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会议杂感——方颖

    2009年3月19日和20日，芬兰银行转型经济研究所举办了一次小型学术研讨会，主题是讨论俄罗斯和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潜力，我也有幸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在此之前，我对这个研究所并不熟悉。通过浏览研究所的主页，我发现他们根据研究所英文名称的缩写BOFIT的谐音，居然起了一个很响亮的中文名称“博飞”。
    三月下旬的芬兰还属于漫长的冬季。我在18日下午从厦门飞抵赫尔辛基，感觉整个城市还没有从寒冬中完全苏醒过来，阴沉的天气似有似无地飘着几点雨雪，融入到街头巷尾的残雪中，似乎也在为全球经济不景气添加一些肃杀地气氛。下午并没有安排任何议程，我发现在下榻宾馆的附近居然有一家很大的书店。逛各处的书店向来是我的一项爱好，我直奔三楼柜台，那里是经济管理类图书的专柜。有趣的是，我发现放置在最醒目位置的书籍都无出三类：克鲁格曼批评美国政府经济政策的书，其他人批评格林斯潘的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各类通俗读物。看来最近的经济金融危机使凯恩斯经济学又受到了社会的普遍重视。其实想来经济学家们压箱底的货色实在不多，经济学思潮也有点流行时尚的规律，无非在旗袍的长短开叉上反反复复罢了。
    第二天开始正式的会议。除四个从中国过去的经济学者外，其他参会者大都来自于欧洲和美国。会议共两天，第一天侧重于俄罗斯，第二天则重点讨论中国。总共才十篇文章，每篇文章都有四十五分钟左右的演讲时间，还安排了专门的讨论者。从上午9点左右到晚上9点，所有的参会者都在一起，包括午餐，晚餐和饭后的茶叙，所以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可以互相交流和互动。
    让我特别感受深刻的是主办方对中国经济的关注程度。对芬兰历史稍有了解的人就会知道，芬兰夹在两个大国俄罗斯和瑞典之间，在历史上曾经被这两个邻国分别占领过很长的时间，所以我并不吃惊芬兰银行会特别关注俄罗斯的经济。主办方在会场放置了他们近期出版的工作论文，我发现其中关于中国问题的实证研究占了大多数，远远超过了俄罗斯研究。通过后来和会议组织者的交谈，才了解到转型经济研究院主要就从事俄罗斯和中国经济的研究。在他们的研究人员中，稍微年青一点的几乎都以研究中国经济为主，这就难怪关于中国经济的工作论文要明显多于其它了。其实，作为一个具有中国背景的经济学者是幸运的。和俄罗斯相比，中国的改革提供了更多的研究素材，并越来越多的引起了全世界经济学者的关注。联想到不久以前，我曾和一位资深的研究俄罗斯问题的国外经济学家有过一次深谈。他跟我谈及他自身以及他的一些朋友艰难的研究转型的过程，因为以俄罗斯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已经很难挖掘出更多让主流经济学感兴趣的话题了。
    除了自由的偏重学术的中国经济研究以外，他们还实时监控中国经济的各种变量，并定时发表中国经济的预测。在会议期间，正巧世界银行公布了最新的中国经济预测，将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百分之七点五下调到百分之六点五。中午我和一位来自韩国的经济学家比邻而坐，我向他提及世行的预测。他十分担心地跟我讲，如果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在百分之七以下，那对韩国而言将是一场灾难。在当天的午餐中，中国能否在今年保住百分之八的经济增长率成为一个讨论的热点。我的芬兰朋友们普遍比较悲观，他们大都怀疑中国政府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他们反复询问我一些细节性的问题，比如有没有觉得搭乘飞机的旅客有所减少，能源消耗量有没有回升等等。回国后看到芬兰银行转型经济研究所公布了最新的中国经济预测，他们的数据比世界银行还要悲观。他们预计2009年中国实际GDP的增长率在百分之五左右，2010年增加到百分之六，到2011年才达到百分之七左右。他们主要的判断依据是在可预期的将来，中国的出口形势会及其严峻。有趣的是，他们似乎自己对于他们的预测也不是很有信心。在报告中，他们不无开脱意味地宣称，鉴于目前中国政府在财政政策刺激上的种种努力和中国统计数据的不确定性，他们预测的重点更在于趋势而不是具体的数据。
    在第一天关于俄罗斯的讨论中，出乎我意料之外，所有文章清一色都是关于俄罗斯能源问题的讨论。而第二天中国问题的讨论则各有侧重。我的文章试图估计制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效应；芬兰同事的研究侧重于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的收敛与扩散，并尝试用初始的工业化程度来发现不同的增长俱乐部；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杜教授讨论了中国政府管制和金融发展；复旦的朋友利用新经济地理理论来实证研究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轨迹；来自浙江大学的一位同行则报告了中国私营企业的发展状况。从研究主题来看，和俄罗斯研究相比，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经济学人似乎更加不食“人间烟火”，研究选题几乎没有受到最近的经济金融危机的影响。第一天的演讲者大多来自于各类政府或企业资助的研究所以及欧洲一些中央银行。他们的研究风格更侧重于事实的厘清和描述，一般使用的技术分析手段比较简单，以一些描述统计和简单回归分析为主，但大都数据翔实，文章中所包含的信息量很大。相较而言，第二天的演讲文章更具有“学院派”的风格。包括我本人在内，大部分文章都有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影子。说得更白一些，我们的文章更多是考虑如何能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而第一天的文章更像是提交给政府某个决策机构的分析报告。我这样讲，并不是说我对这两种不同的研究风格有任何价值判断。不同的研究风格是一个客观存在，事实上也反映了经济学家之间的不同分工。第一类的研究类型更注重对于现实问题的敏感性和实用性，往往引导了若干年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潮流，从这一意义上讲，它在问题导向上更具有前沿性的特点。当然，它们的研究有时难免缺乏深度，一些简单的技术方法有可能带来一些误导性的结论。“学院派”则不同。既然在高校供职，无论国内外，都有发表学术文章的压力，而学术期刊尤其是国际学术期刊，对于发表学术文章当然和政策分析报告有完全不同的学术标准和学术要求。不少人往往批评主流经济学界的研究和现实脱节。在我看来，从现实问题到成为学术界热点的过程存在一个时滞，也是不得不接受的一个“合理存在”。和时效性的实用研究相比，学术研究更强调分析方法的合理性和结论推导的严格化，这都需要一个相对较长时间的积累。经济学界更需要的是为这两种不同风格和不同任务的研究者创造尽可能多的交流机会。这应该也是我这次芬兰之行的最大体会和收获了。
    作者：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员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