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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关键字：凯恩斯主义 增长理论 新剑桥增长模型 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
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初创期和90年代的成熟期之后，如今它已基本取代了新剑桥增长模型成为当代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主体。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产生与发展是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发展进程中的一次转向，这种转向是深刻的：就模型研究的主题来说，从揭示增长对分配的影响转变到揭示分配对增长的影响；就模型关注的重心来看，从利润实现机制研究转变到投资决策机制研究；就模型提供的政策含义而言，从收入再分配问题转变到经济增长体制问题。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是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的升级版，相比自己的前辈它更具理论穿透力，更具政策导向性。通过对其进行适当的引申和扩展，它可以为分析我国当前工资水平上升的增长效应提供理论依据，为我国实现利润导向向工资导向的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指导，因此我国学者对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展开追踪研究势在必行。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经济理论界是一个很有影响的非主流学派，它以增长理论而著称，而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以专注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而备受关注。后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一直是经济增长模型家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后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相应地被区分为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和新增长模型，前者归因于罗宾逊和卡尔多的贡献，被称作新剑桥增长模型；后者继承了卡莱斯基的传统，被称作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初创期和90年代的成熟期之后，如今它基本取代了新剑桥增长模型成为当代后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的主体。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被认为是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的“升级版”，相比自己的前辈具有明显的优势；并且它已成为与主流新古典增长模型分庭抗礼的主力军，为不满主流增长理论的学者提供了备选方案。
与新剑桥增长模型相比，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对现实增长问题的分析更具理论穿透力和政策导向性，在分析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滞胀、发展中国家自由化改革的失败、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等问题上提供了深刻的分析视角，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以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为主体的后凯恩斯主义新增长理论对于破解我国当前遇到的企业工资成本压力加大、产能过剩严重、经济增速放缓增长等困境问题同样能够提供具有启发意义的见解。然而，我国理论界对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这一当代转向与发展关注不够。
本文旨在对后凯恩斯主义新、旧增长模型进行对比分析，并对新增长模型的发展做出梳理；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发展进程中发生的当代转向的内涵，对这种转向的积极意义与不足进行评析并对其前途做出展望。本文希望能够引起我国学界对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发生的当代转向，即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对新剑桥增长模型的取代及其现实意义的关注。
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是由新剑桥经济学家罗宾逊和卡尔多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创立的。后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的重要特征在于把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结合起来。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认为，收入分配由经济增长速度内生决定。早期后凯恩斯主义者的收入分配机制借助了灵活价格机制：投资的变动引起社会总需求的变动，从而引起相对于货币工资的物价水平的变动，导致工资实际购买力的变化，最终导致不变总收入中工资、利润份额的变化。这种收入分配机制不仅需要灵活价格假定，而且还需要产能充分利用的假设，也就是说经济处在生产可能性边界。只有在产能充分利用条件下，投资需求的变动才会充分反映在物价的变化上，同时，利润与工资也才处于此消彼长的完全对立状态。否则，在闲置产能状态下，投资增加时，物价可能不变，而工资和利润也完全可以以不变比例共同增加。
经过罗宾逊、卡尔多的努力，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终于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创立起来了。在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相关问题的研究大量出现，但令人奇怪的是，这时的研究关注、继承和发展的不是增长模型而是分配模型。换句话说，研究者专注于利润实现机制（储蓄函数）的研究，而忽略了投资决策行为（投资函数）的研究。在这期间，卡尔多的分配理论得到了扩展，其结论更具一般性。
卡尔多的分配模型假设工人没有储蓄，社会储蓄完全来自资本家的利润，帕西内蒂考虑到工人阶级有储蓄、从而利润也要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的更为一般的情况。他建立的模型得出与卡尔多完全相同的结论：工人储蓄不影响利润和工资之间的收入分配，也不影响利润率，收入分配和利润率只取决于资本积累率（经济增长率）。蒋中一提出一个三储蓄倾向的分配模型，把卡尔多和帕西内蒂的分配模型作为两个特例来处理，使得剑桥分配理论更为一般化了。
萨缪尔森和莫迪利亚尼用新古典方法证明了帕西内蒂只揭示了经济均衡增长的一种可能性。他们认为，当工人和资本家的储蓄系数在一定范围之内时，帕西内蒂定理有效，一旦超出了这个范围，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纯粹”资本家消失，一切资本都归工人所有，均衡增长过程中的一切相关变量由工人储蓄倾向决定，这种相反的情况，被他们称之为“反帕西内蒂定理”。如何回应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反帕西内蒂定理，是后凯恩斯主义分配理论的一个兴奋点，这种兴趣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这种回应进一步推进了帕西内蒂定理的扩展。这些扩展包括：卡尔多提出“新帕西内蒂定理”；巴兰兹尼在论文《帕西内蒂定理和反帕西内蒂定理：一个调和》中指出反帕西内蒂定理在理论上存在，但不具有现实意义，而帕西内蒂定理更具一般性，具有普遍意义；艾哈迈德论证道，反帕西内蒂定理是帕西内蒂定理的一个特例。
基于前面的介绍，对于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的特征可概述如下：（1）暗含着产能充分利用的假设。该模型假设产能无论何时都得到了充分利用，没有过剩产能，也就是说经济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时也就是利润-工资边界。由于资源已得到了充分利用，任何产出的扩大都要求资源从消费品生产转向资本品生产，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而价格调整就是完成资源配置的机制：价格上升导致实际工资被削减，利润增加，进而使得储蓄适应投资。（2）实际工资率与经济增长率、利润率反向变动。该模型从产能充分利用假设出发，借助其灵活价格调节机制，顺理成章地得出了实际工资与经济增长、利润率之间负相关关系的结论。（3）收入分配由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内生决定。在该模型中，由工资率和利润率所确定的收入分配是由储蓄率和动物精神等确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内生决定的，收入分配状况完全从属于经济增长的过程，收入分配本身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自主因素，相反，它取决于增长速度的因变量。（4）揭示两极分化的必然趋势和提出收入再分配政策主张。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揭示出增长速度上升会导致“强制储蓄”的现象，从而发生有利于资本家不利于工人的收入分配的必然性，它指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两极分化的趋势，因此政府有义务进行干预调节收入分配，早期后凯恩斯主义者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收入再分配的政策策略。（5）偏废投资决策机制研究的畸形化发展。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的发展表现为分配理论取代增长理论、片面沉溺于利润实现机制的模型化推导而抛弃投资决策机制研究的畸形化特征，这窒息了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活力。
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存在两个严重缺陷：首先，从理论上说，它和凯恩斯的短期理论相违背，因为在凯恩斯短期分析中，收入调节使经济趋向均衡，而在后凯恩斯旧增长模型中，经济趋向均衡的过程中并没有产生数量的变化，而是借助价格机制，进而通过收入分配的调整实现储蓄投资相等；其次，从实践上说，旧增长模型关于工资率与经济增长率、利润率反向变动的结论与事实不符。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内部出现了对旧增长模型的反思和批判，并尝试开发与现实经济实践以及凯恩斯思想更为一致的增长模型，这些模型更多地继承了卡莱斯基的经济分析传统，因此，这些模型被称作“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以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为基础扩展开来的大量关于增长的理论研究使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新增长模型之所以被称作卡莱斯基主义的，归因于它们包含有卡莱斯基对增长分析的如下要点：（1）存在过剩产能，产能利用率是灵活的、内生决定的；（2）资本家根据产能利用率做出投资决策，也即加速数原理对资本积累发挥关键作用；（3）边际成本恒定不变直至最大产能；（4）价格是成本加成类型，由直接成本加成形成的价格受广泛因素影响，这些影响因素的总体被冠以“垄断程度”。这些方面都能体现出后凯恩斯主义新、旧增长模型之间的差异。但二者最根本的区别我们可以归结为一个假设和一个结论上的分歧。就假设而言，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假设的是一个完全竞争世界，进而产能处于充分利用状态，而新增长模型假设的是一个寡头垄断世界，因此经济长期运行在过剩产能状态；就结论而言，旧增长模型最重要结论是，实际工资率（或工资份额）与利润率、积累率之间长期中呈反向关系，提高积累率从而经济增长速度必须以牺牲工资率为代价，而新增长理论的关键结论则是，实际工资率和利润率、积累率之间通常有一个正向关系，不同阶级之间可以实现共赢。
新增长模型的倡导者认为，由于采取均衡方法取消了产能利用率的变化、用收入分配揭示储蓄投资均等化的做法，导致旧增长模型关于增长与分配的关系不切实际的结论，只要回到凯恩斯的传统，长期分析中承认产能利用率的灵活性，用收入变化来解释储蓄投资的相等，增长与分配之间关系的不切实际的结论将不复存在。当然，长期中坚持灵活产能利用率假设正是卡莱斯基分析的特点。新增长模型的倡导者从恢复灵活产能利用率假设入手，改造旧增长模型。阿马德奥说：“我将发展一个模型，其中有效需求对产能利用在长期中有一个影响。……我们应准备研究产能利用率是一个内生变量的可能性，即使在长期。”
卡莱斯基主义者认为，相对于正常和实际产能利用水平，企业的产能规模总是过大，存在过剩产能是一种常态。企业有动力维持一个过剩产能，这是基于三个原因：（1）经济波动。由于经济处于波动中，有效需求水平也是波动的，企业总是把产能确定在预期需求达到峰值的水平，因为企业不愿在需求上升时，失去市场份额。（2）不确定性。企业家能意识到经济环境永远是不确定的，经济现实总是有可能超出预期，所以未来的需求峰值有可能比当下预期的峰值更高。一旦需求超出预期，如果设置的产能规模大于预测的需求峰值，是有利可图的。（3）固定资本经济上的不可分性。如果更大产能的设备使更经济的生产方法得以采用，即使产能规模超出了预期的产出水平，也是合算的。企业过剩、闲置产能存在的假设是灵活可变产能利用假设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过剩产能就没有产能利用变化的空间。
“灵活产能利用率”或“内生的产能利用率”这种语境中所讲到的“利用率”指的是“实际产能利用率”，也就是说，新卡莱斯基主义者认为，实际产能利用率是可变、具有弹性的，是由一些模型所考虑的因素内生决定的。实际产能利用率的可变性是相对于“正常产能利用率”而言的。由于不确定性，由实际需求所决定的实际产能利用率与预期的正常产能利用率是系统性不一致的，总会发生偏离，即使从长期来看也是如此。
齐克恩批评罗宾逊等人的长期均衡稳态分析——把长期理解成预期的持续实现。他认为这是对长期进行没必要的特殊限定。齐克恩认为长期位置就是引力中心，但不必和实际情况重合，长期位置和不稳态增长状况完全兼容；这种对“长期”的理解为预期的落空留有余地，正是这种落空可能性引发了实际和正常利用率的不一致。科密特里对此表示赞同，他说：“这个正常位置的概念是完全与有效需求原则兼容的，因为它没有把积累分析限定在这种虚构的稳态之上”。
新增长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揭示了成本悖论：虽然对个别企业而言，工资成本上升会带来减少利润率、积累率、产能利用率的不利影响，但社会整体的工资成本上升会带来正面影响，整个社会的增长率、利润率、产能利用率均提高了。这个结论是与旧增长模型的工资与利润率、增长率之间反向关系的结论相背。
另外，在假定工资率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分析储蓄率变化的影响同样可以得到节约悖论，这一点与旧增长模型的结论是一致的。对于储蓄率变化的新增长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就不再在此赘述了。总之，新卡莱斯基主义增长模型既揭示了“节约悖论”，也揭示了“成本悖论”。
函数形式的争论以及模型的扩展当模型中引入灵活产能利用率这一变量之后，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企业家是如何进行投资决策的，因为此时人们认识到旧增长模型中所假设的只根据利润率做出决策的企业家行为特征似乎过于简单和脱离现实了。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不容置疑的传统投资函数形式被抛弃了，于是卡莱斯基主义者内部出现了关于投资函数形式的分歧与争论，这种争论推动了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发展。
对于在任何条件下成本悖论都成立的前述结论，许多作者提出了反对意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巴杜里和马格林。他们提出的模型具有里程碑意义，代表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发展进入了成熟阶段。巴杜里和马格林认为，不应忽视工资的双向作用：一方面更高工资会刺激需求，但另一方面高工资也意味着更高的生产成本。在这种相反的作用下，工资率的变动对就业、产出和资本积累有一个复杂的甚至模糊的影响，成本悖论只是在某些条件之下的一种可能性。
对上述模型可以给出如下解释：工资份额上升(利润份额下降)会提高产能利用率，然而对资本积累和利润率的影响并不明确。一方面，工资是收入，工资增加会增加消费需求，并因此诱导企业的投资需求，从而对资本积累和产出有正面效应；但另一方面，工资是成本，工资增加会增加企业成本，减少利润，从而抑制企业的投资需求，所以对资本积累和产出是负面效应。当工资上升对资本积累和产出的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时，工资上升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为正，反之，总效应为负。工资上升的经济增长总效应为正的经济环境被称作工资导向的增长体制,工资上升的经济增长总效应为负的经济环境被称作利润导向的增长体制。为促进经济增长，应采取有利于工资的分配政策还是有利于利润的分配政策，取决于该经济体是哪种增长体制。
收入分配对资本积累从而经济增长的效应与企业的投资需求对产能利用率和利润份额的敏感程度联系最为紧密。当企业投资需求对产能利用率不敏感，而对利润份额（或工资成本）敏感时，工资上升对资本积累和增长的负面效应会大于正面效应，从而增长体制是利润导向的；若企业投资需求对产能利用率敏感而对利润份额（或工资成本）不敏感，工资上升对资本积累和增长的正面效应会大于负面效应，从而增长体制是工资导向的。
柯登提和沃恩阁指出，巴杜里和马克林的模型实质上是让需求发挥了有限的作用。对投资的加速效应被利润份额效应抵消了，供给因素对需求因素的支配性为利润导向的增长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这种强调供给因素的立场是与卡莱斯基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立场相违背的，这是对凯恩斯革命思想的反革命，对新古典思想的妥协。机制的考察以及模型的细化面对反卡莱斯基主义者的批判——在长期中，产能利用率或利润率与其正常值不一致的假设和长期均衡概念是矛盾的，卡莱斯基主义者对经济趋向均衡的机制进行了深入考察，他们试图证明经济在长期趋向均衡的过程中产能利用率仍是内生的。卡莱斯基主义者在对经济趋向长期均衡的机制的考察中，体现出了他们关注真实世界的优秀方法论特质。
对新卡莱斯基主义增长模型最根本的批评来自新李嘉图主义者，他们否认在长期中利用率与正常利用率会有差异，其中，杜梅尼尔和列维是反对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领军人物。杜梅尼尔和列维认为，一个人在短期可能是凯恩斯主义或卡莱斯基主义者，但在长期必然是古典主义者。他们声称，实现的产能利用率不等于正常值（实现的利润率不等于正常利润率）的长期模型缺乏逻辑一致性。两个值（实现的和正常的）之间的任何差异都是和“长期均衡”概念或“充分调整状况”的含义相矛盾的，因为长期均衡是指没有经济力量能使系统发生变化。当实现的利用率和实现的利润率不等于它们的正常值时，总有经济力量使系统发生变化，此时的均衡就不是作为最终静止点的长期均衡。在经过充分调整的长期，所有的变量回到正常值，这是古典主义经济学坚持的观点。所以就短期分析而言，人们可以是凯恩斯主义或卡莱斯基主义者，坚持各种变量与其正常值之间的偏离，但考虑长期均衡及其比较静态时，人们必须回到古典主义传统讨论各种变量处于正常值的状况。因此，杜梅尼尔和列维设法把一个具有需求导向特征的短期卡莱斯基主义增长模型，转变成一个长期供给导向的古典积累模型，其中，在充分调整状况，更快的增长要求更高的储蓄率和正常利润率。他们说：“论证的目的是要表明，凯恩斯主义均衡序列能收敛于古典均衡”。
对于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逻辑一致性问题——在长期中，产能利用率或利润率与其正常值不一致的假设和长期均衡概念是矛盾的——产生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如上所述，杜梅尼尔和列维提出了一种方案，这种方案认为新卡莱斯基主义假设和结论仅在短期中成立，并不适用于长期，这样就在长期中否定了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有效性。还有其他两种方案被提出，这两种方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有效性。一种是考虑正常利润率的内生性，另一种是考虑正常产能利用率的内生性。
拉沃提出了经济趋向长期均衡的另一种方案，这种方案基于正常利润率取值的内生性，但在此之外，在调整过程中考虑到了工人议价能力，把以工人和企业之间的冲突为基础的通胀机制引入到经济走向长期均衡的调整过程之中。这一方案产生了如下观点：“在长期均衡中实际价格不是正常价格，实际利用率不是正常利用率，但是，因为实现的回报率等于目标回报率，动态力量使均衡成为终点”。这一假说给杜梅尼尔和列维关于“短期坚持凯恩斯主义，长期坚持古典主义”的论断予以有力的反驳。
卡莱斯基主义者提出的另一种使经济趋向长期均衡位置的机制是正常产能利用率的内生演化。这一次他们关注的中心从定价方程转向了投资方程。
这种预期销售增长率和正常利用率均内生的增长模型没有确定的解，而是存在一组可能解。新的最终长期均衡位置取决于过渡期间的调整过程，它依赖于变量的初始值和企业家的反应参数，即企业家在过渡期间的行为。这是一个滞后模型，不是如同大多新古典模型所说的那样，居民的供给行为对正常率有一个影响，而是需求方面的投资行为引起了路径依赖；它摆脱了新古典的“自然率”思想，因此摆脱了长期由供给决定的想法，经济没有天然注定的“自然锚点”，系统长期达到的均衡将随着短期动态而变化。需求和政策的变动将对经济有持续的影响。产能利用率随着系统的路径而变化，作为结果，历史事件有多重和变化的均衡。为了解释名义变量能够影响真实变量，不需要价格是粘性的，真正的不确定性是这些模型的主要特色。路径依赖模型最令人兴奋的结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有效的。拉沃批评说，杜梅尼尔和列维的分析，在一个均衡位置到另一个均衡位置的过渡中不让过渡自身影响最终均衡的位置，即均衡不是路径依赖的。调整机制产生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充分调整位置，这个位置不受需求力量影响，它们的正常均衡在某种意义上发挥了一个类似于新古典经济学中自然失业率的角色。
通过前面几节的论述可以看到，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对新剑桥增长模型的取代无疑是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发展进程中的一次转向，这种转向是全方位而又具有根本性的。就增长模型构建本身来看，从产能利用率外生给定转变到产能利用率由收入分配决定的内生变化，从分配由投资内生决定转变到分配被外生给定，从揭示节约悖论转变到揭示成本悖论，从揭示增长对分配的影响转变到揭示分配对增长的影响；就方法论特征来看，从灵活价格机制、完全竞争、充分产能利用等理想化世界预设转变到对寡头垄断、冲突性通胀、路径依赖等真实世界的考察；就模型关注的重心来看，从利润实现机制研究转变到投资决策机制研究；就模型提供的政策含义而言，从收入再分配问题转变到经济增长体制问题。
当代转向的积极意义。通过从新剑桥增长模型向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转变，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实现了一次成功的蜕变，它克服了早期增长理论所具有的先天缺陷，同时对其优良传统进行了发扬光大。
第一，旧增长模型坚持充分产能利用率的假设，这使其模型在逻辑上和结论上都与现实存在不一致的现象。新增长模型坚持可变产能利用率的观点，通过可变产能利用率假设彻底改写了旧增长模型。这一改变使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新得到梳理：收入分配决定经济增长，而不是增长决定收入分配；这一改变使得模型结论与经济现实更加契合：提高工资收入不必然阻碍经济增长，劳资双方可以以不以牺牲对方为代价而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第二，在旧增长模型中，一方面，其模型得出收入分配是由增长率内生决定的结论，另一方面又主张政府加强收入分配调节，而模型结论无法为其收入分配主张提供理论基础。与之不同，新增长模型把分配置于自变量的地位，进行分配的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它尝试把收入分配看作外生变量，使收入分配不再由资本积累（经济增长）内生决定，而是由阶级关系、社会、法律、制度力量决定，这为政策变量的引入创造了条件，弥补了内生分配理论与分配政策主张分离的窘境。
第三，旧增长模型陷入内生收入分配模型而不能自拔，把精力耗费在价格对分配的调节机制研究上，而对更令人关注的增长本身却置之不理。而新增长模型扭转了这一态势，把企业家的投资决策置于研究中心，重新思考指导企业家决策的信号：是利润率、利率、物价等市场价格信号还是像产能利用率、需求数量、库存等数量指标。新增长模型一方面通过选择抛弃新古典经济学万能的价格调节机制，强调凯恩斯主义的数量调节而回归凯恩斯主义传统；另一方面也为吸收人类行为研究的最新进展，开展投资决策机制研究敞开了大门。
第四，旧增长模型一直高举着反主流的大旗，追求真实世界的经济研究，采取了整体主义方法，指出利润的产生、实际工资的决定取决于经济整体的运行情况，而不是取决于个别企业中资本、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它把增长看作是历史时间当中的过程，把预期引入分析从而把事前因素和事后因素区分开来；它抓住了资本主义的一些制度特征，依据收入来源、储蓄倾向不同对社会人群进行了阶级划分，论述了不同阶级在增长中的作用及增长带来的阶级关系的变化。然而旧增长模型并未和主流经济学进行彻底决裂，它坚持灵活价格机制、完全竞争、充分产能利用等理想化世界预设。这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妥协。而新增长模型要做得彻底得多，它更多地关注了寡头垄断、冲突性通胀、路径依赖等现实复杂因素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剔除了旧增长模型残存的新古典经济学“恶习”。
第五，新增长模型关注的重心从储蓄函数转向了投资函数，从“投资为自己创造储蓄”的机制研究转向了企业家投资决策机制研究。这种研究重心的转向带来一个好处，就是研究者把精力从纯粹的抽象思辨转变到企业家行为的经验观察中。新增长模型研究重心的转变方向是正确的，它符合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精神实质：探讨投资、预期、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新增长模型研究重心的转变在实践上意义是重大的，这一转变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表现为，模型为我们揭示了企业家行为特征与经济增长体制之间的内在关联：投资函数中参数在一定取值范围内会造就一种工资导向的增长体制，而在取值范围之外会造就一种利润导向的增长体制。相比于旧增长模型，新增长模型在研究深度上前进了一步，它不仅把问题的焦点引到分配对增长的影响中，而且更深入一步，探讨了决定分配的增长效应的体制条件。
一旦从理论上揭示出收入分配的增长效应与该国的经济增长体制有关，卡莱斯基主义者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实证研究上。纳斯特帕德分析了1960-2000年间8个OECD国家的经济变动及原因。他认为1980-2000年间经济增长乏力，而这些国家采取的限制工资的政策不仅是无效的，而且起到了负作用。他用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其中的主要国家都属于工资导向的需求体制，也就是说，工资上升引起消费增加对总需求产生的积极作用，会大于工资上升导致投资减少对总需求产生的消极作用，所以在这些国家，采取抑制工资的政策是不恰当的。其他一些学者也做过大量类似工作。
事实上，卡莱斯基主义者对增长的研究在理论上的转向并不彻底。他们把企业家投资行为特征视作既定、不变和永恒的，他们所做的工作是采取实证的方法证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属于哪种增长体制，然后提出促进增长的举措：如果是工资导向增长体制就应采取高工资的方法来刺激经济增长，如果是利润导向的增长体制就应采取压低工资的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但他们从来不研究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投资行为特征、从而经济特征是如何形成的，是否应该转变这种特征，以及如何转变。但我们更关注这些问题：从规范的角度，我们更喜欢哪种增长体制以及如何实现这种增长体制？这是关心中国改革前程和经济增长前景的人更关注的问题。如果实证结果证明中国是利润导向的增长结构，是不是我们心甘情愿地保持这种结构，并且通过压低工资收入的方式来维持经济增长？实际上我们更希望中国是一种工资导向的增长体制，使得劳资双方都能共享经济增长的果实，在增长过程中保持社会各阶层的和谐而不是分化，所以我们更关心一个社会如何才能从利润导向增长体制转变成工资导向增长体制。区分分配策略与增长体制，构建与分配策略一致的增长体制应成为实施收入分配政策的题中应有之意。不能不考虑增长体制建设而片面地追求分配目标。如果认识不到增长体制是可构建的，就会在分配策略引起短期增长衰退面前动摇分配改革的决心。
由于大多卡莱斯基主义者缺乏历史观，致使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对凯恩斯的“动物精神”行为理论运用非常谨慎，在使用中比早期后凯恩斯主义者更为保守，它们在非常狭窄的意义上理解“动物精神”，仅仅在投资函数中设置一个自主变量来代表动物精神，而其他变量都不受动物精神的影响。动物精神成了无法给出因果解释的神秘变量。由于卡莱斯基主义者把动物精神视作不可解释的随机变量，也就不可能解决早期后凯恩斯主义者“悬而未决”的问题：动物精神是人的自然特征还是社会特征？如何模型化动物精神？这一问题限制了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取得更大的进展。
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根据不同的企业家投资函数假设得出不同的结论。他们为企业家投资函数应是哪一种、从而经济增长是工资与利润同向的还是反向的问题争论不休。换一种思路，这些争论不正说明从理论上确实存在两种增长体制吗！而每一种增长体制都是由特定的企业家投资的行为特征决定的。我们应该对“动物精神”理论进行重新解读，可以认为，企业家的投资决策特征是一种“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投资更看重产能利用率带来的广阔市场还是低工资带来的低成本，这是两种不同的企业家精神，因此，企业家精神决定着经济增长体制。借助批判实在论关于结构与主观能动性之间关系的观点：已有的社会结构为人类活动提供了条件，而人类活动再生产或改变着已有的社会结构。于是我们这样严格地描述企业家精神与增长体制之间的关系：增长体制塑造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再生产和转变着增长体制。如果当前企业家阶层的一种普遍心理是，认为工资的普遍下降对他们是有利可图的，那么经济实践将是利润导向的。即在这种利润导向的企业家精神之下，采取一项压低工资的政策就会对投资产生明显刺激，从而经济增长加速并且企业家利润率提高，因此利润导向的企业家精神被证明是正确的，这种企业家精神被强化，被再一次塑造出来，进而利润导向的增长体制再一次被生产出来。所以，利润导向的增长体制使利润导向的企业家精神不断被塑造出来，而这种企业家精神被塑造的同时也使利润导向的增长体制被维持，被更具利润份额偏好的企业家阶层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结果循环往复，相互加强，利润导向增长体制被固化了。
遵循非主流经济学的反机械论观念，我们不应该把企业家精神与增长体制之间的关系描述为一个自治的封闭系统，企业家精神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范畴，不应认为它对增长体制仅做被动反应，由经济过程完全决定，而要认识到，它也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广泛影响，是社会的产物，它是一种大众心理、社会文化现象，受到社会的法律、习俗、文化传统、经济思想、伦理道德的影响。这种认识来自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斯主义惯例性决策理论的启发。习俗、传统、文化和经济因素共同决定企业家精神。“公司是否从事创新的项目，是否忠诚对待他们的员工以及尊重它们的社区居民，甚至是否遵守法律，都反映了它们作为其中一员的文化的一部分”。
既然已经把一种增长体制的存在归结到与之相匹配的企业家精神上，所以，改变企业家精神是改变经济增长体制的一种途径。建设一种有利于工资导向的企业家精神生存的社会文化是实现增长体制转变的有效方法。当社会形成一种尊重劳动、关注劳动者生活状况、把改善民生当作社会进步目标的文化氛围时，企业家也会具有同样的心理，从而企业家也会潜意识地从社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解读出积极信息，劳动力成本上升将不会成为社会资本形成的根本障碍。企业家们也将转向创新等方面谋求发展出路。低成本依赖是缺乏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精神滋生的土壤。堵死低成本退路将有利于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精神的成长。这样就可以借助新卡莱斯基增长理论、制度主义企业家行为理论和批判实在论三者的视域融合，实现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将其转化成增长体制转变理论。该增长体制转变理论试图说明改变增长体制应该从何处入手，即应该通过政治、政策、法律、文化等因素影响、规制、塑造企业家精神和行为，行为改变增长体制，改变的增长体制进一步塑造与之相适应的企业家精神。
增长模型研究的现实意义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已经取代了新剑桥增长模型成为当代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主体，这使得后凯恩主义增长理论的发展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国外关于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研究已经非常成熟，新卡莱斯基模型得到了广泛应用，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我国学者开展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创新与应用研究很有必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的状况是，在工资收入份额经历了长期的恶化之后，最近几年开始呈现不断的上涨趋势。工资收入的上升在改善劳动者生活的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了经营上的成本压力。对于最近几年中国出现的局部“用工荒”现象，对于劳动力成本上升一些企业难以为继、一些外资撤出等现象，社会上出现了悲观的声音，有人表达了需要关注工资过快上涨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呼吁。这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给整个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对这个影响的判断将直接决定国家收入政策的制定，进而影响到我国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如何分析收入分配领域出现的这些新现象，如何预测这些新现象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成为摆在经济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而严肃的课题。
对此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可以提供很好的分析思路。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重要特征恰恰是分析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它借助有效需求因素，令人信服地把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揭示出来，它提醒我们“成本悖论”是需注意的经济现象；不仅如此，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还认识到成本悖论只是在某些条件之下的一种可能性，他们进而分析了收入分配的经济增长效应的条件，这可以成为预测我国当前分配状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依据；此外，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对工资导向增长体制和利润导向增长体制的划分与分析，又不得不让我们认识到，评价工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要看短期的增长效应，还要看长期中的增长体制转变效应。总之，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对收入分配的增长效应的分析深刻而全面，为分析我国当前工资水平上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
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对工资和利润之间收入分配影响总需求和经济增长的机制的研究、对工资导向型和利润导向型增长体制的划分、对工资导向增长方式实现条件的探讨等方面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不仅对分析我国当前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收入分配分化严重、工资成本压力加大、增速回落现象并存的增长困境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对于我国实现由利润导向向工资导向的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启发意义。我国学者在研究增长方式转变问题时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1)他们的研究集中于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变、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出口驱动向内需驱动转变，而对利润驱动向工资驱动的转变问题的关注不够。（2）少数学者虽然研究了工资收入水平和份额上升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但他们并没有借鉴和吸收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对这个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结果导致他们的研究对于工资上升对增长的正面效应的机理的揭示缺乏严谨性和精确性，没有注意到工资上升对增长发挥正面效应是需要条件的，没有认识到工资导向的增长是一种增长体制的产物，这种体制需要建设才会出现。我国实施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收入分配策略的前提是要构建一个工资导向的增长体制，所以利润导向向工资导向增长体制转变的途径问题是增长方式转变研究的重要内容。
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虽然主题是收入分配对增长的影响，但它只是在高度抽象的基础上，研究了分配对增长的作用机理以及对工资导向和利润导向的增长体制进行了界定，同时对于某些国家属于哪种体制进行了实证研究，但它还不是增长体制转变的理论。要成为增长体制转变的理论，就必须从更具体的角度分析要实现工资导向的增长需要的约束条件。我们只需对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做出扩展，运用新增长模型的分析框架，放松假设条件，引进工人储蓄、政府部门和国际部门，探讨实现工资导向增长需要怎样的税收制度、储蓄制度、货币制度、资本市场制度、外贸制度等，然后，就可以以之为基础对我国增长体制转变提出对策主张。因此运用和扩展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可以有助于分析我国从利润导向向工资导向增长体制的转变途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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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请阅读《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