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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经济学动态》2013年第1期
内容提要：“新新国际贸易理论”（以Melitz(2003)为代表的“异质性企业模型”）及其相关实证研究，是最近10余年来国际贸易研究领域的最重要进展。本文介绍近五六年来该理论与相关实证研究中出现的三个新的发展方向：（1）与企业产品质量相结合，解释经典Melitz(2003)模型所不能解释的实证研究方面的一些发现；（2）与企业产品多样化相结合，研究企业贸易产品的范围、组合与转换、广度与深度，及其他相关问题；三是与企业内贸易相结合，研究企业内贸易的决定因素,及其与企业间贸易的区别。
关键词：新新国际贸易理论 产品质量 产品多样化 企业内贸易
“新新国际贸易理论”(New New Trade Theory)及其相实证研究的诞生与发展，是过去10余来国际贸易研究领域的最重要进展。该理论的核心是以Melitz(2003)为代表的“异质性企业模型”（Heterogeneous Firm Models）,主要研究国际贸易环境变化（从封闭到开放、开放度的变化）对不同企业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本文拟介绍近五六年来该理论及其实证研究的最新发展。下面首先介绍该理论的产生背景与核心内容，再分别介绍其三个最新的发展方向，最后总结其发展的理论与政策意义。
一、“新新国际贸易理论”的
产生背景与核心内容
“新新国际贸易理论”的正式诞生，以Melitz(2003)的发表为标志。该理论以克鲁格曼（Krugman）“新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并根据国际贸易微观实证研究的发现做了重大的创新，从而形成了独立的理论。
(一) “新国际贸易理论”提供的理论基础
1980年代初产生的“新国际贸易理论”（New Trade Theory），以克鲁格曼模型（Krugman Model）为代表。这一理论模型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模型——包括李嘉图模型（Ricardian Model）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eckscher-Ohlin Model）——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别。 (1)这一模型的基本假设是规模效益递增、不完全竞争；而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模型的基本假设是规模效益不变、完全竞争。（2）这一模型的基本结论是，规模效益递增决定了每个国家的贸易模式,即每个国家只集中生产一种产品中的某几个品牌并出口，以此获得规模效益；而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结论是，比较优势（李嘉图模型中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优势、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决定贸易模式，一个国家会生产与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3）在这一模型中，一个国家从国际贸易中的获益，是专业化分工与贸易带来的消费品种类的增加、生产成本与产品价格的下降；而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模型中，一国从国际贸易中的获益，是以进口产品表示的实际工资的增长（李嘉图模型）或充裕型生产要素实际回报率的增长（赫克歇尔-俄林模型）。（4）这一模型适用于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相互贸易的主要形式——产业内贸易，即不同国家出口同种商品中的不同品牌；而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模型适用于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的主要形式——产业间贸易，即不同国家出口不同产业的产品。（5）这一模型中考虑了企业的角色与作用，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直接影响企业行为选择，但这一模型假设企业是“同质性”的，即企业之间是无差异的；而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模型则根本不考虑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角色与作用。
（二）国际贸易微观实证研究的推动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都是在宏观层级（国家）与中观层级（产业）上研究国际贸易问题。“新国际贸易理论”虽然考虑了微观层级（企业），但由于其假设企业的“同质性”，也没有对企业自身的特殊性、特别是企业之间的差异进行特别的研究。但自1990年代以后，一些贸易经济学家开始利用国际贸易微观层级（企业）的数据来研究国际贸易问题，从而开创了对国际贸易的微观实证研究。这一领域两篇代表性的文献是Bernard & Jensen (1995)与Bernard & Jensen (1999)。其中，Bernard & Jensen (1995)利用美国制造业的数据，发现美国出口企业在各方面的表现都要优于非出口企业：相对于非出口企业而言，出口企业规模（销售与就业规模）更大，效率（人均产出、全要素效率）更高，支付的工资与福利更高，资本密集度更高。Bernard & Jensen (1999)则进一步从实证上论证：出口企业在各方面的优异表现，是它们能够出口的原因，而不是其出口后导致的结果。
（三）“新新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内容
在Krugman “新国际贸易理论”以及国际贸易微观实证研究的推动下，Melitz（2003）建立了“异质性企业模型”，从而正式开创了“新新国际贸易理论”。该模型继承了“新国际贸易理论”的前述第一、二、四等三个特点，但在第三与第五方面做了重要创新，以解释国际贸易微观实证研究领域的发现。该模型的核心内容是：（1）企业是“异质性”的，它们的效率存在差异——这就改变了Krugman“新国际贸易理论”第五个特点中关于企业“同质性”的假设。（2）贸易自由化对不同效率的企业产生的影响不同：当一国开放贸易之后，由于竞争加剧，效率最低的企业会被迫从市场上退出，效率稍高的企业会继续在国内市场销售，效率最高的企业则会在国内市场销售的同时、通过出口扩大其市场——这就使其理论与Bernard & Jensen (1995，1999)的实证发现一致，即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表现优异，而且这种优异表现是其出口的原因而不是结果。（3）贸易自由化对不同效率的企业产生的上述不同影响，促使了社会资源从效率低的企业向效率高的企业转移，从而促进了整个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贸易自由化的这一作用，是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Krugman“新国际贸易理论”都没有指出的，是对“新国际贸易理论”前述第三个特点的创新。
除了Melitz（2003）模型之外，Bernard，Eaton，Jensen & Kotum(2003)模型是“新新国际贸易理论”的又一开创性模型。该模型以李嘉图模型为基础，并加入不完全竞争等元素，也有力地解释了国际贸易微观实证研究领域的重要发现，例如企业效率的差异、出口企业的高效率、出口企业在所有企业中的低比重、获益企业在出口企业中的低比重、出口企业相对较大的规模、贸易自由化对不同效率企业以及整体经济效率的影响，等等。
“异质性企业模型”产生之后，立即在国际贸易研究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被称为“新新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及其相关实证研究在过去10来年迅速、蓬勃发展，形成了一股研究热潮。最近五六年来，该领域的研究出现了几个新的发展方向：（1）与企业产品质量相结合；（2）与企业产品多样化相结合；（3）与企业内贸易相结合。下面对这三个发展方向分别展开论述。
二、 发展方向之一：与企业产品质量相结合
“新新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方向之一，是将“企业异质性”与企业产品质量(product quality)相结合。这些融入了产品质量的模型被称为“质量扩展型异质性企业模型”（Quality-augmented Heterogeneous Firm Models)，主要是用于解释经典“异质性企业模型”（Melitz,2003）所不能解释的一些贸易现象，包括出口价格与出口距离的关系、出口价格与出口企效率的关系、出口状态与企业规模的关系，等等。
（一）出口价格与出口距离的关系
经典“异质性企业模型”以及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新国际贸易理论均预测，出口企业要想其产品在远距离的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其出口离岸价格（F.O.B.，不包括运费）应该比较低，这样其加上运费之后的到岸价格（C.I.F）才不至于太高；也就是说，出口离岸价格应该与出口距离成反比。但Baldwin & Harrigan(2011)从实证上发现美国企业的出口离岸价格与美国同进口国的距离成正比。为了解释这一实证发现，他们将产品质量融入Melitz(2003)模型之中，并证明：离岸出口价格较高的产品，其质量水平也比较高；在一定的条件下，质量水平提高幅度比价格提高幅度更大，因此，高价格产品的“性价比”更高，因此更有能力出口到远距离的市场上。
（二）出口价格与出口企业效率的关系
经典的“异质性企业模型”预测，企业生产效率越高，成本越低，因此价格越低，即企业出口价格与企业效率成反比。但Kugler & Verhoogen(2012)利用哥伦比亚企业层级的数据发现，出口价格与企业的规模成正比，而企业规模反映企业生产效率；因此，出口价格与企业效率成正比。为了解释这一实证发现，他们将产品质量引入Melitz(2003)模型之中，并证明：生产效率高的企业，其产品的质量也越高，因此其价格越高。Antoniades(2008)将产品质量引入另一个著名的“异质性企业模型”即Melitz & Ottaviano(2008)之中，也证明了由于高效率的企业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导致出口价格与企业生产效率成正比。
Gervais（2009）从理论与实证上证明，企业效率对出口价格有方向相反的两种影响：一是直接影响，即企业效率越高，成本越低，价格越低，这是经典Melitz（2003）模型所描述的影响；二是间接影响，即企业效率越高，其产品质量越高，因而价格越高。Mandel（2010）进一步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证明,上述两方面影响的相对大小，取决于产品的特性：对产品质量差异比较小的“同质性产品”而言，上述直接影响的效应更大，因此企业效率与价格成反比；但对产品质量差异比较大的“异质性产品”而言，上述间接影响的效应更大，因此企业生产效率与价格成正比。
Ludema & Yu(2012)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关税传导与企业效率、产品质量的关系，并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证明：当一国关税变化时，国外出口商会通过调整其税前价格而吸收部分关税变化；效率高的出口企业，税前价格调整即关税吸收的绝对幅度越高；对产品质量差异比较小的“同质性产品”而言，由于效率高的企业原始价格较低，因此其税前价格调整即关税吸收的相对幅度更高，即关税吸收的相对幅度与企业效率成正比；对产品质量差异比较大的“异质性产品”而言，由于效率高的企业原始价格较高，因此当这种“原始价格效应”超越其关税吸收绝对幅度较高的效应时，其关税吸收的相对幅度会比效率低的企业更低，即关税吸收的相对幅度与企业效率成反比。
（三）出口状态与企业规模的关系
经典的“异质性企业模型”预测，企业出口状态与其规模之间是一种单调关系：规模大（效率高）的企业出口，而规模小（效率低）的企业不出口；在企业规模给定的情况下，企业是否出口就是给定的。但有关实证研究却发现这两者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有些小的企业会出口，而一些大的企业却不会出口；规模相同的企业，有的出口，有的不出口。Hallak & Sivadasan（2011）将企业生产效率的差异、生产高质量产品能力的差异，同时融入其模型之中，以此为基础解释了上述现象，并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证明：在企业规模既定的情况下，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相比，其销售产品的质量与价格更高，支付的工资更高，资本密集度也更高。
三、 发展方向之二：与企业产品多样化相结合
“新新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方向之二，是将“企业异质性”与企业产品多样化（multi-product firms)相结合。这一结合主要是基于企业出口产品多样化普遍存在的现实，研究与此相关的企业贸易的产品范围（product scope）、产品组合与转换(product mix and switching)、产品广度与深度(product extensive and intensive margins)、贸易自由化对它们的影响，以及其他一些相关问题。
（一）企业产品多样化的普遍性
经典的“异质性企业模型”假设每个企业生产一种产品。但现实之中的绝大多数企业都是生产多样化的产品。Bernard, Jensen, Redding & Schott（2007）发现，美国所有出口企业中，出口两种或两种以上产品的企业占60%，但这些企业的出口占美国总出口的99％；出口产品超过5个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25%，但这些企业的出口占美国总出口的98%；出口产品超过10个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7%，但这些企业的出口占美国总出口的94%；因此，出口产品多样化的企业，在美国出口中占据绝度主导地位。
（二）企业产品范围、组合与转换、广度与深度
Bernard, Redding & Schott（2010）检视了美国制造业企业中产品组合转换的频率、普遍性、以及决定因素。他们发现：54%的美国企业每隔五年都会转换其SIC（Standard Industry Classification，标准产业分类）5分位产品的组合，并导致41%的企业改变其4分位产品组合、16%的企业改变其2分位产品组合；企业增减产品对美国制造业总产出增长的贡献，其大小同企业进入、退出的贡献相当；企业产品的转换取决于企业以及企业-产品组合的特性；企业在增减产品过程中，更有可能放弃那些生产时间短、产量少的产品，也就是其不善于生产的产品，这就意味着企业会将内部资源更多地转向更有效率的生产，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在这一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Bernard,Redding & Schott（2011）将产品多样化融入“异质性企业模型”之中。在这一模型中，企业之间能力的差异、企业内部产品特性的差异同时并存，这些差异决定了企业的进入与退出选择、生产产品种类范围的选择。贸易自由化通过两种渠道促进整个社会效率的提高：（1）在企业内部促进资源的更有效配置，即促使所有企业放弃差的产品的生产,促使出口企业增加好的产品的生产、提高所有产品中出口产品种类的比例（产品出口广度，即扩展边际）、每种产品出口的数量（产品出口深度，即集约边际），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2）在企业之间促进资源的更有效配置，即促使能力低的企业退出市场，增加所有企业中出口企业的比例（企业出口广度），从而提高行业的整体生产效率。同时，该模型还预测：企业能力的提高，不仅可以提高企业出口产品种类的比例（产品出口广度），而且可以提高企业每种产品的出口量（产品出口深度），从而使企业的产品出口广度与深度呈现正向关系。作者利用美国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为其模型的预测提供了有力支持。
其他一些研究者用美国以外的数据，研究了产品多样化企业的产品组合变化。例如，Navarro(2008）用智利的数据发现：存续企业销售量增长的85%是由那些改变产品组合的企业完成的；但企业产品出口广度与深度直接存在负向关系，与Bernard, Redding & Schott（2011）从美国数据中得出的结论不一致。Goldberg et al(2008）利用印度的数据发现：出口企业在面临的最终产品关税下降之后，并没有显著改变其产品组合；但中间产品关税的下降的确促进了企业产品范围的扩张。
（三）其他相关研究
一些研究者不仅研究进出口企业产品的广度与深度，还研究进出口企业自身、以及进出口国家或地区的广度与深度。例如，上面提到的Bernard, Redding & Schott（2011）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全面研究了出口企业、产品、国家的广度与深度。再如，Bernard，Jensen， Redding & Schott(2009)从实证上研究了美国进出口企业、产品的广度与深度对美国与不同贸易伙伴之间贸易量及其变化的影响大小，其结论是：进出口企业、产品的广度是决定其与不同贸易伙伴之间贸易量大小的主要因素；但进出口企业、产品的深度是决定其与不同贸易伙伴之间贸易量短期变化的主要因素。Alvarez & Lopez(2008）发现，产品多样化企业在出口过程中，会从自身经验以及其他企业经验学习，从而提高其出口产品广度、出口国家广度。
还有一些研究者研究了与出口广度与深度问题相关的出口存续期（export survival/ duration)问题，包括出口企业、产品、国家的存续期。例如，Besedes & Nair-Reichert (2009)，Volpe & Carballo (2008) 与 Gorg, Kneller & Murakozy(2008)研究了出口企业与产品的存续期；Esteve-Perez,Pallardo-Lopez & Requena-Silvente(2011)研究了出口企业与出口目的国家的存续期问题。
四、 发展方向之三：与企业内贸易相结合
“新新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方向之三，是将“企业异质性”与企业内贸易(intra-firm trade)即关联企业交易(related-party transactions)相结合。这一结合主要是基于关联企业交易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地位,研究其存在与规模的决定因素,以及在定价与其他方面的特殊性。
（一）企业内贸易的重要性
企业内贸易又称关联企业交易，是指一个跨国公司的国内机构与国外关联机构（相互控股达到一定比例）之间的进出口贸易。与此相对应的一家企业与国外非关联机构之间的贸易，称为企业间贸易（Inter-firm trade）或非关联企业交易（Arm's length transactions）。Bernard，Jensen & Schott(2009)发现：美国跨国公司的对外贸易（无论是在出口还是在进口方面）占美国对外贸易的90%以上；而跨国公司的对外贸易中，关联企业交易占其进口的50%左右、出口的30-35%；也就是说，关联企业交易占美国进口总额的45%左右、出口总额的30%左右。其中，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企业，即同时从事关联企业进口、出口的跨国公司，其进口、出口占美国总进口、总出口的70-80%。关联企业进出口占总进出口比例超过25%的跨国公司，占所有跨国公司的40-60%，而这些公司的关联企业交易量则占所有关联企业交易量的90%以上。
（二）企业内贸易的决定因素
Bernard,Redding,Jensen & Schott(2010）以前人理论研究为基础，从实证上研究了关联企业交易存在可能性与相对规模的决定因素，包括产品特性与国家特性。从产品特性方面看，产品越适合于通过合同进行交易（可契约性越强），即越适合于通过中介进行交易（可中介性越强），就越容易通过非关联企业进行交易，那么关联企业交易存在的可能性与规模就越小。从国家特性方面看，政府管治质量越高，外国跨国公司在该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可能性就越大，那么关联企业交易存在的可能性就越大；但在外国跨国公司已经在该国设立分支机构的情况下，政府管治质量越高，也意味着外国企业与该国其他企业进行非关联企业交易越容易，因而关联企业交易的相对规模就会越低。该文还讨论了其他产品特性（如要素密集度）与国家特性（要素充裕度）对关联企业交易的影响。
(三）企业内贸易与企业间贸易的区别
Bernard,Jensen & Schott(2006)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证明，关联企业的交易与非关联企业的交易在定价上明显不同。关联企业交易价格（转移定价）比非关联企业交易价格显著地低。两者的差价受很多因素影响。首先，异质性产品与同质性产品相比，其两种交易差价更大。其次，出口对象国企业所得税越低，企业就越愿意将利润更多地向该国转移以减轻所得税负担，因而会将对该国关联企业的出口价格定得越低，从而导致关联企业交易与非关联企业交易的差价越高；出口对象国的关税越高，企业就越愿意将对该国关联企业的出口价格定得越低以减轻关税负担，从而导致关联企业交易与非关联企业交易的差价越高。最后，企业的规模越大，市场控制力与定价能力越强，它们对非关联企业出口的定价就会越高，因而关联企业交易与非关联企业交易的差价就会越高。此外，文章还研究了汇率变化对这两类交易价差的影响。
Bernard，Jensen，Redding & Schott(2009)则从实证上发现，关联企业交易与非关联企业交易对外部贸易环境变化的反应也不相同。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亚洲多国货币对美元贬值，美国非关联企业交易出口深度降低、进口深度增加，但关联企业交易无论是在出口还是在进口方面的深度都有强劲增长，从而导致关联企业交易相对于非关联企业交易的比重,在出口与进口两方面都得到了提高。
五、简评
以“异质性企业模型”为核心的“新新国际贸易理论”，是在“新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在国际贸易微观实证研究的直接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该理论及其相关实证研究在过去十余年中迅速发展，并通过与企业产品质量相结合、与企业产品多样化相结合、与企业内贸易相结合等方式，进行自我修正与完善，使其研究范围不断扩展、适用性不断增强。
“新新国际贸易理论”及其相关实证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新国际贸易理论”及其相关实证研究，从宏观（国家）与中观（产业）领域推进到微观（企业）领域，并着重研究了“企业异质性”在国际贸易中地位与作用。这一理论及其相关实证研究的发展，具有以下两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方面，它使人们了解到国际贸易如何通过促进生产资源在企业内、企业间重新配置，进而促进企业、行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最终推动社会福利的增长；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贸易自由化的正面作用的认识，从而对各国政府推动贸易自由化有重要指导作用，因而具有 十分重要的理论与政策意义。
另一方面，它也使人们认识到国际贸易环境与政策的变化对不同企业有不同影响、不同企业也会对此做出不同反应，从而加深了人们对开放经济条件下企业行为的认识；这对预测贸易环境与政策变化对不同企业的影响及不同企业的反应，并对政府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有重要指导作用，因而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与政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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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智，上海财经大学，邮政编码: 200433，电子邮箱：yu.zhi@mail.shufe.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