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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本文对寻租成本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归纳和整理，从垄断厂商的寻租支出和寻租活动的社会成本两个方面较为全面地综述了寻租成本研究的最新成果。本文认为，在正确界定寻租者风险态度的基础上，将现有模型从同质、对称寻租者转向异质、非对称寻租者,并加强实证检验，尤其是混合战略对寻租均衡适用性的检验将是未来的研究重点。
关键词：垄断 寻租 寻租成本 社会成本
1967年，Tullock提出，个人为获得垄断租金而支付的资源是一种额外的、长期被忽略的社会成本。Tullock（1980）使用博弈理论分析方法表明，寻租支出的边际收益影响寻租活动的总支出：若寻租收益递增，则总支出可能超过租金。Tullock的“有效寻租”模型随后成为研究垄断厂商寻租成本的基础，将寻租模型不断精炼和完善，分析和预测寻租活动的成本成为寻租理论的持续主题。早期的文献主要研究追求垄断地位的寻租厂商的资源浪费，后来的文献突破这一研究背景的束缚，把寻租活动的成本延伸到更为广阔的领域，探讨寻租活动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本文基于寻租成本研究的不同视角，梳理这些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清晰地勾画当前寻租成本理论的最新动向和建树。
一、垄断厂商的寻租支出
政府培养或保护的垄断是寻租理论的研究重心之一，以至于寻租理论中有一句经常引用的格言是，“创造垄断的活动形成为一个竞争的产业”。早期的寻租成本理论（Tullock,1967；Posner，1975）认为，在获得垄断地位是一种竞争活动和理性行为的假定下，厂商根据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理，调整自己的寻租支出，直至耗尽所有的利润。Rogerson（1982）认为，若寻租者面临不同的进入成本，或垄断经营权周期性地进行分配，在位厂商将具有竞争优势，租金不完全耗散。Hillman & Katz（1984）也持相似观点，认为风险规避型寻租者在租金较大的情况下，租金不完全耗散，因为寻租者获得转移支付的概率与寻租支出并不成比例。进入21世纪以来，学者们主要从以下视角研究垄断厂商的寻租支出。
1.寻租收益率与寻租支出。寻租收益率（通常用r表示），指寻租活动的边际收益率，由寻租活动的技术性决定，它对均衡时的寻租支出具有重大影响。Anderson & Stafford(2003)认为，在寻租厂商不能自由退出寻租活动的前提下，寻租收益率影响寻租厂商的获胜概率，从而决定均衡时的寻租支出。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若N为外生决定的、对称的风险中立型寻租厂商的数量，当寻租收益率r≤N/N-1，单个厂商的寻租支出以及N家厂商的总寻租支出均与寻租收益率成正比。但若寻租收益率r>N/N-1，单个厂商的预期收益为负，参与约束条件不能得到满足，理性厂商不参与寻租活动，总寻租支出为零。由于厂商自由退出寻租活动的条件通常不能得到满足，后来的学者开始研究存在进入退出壁垒的情况下，寻租收益率对寻租成本的影响。Guse & Hehenkamp(2006)的研究表明，在寻租收益率未递增（r≤1）的多人博弈中，拥有独立偏好的寻租者总是具有战略优势，均衡时总能获得更多收益；若多人博弈中寻租收益递增，但未呈现严格凸性（r﹥1，但仍然较小），拥有独立偏好的寻租者的战略优势依然明显；若寻租收益呈现强烈凸性（r比1大很多），则可能出现只有一方参与博弈的情况，均衡时寻租支出降低。G.Dari-Mattiacci（2007）的研究发现，假设市场上有N (≥2)家相同的风险中立型厂商，选择是否参与寻租竞争，当寻租收益率r≤N/N-1，存在唯一对称的纳什均衡，所有厂商都会参与寻租活动，寻租支出与寻租收益率成正比；当r﹥N/N-1，存在混合策略均衡，最低寻租支出大于零，参与寻租的厂商的总支出增加。
2.厂商的对称性与寻租支出。学者们关于寻租者对称性的假定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对称，另一种是非对称。从现有文献来看，持有厂商对称观点的学者居多，但单纯研究对称厂商寻租支出的成果却较少。多数情况下，学者们常结合其他假定，如信息完备程度、寻租收益率、风险规避程度等研究垄断厂商的寻租成本。D.A.Malueg & A.J.Yates(2006) 考察同质成功函数（homogenous success function）下对称厂商的寻租支出,发现厂商获胜的概率随自己的支出增加而增加，随竞争对手的支出增加而减少；支出水平相同的厂商获胜概率相同；厂商获胜的概率依赖于相对支出水平，而不是绝对支出水平。该寻租博弈存在唯一纯策略纳什均衡，均衡时各厂商的寻租支出与租金价值V和厂商获胜概率关于寻租支出的一阶导数呈正相关关系。
Baik（1994）考察了具有不同价值判断和政治影响能力的寻租竞赛，由此迈向了非对称寻租博弈研究的第一步。W.E.Sten(2002)将Baik的两家厂商非对称寻租博弈模型推广为N个非对称寻租者的博弈模型，扩大了该类研究的适用性。W.E.Sten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存在N家厂商的情况下，至少有2家厂商会积极参与寻租活动，即便第一优势厂商比第二优势厂商的优势要大得多。这表明多人寻租与二人寻租的差异。在二人寻租博弈中，不管各厂商对租金价值的判断如何，也不管各自的政治影响能力，两家厂商总会参与寻租。在多人博弈中，所有厂商的总支出是单个厂商预期租金价值的凹增函数，即增加厂商j的价值判断Vj，该厂商的寻租支出将会增加，但所有其他厂商的寻租支出会减少（最有优势的厂商可能除外）。A.Matros(2006)通过扩展Tullock(1980)的有效寻租模型，研究了增加或减少一位寻租者对寻租成本的影响。假定有N家风险中立型厂商同时耗费资源获取租金，所有厂商具有同样的线性成本函数，但对租金价值具有不同的判断，获胜概率遵循Tullock“有效寻租”假定。研究结果表明，在这场非对称的竞赛中，新来的寻租者通常具有较高的租金预期，因此他的支出将会较高，为这场竞赛增加竞争压力，也迫使租金判断较低的厂商退出寻租活动。在新的竞赛中，参与寻租的厂商数量有所减少，但租金耗散程度更高。这意味着寻租厂商的质量比数量对寻租支出的影响更大。R.A.Ritz（2008）一反传统寻租模型关于最大化寻租支出的设租者不愿实施统一政策的假定，研究统一政策对非对称寻租者的影响。他认为，寻租活动常常需要通过隐蔽的、低效的方式进行，另一方面，设租者通常能够影响寻租者的支出。例如，与地位较低的设租者相比，地位越高的设租者越能增加寻租者的成本和难度。所有这些事实表明，使寻租活动变得困难可能是追求租金最大化的官僚吸引寻租者参与寻租活动的理性选择。若进入成本固定，则对称的寻租者会降低寻租支出，但在非对称的情况下，这种政策就会使竞赛活动变得公平。只要预期租金大于固定的进入成本，本来可能退出寻租活动的弱势厂商也会加入寻租活动。若进入成本满足一定条件，所有厂商都会参与寻租，均衡时总寻租支出增加。
3.集体寻租行为与寻租支出。集体寻租行为通常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集团之间的租金争夺，第二阶段是获胜集团内部的租金分配。Nitzan（1991a；1991b）创造性地将集团内租金分配规则界定为“相对努力规则”和“平均分配规则”的线性组合，以此考察租金规模与分配规则的变化对集体寻租支出的影响。他的结论是，在两个集团的寻租竞争中，出现一个垄断集团的条件是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K.Ueda(2002)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在个体的寻租博弈中，如果竞争者不投入任何资源参与寻租，则剩下的那家厂商也不会投入太多资源，但在集体寻租博弈中，即便其他集团全部退出寻租活动（这一过程被称为寻租过程的垄断化），获胜集团的内部成员仍会支付大量的资源，提高自己的租金分配比例。K.Ueda假定有多个集团为争夺租金而展开竞争活动，集团中代表性个人寻租支出的预期支付依赖于集团内部的租金分配规则。令ai为集团i内部各成员租金分配的权重，ai越高，集团内支出越多的成员获得的租金比例就越高。该集体寻租博弈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均衡时整个社会的寻租成本与租金水平成正比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Kaoru关于集团内部进行租金分配具有监控成本的观点，进一步拓展了寻租成本的范围，为研究集体寻租支出提供了新的方向。W.E.Sten & A.Rapoport(2004)以完全信息为假定，建立两个不同的竞赛模型（集团间竞赛模型和半决赛模型）研究两阶段集团寻租行为。各集团由同质的成员组成，对租金价值具有同样的判断，但集团之间对租金价值的判断不同。他们的研究发现，集团内部的成员数量增加，将会提高总寻租成本；在集团内部的成员数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集团数量的增加将会增加总寻租成本，直至达到极限。他们的研究将古典单一时期对称寻租模型拓展为多时期非对称竞赛，是对前人研究的一大突破。此外，与Katz & Tokatlidu(1996)的两阶段竞赛相比，他们的研究尽管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还有不少创新：一是将两个集团的博弈扩张为多个集团的博弈，二是突出不同集团或寻租者的非对称性，这使他们的研究更加贴近现实。
4.风险规避态度与寻租支出。从Tullock与Kruger创立寻租理论至今，寻租者风险中立的假定稳居主流，但这并不妨碍寻租者风险规避假定的出现。Hillman & Katz(1984)可能是最早研究风险规避型寻租者寻租支出的学者,其次是Skaperdas & Gan(1995)。此二人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使用logistic 竞赛成功函数(contest success function)建立租金博弈模型。Cornes & Hartley(2003)假定了每个寻租者的绝对风险规避程度保持不变，Cornes & Hartley(2008)又增加了logistic 竞赛成功函数的假定。他们的研究结论是，寻租者风险规避程度的增加将会减少寻租支出。T.Yamazaki(2009)修改了Cornes & Hartley的假定，研究绝对风险规避程度为财富的非增函数情况下的寻租支出。T.Yamazaki还假定寻租者边际效用和边际收益均为支出的递减函数。他的研究发现，风险规避者的寻租博弈存在唯一纯策略纳什均衡，风险规避程度的变化对寻租支出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N.Treich（2010）使用严格递增的、三阶可微的、凹形的von Neumann-Morgenstern 效用函数，证明在租金较小时，存在唯一对称均衡，风险规避者的寻租支出低于风险中立者。当租金存在风险时，风险规避型寻租者也会减少寻租支出，因为风险降低了预期租金的边际收益，增加了寻租支出的边际成本。N.Treich甚至还使用数字证明，即便均衡时总寻租支出减少，风险也会降低福利，这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5.信息不完全与寻租支出。由于寻租活动的隐蔽性，关于寻租者的数量、租金规模、寻租者对租金价值的估计、寻租者的资源耗费等信息通常是不完全的，使得均衡时寻租成本低于租金规模。Warneryd（2003）考察两人寻租，租金价值对二人相同但只有其中一人知道。Malueg & Yates(2004)考察两个寻租者在信息不公开情况下进行的寻租博弈，每个寻租者对租金价值的判断可能较高也可能较低。他们的研究结果都表明，不管寻租者对租金价值判断如何，总会参与寻租过程，形成社会浪费。J.N.M.Lagerlof（2007）假定市场上有多家相同的厂商和一个规制者，规制者将垄断特权授予其中一家厂商。每家厂商或为“高效”或为“低效”。如果获得垄断特权的厂商为“高效厂商”，则社会福利较高；如果获得垄断特权的厂商为“低效厂商”，则社会福利较低。规制者希望能够将垄断特权授予高效厂商，但不知道哪些厂商效率较高。若厂商能够向规制者提交有关自己高效的证明材料，则会花费资源获取相关信息；若厂商知道自己为低效厂商，则不愿花费资源搜寻证据。经过分析整理，作者发现，均衡时的支出水平与高效厂商能够获得的垄断租金呈正相关关系，且当寻租厂商的数量超过3时，与厂商效率较高的分布概率呈反相关关系。M.Fey（2008）则假定寻租支出呈连续分布、每个寻租者只了解自己的支出成本，对别人的成本一无所知，再假设寻租支出与获胜机会或租金比例呈正相关关系。在离散的情况下，每个寻租者只有高低两种成本选择，概率均为1/2，均衡时双方支出水平之比与成本之比互为倒数。在寻租者成本连续分布的情况下，信息不完全使寻租活动充满风险，均衡时的寻租支出有所降低。
6.其他。得益于Ellingsen（1991）和Rama（1997）研究工作的启发，O.R.Straume（2002)考察了具有工会组织的垄断厂商的护租活动，为研究寻租成本开拓了新的视野。他假定垄断厂商与工会组织联合起来，为保护违反竞争的规制活动所带来的垄断租金开展游说活动。与此同时，消费者组织不断施加解除规制的压力。规制机构根据垄断厂商和消费者组织的游说活动，决定是否解除规制。用u表示继续规制的概率，x和z分别表示厂商与工会组织的支出水平，y表示消费者组织的支出水平，则u与x和z成正比，与y成反比。若垄断地位得以维持，垄断厂商与工会组织根据各自的议价能力分配垄断租金，前者获得的垄断利润为t，后者获得的工会租金为r；若消费者组织在对抗中获胜，则其获得的全部收益为(t r h)（h为解除规制带来的效率收益）。这类竞赛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就是护租集团内部普遍的搭便车行为。假如护租者赢得竞赛，规制继续进行，“租金”根据厂商与工会在工资谈判过程中的相对议价能力进行分配。但由于租金分配规则外生于竞赛，所以护租者有搭便车的强烈动机。事实上，这场非合作博弈的均衡主要取决于护租者对竞赛租金的相对判断。如果垄断租金在厂商与工会之间不平等地分配，即若垄断利润不等于工会租金，则存在唯一均衡，垄断厂商与工会组织中租金价值判断较低的那一方将不参与寻租；若垄断利润等于工会租金，则存在一连串的均衡，垄断厂商和工会组织的支出之和为常数，但二者分摊的比例不断变化。总的来说，除非消费者剩余减少的数额大于护租者垄断租金减少的数额，否则工会化将会减少总寻租支出和护租者的寻租支出。M.A.Haan & L.Schoonbeek（2003）结合寻租理论与拍卖理论，提出厂商的寻租成本不仅包括直接的游说活动，还包括向规制者提出的、租金到手才会兑现的各种诺言，由此建立起完全不同于Tullock“有效寻租模型”的模型。假定有n家厂商参与寻租竞争，厂商i判断的租金价值为vi，支出水平为ei，承诺获得租金时给付报酬为bi，获胜的概率为logit型竞赛成功函数。研究结果表明，根据厂商i预期支付最大化条件，不管租金价值判断如何，所有厂商都会提出同样的承诺bk，这意味着均衡时各厂商获胜的概率差异取决于游说支出的差异，各参与厂商承诺获得租金时给付的报酬等于游说支出的总和，均衡时承诺的报酬和游说支出随租金价值预期同比例变化。E.H.Mantell(2005)一改垄断租金由政治机构在一个明确的、完全不依赖于寻租支出的时点授予的假定，考察垄断租金流的实现时间对寻租成本的影响。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寻租者常常通过寻租支出对垄断租金的授予时间施加重要影响，因为寻租者认为垄断租金的授予时间对租金价值具有重要影响。他假定，争夺政府合同，或豁免环境规制的特权，或排他性的经营权的寻租竞争具有如下特征：(1)垄断租金只能在未来某一时点授予其中一家寻租厂商；(2)各竞争厂商认为，租金获取时间取决于相对寻租支出；(3)寻租厂商不知道其他厂商的寻租支出；（4）垄断租金为未来确定时间内的持续现金流。假设各寻租厂商在时间t0花费一笔不可恢复的支出，在未来一个不确定的时间t1，政治机构将确定其中一家厂商为垄断租金的获胜者（这一时期被称为寻租期）。获胜厂商从时间t1开始，在未来T时期内获得持续现金流（这一时期称为租金期）。各厂商在寻租期的支出称为预备性投资，获胜厂商在租金期的支出则主要是运营成本。租金期一结束，各厂商又开始新一轮寻租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各寻租厂商面临两大风险：寻租期的长短不确定、寻租是否成功不确定。假定厂商在时间t或之前获得垄断权的概率符合累积联合分布函数，则寻租厂商数量N的增加，是否诱使在位厂商增加寻租支出，取决于寻租厂商数量N的大小。若N较大，则N的少量增加将会诱使在位厂商减少寻租支出；若N较小，则N的少量增加将会诱使在位厂商增加寻租支出。
二、寻租活动的社会成本
作为寻租理论的创始人之一，Anne O.Krueger(1974)就指出，竞争性的寻租活动导致经济在生产可能性边界内运行，也导致某些活动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出现巨大差异。她假设在完全自由的市场制度和完全受到限制的制度之间有一条连续的曲线。在这条曲线一端的自由制度下，企业家们通过采用新技术或正确预测市场变化来获得意外的收益，在另一端的完全受到限制的制度里，政治规制无所不在，寻租是唯一的出路，企业家把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用来获取意外的租金。虽然这两种制度在现实中都不存在，但人们可以想象，在两个端点之间的种种制度下，市场机制总是不能完好地发挥配置功能，这就是寻租活动的社会成本。由此可见，寻租活动的社会成本远远大于寻租活动本身的支出。
1．寻租活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K.M.Murphy et al(1993)提出，寻租从两个方面阻碍经济增长：（1）寻租具有自然增长属性，吸引更多资源从生产性活动转移到非生产性活动，减少经济产出；（2）寻租抑制创新活动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长远的负面影响。R.K. Goel(2003)创造性地考察寻租活动对研发市场的影响。假定某个行业有两家厂商正在从事不确定的创新活动，任何厂商都不知道要花费多少资源才能保证创新成功，也不确定是否能赶在竞争对手之前实现创新。厂商视竞争对手研发支出和寻租支出既定，选择自己的研发支出和寻租支出实现不确定创新净贴现利润的最大化。结果发现，竞争对手的寻租活动增加，将会降低本厂商的研发支出和寻租支出；竞争对手的研发增加也会降低本厂商的研发和寻租，创新成功的概率较低时尤其如此。他的研究对于公共政策，特别是技术政策和贸易政策具有特别的含义。例如，由于研发竞争和寻租竞争对一家厂商的研发活动均具有负面影响，因此单纯地减少竞争对手的研发支出或寻租支出都不能促进厂商的研发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促进研发的政策，如科研补贴，可能不会有很好的结果。此外，寻租活动的替代性或互补性也对政府政策的效率有很大的影响。Chakraborty & Dabla-Norris（2006）研究产权保护不力的情况下，寻租活动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假设一个经济体由两时期生活的经济个体组成，每个风险中立型个体具有不同的初始收入，但具有相同的偏好和能力。各经济个体根据寻租者或生产商这两种职业带来的终生效用之差，选择做寻租者或生产商。结果发现，若缺乏信用市场和存在确定的进入成本ε，只有相对富有的经济个体愿意从事寻租活动。经济个体的初始收入决定了他的职业选择、他的消费量和防卫性投资量，从而决定经济中的总产出及参与寻租活动的人口比例。产权保护越薄弱（λ越大），寻租活动吸引力越大，生产性活动的吸引力越小，经济增长越慢甚至陷入停滞。
R.Holder(2007)从以下两个方面扩展了Barro(1990)增长模型，研究寻租活动对外国援助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1)公共资金不完全由税收筹集，还来源于国外援助；(2)寻租者对部分公共资金展开寻租竞争，只有剩下的那部分公共资金才能够转化为促进生产的公共品。他的研究发现，外国援助对经济增长有两种影响：(1)通过增加公共品的供给产生积极影响；(2)较多的援助增加寻租支出从而产生负面影响。这些结论与此前的实证研究结果（Acemoglu,Johnson & Robinson, 2001）相吻合,也能证实Svensson(2000)关于外国援助对公共品供给的积极效应可能被寻租活动的增加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所抵消的观点。所不同的是，Roland的模型以标准增长模型为基础。R.Holder的模型也不同于Dalgaard,Hansen, & Tarp(2004)的叠代模型，因为前者认为经济主体关于寻租活动和生产活动的资源分配是一个内生变量，而后者认为外国援助的增长效应取决于援助资金被寻租者侵占的比例，以及剩余资金在新旧两代人之间的分配比例。
2.寻租活动对社会福利的影响。F.Palda(2000)指出，若两家成本不同的厂商为生产垄断产品展开寻租，高成本厂商获得垄断地位，则增加了社会损失，这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解释寻租成本问题。寻租活动是一种社会浪费活动，这是寻租理论家们的一种共识。在这种背景下，J.N.M.Lagerlof(2007)提出，寻租者之间的竞争可能对社会有益。他认为，寻租者的影响主要是为决策者提供与决策有关的信息。假设有n家可能的垄断厂商首先收集有关效率与消费者偏好的信息，然后决定是否向规制机构透露有关信息。规制者根据这些信息决定授予哪家厂商垄断地位。假如厂商的目标函数是效率较高的条件下能够获得的垄断利润，也就是通过成功地收集信息证明它们是高效厂商的情况下能够获得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若厂商能够向规制者提交有关自己高效的证明材料，则会花费资源获取相关信息；若厂商知道自己为低效厂商，则不愿花费资源搜寻证据。因此，寻租者之间的竞争能够促进社会福利的提高。很显然，Lagerlof的模型提出了不同于Tullock有效寻租模型的观点，因为后者认为社会福利与寻租支出的运动方向相反。
L.C.Corchon(2008)研究不同政治制度下寻租活动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假定有一个组织生产两种产品：一种是寻租者力求侵占的商品，简称租金；另一种是其他商品。生产商品需要唯一的投入（劳动力或资本）。该组织可能是独裁组织，也可能是议会组织。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通过最大化税收最大化自己的租金，后者通过多数同意决定税率。组织内部有N个经济主体，可自由进入寻租市场或生产部门。研究结果发现，独裁组织存在唯一稳定均衡，此时租金与产出的比例u和租金生产过程中投入品的平均生产效率，以及寻租者寻租支出给独裁者带来的效用指数正相关；议会组织存在均衡的条件是N﹥2，此时寻租者的数量等于生产者的数量，税率为零，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是，若议会被寻租者控制，寻租者的数量和产品的价格均大于独裁组织，社会福利恶化。Luis的模型存在一个缺陷，就是当组织内部的经济个体N﹥2但为奇数时，寻租者的数量必然不等于生产者的数量，均衡难以实现。T.Ihori（2011）考察了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两时期融资模式，以研究软预算约束对地方公共投资和寻租性浪费支出的影响。地方政府提供地方公共品，中央政府提供全国性公共品。所有的商品都是有益的正常商品。假定在第二时期硬预算约束结束，中央政府准备资助地方政府，再假定地方政府根据预算约束，选择地方公共品、地方债务和地方投资的数量，实现地方福利的最大化，结果显示，在硬预算约束下，由于地方政府不能实现公共投资对中央政府税收溢出效应的内部化，公共投资非常少。反之在软预算约束下，地方政府存在增加地方公共投资和寻租活动的动机，均衡时地方公共品供给减少，社会福利也减少。 F.A.Soares et al（2011）研究了政府进口管制引起的寻租活动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比传统寻租理论更进一步。他认为，寻租导致进口保护，致使资源配置扭曲，难以实现规模经济，也使消费机会减少。为减少进口关税带来的福利损失，政府实施新的贸易措施，为某些进口商品提供关税减免。特殊优惠刺激厂商或行业展开寻租活动，扭曲价格、资源配置和经济效率，使社会福利比纯粹的关税保护更加恶化。
3.寻租对社会问题的影响。近年来，关于寻租活动的社会成本还出现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寻租加剧了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的社会问题。Tak-Wing Ngo（2008）研究了中国广泛的寻租活动的根源及其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发现创租与寻租行为很难消除的重要原因是它们已经作为经济管理的一部分实现了制度化。他对中国的许多行业进行了案例分析，发现创租与租金分配已成为各级政府实施产业计划和争夺发展机会的主要政策工具，与此同时，国家机构手中握有的权力也为钱权交易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经济管理、寻租与腐败之间的结构联系使中国建设廉洁政府的目标困难重重。Yongqiang Gao（2011）的研究则更进一步，研究政府干预滋生腐败的条件和方式。他的研究结论是，政府的干预活动确实会诱使厂商采取寻租行为，但厂商的寻租支出取决于所感知的利益大小，而且，只有那些创造租金的干预活动才会诱发腐败寻租行为。
三、简评
寻租理论起源于对追求垄断保护的寻租厂商的社会成本的关注，认为垄断厂商的“无谓损失”不只是传统的“Harberger三角形”，还包括“Tullock四边形”。学者们从垄断厂商参与寻租活动的进入成本、寻租者数量、寻租活动的边际收益率、信息完备程度等视角研究均衡时垄断厂商的寻租支出，预测垄断厂商的寻租成本。随后的研究突破这一研究背景的束缚，把寻租活动的社会成本延伸到更为广阔的领域，包括寻租活动对经济增长、社会福利、社会道德的负面影响等，初步确定了寻租成本的范围。
从垄断厂商寻租成本的确定来看，现有文献主要通过混合战略均衡来解决：一种方法是寻租者随机选择寻租支出，租金全部分配给支出水平最高的人；另一种方法是寻租者随机选择寻租支出，但租金按寻租支出的比例进行分配；还有一种方法是寻租者既随机选择进入/退出战略，同时又独立地决定最优寻租支出。混合战略是否能够用于寻租研究，引起了部分学者的质疑，与此伴随的问题还有，如果可以将混合战略应用于寻租均衡研究，那该如何使用和解释呢？未来也许需要加强对这些问题的关注。
关于寻租成本理论的第二个主要问题在于寻租者有关特性的假定。自Tullock(1967)建立有效寻租模型以来，多数学者模仿他的做法，在研究寻租均衡确定寻租支出时，通常假定寻租者对风险的态度是中立型。近来开始有学者以寻租者风险规避型为假定，研究均衡时的寻租支出。寻租者为风险中立型还是风险规避型，对均衡时的寻租支出起着重要影响。如何验证寻租者的风险态度，将是未来的一大关注。此外，多数模型假定参与寻租活动的寻租者同质、对称，但这一假定与现实多有不符。如何解决寻租者非对称、异质性对均衡时寻租支出的影响，也将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第三个问题是许多寻租模型都还没有得到实证检验。许多模型认为，均衡时的寻租水平与寻租收益率密切相关，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成功地建立寻租生产函数，也无从对寻租的边际收益或边际成本函数进行估计。虽然学者们也根据不同假定，提出了有效寻租的概率函数，但似乎依据不足，且概率P的影响因素及长期内的变化情况等问题都还没有触及。这一难题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实证研究的两种方式：实验研究和自然观测数据的实证研究。实验研究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模拟现实的寻租环境和寻租活动，但结果不具有普遍性；发生在实验室外的寻租活动所耗费的时间和金钱则难以通过自然观测手段获得和量化，对实证研究不利。未来若不能突破这些问题，则寻租成本研究乃至整个寻租理论必将停留在一些比较肤浅和表面的问题，陷入僵滞，治理寻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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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艳、王官诚，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610068，电子邮箱：puswallow@yahoo.com.cn。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