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思远：吐蕃时期佛本之争的经济原因及后果

    五、藏传佛寺经济的兴盛
    吐蕃所在的青藏高原，可谓一片宗教沃土。约翰·布洛菲尔德这样描述道：“西藏是由被冰冷的寒风折磨的高原和连绵不断的山脉组成的，那里令人可怕的风暴和可以致人死命的冰雹似乎是吸血鬼的表现方式。……在那里生活的人都处于距灾难和暴卒近在咫尺和发生在顷刻之间的状态。……从早到晚的辛劳以从耕地中得到一点微薄的收获，甚至是正成熟的庄稼被强大到足以打破一个人的头颅的冰雹所倒伏；在他们那被地震或倾盆大雨破坏的庄园之废墟中挣扎，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亲人即便是在距住宅只有投石之远的地方也可能被饥饿的野兽吞噬或悲惨地死在山中的一场风暴中。这样一来，在西藏，所有的条件都集中在一起，而赤裸裸地表现了善恶力量的强烈对比。这些力量在其他地方虽然也很活跃，但却不太显眼。”[约翰·布洛菲尔德：《西藏佛教密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16-17页。]
    历史越是往前追溯，自然对人的限制越大，劳动作为目的论设定所起的作用越微弱。几乎所有民族在氏族阶段就出现过图腾崇拜，绝非偶然。西藏的特点在于，即便在文明较高阶段，由于高寒、缺氧、强辐射、地震、风暴、冰雹和水灾频仍，较多的劳动，收获物却较少，甚至绝收。因此，即使在其他民族那里，生产力的发展足以导致图腾崇拜消失时，在西藏却只能为宗教所代替；即使在其他民族那里也出现了宗教，藏人对宗教的信仰却更加虔诚。但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是宗教产生的前提，却不是宗教土壤丰沃的经济根源。只有从经济制度上才能找到培植宗教的沃土所在。
    什么样的社会关系需要人民以宗教为鸦片？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中，人民吸食这种鸦片会成瘾？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当这种社会关系的本质表现为阶级关系时，宗教产生的制度基础就具备了。但是，产生宗教的土壤和培植宗教的沃土是有区别的，后者需要阶级关系的残酷性和长期稳定性。残酷才需要麻醉，长期稳定才可能被麻醉。残酷剥削而长期稳定的阶级统治才是宗教的沃土。
    因此，西藏作为一片宗教沃土，必须到阶级社会中去找寻根据。吐蕃社会封建制经济关系是人对人的直接统治，暴力与权力并行，农牧奴对领主的隶属关系，以富与贫、贵与贱、强与弱、生与死赤裸地表现出来，阶级社会的苦难需要慰藉与化解，但在统治阶级长达千余年稳定的统治下，这种慰藉与化解不可能是实际的，只能是虚幻的。
    本教作为吐蕃原始宗教，其教义和仪轨原生于氏族经济时代，只能承担化除源于自然的困境，难以担当源于阶级社会的苦难。本教历经三个阶段，均未能褫夺其非阶级的本质。本教所构建的世界、社会秩序不能适应部盟共主对部族领主、封建领主对农牧奴的残酷的等级关系的维护，为佛教所取代几成必然。
    本教最初只是在山前、洞口为道场举行宗教活动，并无专门的寺庙道场，本教建寺是向佛教学来的。本教祭祀时需杀牲，一次要宰杀千头牲畜，还以人殉葬，对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徐东明：《论佛本之争及其对西藏社会发展的影响》，《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佛本之争中，佛寺在吐蕃各地建立起来，佛教取胜后，佛寺经济高度繁荣，一部吐蕃佛教传播史就是佛寺建设史。佛寺经济是佛教存在和传播的物质基础，它以僧人为主体，建立在世俗经济提供的剩余劳动基础上。佛寺经济最初以施主捐赠和布施为主要经济来源，在历代赞普支持下，又通过赋税，从三户养僧制到七户养僧制，获得了稳定的经济供养。以剩余劳动为限，佛寺经济在本质上只有分配和消费过程，由于佛寺经济的兴盛，超越了剩余劳动的限制，于是佛寺经济又出现了自身的再生产过程，形成自我循环的经济体系，但这并不排除对世俗经济的依附和对剩余劳动持续不断的吸收。
    世俗经济提供的剩余劳动有三种形式：剩余劳动力、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出家僧人靠世俗经济供养，是世俗经济中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此外还包括拨给寺院养僧的农奴和奴隶；剩余产品包括捐赠、布施的青稞、小麦、牲畜、手工业品；剩余价值则表现为世俗经济以货币形式提供的各种转移性支付。剩余劳动通过这些形式源源不断注入佛寺经济，使寺院成为西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次旺俊美：《西藏宗教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28-331页。]。
    佛教战胜本教，佛寺的修建、僧人出家、赋税供养、养僧户的划拨、宗教服务收费、捐赠和布施、寺产的积累，虽取代了本教的杀牲、人殉陋习，但大量剩余劳动以劳役、实物和货币形式供养佛寺和僧人，造成佛寺经济与世俗经济的分殊。当然，藏族经济不等于佛寺经济，但后者型塑了藏族经济史上独有的一种民族经济形式。佛寺经济的发展是剩余劳动非生产性积累的结果和表现，相形之下，世俗经济自身积累的内在基础和动力受到削弱。
    (本文获中央民族大学2017年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之理论经济学学科经费资助。)

上一页  [1] [2] [3]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