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伦印象：学者·学术·学院——聂辉华

    一、引子
    英国和美国有什么不同？说得好听点，英国有传统，美国有科技。说得难听点，英国人嘲笑美国人没文化，美国人嘲笑英国人做作。的确，与美国相比，英国是其母国，历史更悠久，传统更深厚。一个证据是，美国的很多著名城市都是英国的“山寨版”。例如，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New York），其名称源于英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约克（York）。而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MIT）所在的剑桥市（Cambridge），与英国的剑桥市名称一模一样。如果地名允许注册并加以保护的话，我估计美国得向英国赔一大笔侵权费。
    如果要出国留学，研习经济学的学生或学者很可能更倾向于去美国，但其它专业的人可能更倾向于去英国。2008年，我的出国申请被国家留学基金委批准了，出国前我必须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参加短期英语培训。我们一个培训班大约50人，大部分都是理工科学者，我是极少数经济类学者之一。同学之间交流时，别人问我去哪里，我很自豪地说：“当然是美国！”对方往往表示不屑：“美国有什么好玩的？出国当然要去欧洲啊！”我顿时无语。2009年，我去了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从事一年博士后研究；2011年，我去了比利时；2013年又去了英国，才觉得本文开头说的三句话真是恰如其分。
    到目前为止，英国是我唯一去过两次的国家。第一次是今年4月初，我去英国参加皇家经济学会（RES）的年会，在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Royal Holloway）分校，当时停留了一周。这次是7月底，我应克兰菲尔德大学（Cranfield University）管理学院H教授的邀请来进行短期学术访问，停留了两周。因此，我对英国的了解也只能算是蜻蜓点水，所思所记仅仅是个人感想，读者切勿将小样本结论无条件放大。
    二、Reader是个啥头衔？
    我访问的克兰菲尔德大学，其主校区位于伦敦附近的贝德福德郡（Bedfordshire）。它是英国唯一只招收研究生的大学，建校历史不到70年，全校只有五个学院。虽然规模小、历史短，但是克兰菲尔德大学可谓小而精的顶级研究型大学。它的航空、工程、农业和管理等专业都是英国一流的。管理学院是极少数同时获得AACSB、EQUIS和AMBA三大认证的英国商学院之一，其MBA教育在英国名列前茅，其物流管理专业在全欧洲领先。不过，恕我孤陋寡闻，在H教授来这里之前，我在中国并没有听说过该大学。毫不奇怪，这些年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经济学上，中国都几乎唯美国马首是瞻，因此中国人对欧洲的很多优秀大学都关注太少。
    H教授1976年出生，但在去年就已经是克兰菲尔德大学管理学院的正教授了。36岁担任正教授，可谓年轻有为，并且很可能是英国一流大学中最年轻的华人正教授。那天，他开车带我参观校园，我发现校内居然有一个飞机场！他解释，克兰菲尔德大学的前身是一个军事航空学院，因此变成普通大学后仍然保留了飞机场，而且也是目前唯一有自己飞机场的英国大学。接着，我们去他办公室讨论学术研究。我注意到，他的办公室并不大，与人民大学教授的办公室差不多。他说，这只是他的临时办公室，因为正教授的办公室需要重新装修。他让我到右边看一下真正的正教授办公室。我发现，右边的办公室是一个套间，相当于一室一厅，大约有40平方米。据他介绍，外面的房间是供秘书用的，里面的才是教授办公用的。我很羡慕，他们的教授居然有这么好的办公条件！他笑了笑，说这里教授很稀缺，全院100个教学和研究人员（英语称faculty），正教授只有19位。我又看了一下他左边的办公室，也不大，不过门上写的不是“Professor”（正教授），而是“Dr.”（博士）。我猜隔壁一定是一位讲师，为了避讳才统称博士。他说那可不一定，本校所有正教授以下的教师（均有博士学位），一律称为博士。在中国，头衔是非常讲究的。因此，在官方新闻中，只有正教授才可以称为“教授”，副教授就是副教授，而讲师只能讳称为“博士”。我在哈佛时，把这种现象说给哈特（Hart）教授和阿庚（Aghion）教授听，当时阿庚教授说法国也类似。[ 参考聂辉华，《没有架子的哈佛教授》，《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三辑（总第47辑）。] 没想到，英国也类似！看来，头衔对于全世界的大学以及学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等级，事关荣誉与尊严。不过，美国大学在这方面就洒脱多了，所有教师均可简称“教授”。这也是美国和英国的区别之一。
    根据官方网站介绍，克兰菲尔德大学管理学院的教师序列从低到高依次为：Lecturer（讲师）、Senior Lecturer（高级讲师）、Reader（“准教授”）和Professor（正教授）。讲师对应于美国大学体系中的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高级讲师对应于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令我困惑的是，Reader是什么玩意呢？我问是不是“副教授”？他说这可不一定，实际上Reader并无准确的中文名称。在有些教授比较少、Senior Lecturer比较多的院系，Reader实际上相当于正教授。只是因为教授的位置是固定的，在空出来之前，他们暂时不能称为教授。在这个意义上，Reader就意味着ready（准备好了），也就是“准教授”。但是，在那些教授数量比较多、有很少或者没有Senior Lecturer的院系，Reader就是副教授。
    英国的学术职称体系一开始是非常保守的，例如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往往一个系只能有一个正教授，而且英国的大学都是公立的，报酬难以市场化。这种保守僵化的体制是英国大学在科学领域落后的根本原因之一。至少在经济学界，昔日无限风光的牛津、剑桥，不仅远逊于哈佛、MIT，而且被本土的伦敦经济学院（LSE）甩在后面。在竞争压力下，一些英国大学开始改革现行体制，在保守的英国体制和开放的美国体制之间谋求平衡。于是，象LSE这样的大学，设置了更多的教授名额，减少甚至取消了Senior Lecturer这个中间层级，这导致Reader的身份非常模糊。以LSE经济系为例，该系大约有70位教师，其中正教授（Professor）有30位，Reader有8位，而Senior Lecturer只有3位，其余均为Lecturer。在这种情况下，估计Reader就是比Senior Lecturer高一级的副教授。总而言之，英国大学的职称体系在中国人看来就是个“四不像”。英国学者对于这种体系尚且不太清楚，我更担心的是，中国大学的管理层在招聘英国教员时估计会被这种体系彻底搞晕菜了！
    三、英国也有大学评估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英国的大学都是公立的，正教授的工资是固定的并且通常不区分等级，那么如何激励教授们继续努力工作呢？在美国，这可以通过给教授进一步分级来实现。普通正教授过几年可以升级为讲座讲授（Chair Professor），支持讲座教授的更高薪酬往往来自某个基金或者某笔捐款，于是讲座教授的名称就以捐赠者命名。比讲座讲授更高的，是校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即只要学校还存在，哪怕所在的院系被解散了，此人也不会被解雇。在学校名称为Institute（如MIT）或School（如LSE）的大学，校级教授就翻译为Institute/School Professor。在一些学校（比如哈佛），还有院级教授（College Professor），这是比校级教授略低的高级教授。LSE作为向美国学习的英国先锋，也设置了讲座教授和校级教授。但是，对于更多趋于英国本土体制的大学，包括克兰菲尔德大学，如果不对教授进行评级，如何防止教授的道德风险呢？
    根据H教授的介绍，我概括了两种机制。第一种机制是薪酬。教授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工资上，工资越高，价值越大，表明在本校的地位越高。每个教授在被聘用时，都可以和招聘委员会谈一个工资，以后就以此为基础按某个固定的比例上涨。经管类正教授的底薪大约是6万英镑，相当于英国平均工资的两倍左右。如果一个教授对本校的待遇不满，要提高工资，只能凭借研究水平跳槽，然后去和新的学校谈一个更高的待遇，或者本校为了挽留此人也可以提供相应的待遇。也就是说，不流动就没有价值。H教授本人的经历就证明了这点，他先从C大学的讲师跳槽到N大学的副教授职位，接着又跳槽到现在学校的正教授职位，可谓步步高升。
    薪酬机制固然实惠，但一个正教授不可能天天将自己的工资挂在嘴上、写在身上，而且薪酬也是高度保密的。怎么办呢？第二种机制就是英国教育系统的官方评估。既然所有大学都是公立的，需要政府拨款，那么政府依据什么条件拨款呢？就是依据大学评估的结果。这种评估包括两个方面：教育和科研，而科研评估是下拨经费的主要依据。英国大学的科研评估体系称为REA（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于1986年开始运作。鉴于REA过于看重研究本身，忽视了研究的社会效应，2008年之后实行了新的评估体系，称为REF（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译为“卓越研究体系”）。REF的评估指标包括研究成果（占70%权重）、研究影响力（占15%权重）和研究环境（占15%权重），今后影响力要占到20%的权重。与中国教育部实行的大学学科评审比较，这三个分类指标大致对应于“科学研究”、“社会影响”和“师资队伍”三个方面，中国大学评估的“学生培养”部分地被英国大学评估的“研究环境”所包括。这样看起来，英国大学的评估和中国大学的评估其实差不多！
    REF每6年进行一次，每次提前一年结束并在第六年初公布评估结果。为了迎接评估，每个大学的每个教师都必须提交4篇最好的论文，正教授也不例外。正常情况下，论文发表的刊物级别越高，得分就越高。例如，在经济学TOP 5杂志发表的论文，通常是最高的四星，领域内最好的杂志就是三星。[ 经济学界公认的五个顶级刊物是：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经济学季刊）、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美国经济学评论）、Econometrica（计量经济学）、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经济学）和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经济研究评论），它们是四星级刊物。象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比较经济学）、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发展经济学）等杂志，属于三星级刊物。] 如果一个教师拿出发表在二星杂志上的论文，很可能会被学校拒收，因为二星杂志的论文拿不上名校的台面。由于REF直接影响到学校在下一个六年的科研经费，因此为了提高评估得分，各个学校都对论文发表高度重视。在2014年评估结果出来之前，各个大学和院系都在疯狂地挖角。根据游戏规则，只要一个教授在2013年10月份之前属于本单位，那么无论他之前在哪里，发表论文时署名哪里，这6年的成果都算作本单位的。有意思的是，每篇论文无论有几个作者，都只能被同一个学校算作一篇，但是如果其中一个同事跳槽到另一个学校，两个学校都可以将其算作自己的成果。这实际上压制了本校同事之间的合作，或者鼓励了研究人员之间的多元化合作。在REF制度下，所有的教师实际上被分为两类：REF的和Non-REF的（不满足REF条件的）。哪怕你是正教授，如果临近评估期还没有四篇论文，每个月都会被学校评估委员会叫去训诫，那可真叫脸面无存！因此，除了对学术本身的追求，英国的正教授只要不退休，都是有发表压力的。
    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大学而言，究竟该学美国的终身教职体系（tenure-track system）还是英国的评估体系，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探讨。目前的趋势是，由于美国经济和经济学都是世界第一，中国大学的一些新兴院系以及传统院系在引进人才，特别是引进海归人才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倾向于美国的终身教职体系。从理论上讲，如果大学教师对于学术研究有足够的热爱，或者在成为正教授之前投入的固定成本足够高，那么实行美国的终身教职体系是合适的；反之，如果不满足这两个条件，可能英国的持续评估体系更适合中国。无论如何，中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来选择激励机制，而不要学中国的公司治理架构，将美式的董事会和日式的监事会简单地搅拌在一起，弄一个低效的“四不像”体制，还美其名曰“制度创新”！
    四、参观学院居然要收钱！
    在英国期间，我也抽空参观了伦敦经济学院（LSE）、伦敦大学学院（UCL）、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将这些大学进行对比，并且与中国大学比较，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一个在网上流传的说法是，国外大学是没有围墙的。哈佛和MIT如此，牛津和剑桥也如此，它们的校园和周围的社区以及整个城市是融为一体的。根据我的观察和亲身体验，这话有点言过其实。首先，哈佛大学的核心校区（包括哈佛草坪和三百周年纪念广场）是有围墙的，而且在重大节日里（例如毕业典礼），核心校区的每个门都有带枪的校警把守，没有哈佛证件不让进入。《非诚勿扰》剧组可以在外围的肯尼迪政府学院取景，但绝对不能进入核心校区取景。其次，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各个学院和其它单位分别散布在牛津市区和剑桥市区，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整体上是没有围墙的，但是它们的每个学院都是有围墙的，而且大部分不对外开放或者是收费的。例如，牛津大学的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大门紧闭，目前不让外人参观。剑桥大学最著名的学院之一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对普通游客每人收取7.5镑参观费，换成人民币就是70块钱。这还只是其中一个学院，如果要参观完剑桥大学的所有学院和教堂，我估计需要100英镑，就是1千元人民币！这事要是发生在国内，别说一个学院敢收钱，哪怕一个大学敢收几十块钱门票，你看网民的唾沫不会将大学淹没！更“过分”的是，剑桥大学很多学院的草坪只有它们的院士（Fellow）可以穿行，游客不得入内半步。在中国，哪个大学胆敢立下这样“歧视性”的规定，你看怒火冲天的网民会不会烧了它！
    武汉大学的樱花节名闻遐迩，每年游客如织，据说导致半个武昌城的交通都快瘫痪了。为了分流游客，武大将樱花节的门票价格从10元提高到20元，结果网上骂声一片。武大不得不对老年人等五类特殊游客免费，并赠送2万张免费公众票，但依然难以平息众怒。部分公众或者网民对任何形式的大学收费和限制参观都极为不满，他们的理由是：“大学是纳税人养着的，我是纳税人，为什么不能进去？”不得不说，这一理由几乎就是杀手锏。但是细究一下却未必站得住脚。按照真正的契约精神，任何权利和义务都是有边界的。否则，所有人都是纳税人，是否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享受总统的待遇？
    这几年中国人接触外国的机会多了，但是切忌将外国的模式和制度生搬硬套到中国，特别要注意到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约束条件。不要将某个案例无限放大，“管窥见豹”是有条件的，就是样本必须有足够的代表性。但是，类似的闹剧不时在网上出现。有一次，一个国内著名的“公知”在微博上抱怨厦门大学居然不让游客进入，有违现代大学之开放精神。马上，一些学者和学生就在评论中嘲讽，说那几天是研究生入学考试，照例要封闭校园，并讥笑该“公知”过于上纲上线。然而，我自己去了厦大之后才知道，厦大确实在上课时间限制游客进入，这是实行多时的规定，并非因为考研而设置。不知道，这次该嘲笑的又是谁？实际上，由于中国人多、资源少，一些著名大学为了保障自己的教学和科研环境，限制游客进入并无不妥，这也是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总之，国情不同，制度不同，殊途同归固然更好，但求同存异也是必要的。
    （选自《经济学家茶座》6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