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课堂内外——郑联盛

    对于我们学习经济学的学生而言，课堂之上和课堂之外都是我们学习和提高的重要途径。坦诚的讲，我在课堂之上学习到的经济学知识是非常有限的，大部分的知识基本来自自学和课堂之外。虽然仍然是一个学生，但能深深地感觉到自己在过去几年中的成长，把点滴内容写出来，和大家分享。
          课堂
            作为学生，上课是最为重要的任务，也是完善知识结构和提高自我的首要途径。但是，对于我而言，上课往往是赚取学分的工具，而不是学习的最佳场所。一方面，可能是对学校开设的课程提不起兴趣，当然学校一些课程确实还有很大提高的空间，至少在课程设计、内容和训练学生的方式上，所以有很多同学不辞辛劳从东边跑到西边，去蹭朗润园或者光华的课程；另一方面，主要是我自由懒散的脾性使然，尤其是一些老传统的课程，甚至有些厌恶。
    不过学校的课堂的方式也有优势突出的地方，比如博士生和硕士生一起上课讨论，所以对于小硕同志们更有利，可以从师兄师姐身上学习更多。“防火防盗防师兄”的魔咒在我们这个小天地里面已经荡然无存，因为我们师兄弟师姐妹“熟悉得碰不出火花”。这是我从课堂中获得的最宝贵的财富。
    学校一直流传一个“谚语”：研究生院是培养天才的地方，但大部分人成为培养天才的土壤。可惜，遗憾的是，我就是土壤中的一个粒子。我将这个后果归结为不爱上课，不是一个好学生。不过，如果有机会，我还是非常希望能去北大听完几门课程。
          论坛和研讨会
            比较幸运的是，我是导师的第一届学生，我和同学自然而言地成为导师的助理。助理的工作让我有很多机会参加很多大小不一的研讨会和论坛，感觉是我学习的最主要一个途径，也是我开阔视野和增加阅历的过程。
    作为助理，我最开始的工作是帮导师打印复印课题资料、校对稿件挑错别字、查数据借书等简单的工作，不过能够干点小活心情还是十分愉快的。
    随后，导师让我们帮忙组织各种各样的论坛和研讨会，刚开始主要是做些会务工作。后来，老师让我们帮忙记录论坛和研讨会的研讨内容，然后整理出一个会议纪要。说实在的是，这样的工作非常的繁琐，非常的累。
    我负责整理的第一场会议是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的一个关于清迈倡议的课题研讨会，时间大概是2004年的年底。当时，本科学习材料学的我入学才几个月，对经济学都不甚了解，更别说是清迈了。我用了一个土办法，用录音笔录下各位与会者的讲话，随后多听几遍，最后勉强整理一个会议纪要出来。导师后来改了不少，不过还是给我很大的鼓励说做得非常不错，并给了500大洋当辛苦费。500大洋满足了我的温饱需求、导师的赞誉满足了更高层次的需求，这种激励才是有效的激励啊。
    我认为最难的一场研讨会整理工作是在2005年5月。当时全球经济失衡和人民汇率制度改革是一个白恶化的议题。时任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行长Macfarlane先生来我们所访问，并做了一个“澳元单方博弈及其教训”的演讲。导师安排我来做会议记录，行长先生是用英文演讲的，我只好把他的讲话录音。我的英文水平很差，随后的整理工作简直是一种人性摧残，一句话经常要听10遍才能听懂。不过，最后的讲稿经导师修改被《21世纪经济报道》采用了，发了大半个版面。这是自己发表的第一篇有关经济学的文章，非常兴奋。
    我负责整理工作量最大的会议是2005年11月我们研究所和中国银行合办的“世界经济与中国”研讨会，会议地点在西直门附近的中苑宾馆。会议日程很满，8点半就开始，所以我6点就从学校出发，当时没有钱，折腾了几次才到会场。在这个研讨会中，见到了金融市场的风云人物，大部分我们能数得过来的“首席经济学家”都到会了。会后，我花了10天左右的时间整理他们的讲稿，并发表在《国际经济评论》。工作量很大，但是各位“首席”观点让我受益颇多，后来有部分还成为我的良师。
    更重要的是，参加论坛和研讨会可以让我们认识更多的牛人，当然他们几乎不大可能认识我们。大部分牛人，包括官员，实际上都是非常优雅和专业的，不仅让我钦佩他们的知识，更是让我领略他们的风度。在会议的互动中，我还经常问牛人们问题，当然有些是很幼稚的问题。比如，问索罗斯先生关于泰铢问题，问Williamson教授关于“华盛顿共识”问题。不过，毕竟和牛人们“对话”过，自己倒是洋洋得意起来。2008年因工作需要访问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在电梯碰到了Williamson教授，他竟然还记得我，和我打招呼，搞得我领导羡慕不已，我的虚荣心也一度膨胀。
    直到现在，我还是非常乐意参加各种研讨会，尤其是那种小型的专题研讨会。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学习了其他人的观点和知识，了解了别人对特定问题的研究和认识，也会看到所在学科的发展趋势。当然，我们还可以认识很多人，其中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学术朋友甚至生活挚友，这个开始算是“范围经济”。更重要是的，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得到锻炼，不断突破自己的瓶颈。不是有人说：“你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最后你可能就成为那样的人了”。虽然我们很难成为牛人，但是至少可以离牛人近一步。这个可能是我们经济学中的“外部效应”。
    实习
            在担任导师的助理过程中，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习过程。但是，导师还是希望我们能真正接触社会和现实，很积极帮我们联系实习单位。当时，导师给我们三个可以实习的地方，有两个政府机构和路透社。
    我选择了去路透社实习。不过，具有150多年历史的路透社还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进去实习。经过专业考试之后，人力资源主管还很正式地面试我。不过问我的问题倒不是特别“专业”，记忆最深刻的问题是：你看到下水井盖是圆的多还是方的多？我回答说：圆的多，因为方的对角线比四边长，可能会掉下去。
    此前，我在国有的飞机设计所有过两年的工作经验，进了路透之后，我才真正感觉到中外企业文化的迥异。路透首先是培训，从最简单的做起，在路透最简单的工作是做报纸摘要；接着开始培训专业素质，专门请路透极为资深的员工给我们各项专题培训：如何写标题、写主题句、引用、采访等；更重要的是路透的道德培训，我觉得这是我们国内很多媒体所欠缺的，比如没有采访就编造一个采访对象、在没有采访对象同意下透露其信息等在路透将被认为是“踩红线”。
    路透的工作是非常有序的。我当时分在中文新闻组，每个人负责一块内容，我主要是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后来加了一块香港股市和汇市。但是，每个成员基本都能覆盖所有报道内容，比如我必须能写大宗商品的报道，这样作为一个“备份”，当其他同事不在的时候可以顶上。同时，分为早、中和晚班，每个时段的人员侧重点有所区别，比如早班的要做重要报纸摘要、晚班的要盯一盯《新闻联播》。
    由于工作分工较为明确，职责比较清晰，同时大家都是“全能”，工作氛围非常融洽。这实际上就是一条生产链，我们都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我们明确的分工和团结的合作维系了生产链条的运转。虽然，我后来离开了，但是都非常怀念当时的同事，我们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我的另一段实习经历是在一个政府部门。政府部门的工作和国有企业、外企又是完全不同的氛围。在路透，我们讲究是“准确、及时、诚信”原则；在政府机关，大家应该都知道最大的原则是“服从”。在机关的实习经历也完全改变了我对公务员的看法。之前，我一直认为公务员比较悠闲，但是参加了实习之后，我才发现公务员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那段经历是至今我最为艰辛的历程。由于我住在北京东北角，实习地点在西边，经常是披星戴月。有时候住在附近的领导有车，捎上我，真是感激涕零。工作一天下来，没有机会喝水是非常正常的，我曾经一天写了五个签报的。说真的，签报真不是一个好东西，写完之后主任科员看，改了副处长看，再处长看，后面还有副司长、司长等，在保证正确的时候，极大地牺牲了效率。当然，作为政府机关运行的机制，如果没有签报也会有其他途径。不过，领导们人都还不错，在实习过程中曾受到一些领导的照顾和关心，至今心存感激。如果说，有什么建议的话，那就是少说多干。
    实习是了解社会现实的很好途径，我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了不同的环境氛围，也感受到了人间冷暖，更看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一般而言，我们最后还是要到社会中去的，所以感觉还是选择和自己兴趣相关的实习单位，可能加速自己职业生涯的发展。当然，我们大部分不知道自己的兴趣和方向，那我们权当把实习当成一个“试错”的过程。
    课题
             如果谈及学校的优势，那么我们学校最大的优势就是每个学生基本都能成为重大课题的重要参与人。在大学，一般一位教授可以带10余个学生，博士生和硕士生一起带；而我们这里能带博士的老师一般是不带硕士的，而且没有本科生，这就使得学生的数量相对有限，一般一位老师就一年就带一两个学生。
    最近几年来，各界对课题研究的重视逐步提高，尤其是一些对策性研究越来越多。社科院在申请课题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为此老师一年一般都能申请到几个课题，有些热门研究所的老师甚至能到10个以上。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老师很多时候就将课题的辅助工作交给研究生来做，这就使得我们获得了直接的锻炼。
    个人感觉，课题研究是学术水平提高最为有效的途径。一般导师接的课题都是其研究领域内的课题，有部分甚至是政府主管单位的课题，这些课题甲方素质都非常之高、专业素养极其深厚，有些甚至是该领域的权威。所以，课题研究很难敷衍了事。为了保证课题的水平，导师一般要求我们做好非常扎实的准备工作，比如国内外研究的进展、国内相关的政策问题等。
    当然，由于学生素质的高低，参与课题研究所从事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我刚刚开始的时候，仅仅是给导师查些数据、资料、打印复印等非常边缘的工作。到了硕士二年级之后，导师才开始让我们参与课题的写作工作，但是一般都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基本要求是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基本的观点，是一种描述性的研究。随后的第三个阶段开始的是原创性研究，需要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并寻找论据论证它，这个工作需要我们查阅大量的资料、参考同行的研究成果，同时还需要进行原创性的分析。最后阶段，导师让我们作为核心成员单独就某个问题提出研究计划、方案，并进行相关研究，最后还要提出政策建议。尤其是政府部门的政策研究，个人感觉是最为困难的，也是最有价值的。它要求我们在理论上要符合学术规范，在论证上逻辑清晰，最后在政策建议上要尽量合理可行。
    从学术研究上，个人感觉有些基本原则可能需要遵循。一是特定问题研究发展的总结上，最好的办法是寻找该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几位专家的研究成果，这将迅速拉近自己与他们的“距离”。二是需要掌握好相关的数据库，比如国际经济学领域至少需要掌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IFS）、国际收支数据库（BOP）和贸易数据（DOT），还有CEIC等等。三是做好相关网站的链接，尤其是相关的研究机构和专家，比如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四是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按导师的意见是善于尝试新的课题和领域，在课题研究中一方面为课题而课题，另一方面是为学习而课题。最后是好文章需要“磨”，一般都经过多次的修改，甚至是重大的结构性调整。这个方面需要向国外的研究人员学习，他们一篇学术文章提交多个论坛、多位同行提意见，一般经过10多次修改才能正式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