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是被解释的还是被执行的？——李增刚

    在制度经济学看来，习俗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约束人行为的规则或制度。现实中，人们遵守各种各样的习俗，甚至有人指出，人类生活所依靠的主要制度是习俗而不是正式制度，没有习俗，人们一天也生活不下去。既然习俗如此重要，那么习俗是如何形成的？习俗是被解释的还是被执行的或传承的？本文无意也无法探讨习俗最初的起源，因为这要追溯到人类社会的开端，而这缺乏历史资料，最多只能够做历史的推演。本文试图利用亲身经历过的农村丧事办理中的习俗来解释习俗的形成和变化。
    在农村，丧事是大事。“大”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对逝者的亲属来讲，肯定是大事，因为有亲人要离开；二是对逝者所在的村庄来讲，是大事，因为有很多程序性的事情要处理，村里要有人安排、操办，要在逝者家中安排、举行很多仪式。特别是当年龄较大、有许多子孙后代的老人过世时，这种程序性的仪式就很多，而这些程序性的仪式就是习俗。这些仪式举行的顺序、时间、参与人、做法等并没有确定的文本或明确的规定，但是存在着而且被人们执行着、传承着。毫无疑问，各地的做法不同，差别甚大，否则就不构成各地的习俗了。但是，这不是本文讨论的主题。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在同一个地方，相邻的村庄之间，具体的做法也存在差别，甚至差别甚大，那么这是如何造成的呢？本文拟通过对几个细节的观察进行解释，以试图对习俗的演进或变迁提供些许启发性的解释。
    案例描述。山东某地有相邻的三个村庄。在人民公社时期属于同一个大队，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原来大队中的各个生产队分别组合形成了这三个村庄，分别是X东村、X南村、X北村。各村之间几乎没有空间和社会距离，一是各村之间可能就隔着一条道路，路南是X南村，路北就是X北村；二是各村村民之间认识程度很高，特别是上了年龄的人，很多人以前都在一起劳动过；三是村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错综复杂、亲戚关系密切，比如兄弟两个可能分别属于两个村，老大在X北村，老二却在X南村；娘家在X北村，婆家在X南村；等等。以笔者为例，父母家在X东村，姥姥家、舅父家、大伯家在X北村，姨妈家在X南村。在三个村的习俗基本相同。这主要是在大的方面相同，但是在细节方面却并不一致，虽然这些细节在许多人看来不是关键问题，但是却可能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出现较大差异，而且习俗中的这些细节差异可能正是反映习俗变化特征的内容。
    去年春节前后，家在X南村的姨妈和在X北村的舅父去世，去参加了葬礼，而且要参加葬礼中的许多程序性仪式。由于长期在外工作学习加之本来年龄不太大，参加过的这类活动比较少，基本都是按照家人的安排去做。不过，就是按照家人的安排去做，却也发现安排可能相同，但在具体操办时却遭遇到差别。略举其中二例。
    一个例子是安排的换孝服仪式，即参加葬礼的男性亲戚（包括逝者的女婿、侄女婿、外甥等）穿上孝服（丧服）。这个仪式的差别在于：一是在X东村没有，在X南村和X北村有；二是X南村和X北村的做法不同。基本的做法是：在一个十字路口（通常是离逝者家比较近的一个路口，主要是空间较宽敞）放置一条凳子，有专人端着孝服，这些亲戚跟着吹鼓手和逝者的侄子等家人到这个地方来更换。两个村的差别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给吹鼓手支付的费用高低（5元或者10元，这可以吹鼓手额外获得的报酬）；二是不同的亲戚是否可以一起进行（如果随意组合，支付一次费用即可）。在X南村，价格基本上都是5元，而在X北村则为10元；X南村不同的亲戚可以随意组合，而X北村不可以。
    另一个例子是逝者何时进行遗体告别，也就是去火葬场火化。遗体都要火化没有差别，但是三个村的时间安排不同。X东村是在上午，X南村是在葬礼进行中，而X北村则是在葬礼结束后，而在十几年、二十几年前时间都是在葬礼结束后。
    这些例子本身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我们关注的焦点在于为什么会出现了这些差别？是哪些主体在推动这些变化？或者说从这些例子中观察习俗是如何变化的。
    根据观察和相关的调查，造成这些差别或习俗变化的主体主要是三个：一个是葬礼的“总理”（总管事者）；二是吹鼓手；三是村里的参与帮忙或参加葬礼的年龄比较大的长辈或老人。葬礼的“总理”是整个事情的安排着，他会根据通常的惯例或做法作出安排，使葬礼有秩序地进行；吹鼓手虽然是雇请的，一般会按照“总理”的要求行事，但是会在总理的安排之外提出一些要求或建议；参加帮忙或葬礼的长辈或老年人则是年轻人请教礼节或葬礼中具体做法的人，年轻人或者很少参加者因为不了解相关的习俗又怕做得不好会引起别人的“笑话”就需要咨询这些长辈或年长者。问题就在于，习俗是没有成文的固定规定的，不懂习俗者往往就完全听从别人的建议或安排。结果，所谓的知道习俗的那些人怎么说，其他人就怎么做。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很多人不懂这方面的习俗，却又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不知道这些习俗。通常的情况是，年轻人很少参加葬礼，也很少看别人家的葬礼，所以不知道相关的习俗。
    二是“总理”、吹鼓手和长辈们或年长者被认为是了解或知道习俗者，至少是对习俗比较了解者。只要是按照“总理”、吹鼓手和长辈们或年长者的说法去做，通常不会出现大的错误从而不止出丑。同样，“总理”、吹鼓手和长辈们即便是不完全清楚，也总会给出一些说法或解释，而让其他人觉得自己知道，因为如果自己不清楚的话，往往会感觉很没面子。
    这样，双方对习俗的需求和供给就使得习俗得以流传。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没有成文或固定内容的习俗，就成为被解释的。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的一些习俗就可能逐渐被人们放弃，而新的习俗就逐渐被人们接受。原因是同样的，因为人们不知道原来的习俗是什么，而新的习俗就随着人们的解释而逐渐出现了。
    对习俗的这种解释，其实在许多情况下都适用，特别是涉及婚丧嫁娶之类既重要又重视程序或仪式的场合或事情中。再比如，婚礼中的许多习俗就是人们不断解释的结果。像婚礼上双方老人支付给新郎和新娘的礼金，原来是“千里挑一”，后来又称为“万里挑一”，甚至发展成为“十万里挑一”等。就是比如说“千里挑一”，各地的解释也不同，有的是“一千零一元”，有的是“九百九十九元”。这也明显地体现了习俗并没有固定的内容，而是随着人们的解释而在不断变化，这也可能表明了习俗之所以称为习俗，就是因为随着人们的习惯和所处条件而不断变化，而变化的根源在于人们的解释。

    李增刚，经济学博士，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