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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经济学动态》2013年第3期
内容提要：近年来，田野实验方法在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促进了实验发展经济学这一经济学分支领域的发展。其研究课题涉及激励问题、时间与风险偏好、信息不对称、社会资本、政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方面。本文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介绍了实验发展经济学的最新研究进展，指出该领域发展中遇到的批评与限制，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简要评述。
关键词： 田野实验 发展经济学 实验发展经济学
实验发展经济学是近十几年来经济学发展最快的分支领域之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与传统发展经济学主要采用观察法为基础的实证分析不同，实验发展经济学重视田野实验(field experiments)。本文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对实验发展经济学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介绍。
一、田野实验与发展经济学
实验发展经济学的最新进展离不开田野实验方法的兴起与运用。一直以来，主流经济学主要是通过收集观测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以验证假设，以此来进行理论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种称之为田野实验的方法逐渐兴起，并逐渐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
（一）田野实验方法的兴起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起，实验方法即被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研究之中。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实验方法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经济学作为一门传统的社会科学，一直被认为是不可实验的。计量经济学出现之后，建立在观察法基础上的经验数据整理与分析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的主导方法。不过，20世纪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对这种方法提出了挑战，并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即实验室实验(laboratory experiments)方法。
尽管实验室实验在一些情况下可以有效地测度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较好的可控制性和可重复性，但是，它在实验室中进行，缺乏现实的社会背景。由于实验室背景与社会现实的差异性，在将实验室实验的结论推广到真实环境中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实验室实验的局限性推动了实验方法的改进，田野实验作为一种新的实验方法逐步引起经济学家的重视。田野实验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进行，更加贴近现实，同时又具有实验方法测度因果关系的优点，近些年来在很多领域都得到广泛运用。Levitt & List(2009)认为田野实验方法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实地实验的萌芽阶段，Fisher和Neyman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工作是其代表。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后半叶，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由政府部门主导的大规模的社会实验。第三个阶段是田野实验在最近十年间的快速发展。
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田野实验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接受。许多经济学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田野实验进行了介绍，如Duflo & Kremer(2008)介绍了将田野实验用于提高政策有效性时的系统化使用方法；Roe & Just(2009)分析了田野实验的内部有效性(internal validity)和外部有效性(external validity)问题；List(2011)分析了经济学家使用田野实验的原因，并且指出了设计实验时的14个注意事项。由于田野实验适用领域的广泛性和使用方法的灵活性，很难对其进行简单的定义，但是，从其类型学中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认识。
（二）田野实验方法的类型
田野实验根据不同的方法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Harrison & List(2004)鉴别出实验情境中的六个关键因素，这六个因素分别是：被实验者样本的性质(nature of the subject pool)、被实验者带入实验中的信息的性质(nature of the information that the subjects bring to the task)、实验中商品的性质(nature of the commodity)、实验任务或交易规则的性质(nature of the task or trading rules applied)、风险的性质(nature of the stakes)、实验环境的性质(nature of the environment that the subject operates in)。根据这六个情境因素的不同，可以将田野实验进行分类，同时把传统的实验室实验包含在此种类型学之中，也有助于我们比较实验室实验和典型的田野实验的联系与区别：
（1）传统的实验室实验(conventional lab experiment)。这种实验方法在标准的样本（主要是大学生）中招募被实验者，并在严格控制的情境和既定的规则下进行。
（2）人为的田野实验(artefactual field experiment)。与实验室实验类似，不同点在于人为的田野实验是在非标准样本中招募被实验者，即被实验者的性质不同。
（3）场景田野实验(frame field experiment)。与人为的田野实验的不同在于，实验中的商品、任务、风险以及被实验者引入实验的信息都与真实的社会情境相同。
（4）自然的田野实验(natural field experiment)。与场景田野实验不同，自然的田野实验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之中进行，被实验者也不知道自己身处实验之中。
各种田野实验方法是紧密联系的，为了更有效地验证因果关系，经济学家可能同时进行上述几种类型的实验。
（三）田野实验与发展经济学的新进展
近年来，田野实验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得到广泛的运用，这极大丰富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并对发展经济学的传统理论和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推动了实验发展经济学这一经济学分支领域的进展。
对观测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一直是传统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但是在探究人类行为动机以及评估项目有效性时，这种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具备较好的随机性和现实性，田野实验在研究作为发展经济学基础的人类行为动机问题上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与政府部门或社会组织合作，经济学家还可以利用田野实验来评估政策和项目的有效性。因此，田野实验方法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工具之一，实验发展经济学也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二、实验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成果
田野实验在发展经济学中的运用主要集中于两个方向：一是检验理论；二是评估政策或项目的有效性。研究课题涉及教育、信贷、慈善、储蓄、农业、腐败、歧视、政治等。本文重点从激励、风险和时间偏好、信息不对称、社会偏好与社会资本、政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角度进行评介。
（一）激励问题
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个体会对激励做出反应，经济学家已经设计了很多实验来研究激励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
教育质量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有很多关于激励问题的实验是在教育领域实行的。Duflo, Hanna & Ryan(2012)与印度的非政府组织Seva Mandir合作进行了一项田野实验。Seva Mandir在印度偏远地区开办非官方的教育中心（Non-formal Education Centers，简称NFEs）来推广基础教育。由于地方偏远，该组织很难监督NFEs教师的出勤率。教师的缺勤率在实验之前达到44%。为了研究如何解决这一问题，Seva Mandir选择了120个NFEs参加实验，并从中随机选择了60个NFEs作为处置组(treatment group)。处置组中每个教师配备一台相机，以便有效地追踪教师的出勤时间。在实验中，该组织根据教师的有效工作日数量为其提供一份奖金，奖金的设计使得处置组教师的工资因其出勤率的不同而在500至1300卢比之间浮动。另外60个NFEs作为控制组(control group)，教师工资固定在每月1000卢比，并告知他们将会因为出勤率较低而被解雇。18个月后，处置组的缺席率几乎下降了一半，从42%下降到22%。另外，处置组没有出勤率少于50%的极端失职行为，并且有36%的教师出勤率高于90%。而控制组的出勤率则没有明显的改善。实验结果反映出人们如何对激励做出反应。
其他经济学家也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Glewwe, Ilias & Kremer(2010)通过实验检验了提高对教师的激励是否可以在短期和长期提高学生的成绩。实验结果表明，这些激励在实验进行期间有助于提高学生成绩，但是在长期中没有显著影响。长期结果显示，教师没有显著提高自身努力水平，出勤率和备课努力都没有明显改变，而是将主要精力集中于考前准备上。Duflo, Dupas & Kremer(2012)研究了雇用短期合同的教师以提高教师学生比例对学生考试成绩和正式教师激励的影响。
田野实验在公共卫生领域也得到广泛运用。为了研究如何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服务问题，经济学家进行了一系列的田野实验。Thornton(2008)指出免费接受HIV-AIDS检查的人并不愿意去医疗机构领取检验结果，但是微小的激励（比如赠送0至3美元的抵用券）就可以带来明显的改变。Banerjee et al(2010)在实验中发现，改善服务的可靠性（开展免疫接种的社区服务）对提高免疫接种人数的作用不是非常显著，但是为接种者提供生扁豆或金属板等微小的激励却可以带来积极的影响。
除教育和医疗领域外，经济学家在其他领域也对激励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实验向我们揭示了，改变个体面临的激励可以有效地改变其行为方式。相对于长期收益，个体往往会为了得到短期回报而对激励做出明显的反应，这对政策制定具有很强的参考意义。
（二）时间和风险偏好
时间和风险偏好是进行经济学分析的两个重要考虑因素，研究发展问题更离不开这两个因素，实验发展经济学家通过设计田野实验对时间与风险偏好问题进行了探究。
1．时间偏好。个体的时间偏好问题一直是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关注的问题之一，因而行为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通过实验室实验对个体的时间偏好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个体的时间偏好随时间变化而呈现动态不稳定性，具有明显的现时偏向性，因而将其称之为现时偏向型偏好(present-biased preference)。偏好的这种时间不一致性(time-inconsistent)对个体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对它进行研究是了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许多发展问题的关键。
如何通过提高储蓄来积累发展所需要的资本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Prina(2012)在尼泊尔进行了一项田野实验，研究了为穷人提供免费的储蓄账户对其储蓄和借贷行为、资产积累、健康和教育投资的影响。实验发现，穷人对储蓄账户有潜在的需求，并会积极地使用账户。储蓄账户的可得性增加了穷人的货币资产，并且没有带来挤出效应，也增加了他们在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投资。Karlan et al(2010)通过在菲律宾的三个田野实验研究了有限注意力(limited attention)对储蓄和消费的影响，实验表明，对个体尤其是对时间偏好不一致的个体进行提醒，向其指出特定的未来支出对增加储蓄很有效，这种提醒行为有助于增加储蓄。Meier & Sprenger(2010)通过田野实验验证了现时偏向型偏好与信用卡借贷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现时偏向型偏好的个体会拥有更多的信用卡债务。
除资本积累外，时间偏好的不一致性对新技术的采用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Duflo, Kremer & Robinson(2008)在实验中发现，尽管肯尼亚的农民知道使用化肥可以提高产量，并且取得的收益超过使用化肥的成本，但化肥在农业生产中的普及程度仍然很低。Duflo, Kremer & Robinson(2011)在肯尼亚进行的另一项田野实验发现，农民具有现时偏向型的偏好，以至于倾向于推迟化肥的购买，最终没有像预期的那样使用化肥。但是，在收获季节实行有时间限制的价格折扣却有助于提高化肥的使用量。与自由放任和高额补贴政策相比，这种政策能更有效地克服时间偏好的不一致性带来的不利障碍。
2．风险偏好。经济活动中充满各种风险，风险和不确定性在个体的经济决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理解和预测经济行为离不开对个体风险偏好的了解。传统的实证方法难以收集测度个体风险偏好所需要的数据，而田野实验却为其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法。
Holt& Laury(2002)设计了一个彩票选择实验（HL实验）来测度个体的风险偏好。实验结果表明，增加激励可以改变人们的风险态度，导致更强的风险厌恶情绪。传统的预期效用理论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因此其对风险偏好的解释值得怀疑。在实验数据基础上，他们提出了一个更为灵活的效用函数，并假定风险偏好并非是不变的。Eckel & Grossman(2008)设计了一个赌博选择实验（EG实验）来研究风险偏好问题。被实验者面临五项赌博，其中一项是确定性的，另外四项预期收益随着风险的增加而线性增加。五项赌博都是50/50赌博，并且确保被实验者了解其规则。被实验者在五项赌博中选择最偏好的一项，以此来测度风险偏好。这种实验设计的优点是比较简单，预期回报更容易计算。实验结果表明，风险偏好具有异质性。Harrison et al(2005)指出HL实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HL实验中，增大彩票选择的风险以研究其如何影响风险偏好是实验最主要的关注点。但是，这一重要的结果可能会受到顺序效应(order effect)的影响。顺序效应是指，对实验任务的先前经验会影响个体在后续任务中的行为。通过一个改进的实验，他们发现顺序效应的影响是显著的，与增加风险的影响相近。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顺序效应，实验结果可能具有误导性。Dave et al(2010)研究了实验任务的复杂性对实验结果的影响。经济学家通过设计实验来引发被实验者的风险偏好时，往往忽略实验任务的复杂性所产生的影响。文章通过实验，在预测精度、估计的时间稳定性和偏好的异质性等三个方面，探讨了如何在简单实验（EG实验）和复杂实验（HL实验）之间进行权衡取舍。
很多经济学家通过田野实验对风险偏好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Dohmen et al(2009)在德国开展了一项田野实验，结果显示，风险厌恶程度和耐心与认知能力相关。在个性、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信用约束相同的情况下，较低的认知能力会导致风险厌恶情绪和没有耐心的行为，并且相关关系是显著的。Cook et al(2013)以印度加尔各答城市贫民为样本进行的田野实验表明，城市贫民一定程度上是风险厌恶的。实验中，幸运的被实验者会引发后续的被实验者进行更冒险的选择，但是，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对风险偏好的影响并不显著。Bellemare & Shearer(2010)研究了在不确定性环境中工作并选择激励性合同的劳动者的风险偏好。这些工人比普通群体具有更高的风险容忍度，该实验证明，当劳动者的偏好具有异质性时，筛选和交易成本是合同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
（三）信息不对称
在经济活动中，不对称信息可能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对市场机制产生不利影响。实验发展经济学采用田野实验方法，对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行了研究，为解决很多现实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信贷市场的发展对于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存在使得信贷市场难以充分发挥作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增加了信贷交易的成本，并将许多潜在的贷款者排除在市场之外，这在发展中国家尤其严重。Banerjee & Duflo(2007)在对13个发展中国家进行调查中发现，除印度尼西亚（拥有大规模的由政府资助的微信贷）外，人们从正规渠道得到的资金不足其借贷总额的6%，其他大部分借款都来自于放贷者、亲友或商人。Banerjee & Duflo(2008)在对印度企业信贷的研究中了解到，尽管很多企业的资本边际回报率很高，但是仍然受到严重的信贷限制。McKenzie & Woodruff(2008)在墨西哥和De Mel, McKenzie & Woodruff(2009)在斯里兰卡进行了田野实验以测度微型企业的资本边际回报率，结果表明，这一回报率远远高于银行的贷款利率。因此，高利率不是阻止穷人和中小企业从正规渠道借款的主要原因。Karlan & Zinman(2009)与南非的一家信贷机构合作进行了一项田野实验来研究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偿付压力对债务违约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违约是由偿付压力或逆向选择导致的，却清楚地证明道德风险的存在。由于这项实验发生在均衡市场，贷方已经预先设定了利率、贷款规模、贷款到期日以及一些筛选规则以使实际违约风险降到最低。而且，信贷机构通过其信用记录对参与实验者进行了筛选。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偿付压力和逆向选择对违约的影响不显著。
微信贷(Microcredit)的兴起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空间。微信贷包含了一系列的组织和金融产品，不过最大的特色还是通过不断地创新来降低贷款的管理成本，其方式包括动态激励(dynamic incentives)、集体责任(group liability)、还款频率(repayment frequency)以及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等。经济学家通过田野实验对这些措施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在Karlan & Zinman(2009)的实验中，只有一组比其他组还款率高很多，因为信贷机构承诺对该组按时还贷的参与者提供未来贷款的优惠条件，这表明动态激励对降低违约率有一定的影响。Gine & Karlan(2009)与菲律宾的一个微信贷机构合作进行了两项田野实验，研究了集体责任的影响。出人意料的是，个体责任小组和集体责任小组的违约率基本相同，被实验者不想在个人责任小组中退出，而更想离开集体责任小组。这个结果可能是由于实验是在一个违约率较低的背景下进行的，并且其他的激励措施十分有效，以至于集体责任对违约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在过去的实践中，集体责任在微信贷领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过大多数微信贷机构逐渐放弃了连带责任制度，但没有放弃定期的小组见面会。Karlan(2005)在秘鲁进行的田野实验表明，小组成员的行为可以预示未来的储蓄和还款行为。那些住得比较近的人或者有相似文化特征的人在微信贷责任小组中储蓄会多一点，并且违约率更低，验证了社会资本对违约率的影响。Bauer, Chytilova & Morduch(2012)通过田野实验研究了微信贷的行为基础，发现具有现时偏向型偏好的女性更有可能在微信贷机构贷款。实验结果还验证了微信贷领域使用集体责任并重视还款频率的内在需要。
经济学家采用田野实验对微信贷的效果进行了评估。Banerjee et al(2010)在印度的田野实验为微信贷的扩张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微信贷不仅没有加剧借款人的自我控制问题，反而使那些本来就希望自主创业而需要贷款的人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资金。Crepon et al(2011)在摩洛哥进行的田野实验中发现微信贷对于支出（包括消费、教育、健康等其他支出）的影响很小，且其影响具有异质性。那些想自主创业的人会减少非耐用品消费和总体消费，增加储蓄并扩大个体经营。而那些没有这种想法的人会增加食品和耐用品消费，但是投资支出没有显著变化。Karlan & Zinman(2011)在菲律宾进行的田野实验中却发现了不同的结果。微信贷减少了借款者的商业活动和雇佣率，并降低了参与者的福利水平。虽然微信贷增强了参与者应对风险的能力，增加了他们获得非正规贷款的可能性，加强了社区联系，但是它没有像支持者预想的那样发挥作用。Fischer(2011)在印度进行的田野实验重点关注了微信贷合约的结构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微信贷资助的企业并没有实现创业企业常有的快速发展，信贷合约的设计不鼓励高风险但有高预期回报的投资。连带责任在两个方面带来了这种低效率：一方面，搭便车的借款者投资高风险的项目时，其他负有连带责任的伙伴无法得到相应的补偿；另一方面，互相监督却得到过度补偿，以至于小组成员急剧减少风险投资，进而影响盈利水平。
田野实验在微信贷领域的广泛使用是理论与方法相结合的一个典型，为经济学家研究信息不对称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视角。经济学家在小额保险、风险分担等其他领域也进行了相关实验，研究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方法，并取得了很大进展。
（四）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相对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一种资本形式，其表现形式有规范、信任、利他、合作、社会网络等。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难以直接观察，传统的经验数据收集方法难以开展，而田野实验为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选择。本文将社会资本分为行为型社会资本（如规范、信任、利他、公平、社会监督与制裁等）和关联型社会资本（如社会学习、社会网络等），分别介绍田野实验在两者研究中的贡献。
1．行为型社会资本。社会规范对人们的行为会产生影响，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利他倾向以及对公平的认识，都会影响经济主体的决策。为了衡量这些因素对经济主体的影响，经济学家设计了一系列的实验，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早期的实验主要采用博弈实验，重点关注经济主体的行为倾向，并比较不同国家或文化之间的偏好异质性。这些实验主要包括囚徒困境实验(prisoner’s dilemma, PD)、自愿捐献机制实验(voluntary contribution mechanism, VCM)、公共池塘资源博弈实验(common pool resource game, CPR)、信任博弈实验(trust game, TG)、最后通牒博弈实验(ultimatum game, UG)、独裁者博弈实验(dictator game, DG)等。PD实验通过设计一种类似囚徒困境的背景，使两个被实验者只有合作和背叛两种选择，并且背叛的收益要严格优于合作，以此来测试被实验者的合作倾向。VCM实验要求被实验者对一个公共物品进行资源捐献，搭便车是其占优策略，因此激励结构类似于一个多人的囚徒困境，这可以用来衡量个体的合作意愿。CPR实验中，一种公共物品对所有被实验者都是可得的，任何一个被实验者对这一物品的攫取都会减少其他人的福利，因此被实验者被期望合作以减少对这一物品的攫取。TG实验中，主持人付给提议者（first-mover）一定数量的钱，并要求提议者把其中一部分赠送给响应者（second-mover）。主持人把提议者赠送的钱乘以3倍后交给响应者，提议者知道主持人的这一举动，但是响应者不知道。最后，响应者决定把多少钱返还给提议者。这一实验可以显示被实验者之间的信任、互惠、合作等倾向以及对公平的认识。UG实验中两个被实验者面对一种资源，提议者向响应者提出一种分配该资源的方案。如果响应者同意这一方案，则按照提议进行分配；如果响应者不同意，则两人什么都得不到。该实验可以用于研究被实验者在公平、利他等方面的倾向。DG实验对UG实验进行了调整，取消了响应者对分配方案的否决权，资源分配按照提议者的方案进行。这两项实验往往同时进行，并对实验结果进行对比。经济学家在很多国家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实验结果显示，很多被实验者并没有像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那样行动，而是表现出一定的合作倾向和利他主义，并且主体间的信任也促使互惠行为的出现，而且主体行为受到社会规范和公平原则的影响。尽管这些早期的实验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主体的社会偏好上，很少关注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些研究对认识经济主体的行为仍有重要作用。
为了深入研究社会偏好对经济主体行为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实验发展经济学家逐渐将精力集中于行为型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Henrich et al(2001)在15个小型社会中使用UG实验研究人们的合作倾向，实验数据显示，经常合作进行日常生产的社会和受市场活动影响较多的社会的个体表现出更多的合作倾向。当然，这种相关关系背后的因果逻辑仍有待探讨，但是这为研究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经验。Carter & Castillo(2003)使用了不同的方法以控制社会规范和个人行为的内生性，并且评估了信任和诚信对经济产出的影响。首先，他们测试了构成社会规范的同伴效应(peer effect)，然后研究了利他主义、信任和诚信对社区成员的经济影响。Carpenter & Seki(2011)在对日本富山湾渔民进行的田野实验中发现，社会偏好与社会成员的生产力之间有很强的相关关系，并且社会偏好随着团队生产的广泛运用而内生演化。为了研究社会资本对经济决策的影响，Cassar & Wydick(2010)在五个国家（印度、肯尼亚、危地马拉、亚美尼亚和菲律宾）进行了一系列的田野实验。结果表明，社会信任对团体贷款贡献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社会和宗教同质性的影响并不明显。社会资本并不是先天存在的，它会在重复性和合作性的组织活动中逐渐生成。团体借贷中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对个人行为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这些发现都显示了社会资本的重要性。Andreoni, Rao & Trachtman(2011)对人们慈善行为进行的田野实验中发现，主动寻找募捐者的现象很罕见，而募捐者对参与者的提问与请求对捐献有重要影响。这些现象并不支持利他主义的静态观点，如不平等厌恶，而可能表明利他主义的缺乏，并且利他主义可能是由社会暗示和交互关系所驱动的。Chemin & Kurmann(2012)在肯尼亚进行了一项长期的田野实验，关注劳资关系中存在的互惠行为。结果显示，削减劳动者的工资会导致劳动者大幅、持续降低努力程度，并且这种应对是不对称的。而增加工资并没有带来显著的互惠行为，劳动者会很快将自己的工资偏好调整到这一较高的水平。这一发现也为解释工资向下刚性提供了新的视角。Cohn, Fehr & Goette(2009)采用田野实验方法研究了公平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在增加工资之前，认为工资过低的劳动者会对报酬的提高做出积极的反应，显著提高努力水平；而初始工资较为公平的员工对工资的变动并没有显著的反应。这说明公平感在决定是否提高工作努力程度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2.关联型社会资本。除社会规范、合作倾向、利他主义等社会偏好会影响经济决策外，社会学习、社会比较、社会信息的有效传递以及社会网络也会对经济主体的行为带来影响。
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学习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解决这一问题有助于了解知识的形成和技术在社会网络间的传播。Duflo, Kremer & Robinson(2005)在肯尼亚开展了一项田野实验，探究干中学和社会学习对新技术普及的作用。处置组和控制组数据的对比显示，干中学有利于提高农民使用化肥的可能性，而农民之间的相互学习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这说明社会学习有助于技术的传播。Conley & Udry(2010)在加纳进行的田野实验也关注了社会学习在新技术扩散中的作用。他们区分了农民的信息共享邻居(information neighbors)和一般的地理区位上的邻居，前者是指农民可以在与他们的信息交流中学习农业技术的邻居。实验重点关注农民是否会根据信息共享邻居在农业方面的成功而调整自己的农业投入，尤其是新技术的使用。实验结果表明，农民会学习信息共享邻居的成功经验，社会学习有助于先进技术在社会成员之间的扩散。Miguel & Kremer(2003)通过田野实验研究了社会学习对注射除寄生虫药物的影响，结果是出人意料的。社会学习没有增加接受注射的人数，反而降低了注射的积极性，这一影响十分显著以至于外部性不能解释全部的效应。可能的解释是，家长发现其他孩子注射药物没有带来显著的益处时，会认为这种药物没有预想的那么有效。这一结果说明，社会学习对经济主体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社会成员的相互比较、信息在社会网络之间的传播也会影响经济决策。Cohn et al(2011)通过一项田野实验考察了工人对工资削减的反应是否与同事的工资水平相关。被实验者被随机分为两组，同时削减两组成员的工资会导致两组成员努力水平的大幅度降低。只削减一组成员的工资而保持另外一组工资不变，被削减工资的一组成员的绩效会降低，其幅度要比同时削减两组工资时下降得更加显著。这说明员工之间的社会比较会影响其行为。另外，那些目睹同事工资变化而自身工资没有变化的员工没有改变自己的努力程度，这说明社会比较对努力水平的影响是不对称的。Chen et al(2010)设计了一个田野实验来探索社会比较是否可以增加对网络社区的贡献。电影评级网站向注册用户发送关于电影评级数量的行为信息后，评级次数低于中位数的使用者的月度评级次数增加了530%，而高于中位数的使用者没有减少评级次数。研究结果表明，有效的个性化的社会信息可以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Shang & Croson(2009)在对慈善行为进行的田野实验中发现社会信息对个人的捐献行为有积极的影响，并且捐献的增加对未来的行为没有挤出效应。这说明其他人对公共物品的贡献水平与个人的贡献水平具有互补性，社会信息对于个人自愿提供公共物品具有促进作用。
社会成员所处的社会网络对其行为和决策都有重要的影响，经济学家越来越重视社会网络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Ligon & Schechter(2011)在巴拉圭农村进行了一项田野实验以衡量社会网络对村民的价值，实验设计使他们能够衡量和区分不同的行为动机（仁慈、利他、对社会制裁的担心、互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社会网络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促进成员间的互惠行为上。Bandiera & Rasul(2006)在莫桑比克北部地区使用田野实验方法研究了社会网络与新技术采用之间的关系。农民在采用一项新技术时会考虑他所处的家庭和朋友网络中其他人的选择，实验结果显示这种关系是倒U型的，即当社会网络中有很少人采用这种新技术时，社会影响对于新技术的传播是积极的；当较多的人已经采用这种新技术时，影响则是消极的。另外，这种相关性在家庭或朋友网络中要比在基于宗教信仰的网络中更显著，而在不同宗教信仰的个人之间则没有这种相关性。Attanasio et al(2009)采用田野实验方法研究了社会网络对风险分担的影响。那些具有朋友或亲属关系的个体更可能加入同一个风险分担团体，当团体中出现信任问题时，这一风险分担的进程会被扰乱。而这种风险分担安排很少出现在不熟悉的个人之间。Bapna et al(2011)重点关注了社会网络的强度与信任之间的关系，实验证据显示，社会网络的强度与信任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五）政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上述几个领域重点关注个体决策问题，而国家、组织和机构也是重要的经济主体。政治对经济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一系列的研究课题。
政治结构、政治参与、政策制定与执行、社会秩序以及组织活动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实验发展经济学家采用田野实验方法对这些领域进行了探索。Olken(2008)在印度尼西亚进行了一项田野实验，研究间接民主和全民公投这两种机制带来的不同影响。实验结果显示，采用全民公投对发展项目进行选择时，村民的满意度会大幅提高，对项目的了解也更多，感受到的好处会更多，并且愿意为项目做出贡献。这说明，提高社会参与度可以大幅提高公众的效用水平，尽管参与机制的改变对最终的项目选择没有实质性的影响。Beath, Christia & Enikolopov(2012a)在阿富汗的田野实验中发现，在进行公共资源配置时，直接民主比咨询会议更能提高公众满意度。因为，精英们在咨询会议中会起主导作用，而全民公决能更好地反应公众的偏好。这表明政治程序在公共物品提供时会产生重要影响。Bjorkman & Svensson(2009)研究了社区监督机制的建立对公共卫生服务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这一机制的建立有助于改善公共卫生服务的质量，并使社区在公共卫生提供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因此，增加社会参与有益于公共物品的提供。Grossman & Baldassarri(2012)在乌干达进行的田野实验中发现，制裁机构的存在对促进合作具有积极影响，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制裁机构的建立方式，选举方式产生的领导者要比随机指定方式决定的领导者发挥更大的作用。直接观测数据也验证了这一结论。Beath, Christia & Enikolopov(2012b)在阿富汗进行的另外一项田野实验关注社会秩序的作用。实验结果表明，发展项目的实施有利于相对稳定地区的发展，可以改变项目覆盖地区村民对幸福的看法和对政府的态度，并提高周边地区的安全水平，而在不稳定地区没有产生这种效果。这说明，提供公共产品以改善政府形象和减少暴力需要基本的社会秩序的存在。Featon, Humphreys & Weinstein(2009)在内战结束后的利比亚进行了一项田野实验，重点关注战后国际援助对于增加社会凝聚力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即使经济关系结构和宏观政治进程没有明显变化，社区驱动型(community driven development,简称CDD)的战后重建项目可以在短时间内增强社会凝聚力。这为利用国际援助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创造了新的空间。
在政治运行过程中，由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机构成员可能不会按照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标准来决定自己的努力程度，甚至还会出现腐败、不作为等扭曲行为。实验发展经济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Olken(2007)在印度尼西亚进行了一项田野实验，重点关注腐败问题。为了测度农村道路修建过程中存在的腐败现象，Olken聘请工程师对道路修建中投入的资源数量和价格进行评估，然后将评估结果与官方支出报告进行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可以视为不明支出，这一数据可以测度腐败程度。该方法基于客观数据，改变了传统的基于信念的腐败测度方法。实验还发现，提高政府审计的可能性有助于降低腐败程度，不明支出的减少足以弥补政府审计的成本，而在监督过程中引入基层参与对降低腐败程度没有明显效果。这说明，在一个高度腐败的环境中，自上而下的监督方式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Armantier & Boly(2012)同时使用实验室实验和田野实验对腐败进行了测度，分析了高工资、监督、惩罚等对贿赂问题的影响。Banerjee, Mullainathan & Hanna(2012)对腐败问题的定义、研究方法、应对措施等进行了全面的介绍。这些研究成果对理解和打击腐败具有重要意义。
三、实验发展经济学研究中的
争论与其方法的局限性
实验发展经济学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伴随着许多的怀疑与批评，大部分的批评是针对田野实验这一研究方法的，主要关注田野实验方法和其他研究方法的比较以及实验结果的解读。实验发展经济学家对这些批评进行了回应。
（一）实验的可控性和可重复性
田野实验是在真实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与实验室实验相比，其可控性与可重复性受到实验背景的限制(Falk & Heckman,2009)。在测度因果关系时，由于实验背景的复杂性，很难对其他变量进行精确的控制，实验结论的内部有效性也会受到影响。社会背景的不同也会限制实验的可重复性。
通过良好的实验设计，经济学家可以对处置组和控制组进行较为严格的控制，实验中得出的因果关系往往是可靠的。但是，相对于实验室实验，田野实验的可控性及其内部有效性仍然受到一些限制(Roe & Just,2009)。实验发展经济学越来越重视两种实验方法的结合，以此来克服两种方法的局限性，提高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在可重复性方面，很多田野实验是在不同国家或地区进行的，这种跨区域研究有时也会受到文化背景的多元化、个体的异质性等问题的困扰。这些问题对实验结果的解读和跨区域比较都会产生影响，实验发展经济学家在样本选择、实验数据分析等方面也进行了相关努力，尽量降低这些问题的影响。
（二）环境依赖
环境依赖是指田野实验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对特定的人群进行的，因此实验结果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实验环境，这会阻碍实验结论的普遍化，对研究结果的外部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Banerjee & Duflo(2009)指出，通过与合作组织的有效沟通可以部分缓解实施者效应，而在不同地区进行重复实验有助于提高结果的普遍性。很多关注同一问题的田野实验是在不同国家或文化背景下进行的，上文提到的教育问题的实验、微信贷领域的实验等都是在不同背景下实施的，许多实验得出的结论是类似的。当然，也有一些结果因为背景不同而具有差异。但是，重复性的实验可以使我们了解哪些结果具有环境依赖性，哪些结果受环境影响较小，并且可以产生累积性的知识。
但是，随机实验往往只能在特定的地区进行，或者只能与特定的组织合作，正是由于它们是随机进行的，并且不是每个组织都接受这种随机化，那么重复实验并不能解决环境依赖问题(Heckman,1992)。另外，当随机实验的规模不断扩大时，合作组织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和意愿支持评估项目也是有待克服的障碍。基于观测数据的实证分析也会面临这种问题，数据的收集过程也需要相关组织或机构的合作，并且有些数据的可得性是一个难题。总之，重点不在于田野实验可以解决环境依赖问题，而是其他非实验方法也被这一难题所困扰。
（三）合作问题
随机化需要合作组织的支持和被实验者的积极参与，并非每个实验都能保证较高的参与水平，有的实验参与率比较低，被实验者是经过筛选的，这都会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Heckman,1992)。另外，合作组织可能对实验施加限制(Levitt & List,2009)。
Banerjee& Duflo(2009)认为，田野实验可以研究个体参与项目的原因，并且很多实验设计是针对选择问题的，前文提到的一些实验也关注了被实验者的选择问题。在一些情况下，参与并不会产生问题，因为被实验者可以从中获得很大的益处，类似于得到一份意外的礼物，有利于提高其积极性。但是，即使一份礼物也有可能被拒绝，这会限制实验的实施。
（四）随机化引发的问题
随机化往往是由于组织或机构受到预算约束和管理能力的限制，只能在有限的地区开展项目。实验者在开展项目时，往往告诉控制地区的人们，项目会在未来扩展到控制地区。对项目的预期可能会导致个体在实验中改变自己的行为，这会使实验结果出现偏差，高估项目带来的有利影响。另外，实验可能会产生溢出(spillover)效应，对处置组进行的干涉可能会影响到控制组。当控制组可以间接地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获益时，对实验结果的解读可能低估了项目的积极影响(Banerjee & Duflo,2009)。
在一些田野实验中，被实验者不知道自己身处评估项目之中，控制组的个体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被排除在项目之外。道德伦理方面也允许在最终调查完成之前免于披露实验的全部细节。这样可以保证参与者从开始就不知道自己卷入实验之中，因此可以有效地避免上述问题的出现。对于那些被实验者知道自己身处实验当中的情况，良好的实验设计可以缩小溢出效应的范围。另外，溢出效应可能是社会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田野实验也可以用于这方面的研究，直接评估溢出效应的大小。
（五）均衡效应
均衡效应的存在也会对实验结果的普遍性造成影响，导致在项目规模明显扩大时难以运用小范围地区实验的发现(Heckman, Lochner & Taber, 1999)。例如，在一个小规模的实验中发现，提供购物券可以激励经济困难的女孩进入私立学校学习，并且提高女孩的教育水平和未来的收入水平。但是，如果这一项目扩展到国家层面，那么会带来两个挑战性的问题：一是私立学校的拥挤；二是随着供给的增加，教育的回报会逐渐降低。由于这两种问题的出现，实验结果可能夸大了该项目的回报。
实验发展经济学家尚未找到一个完美的方案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很多情况下可以尽量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均衡效应的存在为进行大规模的实验研究提供了理由，扩大实验规模也可以验证小范围实验结论的普遍性。但是，大规模实验的可行性往往受到限制，这时需要将经验数据和实验结论进行比较，非实验方法和实验方法的结合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六）其他限制
除上述提到的五个争论外，实验发展经济学在研究中还受到一些难以摆脱的限制。首先，时间问题具有重要影响。有些问题涉及的时间跨度特别长，甚至超出了研究人员的寿命，田野实验就难以开展(Humphreys & Weinstein,2009)。其次，历史也会发挥作用。很多课题往往与一个地区的历史有关，这些历史问题使解释变量具有一定的时间性并且难以进行随机化(Humphreys & Weinstein,2009)。最后，田野实验在一些情况下难以实施。有些研究课题具有政治或利益敏感性，很难在现实中开展。有的课题可能会受到伦理的限制，这些都会对田野实验的适用范围产生限制(Duflo,2006)。
总之，实验发展经济学在兴起过程中遭到了一些质疑与批评，实验发展经济学家为自己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辩护，并且指出很多限制并非是田野实验方法所独有的，而是其他方法也要面对的。这些争论有助于我们了解实验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优点与局限，正确认识田野实验方法的适用范围。
四、简评
实验发展经济学在近几十年的迅速发展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也吸引了大批经济学家投身于该领域的研究之中。尽管如此，我们应该客观对待这一领域的进展。首先，实验发展经济学还未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如何把实验中的发现提炼成理论，还需进一步的努力。其次，实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是我们也应警惕田野实验方法的滥用。更重要的是，在有关田野实验方法的争论中，我们认识到经济学各种研究方法的优点与不足，了解到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因此，在问题面前不能过于乐观。再次，在实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策制定当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政策水平的提高。但是，这种参与也应引起关注。经济学家在这一过程中能否保持价值中立是值得怀疑的，即使经济学家可以保持价值中立，这种专家或精英决策机制是否一定会对政策的有效性产生积极影响也有待探讨。再退一步讲，即使这种机制可以提高政策的经济效率，但是政策追求的目标往往是多重的。而经济学家更多地关注效率问题，单一维度的目标考量对政策的制定或许并非是有益的。因此，经济学家与政治机构的紧密联系会带来双重的影响，值得警惕。
在未来，有两个开放性的领域需要实验发展经济学家的关注，这两个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Duflo,2006)。一是个体行为动机和行为改变问题。通过研究个体的行为动机以及如何改变这些行为，经济学家不仅可以取得理论成果，而且可以显著地提高生活质量。第二个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问题。在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经济学家也会发现越来越多的研究领域，并且认识到田野实验方法的重要性。当然，在未来研究中，还应认识到田野实验方法的局限性，以及这些局限所带来的挑战：（1）如何将实验结果普遍化仍是一个难题，一个可行的选择是将田野实验方法与其他方法相结合，进行更广泛的理论研究。（2）实验发展经济学家不仅要把注意力集中于因果关系的探究上，还应关注它们背后的原理。（3）大部分田野实验主要关注微观层面的问题，但是发展经济学有很多问题是更为宏大的，如何将田野实验方法运用到这些问题的研究中，是实验发展经济学未来要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4）虽然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田野实验，实验中得出的结论并没有形成一个体系。如何把众多实验中得到的知识积累起来并提炼出理论，是实验发展经济学要解决的最关键的问题。
实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经验和研究方法是否可以运用到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之中呢？很多学者持比较乐观的态度，认为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期，众多的改革试点需要进行有效性评估，这些都为田野实验提供了机会。不可否认，田野实验方法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了解。但是，我们也不可过于乐观，也应看到这一方法的局限。首先，田野实验方法本身的局限可能限制其作用的发挥。其次，中国文化的特色性和个体行为动机的复杂性会影响被实验者真实偏好的表达，田野实验能否测度个体的真实偏好是值得探讨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的许多问题都是错综复杂的，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即使田野实验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问题的特定方面，但是对于真正解决问题可能没有多大帮助。总之，实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对我们认识中国的发展问题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其局限性，并认识到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参考文献：
Andreoni, J., J.M.Rao & H.Trachtman(2011), “Avoiding the ask: A field experiment on altruism, empathy, and charitable giving”, NBER Working Paper No.17648.
Armantier, O. & A.Boly(2012), “Comparing corruption in the lab and in the field in Burkina Faso and in Canada”, CIRANO Working Papers.
Attanasio, O. et al(2009), “Risk pooling, risk preferences and social networks”, MIMEO, Oxford University.
Bandiera, O. & I.Rasul(2006), “Social networks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in northern Mozambique”, Economic Journal 116(514):869–902.
Banerjee, A. & E.Duflo(2007), “The economic lives of the poo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1(1):141-167.
Banerjee, A. & E.Duflo(2008), “Do firms want to borrow more: Testing credit constraints using a targeted lending program”, BREAD Working Paper No. 005, 2004, revised 2008.
Banerjee, A. & E.Duflo(2009), “The experimental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1(1):151-178.
Banerjee, A., E.Duflo, R.Glennerster & C.Kinnan(2010), “The miracle of microfinance?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valuation”, BREAD Working Paper No.278.
Banerjee, A., E.Duflo, R.Glennerster & D.Kothari(2010), “Improving immunization coverage in rural India”,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40:c2220.
Banerjee, A., S.Mullainathan & R.Hanna(2012), “Corrup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17968.
Bapna, R. et al(2011), “Trust, reciprocity and the strength of social ties: An online social network based field experiment”, Charlotte, NC: Proceedings of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Technology.
Bauer, M., J.Chytilova & J.Morduch(2012), “Behavioral foundations of microcredit: Experimental and survey evidence from rural Indi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2): 1118-1139.
Beath, A., F.Christia & R.Enikolopov(2012a), “Direct democracy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Afghanistan”,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6133.
Beath, A., F.Christia & R.Enikolopov(2012b), “Winning hearts and minds through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MIT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Research Paper No.2011-14.
Bellemare, C. & B.S.Shearer(2010), “Sorting, incentives and risk preferences: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Economics Letters 108(3):345–348.
Bjrkman,M. & J.Svensson(2009), “Power to the people: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field experiment on community-based monitoring in Ugand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2): 735-769.
Carpenter, J. & E.Seki(2011), “Do social preferences increase productivity? Field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fishermen in Toyama Bay”, Economic Inquiry 49(2):612–630.
Carter, M. & M.Castillo(2003),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to social capital in South Africa”,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Cassar, A. & B.Wydick(2010), “Does social capital matter? Evidence from a five-country group lending experi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 62(4):715-739.
Chemin, M. & A.Kurmann(2012), “Do workers feel entitled to high wages? Evidence from a long-term field experiment”, http://federation.ens.fr/ydepot/semin/texte1112/CHE2012WOR.pdf.
Chen, Yan,et al,(2010), “Social comparisons and contributions to online communities: A field experiment on Movie Le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4):1358-1398.
Cohn, A. et al(2011), “Social comparison in the workplace: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5550.
Cohn, A., E.Fehr & L.Goette(2009), “Fairness and effort: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MIMEO, University of Zurich.
Conley, T.G. & C.R.Udry(2010), “Learning about a new technology: Pineapple in Gha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1):35-69.
Cook, J.H. et al(2013), “Measuring risk aversion among the urban poor in Kolkata, India”,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0(1):1-9.
Crépon, B. et al(2011), “Impact of microcredit in rural areas of Morocco: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valuation”, MIT/JPAL Working Paper.
Dave, C. et al(2010), “Eliciting risk preferences: When is simple better?”,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41(3):219-243,
De Mel, S., D.McKenzie & C.Woodruff(2009), “Measuring microenterprise profit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8(1):19–31.
Dohmen, T.J. et al(2009), “Are risk aversion and impatience related to cognitive ability?”, CESIFO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620.
Duflo, E. & M.Kremer(2008), “Use of randomization in the evaluation of 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In Evaluating 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World Bank Series on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7:93-120.
Duflo, E.(2006), “Field experiments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 R.Blundell et al(ed), Advances in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etrics, Vol.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uflo, E., M.Kremer & J.Robinson(2005), “Understanding fertilizer adoption: Evidence from field experiments”, Mimeo, MIT.
Duflo, E., M.Kremer & J.Robinson(2008), “How high are rates of return to fertilizer? Evidence from field experiments in Keny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2):482–488.
Duflo, E., M.Kremer & J.Robinson(2011), “Nudging farmers to use fertilizer: Theory and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Keny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6):2350-2390.
Duflo,E., P.Dupas & M.Kremer(2012), “School governance, teacher incentives, and pupil-teacher ratios: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Kenyan primary schools”, NBER Working Paper No.17939.
Duflo, E., R.Hanna & S.P.Ryan(2012), “Incentives work: Getting teachers to come to schoo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4):1241-1278.
Eckel, C.C. & P.J.Grossman(2008), “Forecasting risk attitudes: An experimental study using actual and forecast gamble choice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68(1):1-17.
Falk, A. & J.J.Heckman(2009), “Lab experiments are a major source of knowledge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cience 326(5952):535-538.
Fearon, J.D., M.Humphreys & J.M.Weinstein(2009), “Can development aid contribute to social cohesion after civil war?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post-conflict Liberi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9(2):287-291.
Fischer, G.(2011), “Contract structure, risk sharing, and investment choic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EOPP023.
Gine, X. & D.Karlan(2009), “Group versus individual liability: Long term evidence from Philippine Microcredit lending groups”, MIMEO, Yale.
Glewwe, P., N.Ilias & M.Kremer(2010), “Teacher incentive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3):205-227.
Grossman, G. & D.Baldassarri(2012), “The impact of elections on cooperation: Evidence from a lab in the field experiment in Uganda”,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6(4):964–985.
Harrison, G.W. et al(2005), “Risk aversion and incentive effects: Com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3):897-901.
Harrison, W.G. & J.A.List(2004), “Field experiment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2(4):1009-1055.
Heckman, J.J.(1992), “Randomization and social policy evaluation”, in: Manski & Garfinkel(eds), Evaluating Welfare and Training Program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eckman, J.J., L.Lochner & C.Taber(1999),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and general equilibrium treatment effects: A study of tax and tuition policy”, Fiscal Studies 20(1):25-40.
Henrich, J. et al(2001), “In search of homo economics: Behavioral experiments in 15 small-scale societ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2):73-78.
Holt, C.A. & S.K.Laury(2002), “Risk aversion and incentive effec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5):1644-1655.
Humphreys, M. & J.Weinstein(2009), “Field experiment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2:367-378.
Karlan, D. & J.Zinman(2009), “Observing unobservables: Identifying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with a consumer credit field experiment”, Econometrica 77(6):1993–2008.
Karlan, D. & J.Zinman(2011), “Microcredi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Using randomized credit scoring for impact evaluation”, Science 332(6035):1278-1284.
Karlan,D. et al(2010), “Getting to the top of mind: How reminders increase saving”, NBER Working Paper No.16205.
Karlan, D.(2005), “Using experimental economics to measure social capital and predict real financial decis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5):1688-1699.
Levitt, S.D. & J.A.List(2009), “Field experiments in economics: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53(1):1-18.
Ligon, E. & L.Schechter(2011), “The value of social networks in rural Paraguay”, CUDARE Working Papers No.1116.
List, J.A.(2011), “Why economists should conduct field experiments and 14 tips for pulling one off”,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5(3):3-16.
McKenzie, D. & C.Woodruff(2008), “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returns to capital and access to finance in Mexico”,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2(3):457-482.
Meier, S. & C.Sprenger(2010), “Present-biased preferences and credit card borrowing”,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1):193-210.
Miguel, E. & M.Kremer(2003). “Networks, social learning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The case of deworming drugs in Kenya”, MIMEO, Harvard.
Olken, B.(2007), “Monitoring corruption: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Indonesi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5(2):200-249.
Olken, B.A.(2008), “Direct democracy and local public goods: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Indonesia”, NBER Working Paper No.14123.
Prina, S.(2012), “Do basic savings accounts help the poor to save?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Nepal”, MIMEO,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Roe, B.E. & D.R.Just(2009), “Internal and external validity in economics research: Tradeoffs between experiments, field experiments, natural experiments, and field data”,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e Economics 91(5):1266-1271.
Shang, J. & R.Croson(2009), “A field experiment in charitable contribution”, Economic Journal 119(540):1422–1439.
Thornton, R.(2008), “The demand for and impact of learning HIV statu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5):1829–1863.
陈鹏，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邮政编码：250100;电子邮箱：chenpengliuha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