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欧美种族主义何去何从

【摘要】种族主义在当代已经演变为鼓吹“文化间差异的绝对化”的文化性种族主义，其在当代欧美国家的兴起同难民危机、逆向歧视和民粹运动等背景环境息息相关。欧美种族主义未来将会受到来自政治体制内的更多制衡与约束，但同时其激发的身份政治热潮可能带来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关键词】种族主义 多元文化主义 新种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D07 【文献标识码】A
    种族主义是人类发展史上产生的最丑恶的观念之一，其凭借肤色、血缘等似是而非的种族特征肆意剥夺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权利，并为建立一种所谓“优等种族”统治“劣等种族”的秩序体系提供合法性依据。自联合国1965年通过《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以来，任何以生物特征为基础的种族间不平等论述都不再被视为合理，但这并不意味着种族主义的消亡。
    2017年我们见证了诸多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事件：1月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在120天内限制难民入境美国，在90天内限制七个伊斯兰教国家人口进入美国，并无限期禁止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8月12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围绕南北战争时期南军李将军铜像的拆除问题，白人至上主义群体和反种族主义群体间发生冲突；11月11日，波兰独立日大游行中出现具有反犹和反伊斯兰成分的歌曲，并且一些游行者手持暗含白人至上主义的旗帜。通过这些代表性事件，我们发现种族主义在一些西方民众中依旧有市场，而且有些种族主义行为似乎并不符合种族主义的经典界定。因此，必须理清种族主义在当代面临的新环境，进而对种族主义的新手段有所认识，对其带来的新危机有所察觉，并把握住其未来发展的新动向。
    种族主义沉渣泛起的新环境：难民危机、逆向歧视与民粹运动
    法国思想家塔吉耶夫（Pierre-Andre Taguieff）在《种族主义源流》一书中，对种族主义思潮的当代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代种族主义已经从基于生物进化论和不平等主义两大基本特征的生物性种族主义，发展为鼓吹“文化间差异的绝对化”的文化性种族主义。因此，战后西方国家普遍实施的文化多元主义所主张的差别权和文化相对论，反而变相成为种族主义的工具。在此基础上，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实现了合流，形成的种族民族主义既不需要“种族”概念的存在，也不需要设定优劣种族的等级规范，成为一种“没有种族的种族主义”或“新种族主义”。
    近年来，“有利”的环境因素为种族主义提供了借尸还魂的重要基础，包括持续多年的国际难民危机、旨在实现结果平等的逆向歧视和甚嚣尘上的民粹主义运动。
    当代西方国家所谈之难民问题，是指2010年以来因“阿拉伯之春”、“伊斯兰国”崛起、叙利亚危机等中东北非地区的政治与社会动荡而导致的人口外迁。2015年春夏，大量难民开始涌入欧洲，当年涌入欧洲的难民总数达100万之巨，导致难民危机的真正爆发。对于欧洲各国来说，难民危机的棘手之处在于：首先，难民的数量十分巨大；其次，抵达欧洲并提交难民申请的移民中，有部分属于不符合难民条件的经济移民。难民潮带来的巨大道义与社会经济压力已经显现，直接表现为一些中东欧国家拒绝难民安置配额，并以关闭边境的方式拒绝穆斯林难民入境。如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联盟领袖巴耶尔便耸人听闻地将穆斯林难民种族化，视其为阴谋改变欧洲宗教与民族构成的种族武器；匈牙利首相欧尔班则直接给穆斯林难民贴上带来恐怖主义和潜在犯罪人口的标签。对于美国而言，久治不愈的非法移民问题也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持续发酵。特朗普总统上任伊始，最先兑现的承诺便是签署限制难民入境的行政命令，而其为了治理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推动建设边境隔离墙、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增强相关移民法案的执法力量。2017年上半年，美国移民及边界执法局逮捕了41318人，比去年同期增长36%。特朗普对非法移民和难民的零容忍态度，一方面有助于解决一些移民带来的犯罪问题，但另一方面也恶化了美国国内原本就十分紧张的种族关系，美国执法部门带着有色眼镜怀疑、骚扰拉丁裔、黑人和亚裔的事件发生更加频繁。
    难民危机使西方国家政府面临移民准入和种族融合的窘境，而一些不合理的反种族歧视措施则可能导致“逆向歧视”，反而加剧了种族关系的紧张。美国自废除种族隔离以来，为了纠正种族主义制度下长期形成的以种族划分的阶层界限，主张实施“平权政策”，或者称为“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其主张在教育和就业层面照顾少数族裔和特殊群体，但在实践中往往被简单处理为定额制，即要确保在最终的结果中形成包括各个种族的固定分配比例。这种种族因素占据重要地位的社会资源分配制度，致使白人以及优秀的少数族裔成员在社会中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得与其他族裔同等的教育机会与职位，因而被认为是传统种族歧视的逆向重现。2017年，美国司法部开始对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常春藤名校涉嫌依据种族配额歧视亚裔学生进行调查，这一行动可以被视为特朗普总统为消除“逆向歧视”、回报中下层白人选民而做出的努力，但消除因激进的种族补偿政策而产生的“逆向歧视”，尚需时日。
    此外，难民与非法移民的涌入、歧视性的平权法案为右翼民粹主义运动提供了实施政治动员的资本，也带来了民粹主义运动背景领导人的涌现，比如法国国民阵线的勒庞（Marine Le Pen）继承其父亲的政治衣钵，将国民阵线改造成反移民、反欧盟但支持民主制和法国民族国家体制的新型右翼政党，获得了饱受移民问题困扰的法国南部民众的广泛支持。
    种族主义工具化的新危机：从文化种族主义到生物种族主义的回潮
    尽管种族主义已经进入以文化差异替代种族优劣的阶段，但作为政治斗争工具使用的文化种族主义，在民粹主义运动的支持者群体中，依旧存在退回到生物性种族主义层面的危险。
    撕开生物性种族主义禁忌的是美国夏洛茨维尔市的种族主义骚乱。就其发生而言，夏洛茨维尔骚乱不过是重演了美国历史上间歇发生的种族骚乱剧本，但其特殊性又不容忽视。更为严重的是，美国政府在同期批准特赦了被右翼视为英雄的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郡前警长乔·阿尔帕约。阿尔帕约以敌视拉美裔闻名于世，其在任期间不仅用恶劣的条件关押非法移民，而且默许其警员按种族特征缉拿无证移民，涉嫌种族骚扰，并最终被法院判定有罪。特朗普特赦阿尔帕约的行为，变相支持了美国国内的种族仇恨团体，鼓励其突破现有政治禁忌、重返生物性种族主义的老路。
    欧洲在这一问题上并不比美国好多少。难民危机的加剧，使欧洲本土白人族群越来越需要诉诸简单粗暴的种族主义话语、展示种族主义标志和参与极右翼游行，以发泄其对多元文化主义移民政策日积月累的怨怒。如波兰的独立日游行，逐年演变为一场右翼极端思想的大展示，甚至在2017年演变成一场种族主义情绪的宣泄。
    种族主义思潮未来的新动向：走出种族对立的身份政治框架，任重而道远
    种族主义思潮的未来发展趋势既呈现出希望，也存在危机。一方面，当前席卷欧美的新种族主义思潮与民粹运动依旧是在现有体制内部行动，表现为一种体制内的变革力量，因而其不可避免地受到制衡，其观念和政治纲领也不得不寻求妥协以获得最终实施，因而种族主义思潮在短期内的破坏力是可控的；另一方面，种族主义以身份政治的面孔出现后，其同具体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相联系，成为政客相互攻讦和为利益分配政策的合法性背书的工具，这又使其成为了社会矛盾的制造者。
    首先，当代欧美种族主义在难民危机与民粹运动的潮流下复苏，体制性力量依旧能够有效约束其影响。这一体制内约束包括选民的制约、政治体制内部力量权衡和文化多元主义政策在教育领域产生的长远影响。选民的制约主要表现在议会民主体制盛行的欧洲。基于惨痛的历史教训，传统种族主义并不是一个动员欧洲选民的有效路径。即便存在荷兰自由党主席维尔德斯这样以种族歧视和排外主义为噱头的政客，但欧洲政治中的种族主义多以文化差异与冲突问题展现。奥地利人民党在2017年10月大选中的胜利表明，反对非法移民但非极端排外与种族歧视，才是最符合欧洲当前民意的政治纲领。
    政治体制内部力量权衡在美国表露无遗。特朗普在2017年初签署的关于限制难民与七个伊斯兰教国家人口入境的行政命令，便因在华盛顿州法院裁定违宪和多个州府的相应法律行动而陷于停滞，直到2017年6月才获最高法院批准“部分实施”。此外，其撤销奥巴马医疗法案、修筑边境隔离墙等涉嫌白人种族主义色彩的政策也屡屡受阻。在充满争议的特赦阿尔帕约事件发生后，共和党也发表了对白人至上主义、新纳粹主义等右翼仇恨组织的谴责。
    文化多元主义政策虽然就其初衷而言并不成功，但的确使越来越多年轻人接受更加多元、宽容与平等的种族观。夏洛茨维尔骚乱虽然与种族问题相关，但是并非种族间的暴乱。夏洛茨维尔并非有色人种聚居的地域，案件中也不存在明确的白人压迫者与有色人种受害者的角色建构，反种族主义群体成分的多样性使得夏洛茨维尔骚乱超越了种族斗争的范畴。
    其次，约束力量的存在，并不能掩盖身份政治框架为种族对立所俘获，并成为争议性社会政策合法性来源的窘境。以种族、性别、宗教为代表的身份政治，原本是少数族群、受压迫族群实现群体动员、获得平等政治地位和应有权益的身份解放行为，但身份政治是一把双刃剑：对独特身份的追求会无限扩张到对偏向自身的有利社会安排的心安理得，身份政治活动及其话语框架，日渐成为各种围绕身份特质而动员形成的社会群体间对抗、竞争的政治工具。
    以种族为核心身份要素的身份政治框架，在不同时期为不同社会制度安排提供了合理性：美国对黑人与其他有色人种的排斥与种族隔离，是为种植园奴隶制或20世纪70年代之前白人群体独享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力的社会安排提供合法性依据；“平权政策”则以激进而僵化的结果平等形态，弥补种族主义对有色人种权益的长期损害；“单一民族理念”为法国对同时具有外来民族和种族属性的罗姆人的驱逐政策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此外，种族主义的这一身份政治功能早已具有全球治理意义：首先，其回避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与社会作为利益分配的优势一方所应负的责任，将关注点引向难民自身文化同东道国社会文化体系不相容的问题；其次，种族主义还被用来为一些全球性问题提出敷衍的解决方案，如用恐怖主义标签将穆斯林群体污名化、用罪犯的标签描述拉丁裔和罗姆人，以此为一些简单粗暴的排外行为提供合法性。走出这种极端的身份政治框架，任重而道远。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盟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汪圣钧对本文有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① Etienne Balibar. Is There a “Neo-Racism” ?. in Race, Nation and Class: Ambiguous Identities. edited by Etienne Balibar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Verso, 1991.
    ② Les Back and John Solomos, eds. Theories of Race and Racism: A Reader. Psychology Press, 2000.
    ③Simona Rodat. Cultural Racism: A Conceptual Framework. RSP. No. 54. 2017.
    ④[法]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著、高凌翰译：《种族主义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