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正如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所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当前改革要革的是旧机制和旧利益的“命”，需要实现中央一再强调的“双聚焦”，也即聚焦以改革为导向的发展新体制的建立，聚焦于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正在书写改革开放2.0版本恢弘历史的中国来说，这是一场必须胜利的硬战。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咬住社会各领域的“硬骨头”不放松，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不动摇，中国发展就没有任何跨不过的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