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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
说到2017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人们对于财政政策的期望值不断攀升是一个可以观察到的基本景象。然而，期望值的攀升是一回事，如何让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效则是另一回事。毕竟我们已经做出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新常态相对于旧常态，毕竟环境变化了。进一步说，毕竟我们已经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新的政策体系相对于旧的政策体系，毕竟有着诸多的不同之处。这些，当然会体现在2017年财政政策的配置格局上。
不妨由2017年与财政政策相关的几个数字加以观察：
首先是23800亿元。这是财政赤字预算规模。可以立刻发现，23800亿元并非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的结果，而是倒算出来的。其基本的程序是：以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74.4万亿元为基数，按照6.5%的增速计算出2017年的预期国内生产总值79.4万亿元；再以79.4万亿元为基数，按照3%的比率计算财政赤字的预算规模，其结果便是23800亿元。财政赤字预算规模不是由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差额得出，而是通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倒算而来，这绝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
其次是3%。这是财政赤字率。不难看出，23800亿元占2017年预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恰好为3%。这说明，我们是按照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不超过3%这一传统的控制线来安排2017年的财政赤字预算规模的。它也表明，我们对财政赤字是心存敬畏的，我们对财政风险是高度戒备的。
再次是2000亿元。这是财政赤字增量。2016年的财政赤字决算规模是21800亿元，在此基础上增加2000亿元，便是2017年的财政赤字预算规模23800亿元。注意到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决定于财政赤字的增量而非总量，它表明，我们并未因扩张社会总需求的强大压力而放松对于财政风险的防守。我们在关注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未放松对经济风险的警惕。
第四是8000亿元。这是地方专项债券的发行规模。相对于2016年4000亿元的发行规模，2017年的地方专项债券发行规模增加了4000亿元。注意到地方专项债券发行收入并不列入一般公共预算范畴，而属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它所对应的，系23800亿元预算赤字规模之外的政府性基金预算赤字。这实际上表明，倘若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在内的所谓全口径预算口径加以计算，那么，2017年的全口径财政赤字，至少要在23800亿元的基础上增加8000亿元，而为31800亿元。如此，全口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多一点。名义财政赤字率不突破3%，增加财政赤字的需求通过实际财政赤字率的适当扩大加以解决，从而防范财政风险与实施财政扩张目标相兼容，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政策走向。
第五，3500亿元和2000亿元。这是分别为企业减轻税负和减少收费的规模。这两个数字加起来总共为5500亿元，与2016年所减少的涉企税费规模5700亿元大致相当。这是在财政收入增速呈断崖式下降的背景下所作出的安排，它说明，2017年的财政政策仍旧是以减税降费为主线索。它也说明，在经济下行态势基本未变且仍趋严峻的情势下，相对于扩大投资、增加支出的传统积极财政政策操作，减税降费当然是最契合于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选择。
第六，5%。这是中央政府一般性支出的压缩幅度。将其同2000亿元的财政赤字增量和5500亿元的减税降费规模联系起来，同时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压缩非重点支出，减少对绩效不高项目的预算安排。各级政府要坚持过紧日子，中央部门要带头，一律按不低于5%的幅度压减一般性支出，决不允许增加‘三公’经费，挤出更多资金用于减税降费，坚守节用裕民的正道”的表述，可以认为，2017年计划实施的减税降费，并未沿袭以往主要通过增加财政赤字提供财源的套路，而是在增加财政赤字的同时着力于削减政府支出。认识到只有削减政府支出与减税降费同时并举，才是本来意义上的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之举，应当说，我们越来越转向于契合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的减税降费操作。
（原文见《证券时报》2017年4月19日，A0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