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出不了科尔奈式的世界级经济学家？——赵人伟

    在庆祝《经济学家茶座》出版十周年之际，我想谈以下两点感想：
    （一）   经济学随笔（或散文）同经济学论文具有互补性。
    《经济学家茶座》发表的多为经济学随笔或散文。十年来，许多经济学家在撰写经济学论文的同时，也热心地为《经济学家茶座》撰写经济学随笔；这些随笔的读者范围比经济学论文的读者范围还要广，《经济学家茶座》的发行量比一般经济学专业性、学术性杂志的发行量还要大。从十年来的经验可以看出，我们不但要有正规的经济学学术论文，而且也要有经济学的随笔，以满足多样化的和多口味的需求。那么，同经济学论文相比，经济学随笔究竟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它易于对经济问题进行单刀直入的解剖，从而便于切中时弊，不像经济学论文那样需要更多的铺垫，才能进入问题的核心。第二，它可以有更多的故事性，而不像以逻辑推理为主的经济学论文那样，故事性要更多地从属于逻辑推理的需要。第三，它可以有更多的激情。已故经济学家顾准曾经说过，经济学家应该具有诗人的激情和数学家的冷静（理性）。我体会，激情和理性是人们在写作和办理其他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应该有的素质。具体到经济学领域，我认为，写经济学论文应该有更多的理性，写经济学随笔则可以有更多的激情。当然，激情不等于言辞的激烈，而在于思想的深刻。两类文章都应该建立在深刻思考的基础之上——深刻思考基础上的理性和激情的统一，才是两类文章互补性的体现。第四，它更能体现个性化。有的经济学家说，经济学论文常常可以合作，比如，在通过合作而写成的论文中，有的合作者侧重于数据的收集和整理，有的合作者则侧重于论文的构思和文字的写作；但是，经济学随笔就比较难以合作，因为随笔往往是作者对某一经济问题有感而发，带有个人感情抒发的特点。可见，同论文相比，随笔是更为个性化的。
    （二）   在经济学领域也应该思考如何解答钱学森之问的问题。
    钱学森之问已经在报刊上讨论了很长的时间。钱学森之问是泛指整个教育
    界乃至学术界的，问的是五、六十年来我国高等院校为什么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的人才。联系到我国经济学界，我们似乎可以提出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为什么我国经济学界没有出现像亚诺什· 科尔奈那样属于世界级的经济学家？科尔奈是匈牙利人，生于1928年，他因上世纪70年初的《反均衡》和80年代初的《短缺经济学》等大量经济学著作而享誉世界，使他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被选为世界经济计量学会的会长，在本世纪初被选为世界经济学会的会长。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正当《短缺经济学》的中译本在中国出版的前后，我国经济学界曾经出现过一阵“科尔奈热”。当时，我曾对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董辅礽说：“凭你的个人禀赋、学术功底和勤奋程度，你完全有可能写出像科尔奈那样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著作来。”董辅礽仅仅比科尔奈大一岁，几乎是同龄人；我国属于这一代的经济学家应该说也有一批人。但为什么没有产生中国的科尔奈呢？应该说，全面地回答这一问题显然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在这里，我只能提供若干思考，以求教于经济学界的同行：首先，从体制背景来说，当年科尔奈在匈牙利所处的体制背景同与他同代的中国经济学家们所处的体制背景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当然，中国当年经历了大跃进、“四清”和“文化革命”等政治运动，使得中国经济学家们的处境更为艰难。其次，从文化背景来说，欧洲的知识界受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本主义的影响使他们在学术研究方面具有更为独立和自由的精神，而中国的知识界虽然也受过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五四运动的熏陶，但五四精神同两千年来的文化传统相比，其影响实在是太渺小了。再者，从个人的选择和取向来看，我国既有“学而优则仕”的外在诱惑，也有“学而优则仕”的无奈选择。我曾经在《经济学家茶座》上介绍过科尔奈一生不从政的个人选择，但是，如果董辅礽也作这样的选择（连人大常委也不要），那么，我们不但没有了作为社会活动家（人大常委）的董辅礽，连作为经济学家的董辅礽也只能躲在边边角角，更何来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呢？
    （转载自〈〈经济学家茶座〉〉47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