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思远：吐蕃时期佛本之争的经济原因及后果

       内容提要：吐蕃时期的佛本之争，是部族奴隶制经济进入部盟封建制经济后，吐蕃王室与各部之间、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利益矛盾的反映。意识形态所直接维护的政治权力背后，均是经济利益。佛教代替本教是新的经济利益结构对具有不同教义和仪轨的宗教选择。佛本之争的经济后果是佛寺经济得以兴盛。作为佛教存续和传播的物质基础，佛寺经济成为藏族经济史上最具民族性的一种经济形式。  
    关键词：吐蕃 佛本之争 经济原因 佛寺经济
    作者简介：杨思远，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
    公元七世纪初，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各部，在青藏高原上建立起统一而强大的吐蕃王国。为维护部盟封建经济政治制度，吐蕃王朝创制藏文，大量引进并翻译佛经，建造佛寺，供养僧人。佛教的引入与吐蕃本土的本教发生了尖锐矛盾。这种矛盾是吐蕃经济制度完成由部族奴隶制向部盟封建制国家转变时，阶级利益矛盾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佛本之争实际是新的经济利益结构对不同教义的宗教选择。只有从吐蕃时期经济制度演化的内在矛盾出发，才能揭示佛本之争的本质，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权力斗争、宗教斗争的表象上，这无助于从深层次上展现吐蕃时期深刻影响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动力系统的重大变化。佛本之争一波三折，终以佛教占据主导地位而结束，藏传佛教、政教合一和佛寺经济三位一体，在形成和发展中相互促进。佛寺经济和世俗经济的分野，型塑了藏族经济史的基本格局，佛寺经济成为藏族经济史上最富民族性的一种经济形式。
    一、吐蕃时期经济制度变革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六世纪，兴起于今西藏山南地区泽当、琼结一带的藏族先民雅龙部族，在领袖达布聂赛、囊日轮赞父子统领下，将本部族势力扩展到拉萨河流域，部族奴隶制经济关系取代了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经济关系。到七世纪初，囊日轮赞之子松赞干布以武力征服苏毗、羊同各部，迁都邑于逻些（今拉萨），一个强大的部盟封建制王国建立起来。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2页。]统治阶级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吐蕃从部族公有制和部族奴隶制经济转变为部盟封建领主制经济的过程中，阶级构成与阶级关系发生了巨变，统治阶级内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利益斗争也必然在思想上体现出来。吐蕃时期的佛本之争，正是从经济制度、阶级结构变化中生成的新旧经济力量的斗争，经由政治的中介进而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考察佛本之争，从经济史来看，既可洞悉吐蕃经济制度演化的历史轨迹，也可看到生产关系变革对意识形态辩护的需要以及对各种意识形态的选择机制。因此，考察佛本之争的经济根源，是吐蕃时期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佛本斗争的必然经济结果，佛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对藏族经济史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关于吐蕃时期佛本之争，在佛教史籍和藏史籍中有大量记载。[参见土观·罗桑却季尼玛：《土观宗派源流》，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廓诺·迅鲁伯：《青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年。蔡巴·贡噶多吉：《红史》，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年；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布顿：《佛教史大宝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这些文献记载的共同特点，或是将佛本之争与吐蕃王国政治权力之争相结合，或是与佛本教义仪轨之奥简深浅相结合。后世学者延续的也主要是这两个视角。政治权力斗争说的代表是张礼安、李文苹和罗央。张礼安认为：“佛本（本）之争在西藏佛教史上，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客观正确地评价这场辩论呢？首先清楚这是一场十分复杂的政治斗争，只不过是被宗教之争所掩盖，实际上辩论背后暗藏着各种复杂的矛盾，政治斗争远大于宗教文化信仰之争。”[张安礼：《佛本斗争的内在原因探析》，《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他还从历史唯物论出发考察了政治斗争的深层根源，认为“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张安礼：《佛本斗争的内在原因探析》，《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是佛本之争的经济基础：“吐蕃新经济制度的确立，需要一种新的社会意识形态为其作理论指导。”[张安礼：《佛本斗争的内在原因探析》，《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佛教是新确立的封建制的意识形态。但他在论证中因没有结合佛本两教的教义、仪轨之别而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何以佛教才能提供为新制度作意识形态辩护的功能，而本教不能。李文苹和罗央在《吐蕃佛本之争》中也认为：“佛本之间的斗争，不仅仅是宗教文化之间的争斗，更多地体现出王朝内部的政治夺权斗争。”[李文苹、罗央：《吐蕃佛本之争》，《西藏艺术研究》2014年第4期。]这种观点没有深入到经济关系变革的社会深层，同时，该文在“王朝内部”只关注吐蕃封建主阶级内部即赞普与大论之间的权斗，忽视了封建主与农牧奴之间的阶级关系。佛本教义优劣说的代表是沈祯云，他在《再论西藏“佛本之争”》一文中强调：“要从各自的宗教教义，即各自提供的宗教产品在满足社会需求效用上的差异来考察决定它们胜败的关键，正是藏传佛教具有本教不可比拟的效用优势，决定了这次斗争的走向。”[沈祯云：《再论西藏“佛本之争”》，《宗教研究》2015年第3期。]这是对权力斗争说的重要补充。问题是，如果不分析吐蕃经济制度演化中统治阶级经济利益的变化，那就根本提供不了一个比较佛本教义优劣之标准。并且，他的市场供求均衡分析法受经济人假定的影响，对佛教教义需求效用的考察是个人主义的，而不是阶级分析法。因此，要准确把握佛本之争的经济根源及其结果，既不能缺乏对吐蕃经济制度变革的准确规定，又不能忽视佛本之争中两教教义和仪轨的区别与变化。经济制度变革中产生的新阶级，对意识形态提出了新的辩护需要，而具有不同教义和仪轨的佛本两派，成为满足新意识形态需求的供给方。
    关于吐蕃时期的经济制度变革，藏史学界是存在争议的。一般认为，吐蕃王国是奴隶制国家，奴隶制是主要的经济制度。张礼安认为，公元650年之后禄东赞划定田界，是吐蕃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标志。[张安礼：《佛本斗争的内在原因探析》，《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这等于承认吐蕃第一个阶级社会是奴隶制社会。陈庆英以敦煌本吐蕃账簿文书为基础考察吐蕃经济制度，认为吐蕃王朝建立前青藏高原各部族虽大多出现了奴隶制，但由于生产资料部族公有制形式的大量存在，奴隶制不是主要的经济制度。随着吐蕃王朝对各部土地、牧场和牲畜的占有，农牧奴从政府领受土地和牲畜，以及向政府承担赋税差役制度的确立来看，藏族社会开始向封建制转变，从而得出结论：“吐蕃王朝时期是藏族封建社会的早期阶段，吐蕃王朝崩溃后出现的农奴主占有农奴的封建农奴制是在吐蕃王朝封建制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陈庆英：《从账簿文书看吐蕃王朝的经济制度》，《中国藏学》1992年特刊。]
    在藏族经济史上出现的奴隶制主要是“小邦时代”的部族奴隶制，这种部族奴隶制同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制有着很大的不同，它是建立在部族战争基础上，被征服的部族整个沦为征服部族的奴隶，但在被征服部族内部，正如陈庆英所论，保持着部族公有制。而在古希腊古罗马那里，由于有着广泛的世界市场，奴隶制渗透到各部族内部。将古希腊古罗马奴隶制视为奴隶制典型形态是一种误解，毋宁说类如藏族“小邦时代”的奴隶制更具一般性，而奴隶制在一切部族内部都广泛发展起来，倒是需要特殊的历史条件。[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9页。这里“古代的”就是指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经济形态。这说明马克思也受到这种古希腊古罗马中心论的影响而产生了“判断的盲目”，但在1868年3月25日写信给恩格斯中，马克思认识到这种“判断的盲目”：“我们大家被这种判断的盲目束缚得多么厉害啊！恰好在我的故乡，即在洪斯吕克，古代德意志的制度一直保存到最近几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2页。这里讲的“古代德意志的制度”，就是指在土地公社所有基础上产生的容克领主制。]封建制可称之为封建领主制或封建农奴制，其内在经济矛盾除领主与农牧奴的关系外，还有作为部盟盟主的吐蕃王室对各部领主贵族的分封关系。吐蕃在建立统一的吐蕃王国之前，各部族在经济制度上基本建立起部族奴隶制，同时保留着的是部族公有制。吐蕃王国建立后，赞普对各部的分封关系出现，封建领主制初步形成。吐蕃王国灭亡后，分封关系消失，割据时期的吐蕃再次回到分裂状态的封建领主制。直到1247年阔端与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会盟之后，吐蕃各部归附蒙古汗国，在蒙古对吐蕃各部的分封下，封建领主制才得以在吐蕃重建，并且发展到较为典型的形态，一直延续至1959年封建农奴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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