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笑话的经济学思考——郑联盛

    年底参加一个研讨会，主要讨论2012年中国经济形势。与会的专家都纷纷表示，2012年中国经济会比较“冷”，堪比次贷危机爆发的2008年，特别是部分专家认为2012年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其中一位老师还讲起了一个笑话来说明为什么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必须去泡沫。以2010年底的房价为例，如果您不是大官、大款或者大腕的话，不同职业的人在北京买一套100平方米300万元的房子需要付出的艰辛： 如果是个农民，种三亩土地，每亩纯收入400元，要从唐朝开始种田至今才能凑齐，还要保证每年都风调雨顺；如果是一般工人，每月工资1500元，需从鸦片战争上班到2010年，还不能双休。如果是一个小白领，年入5万元，也需要从新中国建立那天就工作，而且不能小资地到处旅游、买奢侈品，最多买个假的“驴包”。如果是一个强盗，专门抢小白领，抢农民伯伯和工人叔叔太不值当，每周作案一次，一次抢得2000元，那要连续抢劫30年，大致从改革开放开始，而且绝对不能失手。如果是一个性工作者，服务客户一次获利300元，假设一天一次，那要连续服务1万天，要从18岁服务到46岁，每月30天都不休息。这位老师指出，从这个笑话可以看出，房价太贵了，已经远远超出国人的购买力，是一个大泡沫，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房地产价格要下跌。
    这个笑话是2010年出现的老笑话，我记得在2011年年初好像也用过，当时是讨论一个三口之家家庭收入支出变化带来的买房子难题。不过，在中国的资本市场虚度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感觉这个笑话的深层次含义远远超出房地产问题。这个笑话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经济收入分配、增长模式、制度改革和要素分配等多方面的问题。
    收入差距太大了
    这个笑话首先把大官、大款和大腕与其他职业的人独立开来。当然做这种区分可能是不合理的，用毛主席的话说叫“阶级分化”，这样区分是在制造“阶级矛盾”，也有人说这是仇富心理。但是，如果这个笑话算是群众智慧的结晶，而且我们群众是正确的话，那就说明大官、大款和大腕在北京可以比较容易地买到300万的房子，如此强的购买力说明这三类群体具有较高的收入。
    根据所谓的“二八法则”，大致20%的精英人口拥有一个经济体80%的财富，财富集中在大部分经济体是一种普遍现象。在经济学中，一般用基尼系数反应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这个系数越大，说明这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越失衡，一般0.4是一个警戒点。世界银行报告（2010）指出，2009年美国的基尼系数是0.46，而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7。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甚至超过美国。2011年10月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2011）指出，美国高收入阶段的收入增长速度长期高于低收入阶层。这意味着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一些研究认为中国的收入分配失衡程度甚至要远远高于美国以及世界银行的数据。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夏业良教授研究（2010）指出，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41.4%的财富，中国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美国。
    虽然世界银行的数据以及夏教授的研究只能是一方观点，但是，从中国财富分布的例子来看，我们可以说，至少现实比理论更丰富。山西一个科级局长在北京有35套房子，如果说一套卖100万，肯定被“秒杀”，市场价值给5000万应该不为过吧。广西一个处长竟然有40亿的资产，虽然是侵吞国有资产得来的，但是如果没有被查，这很可能就是他的个人资产。从中国股票市场开立创业板之后，又有多少个亿万富翁出现？
    我们不以个例讨论，我们把大官当成公共部门，把大款当成国有企业，把大腕当成社会名流，可以看到：我们政府是富有的，特别是中央政府，当然中央政府把大部分的收入会转移至地方政府。我们的国有企业是富有的，甚至钱赚到“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我们的社会名流绝大部分是富有的，当然他们很大一部分是靠个人的天资和努力富起来的。而我们的平民老百姓收入也是增长的，但是和美国一样，远远低于高收入阶层的增长收入，面对如此格局，很多老百姓只能“羡慕、嫉妒、恨”。
    这种收入的格局实际上就是未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改变的，任重道远。中央政府的富有在于分税制，中央政府拥有了巨量的财富，同时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地方政府需要通过卖地等其他增收方式来维系庞大的公共支出，尚且不论这些支出是否真实有效。国有企业的盈利更多在于制度的红利特别是垄断权力，如果利率市场化了，我相信中国的银行业再也没有“不好意思”的机会了；如果价格市场化了，不管国有企业是不是具有“公益性”，都要面临市场的优胜劣汰。当然，对于那些致力于创业、研发、创新等精英们，财富增长再快，我们老百姓只能羡慕，最多嫉妒，而不会有恨。
           房价确实太高了
    这个笑话的本意就是指中国房地产价格太高。我们也洋气一回，再和国际社会比较一下。国际上一般是以收入房价比和租金房价比来衡量房地产泡沫的程度。国际一般情况是发达国家1.8-5.5，发展中为国家4-6，总体大概是3-5（Renaud，2001）。以美国为例，中等收入家庭用其3-5年的收入就可以买到一个中等水平的独院住房（House）。联合国（1998）针对90多个经济体的研究结论是收入房价比中位数是6.4，这个数据不知道是否落伍。根据统计年鉴（2008）数据计算，2007年中国城市部门收入房价比为15，北京为23，目前收入房价比应该都远远超过了这个水平。如果从租金与房价的关系看，按目前北京租金收入水平增长看，租金房价比甚至超过500，为国际一般水平的2-3倍，“您还别嫌贵，租户多得是”。
    高房价有其微观和宏观的基础。高房价的宏观基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化进程，中国的城市化略低于50%，而城市化率在35-65%区间是一个加速的过程，为此带来了巨大的住房刚性需求；二是高储蓄，一方面支撑了房地产的投资，即储蓄转化为投资，另一方面支撑了房价，即储蓄转化为消费。但是，房价节节攀升，除了刚性需求之外，投资和投机需求的成分越来越大，这个与我们人民银行的宽松政策也是有直接关系的。最典型的微观基础就是“丈母娘需求”，这实际上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刚性需求的一个体现。同时，有没有房子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不是“卢瑟”（Loser）的标准，作为男生，如果是一个卢瑟，同时长得又有点“猥琐”，那讨老婆的难度可能要增加，这或许是北京、上海等地男女婚配自然失衡、剩男剩女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
    高房价扭曲资源配置。房价节节攀升，如果作为一种投资品，其投资回报率非常高。在没有限购之前，一般30%的首付就能买房，即杠杆率是3.33倍，房价每年上涨10%，意味3年就能够使得投资回报率达到100%。这是绝大部分企业生产投资所不能达到的，所以很多企业家不干企业，专门炒房，甚至是借贷炒房。这不仅繁荣了房地产市场，还繁荣了地下钱庄，实质上是造成了虚拟经济的过度繁荣和实体经济的某种脆弱。在清华大学水木清华论坛上，我看到一则消息说，北京亚运村地区有一个名中介，是医学博士。同学们都感慨：房产中介的收入难道比医学博士还高？
    高房价扭曲价值观。中国人大多有一个传统价值观念，就是安居乐业。如果我兢兢业业，努力工作，我最后应该能够有个稳定的住所、幸福的家庭，这或许是我等小市民最为朴实的人生追求。但是，随着房价的节节攀升，对于很多人安居乐业成为一种幻想，特别是农民、工人、小白领等等。记得有一个社会学家说过，一个人最基本的责任是不要给社会增加负担，面对连安居乐业的基本需求都无法满足的情况下，一个理性人会做何反应？那只能改变自己，通过形形色色的渠道，都赚钱，买房子。渠道的选择实际上是一个成本收益衡量的过程，做什么事情收益最大成为最直接的经济行为。比如我就放弃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转行到证券行业，但运气不好，一来就碰到中国的大熊市。比如个别的人，觉得年入5万太少，天天挤地铁太辛苦，就是愿意成为“小三”或“二爷”，可能一下子就能得到钱、豪车、豪宅，这比服务千人、服务近30年的收益大多了，但是这又带来了家庭和社会的不稳定。如果当一切东西都是可以交易，关键看价格，那么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就彻底地被扭曲了。
    低端劳力太便宜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和农业部门开始的，农民是最先收益的群体，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兴起，农民逐步成为没有享受经济成长成果的群体。城市人口可以享受医疗保障，农村人口不可以享受城市医疗保险。虽然农村医疗保险发展起来，但是和城市医疗相比，享受的服务和质量仍是天然之别。如果农民在北京看一个大病，比如花15万，那到老家农村报销新农合，如果有2万，应该就算很给力了。“农民生病伤不起”。
    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将农民和城市人口天然地割据开来。这个制度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巨大规模的农民人口源源不断地向城市和工业部门迁徙，农民工为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了人口红利，这是中国工业化和经济高增长的动力之一。我们学经济学的都知道，劳动力是三个要素之一。但是，农民、农民工和低端劳动力收入增长相对慢，逐步成为社会的“负担”，所以中央政府大部分的“一号文件”都是照顾农民的。
    中国已经达到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不可能再这么便宜了。老一代农民工为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实际上仍然想继续做贡献，但是他们老了，工作也不好找了，比如年龄超过55岁的农民工在北京就比较难找到工作。但是新一代的农民工，作为老一代农民工的“富二代”却不大愿意从事他们父辈的困苦劳作，他们更愿意从事轻松、自由、赚钱的工作。这样就造成了农民工无限地向城市和工业部门转移进程的逆转，即所谓的刘易斯拐点。这个拐点的到来，意味着城市和工业部门需要支付更多的报酬才能吸引到新的劳动力，同时自然失业率会有一个阶梯式上升，摩擦失业水平也会相对较高。为此，劳动力价格的上升是一个有人口结构决定的趋势性事件。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得生产部门面临新的压力，只能更多地转向技术和资本，也带来中国经济转型的更大压力和风险。最擅长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的中国企业，面临极大的现实难题，就是中国的资本投入产出比太高，2010年达到了6的水平，即投资6个资本才有1个产出。或许只有技术创新和组织结构创新，才是一个正途。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从工业化起飞走向工业化成熟的转型之痛，美国工业论理论之父罗斯托就指出，“走向成熟阶段是一个提供新的富有希望选择的时期，也是一个带有危险性的时期”。这种“双城记”式的不同路径可能意味着中国可能走向新的经济结构和模式，也可能走入一个泡沫经济。
    如果说中国可能会走向新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那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是一个泡沫经济，那么房价理性回归就应该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这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可能算是好事，一方面我们收入提升是一个好的期待，另一方面房价降低可以让我们少工作很多年。当然，这还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但是，我们也不能期待更多，美国从1978-2007年的经验表明，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始终敌不过高收入群体。我们只能希望，在收入小幅上升同时，房价明显下跌，好买个小房子，有份工作，我们就安居乐业吧。
    （选自《经济学家茶座》55辑）
    作者：郑联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