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散记——张晓晶

    
                                                哈佛散记（一）
    哈佛是很多人的梦。不独国人如此，韩剧中的男主角也往往要到哈佛进修的。这次能到哈佛经济系访问一年，算是圆了这个梦。
    关于哈佛，可说的很多。不过，市面上有关哈佛的书已经泛滥了，种种关于哈佛求学记也多得不可胜数。真要言他人之所未言，恐怕很难。不过，每个人都是用自己的眼睛来看哈佛，不怕重了---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在选课大卖场感受软实力
    刚来哈佛，第一件事当然是选课。这里把选课那天称作shopping day，非常形象。其实就是一个选课大卖场，一般也就20分钟。老师学生们进进出出，熙熙攘攘，好不热闹。我也加入到这个行列。
    这次去的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离哈佛园走路不到10分钟。哈佛的校园颇为分散，如政府学院、法学院、神学院，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园区，而商学院则到了（查尔斯）河对岸，医学院更是跑到市中心去了。经济系也是一个独立的大楼，很多人以为隶属于商学院，其实是在文理学院。这儿没有经济学院。
    我对发展问题感兴趣，就选有关发展的课。第一个来的是Ricardo Hausmann教授，国际发展中心的头；曾做过委内瑞拉的计委主任，泛美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另一个是Dani Rodrik教授，著名的发展问题专家，比起一些主流学者来说，他多少有些异端。比如对“华盛顿共识”他就不以为然。这两门课的主题都是发展，比如穷国为什么穷，怎样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之类。
    来听课的人很多，阶梯大教室跟（半）圆形剧场一样。同学们来自世界各地，从肤色及说话的口音就可以判断出来。大家坐在那里都颇为虔诚。毕竟这是最牛的学校，最好的教授，讲的也是最热点的问题。很多人是希望在这里取到真经，服务于祖国。
    突然我有一种感觉：一个好学校真是了不得，其实是在向世界各地灌输他们的意识形态，这个作用该有多大！单是影响那些个前来进修的官员或立志要从政的学生们，就非常了得。听说中组部在这里有个“哈佛班”，来的都是司局级以上干部，搞了不少届了。我也在后来听课时撞见过来这里的官员。
    现在大家成天在讨论软实力，什么是软实力？这就是。其实通过教育获得一些学费，比如所谓“教育产业”，恐怕是次要的（这并不否认学费对维持学校运转的必要性），关键是，这里的课就像是宣传部开的洗脑班。多厉害？都被洗一遍。看哈佛的影响恐怕也要从这个更高层次去理解。
    曼昆与巴罗的宏观
    在哈佛，曼昆非常著名。不单是针对经济系的学生，对其它系的学生也是如此。曼昆给本科生开大课，听者近千，在哈佛大概无出其右了。这门课原来是马丁·费尔德斯坦讲的，都是大牌。曼昆的经济学教科书与他精心经营的博客（http://gregmankiw.blogspot.com，经济学爱好者一定要看他的博客。不知道国内是否能看）给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曼昆很像一个学术明星，类似国内的易中天吧，但层次要高得多。当然也有人对他的学术不以为然，尤其在和巴罗比较的时候。这是题外话。
    我其实并不要去听这样的入门课，但经不住一些人的怂恿（包括经济系的博士们），想看看这个西洋景。教室是在一个真正的剧院里。很亮的灯打在（舞）台上。或许也就是曼昆，换成其他人，就显得更渺小了。因为曼昆很高，很魁梧；作为曾经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自然是一表人才。我找了一个靠边的位置坐下。学生们陆陆续续进来，还有上二楼的，好象包厢的感觉。曼昆进来，有打扮入时的女学生过去和他聊上几句。他看起来跟大家很熟的样子，尽管学生这么多。初见曼昆有些诧异，他的确很高很帅，但美中不足的是有点驼背。课程本身没有想象的那样精彩，或许所讲内容我太熟悉，也或许我的期望值太高。不过，仍觉不虚此行。尽管是大课，有这么多学生，但仍然安排了提问。有人专门拿着无线话筒，谁发言就递过去。在国内的大课，往往是老师讲完后拎包走人。另外，曼昆的口才非常好，偶尔点缀一些故事，幽默一下，引来阵阵笑声。我更佩服的是曼昆在课堂上深入浅出的能力。也因为如此，很多学物理的，学生物的，后来都到了经济系。
    曼昆的入门大课只此一次，我真正坚持听下去的是高级宏观。哈佛的高级宏观由四个牛人同台竞技，分别是巴罗、Laibson、曼昆和本杰明·弗里德曼。上学期（秋季）是巴罗和Laibson，这学期（春季）是曼昆和弗里德曼。比较起来，巴罗的课恐怕够不上精彩。与哈佛经济系的一些学生聊起来，他们很推崇Helpman的国际贸易以及Campbell的资产定价课，而认为老巴的课很枯燥，尽管对其学问大家都竖大拇指。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讲的主要是自己的教材，缺乏新鲜感，另一方面他说话的声音很平，没有抑扬顿挫、起伏变化，好似催眠曲。尽管他也经常运用手势来加强语气，但摊开的双手有时像有东西束缚一样，舒展不开，非常拘谨。他不是一个善于演讲的人，远不是《大国的崛起》中侃侃而谈的样子。不过，巴罗时不时冒出的一些话，也会引起大家的兴趣。比如讲到拉姆齐－凯恩斯条件的时候他不忘加这么一句：我搞不清楚这跟凯恩斯有什么关系。或许因为凯恩斯以前是搞数学的？我一直以为《通论》以前的凯恩斯是不错的。大家都会心地笑了。说到蓬齐对策（Ponzi scheme）的时候，也要和同学们核实一下，蓬齐真的是个大骗子吗？足见他的可爱。印象最深的是他说自己第一次宣讲论文，当时有弥尔顿·弗里德曼等人在场。他准备了宏篇大论，没想到只讲了论文的前6页就基本上让他歇着了。这对他的触动很大，觉得宣讲论文决非易事，当然也是鼓励大家，不要在意开始的挫败感。
    我一直觉得学问好与讲课好是两码事，比如能够把《论语》讲得天花乱坠的未必真正理解了《论语》。这里比较曼昆与巴罗，决不是要PK他们的演说才能，而是感叹于高级宏观课的总体安排。大凡了解宏观的都知道，曼昆是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巴罗是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两人共上一门宏观，一方面可见哈佛的实力，另一方面也可见这门课的开放性。新古典与新凯恩斯主义的分歧其实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水火不相容。有人说，宏观一到高级就是新古典的天下了，不是RBC（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就是新古典增长，凯恩斯主义靠边站。我看未必，尽管以新古典的假设来做模型似乎更方便一些。也有人讲芝加哥的传统与哈佛的传统，前者倡导自由市场，后者强调政府干预。这让我想起最近过世的芝加哥的弥尔顿·弗里德曼与哈佛的加尔布雷斯，随着他们的离去，是否意味着一个对立时代的结束？宏观经济学或许正在走向更层次的融合。
    与弗里德曼的交往
    这里说的弗里德曼是本杰明·弗里德曼（或小弗里德曼）。正是他邀请我来的哈佛。弗里德曼是货币经济学方面的权威，曾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金融市场与货币经济学”项目的负责人长达16年之久。不过，最近他的影响却来自他的新书《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弗里德曼告诉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好象在出中文版)。该书在美国的思想界特别是社科领域影响深远。斯蒂格利茨（在著名的《外交》杂志上）及德龙（Brad DeLong）等人都发有书评文章。我接触到这本书是通过网络，而真正原版却是樊纲老师送我。
    弗里德曼是典型的温文尔雅的绅士，说起话来吐字清晰、用词讲究。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在他的办公室。那是七月中旬，他着一件绿格子衬衫，非常清爽。人也谦和，初次见面就跟我说，不要叫他教授，叫他Ben(即Benjamin的简称)就行了。这番话让我刚来美国的那份局促顷刻间一扫而光。
    第二次是他请我在哈佛的教员俱乐部（Faculty Club）吃饭。他很细心，在电子邮件中详细描述了具体位置（其实就在哈佛园旁边），并提及这是一个著名的法国设计师的作品。那次我们聊得很多。先从上海反腐聊起，然后是中国的房地产，最后谈到了他的新书。我谈了对他新书的看法。我说，增长并不能自动带来好的道德后果，如民主、自由、宽容等这些。尤其在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突出，问题很多。这些问题的出现甚至都跟只关注增长有关。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是不是与增长的道德后果有矛盾？是不是应从关注增长转向关注民生？他说，关键是如何关注民生。这个钱应往哪些方面投？显然是要投入到教育科研，提高人力资本方面，而不是一般性地提高老百姓的福利。如果这些投入不具有生产性，不能带来增长效果，那么，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更大问题。他用了自行车的比喻。认为中国是快速行进的自行车，速度能够使其保持平衡；没有速度，就会偏离理想路径甚至倒下。不独发展中的中国是这样，连发达国家也是这样。他举了很多例子。我对他的观点很表认同。最近研究拉美的民粹主义也发现，民粹主义者认为增长会造成环境破坏和贫困加剧，因而是反增长的（斯蒂格利茨语）。拉美民粹主义盛行，或许这才是拉美问题的症结：即简单地依靠许诺二次分配赢得选票，不去努力解决增长与就业问题，结果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中国不能陷入拉美陷阱，核心在于不能忽略了看来好像可以永远持续下去的增长。要知道，中国年均增长近10%这么多年，是来之不易的，我们要珍惜。决不能天真地以为增长可有可无；或者以为无论怎样，增长都会出现。看看非洲和拉美就知道了。
    最近一次是一家三口去弗里德曼家做客，同时应邀的还有哈佛经济系的两位教员（加上其中一位的太太）。有意思的是，这两位教员并不相识。弗里德曼于是说起流传多年的关于哈佛的笑话。说是一位教授任教10年，竟不认识其助教。弗里德曼说，根据他以前的经验，感觉这个故事是对哈佛经济系的一种错误嘲讽。不过，今天才发现，原来果真有这样的情况。席间聊了很多哈佛的掌故，我搞不太明白，只有洗耳恭听。后来的话题自然转到了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其中一位教员来自印度）。我说现在有人提出Chindia。弗里德曼插话，以前人们用Brics（即巴西，俄罗斯，印度与中国）。但巴西发展并不好，去掉一个B；俄罗斯因为没有法制，去掉一个R，现在就只剩下了Ics，即印度和中国了。弗里德曼其实1982年就到过中国，后来又去过多次，对中国有一定的了解，对中国的未来增长及其道德后果抱着乐观的心态。但愿他的判断是对的。临走时，弗里德曼送给我儿子一只哈佛熊，并驱车送我们回家。将到我的住所，他说，下次好好聊聊经济学。
    哈佛的距离
    哈佛于我有很多美好的故事。不过，作为一种平衡，我也想说一说哈佛给人的距离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哈佛的风格之一？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经济系搞的教员午餐会。这是在岁末。我兴冲冲地过去，感觉很荣幸。毕竟是和大牌教授们共进午餐呢。
    去了一看，已来不少人。有一些很熟悉，比如巴罗，大部分不认识。教授们已经分桌落座，相聊正欢。我象一个多余人，无从“插足”。正在犹豫不决，负责国际交流的Carol女士过来，给我介绍另几位访问学者。他们分别来自法国、意大利、丹麦和印度。于是我们选定一张桌子，边吃边聊。一直聊到大家作鸟兽散，也没有与教授们“互动”一下，倒是有一位教授加入了我们的讨论。而且日程中安排的系主任讲话也没有，事实上这个系主任根本就没露面。想想可能就是一次可有可无的聚餐吧。于是又想起刚开学时在经济系大楼后面搞的“草地上的午餐”，与之类似，未认识几个人，只是吃顿饭而已。依稀记得《时代》杂志上专门写过哈佛经济系的事，认为教授们不可接近，师生关系颇有距离。可那是1975年的杂志，说的都是30多年前的事了。
    哈佛的距离还体现在形形色色的俱乐部。那是另外一个世界。如果不是在弗里德曼家听他们聊了半天的“吃饭俱乐部”（Eating club,一种早期的学生俱乐部的统称，现在仍很流行。在耶鲁仍叫Eating club，在哈佛叫Final　Club），我其实还不知道。后来了解，这些形形色色的俱乐部被批评为耍酷俱乐部。俱乐部有门槛，进入俱乐部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同时也是维护其优势的手段，当然更是重要的社交场合。比如哈佛著名的Hasty Pudding的俱乐部成员就包括后来成为总统的亚当斯、罗斯福、肯尼迪等；该俱乐部是大一新生梦寐以求的地方。俱乐部显然是一种制造距离的制度化产品，一些人注定是要被排斥在俱乐部之外的。
    感触更多的其实还是一种无形的距离，或者说沟通的困难。最近金球奖的获奖影片《通天塔》讲的就是语言的差异，沟通的困难。人类自觉力可通天，希望建立巴别塔，显示人类的智慧与能力。但此举令上帝震怒，摧毁了巴别塔，自始人类的语言分崩离析，隔膜从此而来。中国人来美国就遇到这么个问题。见了老外往往是老三句：去过中国吗？喜欢中国电影吗？北京烤鸭怎么样？难以深入。即便英语很好，也并不意味着没有沟通的困难，原因在于文化背景不同。看美国电视中的脱口秀，往往是老外笑得前仰后合，我们却是如坠五里云雾。文化的要义是她能“化”在身体中，融在血液里的。因此，尽管这个“世界是平的”，有时却充满着不理解甚至敌意；尽管全球化与互联网把我们拉得很近，有时却不免有咫尺天涯之叹。当然，这并不是哈佛惹的祸。扯得有些远了。
    哈佛散记（二）
    一晃就快一年了。初进哈佛时的那份激动，逐渐归于平静。传说中的、带了许多光环的、抽象的哈佛，现在已经具体而微了。
    从手里端着咖啡在哈佛园匆匆而过的学生到衬着Memorial Hall在夕阳下变得如梦如幻的喷泉；从冰天雪地里领受喂食的乖巧的小松鼠到查尔斯河上排成方队的悠闲的野鸭；从越摸越亮的哈佛铜像的左脚到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令胡适大赞不已的精妙绝伦的玻璃花；从哈佛广场露天咖啡馆弥漫着的轻松与随意到每逢大考前舒解压力的尖叫与裸跑；从本科新生千人共餐于大食（礼）堂的壮观到哈佛工人为争取平等待遇而绝食的执着；从刚刚结束的热烈奔放的艺术节到值得期待的毕业典礼上比尔·盖茨的演讲……
    这些在心头不断浮现的哈佛印象，就像摄影机的镜头，摇过去又摇过来，未经剪辑的凌乱和真实。
    经济系的数学和《经济学季刊》
    学经济的离不开数学。而经济研究中的拦路虎往往也是数学。哈佛经济系的数学一度是不怎么样的。
    在熊彼特“主政”的时候，开始注重数学。但遗憾的是，他自己的数理并不敢恭维。所以，尽管熊彼特在经济系开经济数学课，但在数学系的人来说，只能用“糟糕”二字来形容。后来教数理的任务交给了里昂惕夫。直到1960年代，经济系数理薄弱的局面才有所改观。
    这里还有一个与数学有关的故事。据伯南克说，萨缪尔森在哈佛毕业后之所以选择去MIT，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哈佛经济系，学生们的数学不行，从而萨缪尔森那本经典的《经济分析基础》在哈佛并没有市场。不过，据哈佛人的回忆，则是由于这边不给他位置，把他逼走了。他们后来很后悔，觉得放走了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
    曼昆也说，高中时数学是自己的强项，在数学SAT考试中得了800分，还得了当时的高中数学奖。但直到他上了普林斯顿，看到数学方面真正的牛人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在数学方面能力的局限。他选了一些很难的数学课，但成绩平平。不过，他说，现在他的学生们数学大都非常厉害。近年来，他的一些论文合作者都是有很强数学能力的哈佛学生。而自己的比较优势则在于经验、直觉、写作能力以及有一只对重要问题嗅觉敏锐的鼻子。因此，建议那些数学能力不太强而又想做经济研究的学生（者）们，最好是做教授。
    今天，哈佛经济系有来自MIT、普林斯顿等校毕业生的加盟，在数学方面和以前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了。不过，这里数学化的味道仍然不浓。这是和当年里昂惕夫反对经济学数学化有关？抑或是自知竞争不过近在咫尺的MIT经济系的数学而避短扬长？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是，没有人真的以为数学化是经济学的归宿。
    下面这个故事是经济系引为骄傲的。读者可能知道，哈佛经济系有一本重量级的学术杂志《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简单称QJE），目前由巴罗主编。这是哈佛经济系在19世纪末自创的刊物，前四期网罗了不少大家包括马歇尔、埃奇沃斯、杰文斯、庞巴维克等人的文章。马歇尔称赞说，美国的这本学术杂志很了不起，在英国还没有可以与之对等的刊物。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英国后来创办了《经济杂志》（Economic Journal）。最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经济学会觉得QJE实在是办得好，于是打算把自己想出的学会季刊与哈佛经济系的季刊合二为一。但是，骄傲的哈佛当时拒绝了这一请求。现在看来这一拒绝为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因为不能合二为一，美国经济学会只好于1911年自己出了一份刊物，这便是现在执经济学之牛耳、学子们心向往之的、鼎鼎大名的《美国经济评论》。
    理想主义者萨克斯
    萨克斯(Jeffrey Sachs)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的所长。他是从哈佛出走的。提到他，是因为最近在一次会上的相遇。四月上旬的华盛顿正值樱花盛开的时节，我去布鲁金斯研究所参加亚洲金融危机1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其中印象深刻的是萨克斯的午餐主题演讲。
    他演讲的题目是“2050年的全球经济”。他开玩笑说，如果预测宏观，那么很可能三个月就能见分晓；但预测2050年的经济，则没有那么大的风险。他因为旅途劳顿而略显疲倦，但还是一如既往的精干，吐字清晰但语速较慢，俨然一副国际社会领袖的派头（大凡领袖之类，说话都是比较慢的，如果大家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个秘诀。我猜想在给这些领袖做培训的时候，语速恐怕是一个重要的训练项目吧）。
    萨克斯讲到了中国北方的水资源问题。他说，要想缓解北方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应采取新的人口定居政策，比如让北方的一些人口迁到中西部。这一提法很让我震惊。因为从经济发展角度，有不少国内专家已经提出要在东部大力发展大城市（带），中国主要人口（占总人口70－90%）都将分布在东线的如珠三角、长三角与京津冀地区。为配合这一战略，已有相应的人口流动政策（户籍制度正在改变）及西所东输南水北调工程等。这和萨克斯的想法恰恰背道而驰。为什么会有这种分歧？是他不了解中国国情吗？事实上，萨克斯针对中国西部地区的考察已进行过多次。我理解这种分歧恐怕在于：中国专家们更多关注的是增长，而且是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而萨克斯更多关注的资源限制的刚性，而且是未来四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资源限制。在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中国环境不断恶化的背景下，萨克斯的提法未尝不是一种新的思考维度。
    萨克斯接着说，就全球而言，水的问题从而粮食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但环境所带来的问题（如全球变暖）是非常严峻的。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认为增长模型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如考虑到知识技术的重要性，加入了人力资本；土地也可以进入增长模型了，但如何加入资源限制变得越来越迫切。正是基于对资源限制的关注，使得他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看法有了新的体会。他在给转型经济国家作顾问的时候，主张的核心是引入市场，并且提出倍受攻击的“休克疗法”。但在非洲发展问题上，在自然资源与环境问题上，他认为价格信号有时候是不起作用的，从而需要政府的干预。正因为如此，有人在评论他的《贫困的终结》一书时，指出萨克斯正走在哈耶克所说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上。
    萨克斯是一个对全球的发展雄心勃勃的人，事实上他正在介入世界发展的进程。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这是苏东剧变的时代，他在帮助或促进这些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成败另说）；而当这些国家走上市场化道路以后，他发现还有一块被遗忘的非洲大陆，于是整个精力投入到了非洲。非洲不会在今后的几年甚至十几年中发生根本的转变，因此我想，他今后工作的重心将会一如既往地在非洲。作为这个实用主义时代少有的理想主义者，萨克斯在非洲的实验令人钦佩。
    与经济学的亲密接触
    在哈佛听课到底有什么好？这是别人喜欢问起自己也经常自问的一个问题。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在这儿听课，觉得离经济学最近，能够身临其境经济学的发展。
    经济学是舶来品，中国人在学的时候难免有一层隔膜。再加上有时候繁杂的数学模型的张牙舞爪，更是让人难以接近。不过，在哈佛，你会觉得经济学要容易接近得多。
    以前掌握的经济学知识，常常是外在、抽象的，与自己无关的。但在这里，你会感觉，经济学就在你身边，而发生在经济学演进中的故事从老师口中娓娓道来，有时这位老师就亲历其中。当巴罗在评述弗里德曼学术贡献的时候，当曼昆在谈论卢卡斯批判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深刻的体会。这些当然是西方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优势。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西方特别是美国经济的问题而展开的。从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战后到60年代增长的黄金时代，到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与滞胀， 以及90年代全球化的发展……，与之相应的是三、四十年代的凯恩斯革命，60年代索洛宣称宏观经济学使命的完成，70年代理性预期与后来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以及90年代新的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等等。这些粗线条，我们也可以从书本上获得，但是更具体的，比如弗里德曼的哪篇文章影响了卢卡斯，或者曼昆的菜单成本灵感来自何处之类，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又比如，60年代出现的大型计量模型的应用，显然是基于索洛所说的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宏观经济结构方面的知识（藉此设定计量方程），因此宏观经济学可以休矣。但正是这些令凯恩斯主义者沾沾自喜的大模型，对卢卡斯来说，却是垃圾，应该扔到窗外去。在卢卡斯看来，理性经济人可以对政策行为作出预期和反应，从而模型的参数是会改变的。显然“卢卡斯批判”有个巨大的靶子。再比如，现在一大批活跃的经济学家（特别在开放领域），如萨克斯、萨默斯、克鲁格曼、奥博斯菲尔德、罗格夫等，当年都是同学，曾经于1977年在MIT一起聆听多恩布什（Rudi Dornbusch）的课。罗格夫说，当时萨克斯、萨默斯、克鲁格曼三人很受宠，而自己则不受人待见。多恩布什的老师是蒙代尔。于是我们很自然地看到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到蒙代尔－弗莱明－多恩布什模型，再到奥博斯菲尔德与罗格夫（简单称OR）有关汇率动态的Redux模型，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就这样一步步走来。这些模型背后的故事看似学术界的八卦，实际上是打开了一扇窗口，让我们得以窥见经济学的薪火相传和新思想的源头。这时候再看理论和模型，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了。
    让我能够亲密接触经济学的另一个原因是课后的Section，其实就是答疑课，它让你减少了对于复杂模型的恐惧并建立起对模型的正确态度。教Section的那些助教，都练就了高超的模型推导功夫，好比庖丁解牛，常常一个复杂模型在他们那里三下两下（这是夸张，有时是几黑板）就被“解决”，让你觉得，复杂模型就是有个狰狞的面具，真的深入进去，也并不可怕。另外，国内的讨论，由于缺少平台或者说共识，经常会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争论。比如为什么效用函数是这个形式？你可以这样设定，我难道不可以那样吗？我们时常以为这些设定是一些天才的突发奇想或者多少有些随意，其实不然。不同的方案，在他们那里都是有过争论的，争论来争论去，最后才发现，这个设定比较好，至少目前来看是比较好的，于是留下来，进入主流教科书并被广泛应用。比如，在讨论粘性价格的时候，有Taylor设定的模型，也有Calvo的模型，但最后，人们用的多是Calvo。原因正如布兰查德所说，这个设定是比较易于处理的（tractable）。再有，Dixit-Stiglitz的偏好设定也应用广泛，不过，用它的时候需要理解这个设定是“偏爱多样性的”，即在一定的预算限制条件下，消费种类的增加就一定会增加其效用，哪怕因为总的消费种类的增加而减少了单个种类消费的数量。如果模型的目的和这种“偏爱多样性”并不相符，显然这个设定就不适用。有时候，一些设定，纯粹是出于求解的需要。因此，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学的局限，它会迁就数学的发展。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拒绝模型的理由。
    毕业论文与“中国问题”
    毕业论文对哈佛学生也是考验。毕业答辩一般分口试和论文两部分。
    口试主要是考察学生对文献的熟悉程度。听起来好象很简单，其实也是真功夫。因为要掌握大约一两百篇文献，才可能不被问倒。想想这是怎样的工作量？有时候，一篇文献要花好几天都未必能啃下来。我们的学生在读文献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只看看摘要，以为把握了精髓，而在这里，老师往往要问，某篇文献与另一篇文献有什么区别，在哪些方面取得了进展，理论模型上还是计量方法上，或者是某个部分的处理技巧上，如果不“深入”文献，显然难以过关。阅读文献的关键是要学生领会文献作者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路。这是学术入门的基本功，对于论文写作也极有帮助。哈佛经济系的一位博士生说，他非常喜欢参加一些Seminar，看高手大腕们如何过招。其实就是想看看这些学术大师们是如何思考问题的。而这些东西，书本是永远不会给我们的。只有这样的学术环境熏陶，加上自己的钻研，才可能体会到这种境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那种大彻悟，绝不是一两年能够修炼成的。
    这里的毕业论文写作不需要国内那样长篇大论，一般只是一篇文章（Job market paper），却最能磨炼人。比如看到一篇东西，老板（导师）说，这个结果怎么会是这样，不太明白，你看是怎么回事。如果自己恰恰明白是怎么回事（这种概率很低）还好，否则，就只能从头演算。要是某个计量方法以前没学过，现在就只好现学，然后把别人的结果复制出来。这个过程，费时费力。当然，你能复制，就比较能够理解文章的含义以及作者的出发点和逻辑了。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但谁愿意那样去做呢？尤其是要花那么长时间？国内有些学生忙于找工作，早就知难而退了，而导师也善解人意，根据国情从宽处理。师生皆大欢喜，论文可能就惨不忍睹了。
    关于论文选题，看到国外媒体以及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过度关注”，似乎中国问题已经变得非常重要了。但圈内人聊起来，还是觉得中国问题可能不及阿根廷的债务问题重要；由于历史的、制度的原因，中国问题可能也不及印度甚至肯尼亚问题的重要。或许这也跟很多活跃在美国经济学界的教授来自于南美、印度等地有关吧（据我所知，在哈佛经济系好象还没有一个正式的中国教授）。不过，这种情况可能正在改变。从学术发展来看，如果说宏观经济学发展来自于美国的经验，那么国际经济学的很多理论进展就与80年代日本的发展经验有关。转型经济学更多关注的是前苏联和东欧的经验，而中国经验在发展经济学中变得重要起来。参加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两次讨论，一次是有关中非(中国与非洲)问题的；另一次是Dani Rodrik讲制度与增长，从头至尾就没有离开过中国。并且，现在讲开放经济也言必称中国。比如任何一门高级国际经济学课程中的全球失衡问题，就不能不讲到中国。我感觉，中国的经验在推动着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而中国的影响（与其它国家的互动）在推动着国际经济学的发展。当然，这些学术发展如果由中国人自己做出来就更好了。
    哈佛散记（三）
    走在哈佛园，总想起自己曾经呆过的中国校园；经过科学中心大楼，会联想到批评北大的邱成桐(因邱教授的办公室就在这栋楼里)；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更是于异国他乡恢复了脑海中所有关于中国的人文记忆……尽管，有时也逼迫自己走“国际路线”，讲英语，喝咖啡，结交“外国友人”，而且表现得也还不错，但总有抹不去的“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感觉。或许正是如此，哈佛的点点滴滴甚或极为稀松平常的事，于我，都有着特别的意义。
    两个“比尔”的毕业生讲话
    这并不是大导演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杀死比尔》中的比尔，而是两位在世的名人，比尔·盖茨和比尔·克林顿。哈佛有幸(说比尔们有幸可能更合适些)，请到他们俩给毕业生讲话。
    盖茨(一位中途退学的哈佛学生)是在毕业典礼上演讲。他的开场很幽默：幸亏我是给你们这些毕业生讲，要是给新生讲的话，大概看不到这么壮观的场面了。言下之意，有不少人说不定都提前退学了。他整个演讲的主题是关于全球的不平等、贫困、疾病等等这些人类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他说，毕业生们应该为迎接这些挑战而奋斗，进而奉劝校长、院长们在招募员工的时候，也要以这样的标准要求他们。看来，想登上哈佛的讲坛，也要先经过一番思想教育、搞岗前培训了。盖茨谈到认识并应对这一挑战的复杂性，并在这个时候提到了马歇尔。大家可能都知道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但未必清楚这个推动欧洲复兴的重要计划，竟然诞生于60年前马歇尔在哈佛毕业典礼上的演讲。盖茨将自己和马歇尔相提并论，当然是希望自己的倡议能够有马歇尔计划那样的作用，这回不是推动欧洲的复兴，而是推动全球的和谐发展。
    盖茨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盖茨拥有一个庞大的基金，用于实现他的理想。有了巴菲特的加盟，这个基金的实力现在更加雄厚了。这显然是件好事。不过，在经济学家巴罗看来，盖茨的做法相当愚蠢。巴罗认为，你盖茨干企业很好，而且对社会贡献大，你做善事，肯定不在行。行善、扶贫、对抗疾病的事，还是交给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或其它专门机构去做。巴罗还说，你盖茨要是真有钱，不如给我们每个美国人都发一点，这样大家福利就都提高了。
    尽管我很推崇巴罗，但非常不同意他的这番言论。他曾执教于芝加哥，把芝加哥学派中那点强调自由市场的观点发展到了极至。是的，市场要有分工，社会事业不是你的专长，就不要做。但这里面还有两个问题：第一，谁最专长做这些事，是那些国际组织，是世界银行、国际红十字会吗？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些组织的贡献。但以为他们非常擅长而富有效率，恐怕也是言过其实。现在很多的NGO在这些方面就做得很好。第二，做社会事业是需要钱的，钱从哪儿来？那些捐钱的人理应得到激励，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去做善事，或许这样会有一些效率损失(其实在盖茨那里，恰恰是因为效率才吸引了巴菲特的慷慨捐赠)，但“社会效益”可谓大矣。
    另一个比尔(克林顿)是在毕业典礼前一天的Class Day做的演讲。他讲的主题与盖茨类似，指出现在人类面临不平等、疾病、恐怖主义等威胁。他以人类基因99.9%都相同、差别只有0.1%为依据，强调了人性的共同点而不是“差异”---因为正是那种强调“非我族类”的差异成为不断产生歧视、仇恨与恐怖主义的根源。
    两个比尔的言论，或有拔高或理想主义的成份。但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比起我们曾经要拯救占世界三分之二人口且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的想法，恐怕要更现实些。
    经济系的第五位克拉克奖得主
    经济学的贝茨·克拉克奖，人称小诺贝尔奖，两年才颁一次，给四十岁以下有突出贡献的青年经济学家。今年这个大奖授予了Susan Athey，她是一年前才到哈佛经济系的---可见经济系的眼光。现在美国的好多大学，都在争抢那些有潜力获得这奖那奖的教授们。经常看到这一情形：某某在A大学干了差不多一辈子，在退休前换到了B大学，但就在那年，他得了诺奖，于是，他就成了B大学的诺奖获得者。B大学当然也就名声大震，引为骄傲 ，说不定来年招生还可以加学费呢。
    Susan获奖毫不奇怪。其实，她在博士刚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成为美国各大名校抢夺的对象。记得当时的一篇报导就引用普林斯顿教授Dixit的话说，她将摘得克拉克奖的桂冠。果不其然。
    对于Susan获奖，经济系当然很以为荣。但其为荣的程度离我们相去甚远，不过是在网站上登出，以及找来几份报纸上的宣传，复印出来贴在经济系的楼道里而已。好象没有什么庆功会，连本系教授曼昆的博客里都不曾提起。要知道，曼昆对于宣传同行是不遗余力的，包括某教授开博，以及自己的某个合作者出书等，都会变成博客的话题。看来，人家是到了(或许是对别人的荣誉)宠辱不惊的境界。不过，话又说回来，经济系教授得克拉克奖也并不稀奇。除了Susan，更有另外四位得过，他们是乔根森、费尔德斯坦、萨默斯，施莱佛。值得一提的是，Susan是克拉克奖历史上60年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经济学家。现在已经有人在预测她是否可能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女经济学家了。
    在哈佛听课时，并没有见过Susan，倒是听过他丈夫(也是哈佛经济系的教授)的计量经济学。其实两口子搞经济学，绝不止此一例，更著名的如戴维·罗默夫妇，小卢卡斯夫妇，弥尔顿·弗里德曼夫妇等。在中国，好象更喜欢“一家两制”(一个做学问，一个去挣钱)，有时纯粹是为生计考虑，有点无奈。
    高手过招
    哈佛的高手很多，看高手过招就是绝佳的学习机会。
    一次是MIT的布兰查德(Blanchard)的讲座。那时刚听完一门课，跟赶场子一样，匆匆赶到经济系大楼。教室里人满为患，几个人已席地而坐。我想坐下，却看不见PPT，便又站起来。来听布兰查德讲座的比往常的人要多不少。毕竟他是大牌。但即便如此，也不过几十人而已。记得在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时候，萨金特的seminar也只寥寥数人。就是诺奖获得者的讲座，也未必有太多人来听，因为这里的牛人太多。另外大家兴趣各异，你要听经济系布兰查德的讲座，我可能选肯尼迪政府学院维拉潘的演讲。学术之繁荣，只要浏览一下哈佛网页上的海报(EVENTS) 就可以知道了。想想中国的学术讲座，听众动辙上千，真是蔚为壮观。怪不得很多美国教授喜欢到中国来演讲，那场面一定让他非常过瘾，难以忘怀。
    布兰查德的讲座深入浅出，不愧为大家。他讲的是发达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初始的模型非常简单，然后不断地放松假定。先是两部门模型：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然后加入粘性价格，加入政府部门等等。这是基本的建模思路，很有启发。其间也有人提问，但显然比起年轻人的讲座，远没有那么激烈。看来大家还是颇为敬重他的。记得上次也是MIT的一位年轻教授在演讲，大家的问题是一个接一个，搞得他连自己 精心准备的PPT中的内容都没法讲完。还有一回是普林斯顿的Kiyotaki来讲，他很谦虚，讲一段就停下来，躬身问大家有没有问题。还提到自己去明尼苏达做演讲，如果前10分钟还没有讲到模型，那么就要被轰下台了。
    另一次是经济系的阿尔文·汉森公共政策讨论会，大腕云集。会议由本·弗里德曼主持，讨论的是美国外包问题，由Alan Blinder(曾做过克林顿政府的顾问以及美联储的副主席) 与巴格瓦蒂对阵。先是Alan的演讲。他毕竟做过政府官员，从穿着、PPT以及说话，都非常认真，一丝不苟。不过，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是巴格瓦蒂，其亦庄亦谐、谈笑风生的学者风范，与Alan的风格迥异。巴格瓦蒂个儿不高，肤色较黑(他是印度人)，可以说是其貌不扬；但说起话来有一种“气场”，能一下子把人抓住。他开场便说，要按先发制人的说法，Alan的观点显然占优。不过，“早起的虫子被鸟吃”，意指Alan的讲话并不见得受欢迎。这一句话引得大家轰堂大笑。原以为这句话是郑渊洁的发明(郑说他小时候就老师所说的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提出早起的虫子被鸟吃，被认为搞怪而受到严厉批评)，现在看来，这可能是世界通用的谚语。总的感觉，这样的讨论会并不如一般Seminar的争论激烈、火花四溅。除了巴格瓦蒂口若悬河却又丝丝入扣，其它评论者都是准备了稿子，因此更正式，台下的听众参与起来就更困难一些。比如同样对外包问题颇有研究的曼昆教授就一直坐在台下，一言未发。
    学术论文的生产流程
    学术论文的写作与发表，构成主流学术圈里基本的生产流程，尽管很多人并不靠它过日子，但谁也绕不过它。就我在美国的观察与体会，觉得大体上是这么一个过程：
    首先是选题，即找到问题的切入点。这一方面可以来自身边的经验，但更多的是从《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或《经济学家》等这些关注现实问题的报刊杂志上寻找灵感。这不仅是因为这些杂志对现实问题的高度敏感，还因为有许多经济学大家在上面写专栏。初学者可以看到高手们如何简单清晰地分析现实问题。
    其次是着手分析。这个过程可长可短，是形成论文毛坯的阶段，决不能指望一下子就成，可供公开发表了。事实上，即便是一些大腕的论文，在初始阶段看起来也很粗糙，有很多漏洞。但没有关系，因为毛坯阶段的论文原本就是等着别人拍砖的。你可以拿着这样的论文各处去宣讲，藉着与会者的建设性意见，论文可以得到逐步完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一查一些文献的出炉，绝对是在很多地方“兜售”过了。
    在初稿形成并各处宣讲了两三个月之后，就有了一个较完善的稿子了。于是，可以成为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工作论文（所谓工作论文，大都还是没有完全成形，而是处在一个让同行批评的阶段）。当然，这个工作论文以NBER(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影响最大。一篇稿子一般是讲一圈后，大约半年时间会在NBER上看到。而要从这个工作论文到文章的发表，至少是一两年，甚至更长。当然因人而异：如果是牛人发表周期可能短一些；观点方法有创新，发表周期也可能短一些。大家如果知道这样的规律，在看到《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最新文章想下载又没有权限的时候，就可以去NBER上逛逛，一般总会有收获。因为它们都曾在这里“预发表”过。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篇论文，还没有公开发表，就要放在NBER上，难道不怕别人抄袭吗？国内这种情况可能屡见不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国内的网站上，鲜见这种工作论文的免费下载。有时，甚至是课程讲义也是一样，只有介绍却没有讲稿内容，而国外讲义大多是可以免费下载的。一种说法是，美国学术圈子里的人都很尊重知识产权。你提出一个东西来，尽管可能还是私下交流传递但会认可这东西是你的，不会偷。而挂到NBER上就等于是占了一个“坑”，这个东西我已经做了，你看看能不能做点别的吧（如果雷同的话）。显然，这样的学术交流平台对于促进学术进步太有必要了。我们还差得太远。好在我们现在还能够享受到这个便利，已经是心存感激了。
    宏观经济学的未来
    经济学是不断发展的，尤其是宏观。三十年前的宏观，基本上是传统IS-LM模型的天下。但今天已经过时了。如果写文章还用这个模型，那么发表的希望就微乎其微(尽管克鲁格曼宣称这个简单的IS-LM模型还相当好用)。从传统的IS-LM模型，到新古典模型，再到现在新凯恩斯主义与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分野，以至新的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里，凯恩斯主义与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牵手”，宏观经济学分分合合，有了很大的变化。此外，宏观经济学中的工具与方法也有了很大进展，如现在流行的贝叶斯估计、理性预期求解方法、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M)的模拟等等。不过，这些都还是在主流框架内向前推进的，换言之，方法基本上还是新古典的，即遵循理性经济人假设、效用最大化等等。
    新古典范式一直受到非主流的批评。或许因为是非主流，大家并不在意。但今年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主流阵营中的阿克洛夫也向新古典经济学发难，这下震动不小，一些主流学者甚至指责阿克洛夫的做法已经“过线了”。
    阿克洛夫演讲的主题是“宏观经济学中消失的动机”。他指出，新古典经济学所赖以存在的对于人类行为的基本理论是不完全的，而这种不完全导致了一系列理论错误。所谓“宏观经济学中消失的动机”指的是社会规范(social norms)，即人们关于自己和他人应该如何行为的理念，如投资行为、消费行为等。在凯恩斯主义者那里，这些行为是从直觉中得来、从经验中观察到的。而在新古典主义那里，这些行为是抽象出来的，诸如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之类。因此，一旦实际行为与利用抽象偏好推导出的行为有差异，新古典经济学就显得无能为力；相反，那些根据观察到的行为规范所建立的模型却可以系统性地整合这些行为。关于宏观经济学的未来，阿克洛夫认为，就是要把这些“消失的动机”整合进经济模型。这种整合，《纽约时报》评论认为，“会导致当前理论偏离人们在过去40年中所持有的自由市场方法”。
    哈佛散记（四）
    关于NBER，早就想写，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拖着；现在则到了非写不可的地步：因为NBER的现任主席马丁·费尔德斯坦先生已经提出辞呈，要在2008年6月卸任，将其30年的主席生涯划上一个句号。曾经无比辉煌的“马丁时代”即将告一段落。我有幸在NBER呆过，觉得总该写点什么。
    一
    此次访美，哈佛经济系是正式接收单位；承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之邀，同时作为NBER的访问学者。这真是求之不得。因我素来景仰NBER，尽管尚未谋面，却是神交已久。三天两头总要到NBER的网页上逛一逛，看看有没有最新的工作论文出来，又有哪些最新的理论进展。我在波士顿的一些朋友大约与我有同感。一听说我在NBER，非要来参观一下，看个究竟不可。
    其实我对NBER的物理存在知之甚少。只知道它在波士顿，和哈佛在同一城市。来后才发现，从NBER到哈佛园，走路不到10分钟的距离。当初对朋友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帮我在哈佛大学与NBER之间找一处住所，现在想来，真真有点可笑。
    哈佛与NBER不仅仅是空间距离上的近在咫尺，在学术研究上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哈佛教授都是NBER的重要骨干。比如马丁·费尔德斯坦是哈佛经济系的资深教授；而经济系的曼昆、坎贝尔（Campbell），罗格夫(K. Rogoff)以及肯尼迪政府学院的Richard Freeman, Jeffery Frankel等，也都是NBER专项研究的负责人。NBER的辉煌少不了哈佛的依托与支持；而NBER也为哈佛的学术拓展提供了“学术车间”―――哈佛学经济的学生都拿这儿作为训练基地，纷纷申请做TA（助教）、RA（助研）的。
    NBER即美国国家（民）经济研究局的英文简称。单看名字，还以为这是美国政府下属的一个什么研究机构，比如类似于咱们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之类。其实它是一个私营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NBER成立于1920年。成立之初，其宗旨就是要遵循科学原理进行量化研究。强调数量化的实证研究是NBER的招牌。一开始主要是做美国的国民收入统计方面的工作。后来，一些非常著名、影响深远的量化研究成果在NBER诞生，这包括库兹涅茨对于国民收入的研究，米切尔对于商业周期的研究，以及米尔顿·弗里德曼对于货币史的研究。
    想象中的NBER应该非常气派。但去了以后，不免失望。因为这里并没有一栋叫做NBER的大楼，应该记住的倒是麻省大道1050号（这是NBER的街道门牌号）。进得楼门，在电梯间门口才能看到NBER的指示牌。到里边会发现，这栋楼的二、三、四层都属NBER。二层是会议室，三、四层是办公区，有诸多的办公室和阁子间。说是办公室，比阁子间也大不了多少，只是相对安静一些，不受外界干扰。NBER看起来只有三层，但一翻这儿的通讯录，研究人员可真不少，约有200多吧。尽管一些人并不总在，但每天进进出出的最低也有好几十号。其实NBER的牛气并不在于它的物理空间，而在于它的虚拟空间、学术网络。全球有600多位教授是这儿的研究人员，大凡我们所熟识的经济学家几乎都挂在这儿。而他们的学术论文在正式发表之前，也一定先要在这儿“试水”。NBER工作论文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很多期刊杂志。并且，很多学者在标明所属单位的时候，都要加上“＆NBER”，以示自己与NBER的关联。NBER的学术声望可见一斑。
    二
    除了听课，我大部分时间都呆在NBER。NBER的工作人员有一个专门的内部局域网，叫NBER Family（NBER之家）。这里面除了免费的数据库资源、在瞬间即可打开的NBER工作论文之外，还有关于NBER内部的一些消息，包括内部研讨会，圣诞Party，或是Pizza宴、冰淇淋宴之类，颇有生活气息，俨然一个大家庭的样子。就我一年来在NBER的体会，觉得这样的大家庭真是好处多多。
    一是独立的办公室。去过哈佛的人大概都知道，经济系的大楼尽管外表上还算壮观，里面实在是非常拥挤。听说以前更拥挤，和肯尼迪政府学院挤在一起。但后来人家搬出去了，有了自己独立的大楼和院落，气派得很。而经济系还是原样，还是拥挤。这样一来，到哈佛经济系访问的学者们，就没有足够的办公空间了。我还算幸运，与美国的一位教授（也是来访问的）合用一间。对比经济系的窘境，在NBER拥有一间办公室，能够“躲进小楼成一统”，当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因此，尽管我也拿着经济系办公室的钥匙，但从来没在那里正经“办公”过。这个经验也可以免费赠送给其它同仁：如果真的是到经济系访问，最好再找一个类似NBER可以提供办公空间的地方。
    二是免费的早餐。这是诱使我每天必去NBER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一般是九点钟到，进得办公室，打开电脑，便去取早餐。餐厅在三楼，备有咖啡、点心与水果。还有一些报刊杂志，如《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时代周刊》，以及《自然》、《科学》杂志等。餐厅的门上挂着助教（TA）、助研（RA）们的照片；而内墙上则挂着研究员（research associate）的照片，我的照片也忝列其中。我一般是到办公室用餐。一杯热咖啡，一块面包，一个松糕，外加一只时鲜水果。到得办公室，边吃早餐，边看电脑。早餐时的功课：浏览一下著名学者的博客，如哈佛的曼昆，伯克利的德龙，以及芝加哥的贝克尔和波兹纳等。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节目就是看新浪新闻。我在NBER的电脑已经完全中国化了，因我装的是中文的Office。好在这个电脑就我一个人用，老外要是打开准傻眼。
    三是高水平的研讨会。NBER有很多研讨会，大都是专题性质的，比如政治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的、金融的、贸易的、健康医疗的、社会保障的，也有一些是围绕当前热点问题的。基本上都是这个领域里的顶尖水平，绝对够得上权威性、前沿性。研讨会也是经济学大腕们聚首的重要场合。因为大家虽都挂在NBER，但并不都来这儿办公，相互间可能也并不认识。有了研讨会，大家可以面对面地交流。曼昆就盛赞这类研讨会，觉得这是经济学家成长的必经之路。这也是为什么，一有研讨会，很多哈佛的学生就都赶来了。他们是掌握内部信息的，因为这些研讨会并没有张贴宣传海报，只在“NBER之家”上才会有相关信息。我有时也借掌握内幕信息之便，通知一些感兴趣的朋友过来。既有知识上的盛宴，又有免费的午餐，何乐而不为？当然，这样的研讨会并不都在NBER会议室举行，有些甚至也不在波士顿而是在别的什么城市，不拘一格。
    四是免费的图书资料。从三楼到四楼，在室内有一个旋转楼梯。楼梯边上有一张桌子，上面总是摆着一些图书资料，还有一张字条“免费自取”。刚开始并没有发现这块宝地，因此取完早餐就上楼（我的办公室在四层）；后来才发现这个地方，每次都要端着咖啡在这儿呆一会儿，看有没有“宝贝”。日积月累，还真是搜罗到不少好书。比如最近几年的《宏观经济学年鉴》，以及《宏观经济学国际研讨会文集》。这里面的论文应该在NBER上都可以看到，而且有很多确实已经读过了。不过，我还是喜欢这些书，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里面的每篇论文都有评论。有时候，读得云里雾里，一看评论就豁然开朗；有时候，看到一篇东西觉得很了不起，但读了评论才知道，它的学术价值可能没有那么高，或者一些方法、模型还很多地方值得商榷。但这些毛病非有很深的功力绝对是挑不出来的。说实话，这也是大腕们在过招。如果不看评论，往往会形成不全面的印象。另外，也搜到了一些很经典的书，比如，Robert Gordon主编的厚达近900页的《美国经济周期》，Anne　Kruger主编的《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等。而且，有些书不摆在这儿也不要紧。在三楼门口前台边上有一处橱窗，里面摆着NBER出的一些新书。有次我看见米什金的《审慎银行监管》，就问可否借来一阅。前台说，我得打个电话问问。大概是负责图书资料的职员接的电话，说等会儿给你拿来。不一会儿，一位女士下来，拿着这本书给我，并说，这是送你的。我大喜过望。这些免费赠阅的书其实也是卖的。每本书一般都在六七十美元。算算攒的这些书快有二十本，也赚了一点美元呢。尽管现在美元贬值，但书的价值却不贬。这次回国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把从NBER搜罗的书运回来。为了保证这些，我把种种生活用品都留在美国了。
    三
    写NBER不能不提掌门人马丁·费尔德斯坦。他是个和蔼的老头，人称马丁；个儿不高、其貌不扬，样子有点像格林斯潘（脸上褶子要少许多）。怪不得他也曾是美联储主席的热门候选人呢。不过，他最后输给了伯南克。伯南克一脸白胡子，比起马丁，属于“少年老成”，因为按年纪算，伯南克应该是马丁的学生辈吧。
    马丁在美国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每年美联储在Jackson Hole开会的时候，他都要发一通言的。其它重要场合也都能听到他的声音。在世界范围内，马丁也颇有影响。比如，他是中国高层的顾问，特别是社保方面；他每年还要参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高层论坛，很有成就感。
    和马丁的第一次见面是在NBER举办的圣诞Party上,完全是一种机缘巧合。记得party是在离NBER颇近的一处饭店里。大家陆续进去。酒会的形式。各自取完酒水，拿些点心，站在一处就聊开了。然后人员陆续到齐，主菜也上了，当然是自助形式。排队取完，分头落座。我也找一处地方坐下来。这时，有一位学者过来，说可以坐在你边上吗？我不假思索，礼貌作答：没问题。他介绍了一下自己，我也说出自己的名字，但全然没在意他到底说了啥。等他也取完菜坐下，我才又问道：对不起，请问您是……？他又报了一下全名：马丁·费尔德斯坦。我这才惊呼：抱歉，您就是……（有眼不识泰山之类）。
    这当然是天赐良机，可以向马丁请教很多问题。比如全球失衡问题。我提到哈佛教授Richard　Cooper的观点，认为现在的美国储蓄率有30%左右。马丁不认同。他说，不能那样算美国的储蓄，即把耐用消费品，以及对于教育及研发的投资都算进去。马丁接着说，你在储蓄里面把这些加进去了，就要从投资中减去，因此最终的结果还是一样的，净储蓄还是那么多。说到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他认为这个逆差是不能持续的，不同意美国金融市场发达，因此可以长时间维持逆差的均衡观点。他认为中国人不是傻子，不会把自己的商品完全当礼物送给美国，它需要回报。于是美国债券的收益率就很重要，否则的话就会转向欧洲。他举伊朗的例子，即储备由美元开始转向欧元，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信号。
    他问到了我的研究计划。我说想做资本流动与资产价格方面的研究。他马上就问，你有可靠的数据来源吗？他非常关注数据问题，这大概就是我前面提到的NBER关注实证研究的传统。他说，中国房地产方面的讨论很多，但有没有一些调研，有没有非常可靠的数据能够拿出来，这很重要。否则做出来的东西意义就很有限。他又问我来自哪儿。我说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他觉得奇怪，因为在他的印象中社科院好象只有数量所和世经政所。怎么有个经济所？我说，其实社科院的所多了去了，而经济所最老，其它好多所都是从经济所分出来的。他似懂非懂地点头（看来经济所的对外宣传还有待进一步加强）。顺带地，我就问到NBER与CASS（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简称）的合作事宜。他说，NBER现在与CCER（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有一个年会。这个年会是开放的，现在有北大、清华、复旦等家参与，CASS也可以加入进来。看得出，他对于单独与CASS合作兴趣不是很大。不过，他又说，如果有一个好的主题,与当前中国的发展非常相关，当然可以考虑。现在马丁即将卸任，要谈合作看来得找新任主席了。
    再次见到马丁是在曼昆的经济学系列讲座上。这个讲座很了不得，都是一些大家，马丁是讲社会保障，还有坎贝尔讲金融，巴罗讲弗里德曼（因弗里德曼刚去世），萨克斯讲贫困，萨默斯讲全球经济问题等等。曼昆在介绍马丁的时候非常谦恭，指出这是前辈，而他的经济学课程不过是接了马丁的班。此外，马丁还给哈佛的学生开美国经济政策的课。毕竟，作为政策制订者（他曾是里根政府总统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他对于美国政策的演变及其经济后果，比其他人更有发言权。
    与马丁的交往，有件事值得一提。有个中国学生想去NBER做研究，听说我在那里呆过，便希望我给马丁写封推荐信。说实话，我知道自己人微言轻，恐怕起不了什么作用，但又不好推托，就硬着头皮写了。没想到，马丁马上回信，问起这位学生有没有其它的美国大学接收。据我了解，来NBER访问的人一般都是先为大学所接收（比如我就是先被哈佛大学经济系接收）。这大约是一个惯例，算不得　额外附加的条件。后来因为这个学生当时还未联系好大学，最终未能促成此事。但于我，对马丁的平和与负责任的态度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马丁的主要贡献在于使NBER发扬光大。他一方面为NBER筹集了大量经费，另一方面也拓展了NBER的研究范围。创始之初，NBER主要还是做国民收入统计方面的工作，现在几乎是无所不包了。我特别想提到的是，马丁目前主持了一项“国家安全经济学”的研究，即运用经济学的方法来探讨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战争问题（战争如何爆发，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恐怖主义、仇恨的政治经济学、能源问题、疾病（如禽流感）问题、社会冲突、种族冲突等。当然，你可以说这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进一步拓展。不过，在社会生活中，经济的重要性，决定了很多问题从经济角度去思考，往往能够直抵本质。国内这方面的很多相关研究，还局限在描述、定性的分析，很多结论也缺乏操作性。而经济学的定量分析，以及经济学的严密思维，有时候能更好地看清问题。比如战争问题、能源问题等。我认为这是一项非常高瞻远瞩的计划，值得国内决策层以及理论界的高度重视。
    哈佛散记（五）
    陈岱老的哈佛宿舍及其它
    在《茶座》31期上读到黄范章老师回忆陈岱孙的文章，颇有感触。陈岱老早年毕业哈佛，却不得不把这份情怀深藏心底。在那个时代，毕业于哈佛远不及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说起来有底气。如今时过境迁，“哈韩”、“哈日”、哈什么都不如哈佛了。最让我感慨的是，毕业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陈岱老与毕业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鲍尔·麦克拉肯教授（曾任尼克松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在中国有一次会面，言谈之中竟然发现二人曾经同住在哈佛的Perkins Hall，而且是同住一个房间。这真有点“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感觉。人生的戏剧性远胜过戏剧里的人生。其实这个Perkins Hall，去过哈佛的人都不陌生。我每天路过，未必会多看它一眼。和其它的宿舍楼相比，Perkins Hall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因着这样一段故事，再去看时，已经有所不同。
    在哈佛，除了这个宿舍，与陈岱老有关的还有哈佛园著名的中国石碑。这座石碑立在魏德纳图书馆的边上(与这个图书馆相关的是著名的泰坦尼克号的故事。泰坦尼克号沉船导致一位哈佛年轻本科生丧生。其母为纪念这个儿子，特捐款修建这个图书馆)，是1936年哈佛大学300周年校庆时，由胡适、陈岱孙等一批“老哈佛”捐赠给母校的礼物——一座龟背大石碑。据说当时是胡适牵头，从中国买了乌龟驮石碑，把上面原有的文字凿掉再重拟碑文镌刻，从中国运过来。这样万里迢迢，海上航行数日，真的是礼轻情义重。因我听说这买碑不过耗资三十多两银子，而运费则高出数倍。我在哈佛时，专门翻看胡适日记，其间有许多历史事件的记录，但并未找到石碑与哈佛校庆的相关细节。是我的疏忽还是他刻意未记，只能留待以后考证了。但买碑的故事出自陈岱老口中，应该可信。听说胡适当时还亲自参加了哈佛300周年校庆。
    每次走在哈佛园里，看到游人在碑前留影，总有一种自豪。毕竟，哈佛园里的一草一木，都是人家美国的，纪录的也都是美国人的故事。而域外的雕塑，中国石碑恐怕是独一份的。石碑立在那里，历经沧桑，见证了多少事。真想知道：当时中国的西安事变，在这里又掀起了怎样的波澜？
    哈佛教授的工资
    在哈佛，经济系、肯尼迪政府学院以及商学院尽管分处各地，但之间的交流还是颇为频繁的。比如学生之间的相互选课，以及教员之间的互相流动。就选课来讲，经济系与肯尼迪学院的课选起来相对容易一些；而商学院的课选起来就比较困难，一般人是没有资格选的，或者不容易选上的。这里的关键恐怕在于，商学院的学费非常高，不让随便选就是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比如说每个班的学生不能太多。因为商学院的课很多是互动式的，人多了，效果肯定就不行。当然那些交学费的学生就不答应。还有就是，商学院的课都是极其热闹，偏重“实战”，似乎学完了就能成CEO，于是个个趋之若骛，因此限制一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样看来，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可以有那么多旁听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当时还没有商学院吧。我就被这样的阵式吓住，整整一年也未选商学院的一门课。倒是去过商学院借过书。那图书馆真的很豪华很气派。里面是高高的穹顶，外面正对着查尔斯河，连借书处的工作人员也比其它地方的年轻漂亮。看来商学院是“相当有钱”。我借书之余，总要看一看这里的学生，心里想着，保不准这位跷着二郎腿、近乎仰躺着看书的老兄将来就是某大跨国公司的CEO呢。
    就教员的流动来讲，当然是人往高处走，从经济系或肯尼迪学院往商学院去的多，反向的就少一些，这应该和工资待遇有关。哈佛教授的工资在全美排名是数一数二的，正教授的工资达到十七八万美元一年。不比不知道：在美国，公立大学正教授工资平均只有十万多美元，私立大学也才十三万多美元。这就是名校与非名校的差距了。并且，在哈佛教授内部，不同院系之间，差别也还是较大。比如美国的一项统计表明：如果把英语系助教的工资当作基准，不同学科助教的工资都按英语系助教工资的百分比来计算(结果见下表)。那么，2005-6年，工资最高的还是工商管理，是英语系的两倍，而且与20年前相比，上升很快。经济学还凑合，相当于英语系的一点五倍。而美术与哲学则比语言文学还糟糕，且不及20年前的水平，真的是只有贵族才能做的学问了。数学、物理也只是将就，比语言文学强不了多少，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学数学物理的，最后都学了经济学。心理学好象在国外变得越来越时髦，将来是个上升的趋势。法律仍是挣钱多的，仅次于工商管理。其实，这些助教的收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个专业的学生将来在社会上所获得的薪酬水平。当然这指的是平均而言。至于学哲学的改行搞了房地产，成了富翁，只能将他划归房地产业了。
    美国不同学科助理教授的薪酬比较
    

学科	1985-6	2005-6
工商管理	148.5%	201.9%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	149.8%	159.5%
经济学	124.8%	151.4%
教育	105.3%	104.3%
工程	144.0%	144.2%
美术	98.9%	96.4%
外国语言与文学	101.3%	98.5%
法律	164.6%	165.9%
数学	113.0%	116.2%
哲学	98.7%	97.7%
物理学	116.6%	118.4%
心理学	103.5%	110.0%
社会科学	108.2%	118.0%

    尽管做教授比起华尔街的投资者与银行家来，收入要差很多。但是比起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并不差。一些名牌教授不断跳槽后收入恐怕还高于国际组织。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国际组织的经济学家后来又都选择回到学校(工资当然不是唯一原因)。与哈佛经济系的毕业生聊起未来去向，他们大都认为最优秀的学生是要做学术做教授，二流的学生才选择国际组织或华尔街。
    哈佛燕京学社
    在哈佛访问的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燕京学社，也没有不去那里的图书馆借书的。记得在瑞典的时候，曾去那儿的公立图书馆借过中文书，当时就激动不已。现在到哈佛，燕京学社可算是提供了读中国书、抒发中国情怀的最佳场所了。每次骑车路过哈佛燕京，都要去借书，或是就进去翻一翻书。这里的书很多，并且很有渊源。比如有人告诉我曾找到张爱玲的签名书，还有蒋中正的签名照。
    哈佛燕京学社更是名人荟萃之地，这里不想一一列举。不过，社长杜维明却是要提的。杜维明研究的是新儒家，主掌燕京学社多年。他对大陆学者格外关照。到这儿来的访问学者，尽管是在世界范围内遴选，但中国大陆学者往往占去大半。这不能说与杜维明对大陆的青睐没有关系。而且，燕京学社每年都会安排很多活动，比如冬天的滑雪，秋天的赏红叶之类，着实让人羡慕。但听说，杜维明的任期该到了。很多人担心，将来哈佛燕京访问学者可能没有那么好的日子了。
    杜维明的住所与我租的房不远。他那里总是有学术沙龙。授课一般也是在家进行，传道授业很有点中国传统的味道。还记得临走前不久，杜维明要用龙虾宴来招待大家，据说这也是传统，几乎年年有的。这次请了我和我的太太。但那天我们确实已另有安排，只好放弃了难得的机会，有些遗憾。走前，杜维明教授送我一本书，是他文章的一个集子，很通俗很好读。或许他看我是学经济而非学哲学的吧。
    和哈佛燕京的访问学者也多有交往。接触多了，发现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与我这个搞经济的学者之间还真有不少差别，颇有意思。比如：
    对我们搞经济学的来说，重要的资料早已经不再是书，而是那些没有正式出版的工作论文，因为这些论文是最鲜活、最前沿的。而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有电子版，可以下载，放到移动硬盘上，就能带回国。燕京学者不一样。燕京学者来了之后，一般都要买扫描仪，而且自己的太太(或老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一些书籍资料复印下来，装订成册。因为这儿不少的文史资料，国内竟没有。就像敦煌古卷有时候只能到国外博物馆去查找一样。这也让人多了几份感慨：“礼失求诸野”，咱们老祖宗的东西还要靠别人来保存。
    再有，燕京学者们在访问计划中一般都会要拜会一些名人大师，比如余英时呀，史景迁呀，早一点的，如罗尔斯(已经过世)呀。这是不是意味着，直接的对话交流仍是传承人文学术的重要方式？(最重要的典范莫过于《论语》了)。经济学的大师不像人文大师深居简出，而是出镜率非常高。我们想聊的，早就由记者们代问了。而且，人文学者越老越值钱。经济学更多的是追踪前沿的学者，这些人相对年轻。至于老学者，我们尊重他们的贡献，但真要去拜访也不指望能够“聊”出更多新意，毕竟那些最重要的东西已经体现在他们的学术成果中了。而且搞经济学的眼睛还是盯着数据模型，这些东西不好聊。不过，如果说想要与名人发生关系有个合影之类，拜访还是很有必要的。
    我的一位哈佛燕京的朋友专程拜望了余英时，把我羡慕得不行。余英时，安徽潜山人，与鸳鸯蝴蝶派的张恨水是老乡，与我的老家也离得不远。他也曾是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后来在哈佛拿到博士学位。我喜欢人文历史，因此余老先生的书，我买了不少。也认真读了一些。既感受到他的国学功底，又体味到他的西学造诣，很是佩服。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屈指可数了，也难怪美国颁他一个克鲁格奖(人文领域的诺贝尔奖)。不过，听那朋友说，初见之时，如沐春风。本想讨教一些治学之道，或学理上的见解，但他老人家则执着于批评时政，有点失望。国内对余英时有不同的评价。但有一点应该是值得肯定的。就是光读原典，没有方法，恐怕搞不出东西来，反之也不行。想着国内的条件，说国内这么多大师，竟没有人在读原典上能比得过余英时我倒不相信。但做出来的东西，却缺乏余英时的贯通。再有就是，现在一些年轻人只专注于方法，原典并未读通，整个是在空中建楼阁，更是难成大气。余英时能够二者结合，是值得后学们借鉴的。从人文回到经济学，如果只是有所谓现代经济学的训练，但不了解中国的特征化事实(既有今天的，也有历史的)，那么，也是徒有屠龙刀而已。
    民主能促进经济增长吗？
    民主与经济增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就在哈佛这么一个地方就争得不可开交。比如，我熟悉的本杰明·弗里德曼就认为，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之一就是带来民主、自由。那么，民主能带来经济增长么？同样是哈佛的教授，巴罗的经验分析认为，这种关系并不显著，并不可靠。
    尽管一般而言，民主应该会带来增长，但反例太多。比如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韩国，1960年代是朴正熙的独裁时代，却也是经济腾飞的时代。同时，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也被作为反例加进来。另外，不独亚洲有这样的故事，远在南美，皮诺切特独裁政府时期的智利，推行自由化改革的成效也最为显著。当然，现在谈论最多的还是中国。一个按西方标准并不怎么民主的中国，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在过去50年里一直实行民主制度的哥伦比亚，经济发展却很糟糕。这又作何解释呢？
    哈佛的格雷瑟教授(Ed Glaeser )与MIT的阿西莫格鲁教授(Daron Acemoglu)曾在《华尔街日报》上开过一战，探讨民主与经济的关系。
    正是由于很多反例，阿西莫格鲁指出，应从以下两点来分析。首先，民主制度有好有坏。早熟的民主有时会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比如拉美的民粹主义就很典型。为拉选票、承诺给百姓更多的实惠而采取的赤字融资、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会导致财政危机、经济社会的动荡，最后是政权的更迭。另外，有些国家看似民主，但操作起来却有功能缺陷。因此，看一个制度是否民主，不能光看标签，还要看实质。其次，看民主(或独裁)的效果要把时间段拉长，有时候50年都不行，要100年甚至更长时间。比如，美国的民主使得美国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保持了很好的经济增长，成为世界霸主。而古巴、海地、牙买加等在18世纪是非常富庶的独裁政权，在后来却出现了增长停滞。可见，在维持增长的可持续性方面民主比独裁要管用。
    两人都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格雷瑟认为，初始的教育状况决定了一个民主制度能否存在下去。经验分析表明，在1960年代被认为是具有“良好教育”的民主制度，有95%在未来的40年中都还保持了民主制；而1960年代被认为缺乏良好教育的民主制，在之后的10年内就变成了独裁制。这里指出了教育在维持民主制上的重要性。有人说，一些国家搞不了民主，是因为教育不行。然而，当年德国的希特勒独裁却也正是建立在德国良好教育的基础上的。
    阿西莫格鲁的见解很有趣。他认为中国尽管算不上民主，但有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智囊和精英，他们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为中国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不犯低级错误，这是中国成功的秘诀。
    与之类似的，哈佛的傅高义(Ezra F.Vogel)也说，很多人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很好，其实别国的模式也不错。比如，中国和许多其他东亚国家一样，存在一定程度上隔绝于民间社会的精英集团(an insulated group of elites)，能够专心致志地去考虑国家的各种短期中期长期事务，而不被选民和利益集团的各种诉求所干扰，这是非常重要的。而民主制下的领导人可能比较短视，因为为了保证被选举，他们要满足选民和各种利益集团的要求，这时可能会牺牲国家的一些中长期利益。结果是民主制的决策比较短期，并且充满冲突。现在讨论这方面的文章较多。但精英隔绝于民间社会是好事吗？就如阿西莫格鲁说的，有时候，精英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利益集团，并且可能是被政府俘获，或者被金钱俘获。哪来的独立性去制定一些中长期规划？恐怕有一些理想的成份吧。当然，傅高义也没有认为这种制度就是好的，他说，“只是不能低估这种作为民主以外另一种选择的制度会给一些人带来的一定程度的吸引力”。这一点，我倒是非常认同。
    对于西方的民主，西方人自己也有很多批评。在一次午餐会上，谈到中国未来面临的挑战，我认为民主建设尤为重要。哈佛一位教授问我，你所说的民主是指什么？美国的民主吗？你认为中国能够搞这样的民主吗？中国切实的问题恐怕还是要走自己的路。我的老朋友本·弗里德曼也时常与我探讨中国的民主问题。他特别关注中国的基层民主建设，比如乡村直选之类。他给我的感觉是，中国的民主或许可以从那里“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