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和思想的累积是是渐进的,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也是渐进的;因此,学术史对任何学科的理论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对社会科学尤其如此。究其原因,社会科学探究的目的在于揭示社会经济现象的内在本质,对社会事物本质的任何接近都必须站在前人肩膀之上,而无法简单地通过抽象思维而通达;这显然意味着,社会科学学说的根本特征在于对已有理论的深化,而不是以一种进步学说代替被否弃的学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多年来对经济学经典名著得梳理以及对经济学说史课程的讲授,笔者形成了对现代主流经济学更深刻和全面地认识,认识的深刻性和全面性也往往随着这个过程的进行而提升,并最终构设了一套思维和认知体系。
丹尼尔.贝尔曾写道:“我在芝加哥大学教了三年经济学,……得到一个基本经验,如果你想学点什么,那就教书吧!简单而言,你必须备课,这就迫使你把那些基本的东西想透。多年来,人们总是问我:‘你教什么课’。我说,‘我教我想学的课,我写的也就是我学到的知识”。[参见斯威德伯格:《经济学与社会学》,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92页。]贝尔的这句话引起笔者很大的共鸣:笔者深深体会到,自己目前所掌握的大多数知识都是从课堂的授课过程中学来的,并且在授课过程中不断得到深化。事实上,进入大学从事教学的最初几年,笔者就努力尝试开设新的课程:从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企业理论、比较制度分析到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学说史、经济学经典名著选读、中国经济思想史乃至伦理经济学等;这些课程都是笔者希望开设的,即使后来因种种原因而致某些课程迄今无法开设,但笔者也写了初步的讲义。事实上,每开设一门新课,笔者都要对该课程的理论发展轨迹进行梳理,并力图写成较为详细的讲义然后与学生讨论、修正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许多思想大师提炼自身思想的基本途径,如许多经典名著本身就是来自授课讲义。
在所开设的所有课程中,笔者最喜欢的就是经济思想史课程。事实上,在现代经济学这个功利气息非常浓厚的领域里,笔者本能地反感那些流行的执着某个狭隘领域摆弄几个模型的研究方式,而总是更愿意学习那些还不自知或知之不深的知识,希望从前人的阐述中发展智慧。正是对经典著作中思想的梳理和提炼,笔者逐渐悟出了经济学的理论思维,也似乎从目前纷繁芜杂的经济热点争论中解脱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笔者目前所形成的一系列认知几乎都是源于思想史中的启发。事实上,除了在讲授经济思想史课程时,特别注重将理论与其提出的背景以及基本目的结合起来外,在讲授经济学经典名著选读时,笔者也分成几个专题进行比较探讨,并形成了《经济学经典名著中的思想:比较、反思和启迪》讲义。同样,几年前出版的《有效劳动价值论:以协调洞悉劳动配置》和《有效劳动价值论的现实阐释》两书的基本内容也是在课堂讲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此外,包括《经济学人性假设反思》、《经济学的方法论探索》以及《中国经济学探索》这几套系列丛书都源于经济思想史的梳理。
显然,自编讲义的作法与当前国内经济学的流行取向不同:它往往热衷于照搬西方主流教材,尤其是那些流行的原版教材;并且,也与国内经济学的传统取向不同:各级政府以及各高等院校都热衷于搞什么教材工程或核心教材。但是,这种做法却承袭了几乎所有学说大师的传统,并且也与20世纪初的海归学者相一致:早期学者很少照搬所谓的统编教材,也很少搬用西方的教材,而是更倾向于自编教材,并将自己的研究心得融入到课程中。例如,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授隋唐史时就曾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今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然而,当前诸多海归经济学人却极力鼓吹经济学的国际接轨,并由此嘲笑那些放弃西方流行教材不用而自编教材的做法;结果在国内经济学界形成了一种强盛的主流教材拜物教:那些所谓的一流高校之经济学系所采用的往往都是英语原版教材,似乎这些原本教材代表了经济学的“真理”,体现了学术“前沿”,连讲授者也成了“前沿”学术的代表。其实,讲授者往往是一些青年海归学子或者直接就是刚毕业的博士生,他们对其中的思想往往不甚了了,而只是机械地重复这些主流教材的教条,乃至是埋头于在黑板上誊写数理公式的推导。相应地,学生们从这些课堂中了解的思想就非常有限,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没有拓展学生的视野,相反增加了思想的禁锢。不过,基于主流教材拜物教,不少院系都设定了高额的课时费来鼓励青年教师使用这些原版教材。
固然,就现代主流经济学这样一门专注于那些“不言而喻”原理的学科而言,照搬西方经济学大师所撰写的那些更全面、客观和系统的教材在很大程度上似乎也是更可取的,因为这种理论本身不受时空的限制;但是,对那些充盈着作者个人思想的讲义而言,如果没有切实地弄明白并认同作者的意图、思路和写作背景,那么,授课者就根本无法挖掘教材中的真正思想。显然,在后一种情况下,与其让教师跟着别人的教材“念书”,还不如让学生们自己学习、揣摩和相互讨论;究其原因,教师此时的教学也往往不过是一种行尸走肉,根本讲不清这些理论所内含的关键意义,况且,谈吐再清晰的教师也不同教材上系统。而且,即使就前一种情况而言,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崇尚像自然科学那样传授基本原理,但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也不能简单地复述书中的内容,而是要渗入讲授者的理解。究其原因,一者,经济学的理论与自然科学存在很大的不同,其每个理论的提出都具有更为强烈的主观性和特定时空性;二者,教材上的理论将诸多历时性的知识放到了一起,从而使得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很大的脱节。
事实上,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理论应该更偏重于思辩性而不是机械的重复性,相应地,教师需要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对同一问题进行审视和辨析,在反思和争论中获得真知。在某种意义上,学生接受教师的“教”,主要不是教师对教材所述原理的复述,而是要学习教师在长期的教学科研中形成的独特看法和思想;否则,还不如学生自己去看书,因为无论授课语言多么清晰的教师都比不上书上的文字更有条理。当然,这种授课方式对教师显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像目前绝大多数教师那样照本宣科,而是要有自己的研究和形成自己的见解。事实上,在社会科学领域,一个没有独到研究的教师,绝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老师,最多是一个不错的传声筒。正因如此,教师更多的精力应该用在对学问的探索上,要形成自己对社会经济现象较为系统的认知;然后,再把自己的所思、所悟、所识传授给学生,从而真正贯彻“传道、授业、解惑”的学术传统。孔子就强调,“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礼记.第十八章》)。不幸的是,由于专业化的强调以及经济学思维的封闭化,当前经济学教师的知识素养越来越狭隘了,以致他们很难有多少自己的思考和见解,而往往只是机械复述中教材中早已死掉的知识;而且,在当前这种学院化体制下,绝大多数教师往往还以这种贩卖知识的“教书匠”自居,从而很难催生出有价值的新思想。
在很大程度上,照搬以某种常规范式撰写的教材正是当前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教育中的症结:自从知识创造学院化、教学方式制度化以来,课堂上讲授的就主要限于流行的理论和思维,甚至是一种形式化的学作格式;结果,崇尚思索的学者就逐渐为热衷宣传的教师所取代,学校逐渐成为过时思想的堡垒。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斯宾诺莎拒绝了海德堡大学的哲学教授职位,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研究和著书立说被正式的讲课打扰。为此,布劳德说,目前学校里创设的博士学位制度,使得“那些有能力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却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指导那些永远不会从事研究工作的人们的功课上。”[布劳德:《五种伦理学理论》,田永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特别是,在目前浓郁的功利气氛下,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普遍不愿意深入探讨思维的逻辑,不喜欢形而上的东西;而是倾向于仅仅接受老师的“教”而不是自己的“思”,梦想通过方便而轻松地接受那些流行的理论就可以行走江湖、逢源社会。正是基于这种功利主义,国内经济学的教学往往就走上了两个极端:一是热衷所谓的实务课程,以为学了这些课程马上就可以找到工作或者可以赚钱了,从而极大地将经济学这门“致用之学”的“致用”二字庸俗化了;二是崇尚所谓的数学课程,以为学了这些课程马上就可以从事研究以及发表文章了,从而极大地将经济学这门“探究之学”的“探究”二字形式化了。
总之,现代经济学界盛行着一种主流教材拜物教现象,而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源于功利主义的学风,这使得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广泛盛行着做“让别人相信”而不是“让自己相信”的研究。正是在“今之学者为他”的流行氛围下,笔者深深感到:大学课堂上的知识往往只是单向地从讲台流向座席,甚至越来越多的学生心无旁骛地在课堂上准备其他实务性的课程,从而很难真正从课堂的反馈中获得思维的提升。尽管如此,在讲义的撰写和授课的过程中,为了确保自己的思维不会突然受阻,笔者还是不得不事先系统地对理论的发展路径作反复的梳理;同时,为了尽可能提给学生提供更多的知识以及提高他们的课堂兴趣,也必须尽可能多地参看各类书籍,并试图对不同的理论进行比较反思。事实上,我国高校的传统课程设计往往对系内课程表设计过死,以致学生几乎没有选择的自由;但是,目前一些院校的情状恰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学生获得了最大限度的选择自由,而学院对不同专业学生的选择却几乎没有任何指导。结果,在当前这种极端功利和短视的情况下,学生们总是选择那些所谓“实用”的课程或者看上去“好看”(主要是为了找工作时让雇主觉得好看)的课程;因此,尽管学生选择的自由度增加了,但他们所真正接受的知识广度和深度反而下降了。
作者简介:朱富强,1971.6-,男,江苏丹阳人,经济学博士、副教授,现任教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联系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岭南学院,510275 ;电话:(020)84111007,13539936545;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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