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经济学动态》2013年第4期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贫困理论把研究的焦点聚集在已经发生的、静态的贫困事实上，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动态贫困问题，这种研究状态直到最近几年才有所改观。经济学家越来越意识到，贫困研究不能仅仅静态地关注同一时期贫困人口的规模大小，而是应当动态地研究贫困群体在不同时期脱贫、陷贫或持续贫困等贫困状态的动态变化过程。本文系统地梳理了国际经济学界在贫困动态变化方式、动态贫困的测度，以及动态视角下的贫困预防与应对等方面研究的最新进展，并在发展经济学视野中展开评论。
关键词：贫困 动态贫困 贫困测度 风险 脆弱性
多年来，世界各国为减少贫困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但实际的发展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直到21世纪贫困依然是困扰全人类的主要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贫困问题的动态性。以中国为例，居高不下的脱贫人口返贫率是近年来中国贫困问题的一个显著特征：在2008年的贫困人口中有66.2%在2009年脱贫，而2009年3597万贫困人口中，则有62.3%是返贫人口（范小建，2010）。但是，长期以来，贫困理论把研究的焦点聚集在已经发生的、静态的贫困事实上，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动态贫困问题，这种研究状态直到最近几年才有所改观。经济学家越来越意识到，贫困研究不能仅仅静态地关注同一时期贫困人口的规模大小，而是应当动态地研究贫困群体在不同时期贫困状态的动态变化过程，这种状态的变化包括脱贫、陷贫或持续贫困等。这种认知基于广泛存在的贫困脆弱性事实，同时也源自制定具有动态性瞄准功能的扶贫政策、提高扶贫效率的需要。近年来，随着家户面板数据获得的可能性逐渐增强，国际学术界对贫困问题的研究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动态化趋势。
一、贫困动态变化的方式
理解贫困动态变化首先要认识其表现方式，即描述和区分不同的动态过程。家户的福利状态可能在贫困与非贫困之间跨期转换或延续，经历脱贫、陷贫、持续贫困和绝不贫困四种动态过程。测度和评估这四种动态过程需要有家户的跨期面板数据，大多数研究都是利用消费或者收入等指标的变化来观测贫困的动态变化或持续。例如，Bigsten & Shimeles(2008)研究了1994-2004年间埃塞俄比亚城市和农村地区贫困状态的转换和持续。他们利用生存分析（survival analysis）方法计算了家户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贫困之后脱贫的概率，以及家户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非贫困生活后又陷入贫困的概率。结果表明，这些家户频繁地陷入或脱离贫困，但是，如果贫困家户经历贫困的时间越长，他们脱贫的难度也就越大；如果家户处于非贫困状态的时间越长，他们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就越小。这说明贫困作为一种状态，具有很强的惯性。
当面板数据缺乏时，研究中常常采用让受访者回顾过去生活，并与当前生活状况进行比较的定性研究方法。Krishna(2006，2010)用“进展阶段方法”（stages-of-progress method）研究了长期贫困的动态变化。该方法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与参与式方法结合起来，要求村民以社区为单位集中讨论家户在脱贫的过程中，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不同阶段主要增加的消费项目是什么？调查表明，在受访村民看来，食物、住房、还债、衣着是依次需要满足的基本需求，因此，只有当家户跨过了这几个基本需求的层次，才被公认为实现了脱贫。然后，回顾25年前所处的消费层次并与当前家户所处的消费层次比较，由此分析家户所处消费层次的变化以及贫困的动态变化。Adato et al(2007)在研究南非的贫困动态变化中，同样利用参与式方法对家户成员进行访谈，并通过树状图可视化地呈现出该家户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重要事件及其发展轨迹，这些事件被用来解释贫困状态变化的原因。
Davis & Baulch(2011)认为，由于对贫困的不同理解，评估随时间而变化的贫困状态是复杂的，特别是采用不同的方法会导致不同的评估结果。他们分别使用基于生活史（life-history）的定性分析方法和基于消费水平的定量分析方法来评估孟加拉农村贫困的动态变化，发现这两种方法的评估结果有很大的差异。而以资产水平作为定量分析中评估贫困的指标时，这两种评估方法的差异就减少了五分之三。因此，他们建议在贫困动态变化的定量评估中，应该运用基于资产的估计方法，或者采用多维贫困的思路来进行研究。
上述研究只是针对贫困动态变化的结果，而无法揭示贫困动态变化的机制，即无法了解这种变化是由于未预料的外界冲击导致的随机性变化，还是家户本身的可行能力发生质的变化，使福利水平产生了结构性改变。Cater & May(2001)和Cater & Barrett（2006）结合消费贫困线和资产贫困线区分了结构性贫困（structurally poor）与随机性贫困(stochastically poor)：前者定义为当前的消费水平低于事先确定的消费贫困线，并且资产水平也低于事先确定的资产贫困线的情况；后者定义为当前的消费水平低于消费贫困线，而资产水平却高于资产贫困线的情况。由于消费水平反映的是家户当前的福利状况，而资产水平反映了家户获取收入的能力，因此，前者未来期望仍然是贫困的，而后者则期望在未来脱贫。他们进一步把资产水平变化所导致的脱贫或陷贫称为结构性转变，而把由于某种积极的或消极的随机性事件导致的脱贫或陷贫称为随机性转变。根据这一思路，Radeny et al(2012)在对肯尼亚2000-2009年期间贫困动态变化的研究中，区分了结构性的贫困转变和随机性的贫困转变。结果表明，在脱贫的家户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通过积累资产脱贫，而大部分陷入贫困的家户都经历了随机性的贫困转变。
二、动态视角下的贫困概念及其测量
不同时期贫困状态的变化并不能够完全刻画家户的福利特征，例如，这种变化无法反映那些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口由于消费变化所导致的福利成本，即贫困人口被剥夺的程度。在贫困的动态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家户贫困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家户在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有多大？基于Foster et al（1984）提出的FGT贫困指标，一些文献测算了一定时期内家户的贫困水平，并依据陷贫的原因对贫困进行了分解；另一些文献则试图将贫困观测由事后测度推进到事先预测，并提出了贫困脆弱性概念及其测度方法。本节将介绍这些概念与测度的基本思路。
（一）长期贫困与暂时贫困
根据一定时期内所观测的家户福利水平（消费）变动的结果，可以把贫困分解为长期贫困（chronic poverty）和暂时贫困（transient poverty）。评估长期贫困和暂时贫困的思路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思路是，先确定一个经历贫困状态时段（spells）的界线，如果一个家户在多个时期内处于贫困状态的时段长于这个界线，这个家户就是长期贫困的。例如，Gaiha & Deolalikar(1993)将在所观测的9个年份中，至少有5个年份的收入水平低于给定贫困线的家户确定为长期贫困。不过，这一思路由于没有考虑贫困的深度而受到众多非议。
第二种思路在研究中更为常用，它是把总贫困分解为长期贫困和暂时贫困两个组成部分。基于FGT指数中的二次贫困缺口（squared poverty gap）指数，Jalan & Ravallion(1998，2000)将家户在一定时期内期望消费低于贫困线的状态称为长期贫困，它与家户的资产禀赋以及把这些资产转化为收入的能力有关，表现为较低的期望消费。长期贫困之外的贫困则称为暂时贫困，它源于家户无力应对冲击，表现为穷人消费较大的波动。暂时贫困与消费风险呈正相关关系，如果消费水平保持不变，那么社会总体的贫困就等于长期贫困，此时，暂时贫困为零。他们认为，增加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或者提高这些资本的回报率，适用于缓解长期贫困；而对于暂时贫困，更重要的政策工具是维持消费稳定的保险机制。Kurosaki (2006a)分析了上述长期贫困与暂时贫困的分解结果对贫困线变化的敏感性。他的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FGT指数，基于中度风险规避的Clark-Watts指数的分解结果更为稳健，因而应该在经验分析中使用。
Duclos et al(2010)根据均匀分布等效（equally-distributed equivalent，EDE）贫困缺口思路将所观测样本的总贫困水平分解为平均贫困缺口之和（sum of the average poverty gap in the population）、个体间EDE贫困缺口不平等的代价（cost of inequality in individual EDE poverty gaps）以及跨期不平等的代价（cost of inequality across time）。前两者构成了总的长期贫困，跨期不平等代价构成了总的暂时贫困。他们利用这一方法计算的结果表明，在中国农村，暂时贫困在总贫困中占23%，而按照Jalan & Ravallion的方法计算，这一比例达到75%。
尽管将贫困区分为暂时贫困和长期贫困使得贫困概念动态化，但其缺陷也受到非议。（1）根据Jalan & Ravallion的定义，一个长期贫困家户的消费水平可能会在大多数时期高于贫困线，而仅仅有一个时期的消费水平非常低，这与我们对长期贫困的直观感受不符；而且，一个消费波动很大的贫困家户也可能与一个总是处于相同平均消费水平的家户有着同样的长期贫困水平。（2）这种划分无法区分随机性的贫困转变和结构性的贫困转变，因而不能厘清贫困动态变化的原因。（3）一般情况下，所调查的消费与收入数据都存在比较严重的测量误差，因而根据这些数据计算的长期贫困和暂时贫困水平也存在偏误。（4）使用给定的消费贫困线作为区分家户是否贫困的标准过于武断，也缺乏贫困主体的行为基础。（5）这里所观测的家户贫困水平是对家户福利的事后测量，但就政策意义而言，重要的是要了解当前非贫困的家户在未来陷入贫困，或当前贫困的家户在未来仍然处于贫困状态的事前风险，并据此通过适当的事前干预来减少未来的贫困。
McKay & Lawson (2003)认为，利用面板数据来评估长期贫困存在局限性，例如在多次内容重复的调查中有些家户会在后期拒绝合作；由于家户搬离该地或者不存在使得调查无法继续追踪，导致失访偏倚（attrition bias）；消费和收入等数据存在严重的测量误差。因而，在难以获得面板数据或者现有的数据存在严重偏误时，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评估长期贫困：（1）使用混合截面数据评估不同子群间贫困的变化；（2）将遭受深度的贫困或多维度贫困作为评估长期贫困的替代；（3）利用截面数据计算贫困的脆弱性，那些高脆弱的家户更有可能是长期贫困的；（4）使用人力资本、资产存量、职业地位等反映长期贫困特征的指标来进行评估。
Carter & Barrett(2006)提出了在资产贫困陷阱理论的基础上，利用家户的资产水平测度长期贫困的新思路，也构成了甄别长期贫困与暂时贫困的第三种思路。与传统研究中基于消费或收入等福利指标来测量贫困不同，他们使用家户的资产水平作为测量贫困的指标代入FGT指数的计算公式，将Micawber边界所处的资产水平作为确定家户是否为长期贫困的标准，即动态资产贫困线。如果家户的资产水平位于该边界以下，因为维持生存的需要，家户无力积累资产，因而只能采用低水平的生产技术，得到较低的回报并陷入持续的贫困中；如果家户资产水平在该边界以上，他们可以暂时放弃消费而积累资产，以达到较高的资产水平，并采用高水平的生产技术，得到较高的回报，从而跨出资产贫困陷阱。由于每个家户选择储蓄并积累资产的边界不同，因而这条资产贫困线也是动态的。此外，相对于过于武断的收入或消费贫困线，确定Micawber边界的资产水平作为贫困线就有了微观主体的行为基础。
（二）脆弱性贫困
随着人们对贫困认识与反贫困实践的不断深入，一方面，贫困问题研究呈现微观化和动态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反贫困实践对贫困的事前预见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脆弱性贫困的概念应运而生。20世纪末，经济学家们对贫困的研究开始关注风险的影响及其应对机制。比如，天气或产品价格变动产生的外生冲击会导致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波动，进而影响到家户的福利水平。这些低收入家庭在面对冲击时如何通过自身的能力与外部的保险、信用市场、社会网络等应对机制来平滑自己的消费，等等，这些都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问题。世界银行（2001）在《世界发展报告2000/2001：与贫困作斗争》中正式提出了脆弱性概念，认为不安全（Insecurity）和脆弱性概念动态地描述了随时间推移人们针对变化所做出的响应。不安全是指暴露于风险之中，而脆弱性是指风险等外部冲击导致福利水平下降的可能性。该报告还对风险、风险暴露、脆弱性等相关但又不同的概念进行了区分：风险包括那些降低家户福利的不确定的事件，例如生病的风险，发生干旱的风险等；风险暴露测量了某一特定风险发生的概率；而脆弱性则是测度应对冲击后的恢复能力，即冲击导致福利降低的可能性。在研究中，脆弱性被视作家户资产禀赋、保险机制以及遭受冲击程度和频度的函数。自此，贫困研究领域中出现了大量以脆弱性为主题的论文与著作，这些文献对脆弱性概念做出了进一步的阐述、解释和修正。
脆弱性不单单反映当下的贫困现实，更重要的是预测家户面对未来各种不确定性时陷入贫困的概率，它深入地、动态地、前瞻性地刻画了贫困。目前，定义和测量脆弱性主要有以下四种思路。
1．以对未来贫困的期望作为脆弱性。基于以消费测量的福利水平和给定的消费贫困线，Pritchett et al(2000)将脆弱性定义为家户在未来若干年中至少一次陷入贫困的概率。在此基础上，Chaudihuri et al(2002)把FGT指标中的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融入进来，将脆弱性定义为贫困的数学期望值：t时刻的脆弱性可以通过家户在t 1时刻陷入贫困的概率来测量。在操作中，假设家户未来的消费服从对数正态分布，通过估计家户未来消费对数的期望值和方差，就可以根据给定的消费贫困线计算出家户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Günther & Harttgen（2009）进一步利用分层线性模型从家户未来消费的方差中分离出社区层面的协方差成分和单个家户的特质性成分，从而分解出两种不同层面风险在脆弱性中的分量。最新的研究试图将资产贫困概念融入基于期望贫困的脆弱性测量。在Chiwaula et al(2011)对喀麦隆和尼日利亚渔民的研究中，家户的期望收入由他们的资产存量决定，当存在风险时，该家户收入将会围绕该期望收入水平发生随机变动，因而可以根据这个由资产决定的收入水平和收入波动的方差来预测家户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
2．以低期望效用作为脆弱性。Ligon & Schechter(2003)基于家户效用测度处于风险环境中的家户脆弱性。在他们看来，家户脆弱性等于某个特定消费水平给家户带来的效用水平与当前消费的期望效用之间的差额。他们进而将家户脆弱性分解为贫困、协方差风险、特质性风险、未解释的风险及测量误差等四部分，并评估每一部分对家户脆弱性的影响。
3．将脆弱性视作风险暴露。Kurosaki(2006b)把家户无力应对负面的收入冲击称为脆弱性：如果家户在遭受负面收入冲击时，消费的降幅很大，就认为这个家户是高脆弱的。
4．以预期损失指数（index of expected deprivation）界定脆弱性。Dercon (2005)将脆弱性定义为在不确定性的面纱揭开之前对未来贫困威胁大小的事先测度，其中“未来贫困的威胁”包含了未来遭受贫困的可能性与未来遭受贫困的严重性两个方面。在他们看来，随着对贫困的深化，贫困概念由一维走向多维，因而对贫困脆弱性的研究也应该是多维的。因此，在他们的脆弱性测量中避免使用收入或消费等福利指标。
在遭受风险冲击时，具备不同发展能力的家户会有不同的生活境遇。如果发展能力低下，贫困家户可能会雪上加霜、加剧贫困深度，一些非贫困家户也有可能跌入贫困陷阱。据此，在脆弱性的评估中，通常设定一条脆弱线来区别家户是否为高脆弱性。把家户是否为高脆弱与当前是否贫困相结合，可以将家户分为四类：（1）高脆弱的贫困家户，这一类家户趋向于在未来面临持续的贫困；（2）高脆弱的非贫困家户，这一类家户虽然当前暂时处于贫困线之上，但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很大；（3）低脆弱的贫困家户，这一类家户虽然暂时处于贫困状态，但未来很可能脱离贫困；（4）低脆弱的非贫困家户，这一类家户当前不贫困，未来也不太可能陷入贫困。其中，高脆弱的非贫困家户与低脆弱的贫困家户构成了频繁经历陷贫与脱贫的主要群体。
三、动态视角下的贫困预防和应对
贫困动态形式不同，相应地要求实践中实施的反贫困策略有所不同。McCulloch & Baulch (2000)对1986-1991年间巴基斯坦农村家户收入的观测发现，所观测的贫困强度中有80%是暂时贫困。他们通过仿真来检验反贫困策略的效果，证实了平滑家户收入的政策，即使平滑收入的程度很小，也能大幅减少暂时贫困；但是，这种政策减缓长期贫困的效果并不突出，减少长期贫困需要收入大幅度的持续增长。他们还进一步模拟了转移支付和投资政策对长期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提高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反贫困政策能够在长期成功地减缓长期贫困，而在短期可以通过增强家户跨期平滑收入的能力来降低总贫困。因此，在动态贫困视角下，家户预防和应对贫困时，除了要按照传统反贫困理论的要求，全方位提升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外，还应当在贫困人口福利水平逐渐提升的过程中，将注意力转向对风险的防范与应对。
（一）风险与动态贫困
对贫困的观测由静态发展到动态后，经济学家们特别关注风险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大部分观测到的贫困都是风险导致的暂时贫困，换句话说，风险导致的脆弱性在总的脆弱性水平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这里的风险是指家户（尤其是那些主要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低收入农户）所面临的将会造成福利水平下降的不确定冲击，例如干旱、疾病、灾害等。在更一般的研究中，经济危机、产品价格变化、失业也被作为风险的重要来源。根据产生风险的原因及其影响，风险可以分为共同风险（Common risk）和特质风险(Idiosyncratic risk)。前者指影响一定区域范围内所有成员的风险，如自然灾害；后者则是某一个体遭受的独特风险，例如患病或失业。
风险对家户福利的影响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是长期持续的。在短期，风险冲击暂时改变了家户资产禀赋的回报率，使家户的福利水平发生波动，增大了暂时贫困的可能性；在长期，风险可能改变家户的资产禀赋，对家户的福利水平有持续的影响，甚至造成长期贫困。Dercon(2004)对埃塞俄比亚农户的研究表明，一次降雨冲击不仅强烈地影响了家户当期的食品消费，而且这种影响还持续了多年：4-5年前降雨量下降10%会使当前的消费增长率下降1%。Newhouse(2005)对印度尼西亚农户的研究也表明，30%的收入冲击将会持续到4年以后。
风险冲击也会导致贫困陷阱的产生。Carter et al(2007)研究了自然灾害对穷人的影响，他们的调查表明，在1998年洪都拉斯遭受飓风灾害之后，那些相对富裕的家户在遭受冲击后的第三年至少能够重建部分资产；相反，财富水平最低的那部分家户，飓风对家户资产影响的持续时间更长，也更剧烈。他们通过一个门槛估计来检验是否存在贫困陷阱，结果表明，在一个较强的假设下存在着资产门槛，那些初始资产水平在250美元之下的家户将会收敛于低水平均衡。埃塞俄比亚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历了三年的干旱，那些财富水平最低的家户平滑资产的行为表明，处于底层的家户即使在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损失、收入和消费都减少的时期，也会试图保持他们原本就很少的资产。与洪都拉斯的情况类似，门槛回归结果也表明，这里存在一个低水平均衡，使得贫困家户固定在这里，无法实现增长。
风险对家户福利动态的这种影响依赖于家户的风险应对策略和风险管理策略，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反映了家户应对和管理风险的能力。风险应对策略是风险导致收入下降后的平滑消费行为，主要包括通过货币化的储蓄或其他资产来实现跨期的自我保险和基于社会网络的非正式风险分担；风险管理策略是为了减少事先的收入风险，即平滑收入的行为，包括通过从事多种不相关的经济活动实现收入多样化，或者从事低风险低回报的经济活动来稳定收入等。福利水平处于贫困线附近的家户如果能够有效地应对和管理风险，他们面对风险时贫困脆弱性就较低，可以避免频繁地陷贫和恢复。
（二）家户的风险应对策略——平滑消费
一般而言，家户可以通过储蓄实现跨期消费平滑，通过社会网络内的借贷可以实现分险分担。Deaton(1991)建立了在信用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家户通过储蓄实现自我保险的模型。在他的模型中，风险规避型的家户为了实现跨期效用最大化，在面临收入风险时有储蓄的激励：通过在生活较好的年份积累资产，在生活较差的年份出售资产来平滑消费。由于短视（没有耐心），家户更偏好当前消费，因此资产也不会积累到很高的水平，无法获得较高的收入报酬，只能维持在较低的消费水平。但是，伴随着大的储蓄波动，消费得到了部分平滑。Fafchamps & Lund (2003)对菲律宾的穷人借贷网络进行了研究。他们的样本包括206个家户，在为期9个月的3轮调查中，92%的家户曾经向他人借过钱，61%的家户借出过钱，一半以上的家户同时以借款者和贷款者的身份参与过非正规的信贷交易。而且，这种非正式信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当前的消费需求，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用于投资目的。
由于贫困家户的储蓄十分有限，各种资产，尤其是生产性资产成为这些家户遭受风险时实现消费平滑的重要手段。Rosenzwig & Wolpin (1993)提出一个有限期限的动态模型研究了印度北部农户在缺乏信用和租赁市场时，收入冲击导致农户出卖耕牛来获取现金，实现消费平滑的行为。尽管消费平滑使得农户不会陷入贫困，但是像耕牛这类生产性资产的匮乏使得这些农户的未来发展受到限制。Udry (1995)在研究尼日利亚北部农户使用资产来应对风险的情况时，考虑了谷物和现金等易流动的资产和牲畜等不易流动资产的变动情况。结果表明，在发生收入冲击时，谷物储量和现金储蓄与风险冲击的发生和持续时间有显著的关系，而牲畜的数量变化并不大。这说明发生冲击时，农户大多出售更具有流动性的资产来平滑消费。类似地，Kazianga & Udry (2006)研究了布基纳法索乡村居民在1981-1985年间使用牲畜、谷物储蓄、家户间借贷等保险机制应对收入风险和平滑消费的有效性。他们的研究表明，在干旱时期，家户并不能完全平滑消费。同时，不存在家户间的风险分担机制，几乎所有的家户都使用调整谷物存量这种形式的自我保险机制来平滑消费。Carter & Lybbert (2012)使用相同的数据研究了受借贷限制时的跨期平滑消费行为。结果表明，经典的消费平滑假说并不总是成立。他们进一步用门槛模型的估计表明，在经历恶劣气候冲击时，只有那些位于资产门槛之上的家户才能平滑消费，而那些位于资产门槛之下的家户则不然。
（三）家户的风险管理策略——收入平滑
由于缺乏正式的保险制度和完善的信用市场，而非正式的风险分担和储蓄也仅仅能够实现部分消费平滑，因而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家户无力应对较大的风险冲击。这时，家户为了避免遭受持续的破坏，往往会在冲击发生之前主动通过风险管理来平滑收入。
风险管理的一个例子是实现收入多元化。Ito & Kurosaki(2009)的经验研究表明，在印度，那些暴露于农业风险的家户有更多的非农劳动供给。Cameron & Worswick(2003)对印度以及Porter(2012)对埃塞俄比亚的研究都发现，虽然对农业的冲击使农户的农业收入下降，但与此同时，非农收入的增加也补偿了农业收入的损失。
风险管理的另一个例子是通过事先选择低风险的技术和资产组合来避免遭受大的损失。这一类研究起始于初始的资产禀赋对家户风险偏好的影响。Zimmerman & Carter(2003)使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不同财富水平家户的资产平滑与消费平滑行为。他们的研究表明，那些接近维持生存水平的贫困家户更愿意采用保守且回报率较低的投资策略，并且追求资产平滑而不是消费平滑，因而会陷入贫困陷阱，而那些更富有的人通常采用高回报的资产组合并追求消费平滑，从而脱离贫困。Cater & Barrett（2006）认为，高回报的生产技术需要一定的生产规模，因而存在一个动态的资产门槛水平，在该门槛水平上存在资产的局部报酬递增。资产水平高于这个门槛水平的是偏好高风险、高回报资产组合的富裕家户，而资产水平低于这个门槛水平的则是偏好低风险、低回报资产组合的贫困家户。这里的贫困家户又分为两种，第一种家户为了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继续保持较低的储蓄率并接受低回报；第二种是有远见的，他们会暂时接受较低的消费，通过储蓄或借贷使自己的资产越过门槛水平，在未来达到高水平均衡。Lybbert & Barrett (2011) 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存在非凸的资产动态时，贫困人口承担风险的行为。他们认为，家户的风险偏好不是固定不变的，那些在资产门槛之下的贫困人口如果看到了脱贫的希望，会减少自己的消费，将储蓄投向高风险高回报的经济活动。一旦他们这种“搏命”行为成功，他们会为了避免再次陷入资产门槛以下转而从事低风险的经济活动。Lybbert & McPeak(2011)估计了肯尼亚牧民的相对风险规避（relative risk aversion）系数和跨期替代弹性（elasticity of 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并比较了家户对不同状态间的不确定性偏好和对不同时期消费变动的偏好。在经验研究中，前者反映了家户对于自己的资产组合中高风险高回报资产所占份额的容忍程度；后者反映了家户对不同时期消费变动的容忍程度，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家户变卖资产实现消费平滑的程度。结果表明，这些牧民既是风险规避的，也对消费随时间的变动有较高的容忍。也就是说，在当前的不确定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之间，他们更关注于减少当前的不确定性。
在以上的讨论中，我们说明了有效的风险应对策略和风险管理策略是降低家户的脆弱性水平、阻止家户频繁陷入贫困的手段；然而，这些家户自发的平滑消费和平滑收入的机制并不能实现完全的保险功能，尤其是那些面临贫困威胁的低收入家户。因而，在政府的反贫困行动中，除了提高贫困人口的教育、健康和收入水平等传统的扶贫措施，还需要通过社会安全网的建立来帮助家户防范风险，比如，在贫困地区建立并完善信贷市场和保险市场，推广社会保障政策等。
四、中国动态贫困问题的研究进展
近年来，随着家户调查项目的逐步实施及其数据的发布，学者们也开始对中国的动态贫困问题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1. 通过对大样本微观家户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反映中国城乡贫困变化的趋势、特征和原因。罗楚亮（2010）根据2007-2008年间住户追踪调查数据，描述了中国农村在这两个年份的贫困状况：大部分贫困群体仅仅经历了一年的贫困。按照官方的标准，这两年都陷入贫困的人口不到总贫困人口的10%，因而大多数贫困人口在这两年都经历了脱贫或陷贫的动态过程。他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包括外出务工收入在内的工资性收入增长对于农户脱离贫困具有重要的贡献，而经营收入波动是农户陷入贫困状态的重要因素。Glauben et al(2012)利用马尔科夫转换矩阵描述了1995-2004年间中国浙江、湖北、云南三省的农村家户由前一年到下一年脱贫或者持续贫困的概率。他们的实证分析表明，这些家户的脱贫和陷贫过程是非对称的，陷贫概率远远小于脱贫概率。按照世界银行人均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这三个省的贫困家户在下一年脱贫的概率达到40%，而非贫困家户在下一年陷入贫困的概率只有8%。此外，王朝明和姚毅（2010）、姚毅（2012）也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从相对贫困的视角，通过贫困转移矩阵考察了中国城乡贫困的整体变动趋势及其动态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
2. 试图改进长期贫困、暂时贫困以及脆弱性贫困的测度和分解方法，并将其应用于中国的数据，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反贫困政策建议。章元等（2012）认为Jalan & Ravallion( 1998，2000)测量长期贫困和暂时贫困的方法存在缺陷，即：家庭或个人在非贫困时间内的消费水平不影响总贫困的度量，但是却对慢性贫困的度量产生直接影响，并进而影响慢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在总贫困中的构成。因此，他们对上述方法进行了修正，在总贫困和慢性贫困的测量中，不再考虑非贫困时期的福利水平的影响。随后，他们将修正后的方法应用于中国5个省份1995-2002年间的农户面板数据，发现样本农户的总贫困主要由慢性贫困而非暂时性贫困构成，并建议政府应该注重对贫困家庭的教育、健康和生产技术等方面的支持。杨文等（2012）在效用理论基础上对脆弱性进行了定义，并对其分解以便反映消费的不平等性和波动性。他们使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对中国农村家户脆弱性进行量化与分解，结果表明多数农村家庭是脆弱的。而且，相对于村间不平等，村内不平等是脆弱性的主要组成部分。此外，万广华和章元（2009）比较了贫困脆弱性的不同评估方法对于预测贫困的准确性；李丽和白雪梅（2010）、郭劲光（2011）等学者也遵循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的脆弱性水平进行了评估。
3. 研究中国城乡家户通过储蓄和社会网络实现平滑消费的行为，由此反映家户抵御风险、避免频繁陷入贫困的能力。孟昕（2001）利用1999年的城市家庭收入、支出和就业调查数据，研究城市家户如何平滑他们的消费、如何应对未来的收入冲击。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家庭，包括那些受到暂时失业冲击的家庭，具有非常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似乎能够平滑他们的消费。然而，陈玉宇和行伟波（2006）使用广东省家户收支数据的研究却发现，中国城镇家户在面临外生经济冲击时并不能对消费进行风险分担而达到完全保险，也就是说，风险分担并不能实现完全的消费平滑。陈传波等（2006）利用湖北省农村住户调查月度数据研究了家户如何平滑他们的食品、教育和医疗支出。结果表明，日常食品支出能够被平滑，而日常医疗支出却不能被很好地平滑。此外，预料到的支出（大额教育支出）主要通过储蓄来平滑，而未预料到的支出（大额医疗支出）主要通过借贷来平滑。马小勇和白永秀（2009）利用陕西农户调查数据全面检验了社会网络内的风险统筹和跨期消费平滑两类风险应对机制对消费波动的影响。结果表明，两种机制都发挥着作用，但是从内部结构看，通过储蓄实现跨期消费平滑的作用更为重要。
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大多是追随国外相关研究理论的实证研究，在理论创新上还略显不足。大部分中国学者在研究动态贫困时，所使用的研究数据来源于官方和一些社会组织，以大规模的城乡抽样调查为主，缺乏针对性，这也限制了研究问题的深度。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关注某一特定群体，并对其进行了长期的追踪研究，如非洲的牧民、渔民以及印度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农民。这些特定群体持有单一的资产，并从事单一的生产活动，因而在动态贫困问题的研究中，其福利水平、资产存量以及经济行为的变化较为突出，易于观测和比较，也易于验证理论模型的假设，这也推动了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
五、简评
20世纪末，发展经济学家对贫困问题的研究逐渐由静态研究转向动态研究，从而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使动态贫困问题成为贫困领域研究的焦点。同时，随着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动态贫困问题的研究也呈现出以下趋势：（1）在对贫困动态变化方式的研究中，逐渐由单独的定性研究或定量研究过渡到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由单独关注某一福利指标变化过渡到关注贫困主体发展能力的变化。同时，这些研究也吸纳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使得结论更令人信服。（2）在对动态贫困测度的研究中，逐渐由事后测度转向事前预测。同时，学者们也在克服测量误差、贫困线的敏感性等问题方面做了进一步的细致努力。（3）关于动态视角下对贫困的预防与应对方面，研究的侧重点逐渐由贫困主体被动应对风险冲击转向主动配置自身的资源来抵御风险侵袭，因此，也更加关注贫困主体在面对风险时的行为选择。
关于动态贫困的理论研究也拓展了贫困陷阱理论。贫困陷阱理论表明，在家户福利分布中存在一个门槛值，高于这个门槛水平的家户将收敛于高水平均衡，而低于这个门槛水平的家户将收敛于低水平均衡。而在贫困动态问题的讨论中，这种向高水平均衡收敛的过程并不能自动实现，即便脱离了贫困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家户仍然面临返贫的威胁和持续发展的约束。在这个意义上，贫困陷阱理论研究的这种拓展，可以为近年来兴起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提供一种微观分析基础。
贫困的动态变化问题特别关注家户在贫困与非贫困之间生存状态的转变（或持续），这种状态转变与经济流动性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经济流动性反映了家户所处的收入阶层和社会阶层的长期变化，在一个发育成熟的社会中，这种流动应该是频繁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接受公平的机会依靠自身的努力实现持续发展。由此观之，贫困的动态变化属于经济流动性中特定人群经历的特定阶段。
与近年来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动态化和微观化趋势相一致，在贫困动态变化的研究中，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逐渐开始侧重于贫困主体本身的经济行为，即贫困人口或脆弱人口在面对贫困威胁时做出什么样的经济决策，这些经济决策又如何影响家户未来的福利，最终又导致什么样的宏观效应，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能深入解释贫困动态变化的原因，也有助于构建发展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因而应该是该领域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Adato, M., F.Lund & P.Mhlongo(2007),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s in research on the dynamics of poverty: A longitudinal study in KwaZulu-Natal, South Africa”, World Development 35(2):247-263.
Bigsten, A. & A.Shimeles(2008), “Poverty transition and persistence in Ethiopia: 1994-2004”, World Development 36(9):1559-1584.
Cameron, L.A. & C.Worswick(2003), “The labor market as a smoothing device: Labor supply responses to crop loss,”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2): 327-341.
Carter, M.R. & J.May(2001) “One kind of freedom: The dynamics of poverty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World Development 29(12):1987-2006.
Carter, M.R. et al(2007), “Poverty traps and natural disasters in Ethiopia and Honduras”, World Development 35(5):835-856.
Carter, M.R.& T.J.Lybbert(2012), “Consumption versus asset smoothing: Testing the implications of poverty trap theory in Burkina Faso”,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9(2):255–264.
Cater, M.R. & C.B.Barrett (2006), “The economics of poverty traps and persistent poverty: An asset-based approac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2(2):178-199.
Chaudhuri, S., J.Jalan & A.Suryahadi(2002), “Assessing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from cross-sectional data: A methodology and estimates from Indonesia”, Columbi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No. 0102-52.
Chiwaula, L.S., R.Witt & H.Waibel(2011), “An asset-based approach to vulnerability: The case of small-scale fishing areas in Cameroon and Niger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7(2):338-353.
Davis, P. & B.Baulch(2011), “Parallel realities: Exploring poverty dynamics using mixed methods in rural Banglade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7(1):118-142.
Dercon, S.(2004), “Growth and shocks: Evidence from rural Ethiop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4:309-329.
Dercon, S.(2005), “Vulnerability: A micro perspective”, QEH Working Paper No.149.
Duclos, J., A.Araar & J.Giles(2010), “Chronic and transient poverty: Measurement and estimation, with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1:266-277.
Fafchamps, M. & S.Lund(2003), “Risk-sharing networks in rural Philippin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1(2):261-287.
Foster, J., J.Greer & E.Thorbecke(1984), “A class of decomposable poverty measures”, Econometrica 52:761-766.
Gaiha, R. & A.B.Deolalikar(1993), “Persistent, expected and innate poverty: Estimates for semi arid rural south India”,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7:409-21.
Glauben, T., T.Herzfeld, S.Rozelle & X.B.Wang(2012), “Persistent poverty in rural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40(4):784-795.
Gunther, I. & K.Harttgen(2009), “Estimating households vulnerability to idiosyncratic and covariate shocks: A novel method applied in Madagascar”, World Development 37(7): 1222-1234.
Ito, T. & T.Kurosaki(2009), “Weather risk, wages in kind, and the off-farm labor supply of agricultural households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91(3):697-710.
Jalan, J. & M.Ravallion(1998), “Transient poverty in post-reform rural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6:338-357.
Kazianga, H. & C.Udry(2006), “Consumption smoothing? Livestock, insurance and drought in rural Burkina Faso”,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9:413-446.
Krishna, A.(2006), “Pathways out of and into poverty in 36 villages of Andhra Pradesh, India”, World Development 34(2):271-288.
Krishna, A.(2010), “Who became poor, who escaped poverty, and why? Developing and using a retrospective methodology in five countries”,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29(2):351-372.
Kurosaki, T.(2006a), “The measurement of transient poverty: Theory and application to Pakistan”,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4:325-345.
Kurosaki, T.(2006b), “Consumption vulnerability to risk in rural Pakist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2(1):70-89.
Ligon, E. & L.Schechter(2003), “Measuring vulnerability”, Economic Journal 113(486):95-102.
Lybbert, T. & C.Barrett(2011), “Risk-taking behavior in the presence of nonconvex asset dynamics”, Economic inquiry 49(4):982-988.
Lybbert, T. & J.McPeak(2011), “Risk and 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 Livestock portfolios and off-take among Kenyan pastoralist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2(2):415-426.
McCulloch, N. & B.Baulch(2000), “Simulating the impact of policy upon chronic and transitory poverty in rural Pakist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6(6):100-130.
McCulloch, N. & M.Calandrino (2003), “Vulnerability and chronic poverty in rural Sichuan”, World Development 31(3):611-628.
McKay, A. & D.Lawson(2003), “Assessing the extent and nature of chronic poverty in low income countries: Issues and evidence”, World Development 31(3):425-439.
Newhouse, D.(2005), “The persistence of income shocks: Evidence from rural Indonesia”,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3):415-433.
Pritchett, L., A.Suryhadi & S.Sumarto(2000), “Quantifying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A proposed measure with application to Indonesia”,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437.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Radent, M., M.Berg & R.Schipper(2012), “Rural poverty dynamics in Kenya”, World Development 40(8):1577-1593.
Rosenzwig, M.R. & K.I.Wolpin(1993), “Credit market constraints, consumption smoothing,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durable production assets in low-income countries: Investments in bullocks in Indi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1(2):223-244.
Udry, C.(1995), “Risk and saving in Northern Nigeri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5):1287-1300.
World Bank(2001),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Attacking Poverty.
Zimmerman, F.J. & M.R.Carter(2003), “Asset smoothing, consumption smoothing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inequality under risk and subsistence constrain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1: 233-260.
陈传波 张利庠 苏振斌，2006：《农户消费平滑与收入平滑——基于湖北省农村住户调查月度数据的分析》，《统计研究》第9期。
陈玉宇 行伟波，2006：《消费平滑、风险分担与完全保险——基于城镇家庭收支调查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季刊）》第6卷第1期。
范小建，“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的主旨发言”，2010年10月17日；http://www.Iprcc.org.cn/userfiles/file/1_Keynote% 20by Fan_LGOP_EN.Pdf.
郭劲光，2011：《我国贫困人口的脆弱度与贫困动态》，《统计研究》第9期。
李丽 白雪梅，2010：《我国城乡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测度与分解》，《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8期。
罗楚亮，2010：《农村贫困的动态变化》，《经济研究》第5期。
马小勇 白永秀，2009：《中国农户的收入风险应对机制与消费波动：来自陕西的经验证据》，《经济学（季刊）》第8卷第4期。
孟昕，2001：《中国城市的失业、消费平滑和预防性储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6期。
万广华 章元，2009：《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准确预测贫困脆弱性》，《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6期。
王朝明 姚毅，2010：《中国城乡贫困动态演化的实证研究：1990-2005年》，《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3期。
王萍萍 闫芳，2010：《农村贫困的影响面、持续性和返贫情况》，《调研世界》第3期。
杨文 孙蚌珠 王学龙，2012：《中国农村家庭脆弱性的测量与分解》，《经济研究》第8期。
姚毅，2012：《城乡贫困动态演化的实证研究——基于家庭微观面板数据的解读》，《财经科学》第5期。
叶初升 刘亚飞，2011：《非正式风险分担网络的完备性与效率——一种计算经济学的ABM仿真研究》，《经济评论》第6期。
章元 万广华 史清华，2012：《中国农村的暂时性贫困是否真的更严重》，《世界经济》第1期。
叶初升，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电子邮箱：430072; yechsh@whu.edu.cn;赵锐，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孙永平，湖北经济学院经济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