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

    学者简介：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丝绸之路研究院理事长。研究领域涉及农村经济理论与政策、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等。近期就中国经济转型发表观点。
    一、资本报酬递减律
    汉森和普雷斯科特通过把马尔萨斯增长与新古典增长统一在一个模型中，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单一经济模型及其假设，同时承认在马尔萨斯式增长模型中，土地要素起着重要作用，而新古典模型可以舍弃这个要素。但是，这种两个增长模型在时间上继起以及空间上并存的分析，因没有包括青木昌彦所概括的处在中间形态的发展阶段，忽略了“人口红利”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中的特殊作用，从而在解释中国这样典型二元经济发展模式时，仍显得捉襟见肘。关于这一点，经济学家围绕东亚模式所展开的争论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
    世界银行于1993年在其东亚地区报告中首次提出“东亚奇迹”的表述后，经济学家围绕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展开了争论。不同观点所依据的经验证据，主要是对于东亚各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结果。例如，依据刘遵义和扬等人的定量研究，克鲁格曼认为，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与苏联计划经济时期的增长模式并无二致，主要依靠的是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的投入，而缺乏生产率的进步。其具体表现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终究会遭遇报酬递减而不可持续。
    并非所有的经验结果都支持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这种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行的相关研究，所得出的关于亚洲“四小龙”以及东亚其他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差异巨大，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例如，根据扬的估计，新加坡在1970—1985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0.1%；而马尔蒂的估计则是，该国在1970—1990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1.45%。因此，依据这些经验研究所得出的政策结论更是大相径庭，以致有的研究者对这种通过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并以此为依据评价东亚增长模式成败得失的研究方法，产生了怀疑，认为需要改变对于现实经济增长解释的一些错误出发点。
    克鲁格曼关于东亚模式不可持续的预言，终究没有成为现实。相反，亚洲“四小龙”全部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并且成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典范。之所以出现这种理论预测的失误，原因之一就是克鲁格曼等学者没有注意到“人口红利”的作用，而只是按照西方国家劳动力短缺、资本报酬递减等假设做出判断。其实，由于这些经济体人口结构的快速转变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和抚养比降低，产生了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这一方面可以通过劳动力在部门间的转移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可以在获得较大的技术进步贡献份额之前，因劳动力无限供给而不会发生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从而使高速经济增长得以在较长时间内持续。
    对于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来说，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就是探索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源泉。在只看到马尔萨斯和索洛两种增长模式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模式从前者向后者的转换，主要表现为在新古典增长情形下，土地要素的作用不再重要。而如果在其中加入一个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则这个时期最富有特点的是“人口红利”的作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点固然可以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但这种“人口红利”终究是有限的，随着人口增长转变阶段的到来而必然消失。归根结底，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才是可持续经济增长经久不衰的源泉。
    提高资本劳动比率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之一。物质资本的投入快于劳动力的投入，从而企业和产业的资本构成提高，通常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在现实中，这就表现为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企业购买更多的机器来替代劳动。但是，提高资本劳动比率是有限度的，可能遇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困扰。这里所看到的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是指在劳动者素质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设备，由于人与机器的协调程度降低等因素，生产过程的效率反而下降的情形。虽然新机器和设备也蕴含着新技术，但是，这里起关键作用的仍然是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而不是技术进步。
    近年来，推动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从1978—1994年间的46.9%，大幅度降低到2005—2009年间的31.8%，并预计进一步降低为2010—2015年间的28.0%。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多地依靠投资增长所导致的资本劳动比的升高。在上述三个时期，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从45.3%提高到64.7%，并预计提高到65.9%。单纯依靠物质资本的投资作为供给方面的经济增长源泉，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全要素生产率系指，在各种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这一劳动生产率提高源泉，可以抵消资本报酬递减的不利影响，是长期可持续的，实为经济增长经久不衰的引擎。作为残差的全要素生产率，由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微观生产效率两个部分构成。事实上，改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秘籍，就是要懂得如何保持这两种效率的持续改善，并提高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来说，迄今中国经济增长中表现出的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构成部分是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所创造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及上述转折的特点看，未来经济增长不仅要求开发新的全要素生产率源泉，也需要并且有可能继续挖掘全要素生产率的传统潜力。
      二、国内版“雁阵”模型
    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或者高度化而获得的。例如，劳动力和其他要素从生产率低的产业向生产率高的产业转移，就是部门间资源重新配置的典型形式。除此之外，部门内部也可以形成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主要表现为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得以扩大，因而效率高的企业规模较大，成长也更加迅速。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间，资源重新配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甚为显著。实际上，人们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在计量经济学的意义上，部分体现在这个贡献份额中。因此，不言而喻的是，随着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继而“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也将大幅度减慢，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贡献率会有所降低。相应地，微观生产效率的相对贡献率需要得到提高，否则便难以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一资源重新配置效率部分就没有继续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作用潜力了。
    从表面上看，与“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消失相关的“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以及非熟练工人工资的迅速上涨，预示着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在中国的终结。必然的结果似乎是：第一，遵循“雁阵”模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第二，劳动力剩余程度降低，因而劳动力转移速度减缓意味着，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源泉逐渐耗竭。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由于对中国特殊性缺乏足够的理解，因此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成为现实。
    预期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向其他国家转移的理论依据是所谓的“雁阵”模型。该模型的形成和完善经历过几个阶段，主要由于赤松、大来、弗农和小岛等人的贡献，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关于产业在国家和地区之间转移的理论解释。这个模型起初用来描述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经济体，如何借助动态比较优势变化，完成“进口—进口替代—出口”的完整赶超过程，以后则被广泛用来解释和理解东亚经济的发展模式，即以日本为领头雁，按照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依次转移到亚洲“四小龙”、东盟其他国家以及随后的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
    在该范式的扩展版本中，首先，这个模型继续保存了随着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比较优势的相对变化，产业在国家和地区之间转移的本意；其次，雁阵式的产业转移是由与产品生命周期相关的特征决定的，从而隐含着与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相关性；再次，解释范围被扩大到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即该投资活动也遵循相同的逻辑在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最后，国家或地区之间在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以及历史遗产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被认为是具有雁阵式的相互继起关系的关键。
    从这一理论及其经验出发，在劳动力成本持续提高的情况下，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其他国家转移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也的确已经发生。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和国土面积，以及国内各区域间在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上的巨大差异，我们可以预期，直到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达到相等，即商业化点到来之前，农业劳动力都有向外转移的余地，因而可以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会更多地发生在中国国内各地区之间，即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可见，至少在今后10年到20年中，即便对于第一次“人口红利”，也仍然有潜力可供挖掘。
    撇开中国地区之间巨大的发展差异不说，仅人口转变的差异就可以为上述论断提供有力论据。由于生育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中国地区之间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异，也导致中西部地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处于相对滞后的阶段。例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平均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死亡率）为5.05‰，东部地区平均为4.68‰，中部地区平均为4.73‰，西部地区为6.78‰。
    但是，由于人口流动的因素，三类地区在年龄结构上却无法显示这种人口转变的差异。例如，2010年全部1.53亿离开本乡镇6个月及以上的农民工中，中西部地区占68.2%，其中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比例，中部地区为69.1%，西部地区为56.9%，大部分流向东部地区。按照常住人口的定义，在城市居住6个月及以上的外来人口，通常被统计为劳动力流入地的常住人口。由于95.3%的外出农民工年龄在50岁以下，这种人口统计的机械方法提高了东部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应降低了中西部地区的比重。因此，近年来的人口统计并不能显示出中西部地区在人口抚养比方面的优势。
    然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统计，采取居住1年以上才算流入地的常住人口的标准，该口径更接近于按照人口的户籍登记地原则。而且，当时农民工的规模也较小。我们用该普查数据分地区考察，就可以发现，老年人口抚养比（即65岁及以上人口与15—64岁人口之比），在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要低。该普查显示，全国平均的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0.15%，东部地区为10.9%，中部地区为9.76%，西部地区为9.53%。
    农民工身在东部地区打工，而户籍仍落在中西部地区，这种状况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按照现行户籍制度安排，他们仍然不能期待长期稳定地在打工地区生活乃至养老，通常在年龄偏大之后就会返乡务农。所以，中国目前的务农劳动力或者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是由40岁以上农民构成的。其次，按照目前部分地区户籍制度改革的模式，即使放松了移民在城市的落户条件，也仅限于本省农村户籍人口，大多数中西部地区农民工通常不能从沿海地区的户籍制度改革中获益。可以预期，大批流向东部地区的农民工，以及那些年龄偏大、难以克服跨省流动障碍，因而回到户籍登记地的农村劳动力，是未来中西部地区产业承接的劳动力供给基础。
    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了4300美元，按照改革开放30余年间的增长速度，以及不变的人民币汇率等因素估算，预计到“十二五”结束时，人均GDP可以超过6000美元，而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可以达到12000美元。按照相同的收入组分类，在人均收入不断提高并逐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同时，产业结构调整也将进一步加快，进而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支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就意味着，农业的劳动力比重需要继续降低。
    与人均GDP在6000—12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农业劳动力继续转移的潜力是巨大的。汇总2007年世界上一些处于这个阶段国家的资料，我们发现，它们平均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为14.8%，比中国低近1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今后10年中，我们从现有的1.92亿农业劳动力出发，每年需要减少约800万人，即降低1个百分点。这样的话，就能保持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持续提高，进而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三、“创造性毁灭”机制
    全要素生产率在生产函数中表现为一个残差，其中分离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部分所余下的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中的微观生产效率。能够提高企业微观生产效率的因素众多，如许多与体制、管理和技术创新相关的因素，总而言之，一切由创意和创新带来的效率改进，通常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这个部分。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如果仅仅把产业结构升级变化作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度量指标，则产业内部的资源重新配置，即最富有效率的企业得以生存、发展，从而达到较大的规模，常常也可以包含在微观生产效率中。这个效率源泉如此重要，对美国的研究表明，制造业内部表现为企业进入、退出、扩张和萎缩的资源重新配置，对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高达30%—50%。
    对于早已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微观生产效率特别是其中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改进，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形式。这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体制是相对稳定和成熟的，甚至可以在理论上认为是给定的；同时，总体上说，这样的国家不再有与其他国家相比的显著技术差距，因而没有后发优势可供利用。因此，对大多数发达国家来说，由于稳态经济增长率较低，其经济增长是艰难且缓慢的，最终取决于技术进步的速度。凡是不能做到依靠科技创新、实现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展的国家，就不能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
    正如中国古代哲学所说的那样，“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如果没有一个“创造性毁灭”的环境，让缺乏效率的企业消亡，让有效率的企业生存和发展，就无法使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微观生产效率在经济增长中起支配作用，在更接近新古典增长的环境下，就无法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作者关于“未富先老”特征给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带来的特殊挑战问题，已经进行了诸多讨论。但是，值得指出的是，这一特征同时也将给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赢得时间。那就是，中国在科技发展水平上与发达国家尚有巨大差距，资源配置的市场体制和制度也不尽成熟，存在着各种扭曲。这些都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握有后发优势，在体制改革、管理效率提高、新技术应用等诸多领域中，仍有大量低垂的果子可供收获，以显著改善微观生产效率。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来源是，通过劳动力在部门和地区间转移，而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微观生产效率须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更重要来源。
      四、谨防政策扭曲
    如果说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任何国家通过自身的持续经济增长，最终跨入高收入阶段的必由之路，那么这个任务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最富有挑战性的，实践起来十分艰难。在一些国家，提高并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甚至成为“不可能的任务”。事实上，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任务变得越加紧迫时，往往也最容易形成对其不利的政策倾向。由此便可以解答，为什么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提前减速，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长期不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以及日本在高收入水平上陷入经济停滞等谜题。
    对中国来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加富有挑战性。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以及“人口红利”消失之际，无论在人们关于进一步发展的认识上，还是在应对新挑战的政策倾向上，或者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都出现了潜在的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趋势。我们可以从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微观生产效率这两个全要素生产率源泉，以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所需政策环境的建设方面，观察这种潜在的危险。
    以人均收入衡量的发展差距，本身隐含着一个资源禀赋结构上的差异，即发达地区具有相对丰富的资本要素，从而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而相对不发达地区，则具有劳动力丰富和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的资源禀赋结构差异，无疑可以成为中西部地区经济赶超的机遇。然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后在中国出现的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赶超趋势，因其与普遍认为的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不相符，存在着不可持续性。
    衡量中西部地区制造业资本密集程度的具体指标，就是资本劳动比。这一比率在2000年以后呈迅速上升的趋势，速度大大快于沿海地区，而且经过2003年和2004年的快速攀升，资本密集化的绝对水平已经高于沿海地区。例如，2007年制造业的资本劳动比，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比东部地区高20.1%和25.9%。也就是说，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变得更加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化程度更高了。由于中西部地区的新投资采用了比较先进的技术和工艺，在一定时期和一定限度内，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高速度也快于工资水平的上升，因此，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利于降低单位劳动力成本。但是，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本密集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则会遇到报酬递减现象。
    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继续，不利于“创造性毁灭”机制的形成，妨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目前，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政府投资比重过高，相应地，中小企业遇到进入障碍以及其他发展条件如融资方面的歧视对待。2010年，在全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单位占比为42.3%；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总值比重为41.8%，它们的总产值比重为26.6%，利润比重为27.8%，主营业务税收及附加比重为71.7%，就业比重为19.2%。
    除了自身的规模经济因素外，一些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往往倚仗行政保护获得，虽然企业效率低下却因行政保护而盈利。这会妨碍企业效率的提高，从而影响整体经济的健康程度。政府如果出于对产值、税收、就业稳定性从而社会稳定的考虑，不情愿做出让低效率的大型国有企业退出经营的决策，结果必然产生对新技术应用的阻碍。
    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上，可持续性的要求使加快技术进步、尽快把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转到技术进步等效率驱动轨道具有紧迫性。无论在中国的整个经济层面还是在企业层面，新技术并不是制约因素，至关重要的是采用新技术的激励机制和技术选择的适宜性。有经济学家认为，世界已有的经验、创意、科学知识等存量，是每个国家、每个企业都可以获得的，因此，这不是造成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原因。而企业若长期处于行政保护的情况下，则会出现技术应用的激励不足以及技术选择不当等问题。这两个问题又是互相关联的，因为缺乏技术应用的激励，也就意味着缺乏合理选择适宜技术的激励。
    在各种技术已经存在的情况下，技术的应用主要是寻找、购买、借鉴、适应性创新的问题。然而，企业是否使用新技术，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使用这些新技术，取决于使用新技术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比较。也就是说，企业是按照使用新技术的总收益最大的原则做出决策的。在依靠易获得廉价的资金、土地和自然资源，以及限制竞争而经营的情况下，那些受行政保护的国有企业倾向于不使用更加有效率的新技术，或者扭曲新技术采用的决策原则，选择不适宜的技术应用，形成低效率的企业技术构成。
    其结果必然是，在剔除因行政保护而盈利的因素后，那些长期受保护的国有经济的低效率会显著地显现。例如，国外一项对中国企业的比较研究表明，私人企业的平均资本回报率比全资国有企业高出50%以上。国外的另一项研究显示，在1978—2007年间，使用官方数据计算的国有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为1.36%，非国有部门则为4.74%，前者仅相当于后者的28.7%。
    受行政保护的国有企业的存在，会同时妨碍通过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形成优胜劣汰机制，因而难以具有产业内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在这一情况下，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必然欠佳。例如，一项计量经济学研究发现，由于存在资源重新配置障碍，导致中国工业企业资源配置不当，部门内企业间的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差异巨大。该模拟研究表明，如果中国工业企业之间的要素边际生产力差异缩小到美国的水平，则中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30%到50%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