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您认为,什么样的城镇化道路是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为什么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按我自己理解,人本城镇化是指以资源高效利用为基础,以人口的自主空间转移为路径,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体制改革着力点,以可持续发展为底线,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升人的基本权利的保障水平,实现由传统乡村生活向现代城镇化社会的转型。
人本城镇化的具体内涵有以下若干内容:一是通过农村人口向各类城市适度集中,提高以人力资源为核心的各类经济要素的利用效率,增强国民经济的竞争力;二是以基本财产权建立为核心,培育中产阶层,打造稳定的城乡社会结构;三是在农业人口长期有序大量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基础上,更新农业产业组织,实现农业现代化,保障农民充分就业,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四是创新城乡社会管理体制,发展社区民主,形成基础统一、特色兼备的城乡社区治理方式;五是合理布局城乡人口,允许专业农户分散居住,使有条件的城市的中产阶层拥有独栋房产,提高城乡居民心理健康水平;六是大力保护城乡环境,改善城市景观,打造美丽乡村,提高环境资源可持续水平,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四、目前,大量农村转移人口进入城市,但是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缓慢。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您认为造成农业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的原因是什么?如何破解这一问题?如何防止农民“被城镇化”的问题出现?
首先,我们要乐观地看待这个问题。正因为有大量农村转移人口进入城市,我国才有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今后的经济繁荣还要靠农村转移人口继续进城。我不赞成说那种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枯竭的说法。劳动力流动是收入的函数,只要城市的收入高于农村,工商业的收入高于农业,就会有劳动力转移发生。
其次,在我们国家,农村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相对要容易一些。我国社会没有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农民又有一定的教育水平,他们融入城市的能力要好于南亚、拉美与非洲国家。所以这个问题不能太着急。
第三,要认识到,融入问题的困难主要来源于体制不顺。户籍改革的难题被过于夸大了。户籍改革要分步走,先解决底线目标问题,即人户分离问题。与户籍相关的社会保障待遇等公共服务可逐步解决。其实,农村转移人口多是青壮年,他们是缴费者、纳税者,还没有到享受福利的年龄。有些人说城市增加一个农民的户口就要政府增加多少万支出,很不靠谱。政府不给他们户口,他们也生活在城市,那些公共性强的支出并不能节省。
第四,防止所谓“被城镇化”问题出现,主要是尊重农民意愿,特别要防止搞类似“双置换”那类花里胡哨的玩意。踏踏实实把城市房价降下来,通过“居住法”来管理住房需求,就可能使农村转移人口有了买房能力,同时保留农村转移人口在农村的各种权利。这样,农民进城的障碍就小多了。只对农村转移人口开放中小城市的户籍,农民的兴趣不大。
五、目前我国城镇空间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您认为该如何加强城镇发展规划,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目前,我国的一些城市规模的确太大,造成了一些环境资源问题。但规划的合理性不是绝对的。一些城市已经规模很大,要让它收缩很难。对于特大型城市,要做好的两件事情,一是决不能再在居民区搞摩天大楼了,而要最大限度地矫正过去规划的错误,提高居民住宅区在城市区域内的占地比重,让特大型城市向宜居城市发展,二是加强城市建设管理,调整规划设计规范,尝试发展高品质住宅,满足中产阶层的需要。市长们要想一想,别过上30年,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已经很高了,但城市主体居民所住的房屋是欧美穷人住的房子!如果出现这个局面,我们后悔都来不及了。
我国一些城市的周边拥有建设用地资源,那些土地搞农业没有竞争力;而由政府负责绿化,有财政压力。如果有合理的规划,将这类土地开辟为住宅区,既满足了中产阶层对高品质住房的需求,还使他们承担植被保护的责任,节约了政府支出。这方面的工作需要统筹规划,研究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如何,要禁止一些人大面积圈地建造豪宅,禁止有人打着投资的旗号,将所谓旅游企业转变为自己的大庄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