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志刚：2016中国经济发展前瞻

    学者简介：袁志刚，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经济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教学名师。现任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工作室首席专家等。在人民币国际化等金融改革和房地产等宏观经济问题、就业理论、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险研究、中国居民消费等研究方面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近期，袁教授对2016年经济形势作出了预判，并阐述了关于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学术思考，同时对当前改革的重点任务进行了深入剖析。
    一、对2016年经济形势的预判
    鉴于实体经济依然在筑底过程中，短时间内依旧缺乏向上的内生动力。预计2016年经济基本面可能继续下滑至2017年渐停。发展新动力未形成是其深层次核心原因，能否通过改革建立新一轮动力机制是中国宏观经济能否实现触底反弹的关键。
    比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我国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构建了经济发展新动力，形成了2002-2007年的长阳线：一是房地产改革。1998年的房改，成为启动中国资产负债扩张的最关键点。此后，中国经济的消费转入了住房和汽车时代，重化工和能源随之发展。同时，住房消费使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获得发展资金。二是加入WTO。国内企业并未大规模受到冲击，反而使得中国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迅速扩大。三是国企改革抓大放小。把大量国企占有的空间放出来让民营企业去做，所以当时民营企业进入国企腾出来的领域速度很快。四是银行改革。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银行坏账。银行资产质量相对较高之后，让他们到香港、上海、深圳上市，并引进外来战略投资者，这对后来中国的资产负债表扩张扫清了道路。
    2008年金融危机后，4万亿人民币的拯救经济计划带来了制造业投资的一个高升，但紧接着基础设施投资下滑特别明显。因为当时没有筑底过程，所以新的动力没有形成。因此要更加重视资源配置的重要性，这里要特别关注金融的资源配置作用。另外，如果能够进一步推动农村土地改革，对农民土地进行确权，就可以为开展土地流转、抵押融资奠定基础，这对城市化、金融的发展都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这就是空间，也是最大的发展新动力。
    二、供给侧改革是否筑底经济发展新动力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了五大任务：一是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二是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三是化解房地产库存，四是扩大有效供给，五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可以简化地概括为去产能、降成本、去库存、补短板、去杠杆。这五大任务都是紧密围绕供给侧改革的主题展开的，可以用经济学理论解释：即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需求不足，而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不匹配。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具体来说：
    一是美国里根新政的核心是减税。具体来说：首先，通过对私人部门的减税来增强市场活力，进而有效提高私人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创新能力。理论核心是拉弗关于税收收入的观点，即税收收入和税率之间是倒U型的关系（拉弗曲线），税率过高和过低都会减少税收，只有通过适度的税率才能激发私人生产的活力进而提高政府税收。其次，政府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来维持物价的稳定，给予私人微观经济主体以正确的价格信号，进而进行有效的市场资源配置。与此对应，政府应该退出对价格领域的管制。最后，政府要通过维持预算平衡来为私人部门创造最好的市场环境。可以说，里根新政通过降低政府对市场干预的方式，有效地激发了美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活力，从而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经济的发展和九十年代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英国撒切尔夫人改革核心是私有化。首先，国有企业私有化政策，更多地发挥市场和竞争的调节作用。其次，采取了控制货币发行量、遏止通货膨胀、减少国家干预、重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货币政策，来扭转英国经济衰退。再次，限制工会权力，成功抵制了工会组织利用其对劳动力的垄断势力向政府不断索取市价以外的补贴的企图。最后，改革税制，降低税率，削减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等公共开支，扩大公共产品提供领域的市场经济成分。撒切尔夫人的改革，并不是要完全放弃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而是要把国家的干预限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之内，是对国家过度干预经济的一个根本性纠正，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的一些弊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当前中国与里根、撒切尔时期面临的经济背景有所不同，不是滞涨而是产能过剩。一方面，通货紧缩是肯定存在的（PPI连续下降至-5.9%，CPI同比涨幅不超过2.0%），但失业并不严重。所以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示：明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表明除了供给侧改革政策，我国同时需要需求政策。另一方面，刺激需求不能再采用2009年的做法，将大规模过剩产能再利用起来。我国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是配置效率不高，和美国、英国的情况不一样，不能完全套用他们的做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四是供给侧改革核心是微观放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和部署“微观政策要活”，就是要通过放活政策做活微观经济，充分释放生产消费活力和内部增长潜能，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英国还是成功的，很好的保护了投资者利益，资本、金融市场都非常活跃，市场进出机制也相对放松。但是英国把制造业虚化，重点做服务业、金融，致使产业经济有一定的泡沫成分。德国经济偏向求稳，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制造业的支撑作用也在不断强化。中国实体产业的融资成本、土地成本都在上升，可以借鉴里根和撒切尔的减税政策，以及英国和德国的优势产业发展经验，通过减少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把企业放活，还要保证一定比例制造业。
    三、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
    一是金融改革。中国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中间缺乏要素配置效率驱动，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反复讲的金融体制改革，尤其是资本市场这一块。在高效的金融体制下，所有金融产品定价都应该是合理的。如理财产品收益率一般高于储蓄存款，那是因为理财产品存在风险溢价，收益率高的一定风险高，因此政府不能为了维稳而刚性兑付。如果所有理财产品都是无风险的，就会滋生套利空间，致使制造业资本都流入套利市场。如果金融不能服务实体经济，创新驱动的目标就难以实现。而且，创新也需要风险资本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目前创新板、中小板存在泡沫的原因，也是资产定价存在问题。以上这些都表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关键在于要素市场而不是产品市场。上海正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完全有条件也有必要在形成金融定价中心方面先行一步。
    二是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要更多依靠市场力量，政府的职能则是尽可能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举例来说，中国政府于2011年将光伏产业列为重点发展产业，仅2012年中央财政对光伏产业的拨款就达到130亿元。但是光伏产业的自身发展却不尽人意，一方面是光伏产业发电的成本高昂进而无法与传统能源竞争，另一方面是光伏产业过度依赖欧洲市场而在欧债危机后外需不足。就是说不能单纯把供给侧改革理解为政府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只有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方法才能实现补齐短板。因为金融改革一定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一定要为产业结构升级服务，一定要为风险投资服务，这些都是需要市场来做精准治疗。
    三是房地产市场去库存。2016经济工作会议中关于如何化解房地产库存的政策值得关注。会议综合起来无非以下三点：一增，让农民工市民化增加有效需求；二扶，扶持租赁企业购买库存商品；三降，让开发商降低商品房价格。不仅如此，政府还首次明确提出要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事实上，自去年开始各地已经陆续放弃了之前出台过的各种限购政策，仅剩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极少数城市还保留有限购政策。但一线城市今年以来房价上涨过快，如何抑制过热也是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四是人口结构问题。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时期二十多年，预测2040年劳动力将减少九千万，未来劳动动力供给状况不容乐观。劳动力短缺怎么解决：首先是调整生育政策，即现在提出的二孩政策；再是随着人均寿命的逐年提高，让我们有条件制定合理的退休制度；还有这次会议提出的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也是为了避免用于生产性投资的比例下降。另外一个任务是解决社会养老问题。中国目前人口结构趋向老龄化，使得养老基金的来源越来越少，养老基金支付额却越来越大，国家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和社会负担。如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如何配置资源、培育新的养老产业都是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同时，如何解决上海等特大城市外来劳动力和人口饱和的问题，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五是大区制改革。未来可以考虑探索大区制改革，以完善我国空间布局、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促进要素充分流动。京津冀和长三角都可以在这方面进行探索。根据相关理论，每个城市都可以成为区域核心，但功能上会有所区分。当前我国的区域发展，大多受制于传统的自然地理界限和原有的行政区域划分。为了更好的推动区域经济发展，需要探索推行何种行政机制。
    除此之外，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国企改革、服务业对外开放等，都可以助推形成下一轮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节选自《独家专访：2016中国经济发展前瞻——复旦大学袁志刚教授访谈》，原文载于《经济展望》，作者袁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