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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经济学动态》2013年第10期
内容提要：纵向结构和建立在交易合约基础上的纵向关系，是生活中最为普遍的经济现象之一，也是产业组织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领域。上世纪70年代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了商品零售技术的发展，有效地减少了交易环节，大大降低了产品的销售成本。期间，跨国零售巨头（如沃尔玛、家乐福等）的崛起，改变了长期以来上游生产商（供应商）相对于下游零售商更具有市场力量的格局，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交易合约和纵向控制行为也日益复杂。本文将对纵向交易合约理论的研究成果和进展进行梳理，着重讨论新世纪以来纵向交易合约研究的进展，以及各种纵向交易合约的形式与社会福利的关系。
关键词：纵向结构 交易合约 纵向控制
现实生活中，商品往往需要经过设计、生产、批发、零售等多个上下游纵向层级间的多个交易环节才能到达消费者的手中。经济学文献中，把围绕某种（或某类）商品生产或销售的多个企业形成的市场组织形式称作为纵向结构（Tirole，1988；Katz，1989）。相应地，可以把纵向结构中前后两个相邻层级企业之间围绕商品买卖、企业合并、拆分等行为及其各种交易合约构成的复杂关系广义地称作为纵向关系。
上世纪70年代后，在网络通信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的地位和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二者之间的合约关系和相互控制的行为也日趋复杂。同时，上世纪后半叶也是当代经济理论蓬勃发展的时期，企业理论、合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博弈理论的发展，为研究纵向交易关系提供了多种视角和方法，学术界对纵向交易合约关系理论的研究重心开始由上游企业对下游企业的正纵向控制，转变为下游企业对上游企业的逆纵向控制，以及上下游企业间的交互纵向控制；理论的模型构建也更加贴近现实生活，例如对复杂纵向结构（双边寡头）、复杂商品类型（水平或纵向差异化产品、替代品和互补品）、多种或混合竞争方式（价格竞争、数量竞争和空间竞争）进行模型化；对上下游纵向结构市场效率损失原因（纵向结构的外部性、合约不完全性、市场不确定性、信息非对称性）的脉络已经基本清晰。但由于建立能够描述下游企业市场力量的双边寡头垄断或双边垄断竞争模型十分困难，所以至今还没有一个标准的模型（Snyder，2005），理论界对各种纵向结构是如何形成的，上下游企业是如何发生关系的，上下游企业对于纵向交易合约的形式、选择动机以及社会福利之间逻辑关系等问题的拼图也远远没有完成。下文将从纵向结构市场效率损失的因素出发，对上下游企业选择交易合约的动机、合约工具及其组合，纵向交易合约的理论研究框架，以及纵向交易合约与市场效率、社会福利关系的理论进展等方面展开讨论。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对纵向关系的早期研究展开讨论，读者可以参考M.L.Katz（1989）、Guofu Tan（2001）、Rey & Vergé（2008）等文献。
一、纵向结构与纵向交易合约
一般而言，不同商品买卖过程的纵向结构层级数量是不同的，产生纵向关系的企业类型也可能各不相同。例如，零部件制造企业和成品制造企业、批发企业和零售企业、生产企业和零售企业之间的交易都属于纵向交易关系。如果仅考虑纵向结构中相邻企业的交易关系，那么可以把纵向结构简化为上游企业、下游企业和最终消费者组成的结构。为了分析方便，本文把两个相邻的上下游纵向层级结构用a×b来表示，a和b分别为上游和下游企业的数量。如2×2纵向结构，指上下游双寡头市场结构；1×（1 n）纵向结构，指上游垄断企业（如生产企业）、下游一个占优企业（如占优零售企业）和许多非占优企业（如n个小零售企业）组成的市场结构。
产业组织理论诞生后，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理论界于上世纪末对造成上下游纵向结构市场效率损失的四种因素的认识已经基本清晰：一是纵向结构自身的外部性。如纵向外部性（Spengler，1950；Economides，1997）、水平外部性（Telser，1960）、品牌内竞争与品牌间竞争（Tirole，1988）。二是纵向交易合约的不完全性。由于存在合约是否能被第三方观察和证实等问题，上下游企业交易可能由于合约的不完全性而造成效率的损失（Williamson，1971，1983；Grossman & Hart，1986；Bolton & Whinston，1993；Besanko & Perry，1993）。三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一般而言，市场不确定性下的交易合约需要解决风险分担问题，上下游企业的风险态度、不确定因素的来源（需求、成本等）诸多因素均会影响合约的事后效率（Mathewson & Winter，1984；Rey & Tirole，1986）。四是上下游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性。从委托代理视角看，生活中上下游企业的纵向结构实质上可理解为是一个多重共同委托代理结构（Katz，1989）。如果上下游企业中一方比另一方拥有更多的市场信息，信息的不对称会造成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直观地看，拥有市场势力的上游或下游企业会借助各种可能的纵向交易合约工具，通过消除以上四种因素所产生的纵向效率损失或挤压交易对方的利润空间来提高自身利润。但在不同的纵向结构中，上述四种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和影响的仍在研究中。
交易合约可以成为上下游企业谋求更多利润来源的一种重要选择和途径。如果从企业为获取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出发，可以把纵向交易合约的选择和做法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拥有市场力量（或讨价还价力量）的上游企业或下游企业通过消除外部性来恢复一体化利润，通过设计合约机制获取交易对方的信息租金，通过降低市场的竞争程度获取高额利润。尽管上述做法有可能会把市场剩余的“蛋糕”变大，但绝非出自企业的仁慈。
（一）消除外部性、恢复一体化利润
由于纵向一体化利润是上下游企业可以获得的最大利润，所以拥有市场势力的上游或下游企业就有动力使用各种纵向合约工具来最小化由各种外部性所产生的影响，以谋求尽可能多的利润。Moorthy（1987）、Tirole（1988）、Katz（1989）等最早注意到在简单1×1纵向结构中批发价格 固定费可以作为消除上下游双重边际加价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法。其核心思想为：上游企业通过制订等于边际生产成本的批发价格，消除下游企业在向消费者销售过程中的边际加价，使下游企业的销售收入减去成本等于纵向一体化利润，同时上游企业通过向下游企业收取与一体化利润相等的固定费攫取下游企业的利润。此后，Rey & Tirole（1986）、Bolton & Bonanno（1988）、Miklós-Thal、Rey & Vergé（2005，2011）、Howard & Thanassoulis（2012）等分别在1×2、1×n、m×n等不同的纵向结构下，对交易合约与纵向效率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一般而言，当市场结构或企业行为变得更为复杂时，仅使用固定费、零售价格限制等单一交易条款不足以恢复纵向结构的一体化利润。Mathewson & Winter（1984）、Rey & Stiglitz（1995）、Dobson & Waterson（2007）、Rey & Vergé（2010）等对批发价格与固定费、区域排他、零售价格限制等组合合约下的纵向结构效率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在2×2市场结构中，批发价格与固定费需要与零售价格限制条款组合在一起才能恢复纵向结构效率，实现上下游企业的利润之和等于上下游一体化利润的结果；当同一层次企业的竞争策略变量选择存在搭便车行为时，批发价格与固定费则需要与区域排他限制条款组合在一起才能恢复纵向结构效率。Bernheim & Whinston（1998）、Inderst & Shaffer（2010）等从上下游企业的策略行为等对各种菜单式合约与纵向结构效率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纵向交易合约在恢复纵向一体化效率的同时，也可以成为同一层次上游（或下游）企业间竞争的策略工具。
归纳上述文献，拥有市场势力的上游或下游企业获得利润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效率增加效应，即通过设计交易合约来增加上下游企业的联合利润；二是利润转移效应，即来自于交易对方的利润转移。如果拥有市场势力的企业仅通过效率增加效应，在不影响交易对方所得和市场价格的情形下，实现了利润增加，那么此时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当然，拥有市场势力的企业也可以通过交易合约使得效率增加效应和利润转移效应同时出现。当纵向结构中上游和下游的一些企业都拥有一定市场势力时，还可能出现一部分拥有市场势力的企业联合对其他不拥有市场势力企业的利润攫取（Chen，2003；Marx & Shaffer，2004，2007；Dong，2010；Bedre-Defolie，2012）。
（二）获取交易对方的信息租金
针对纵向结构中交易合约的不完全性、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上下游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性产生的效率损失，拥有市场力量的一方往往会对交易合约进行机制设计，或者通过限制自己或交易对方的行为，或者甄别对方信息，尽可能地消除上述因素的影响，进而获取更多的利润。Rey & Tirole（1986）和Matimort（1996）给出了交易商品数量 商品总价的菜单合约在上游企业获取下游企业私人信息时的最大效率范围。Lariviere & Padmanabhan（1997）分析了上游企业通过事前固定费（预付费） 批发价格合约向下游企业传递商品质量信号的问题。Kolay, Shaffer & Ordover（2004）讨论了上游企业通过商品数量 商品批发价格菜单合约获取下游企业需求信息租金的问题。Majumdar & Shaffer（2009）考察并证明了（1 n）×1的纵向结构下，占优上游企业尽管可以使用两部费菜单合约来甄别下游企业拥有的市场信息，但是市场份额合约可以在甄别下游企业拥有市场信息的基础上进一步攫取下游企业拥有的信息租金。一般而言，当存在交易合约的不完全性、市场的不确定性、上下游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性时，尽管拥有市场力量的企业有着获取交易对方的信息以谋求更多利润的冲动，但此时的纵向交易合约不可能完全实现纵向一体化效率。
（三）降低市场竞争程度
纵向结构中的上下游层面一般不会具有完全垄断地位或不会长期保持完全垄断的状态，但拥有市场量的企业可以通过交易合约来限制已有企业的行为，或通过限制潜在企业进入市场来降低或消除市场竞争程度。Aghion & Bolton（1987）认为在位上游企业使用合约与下游企业建立长期交易关系可以提高潜在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阻止一部分效率不够高的潜在企业进入上游市场。Rasmusen, Ramseyer & Wiley（1991）证明了甚至在没有“租金抽取”的情形下，在位的上游企业也可以排除更有效率的潜在上游企业进入市场。原因是，如果潜在上游企业存在最小的获利销售量，那么在位的上游企业可以与一些下游企业签订合约来获得并分享另一些没有签约的下游企业未来获得的利润，使得在均衡时未与在位上游企业签约的下游企业和潜在上游企业进入市场时无利可图。Bernheim & Whinston（1998）认为，上游企业通过交易合约排除竞争对手是否会达到市场均衡，取决于上下游企业分别在排他代理和共同代理两种情况下联合利润的大小。Segal & Whinston（2000）指出上游企业可以向下游企业提出差别化合约是排他的关键，原因是上游企业与签约的下游企业对未签约的下游企业造成了外部性。Comanor & Rey（2000）考察了上游市场和下游市场同时存在潜在进入者的情形，如果潜在企业进入市场不仅导致水平层次竞争加剧，还会产生不同纵向销售渠道的竞争，那么在位的上游和下游企业会发现签订排他性合约降低市场竞争对彼此都是有利的。Fumagalli & Motta（2006）在纵向结构的下游市场中引入了竞争，证明了如果品牌内竞争的强度很高，那么在位上游企业无法使用交易合约排除潜在的下游企业进入市场。Erutku（2006）的结论是在位企业可以使用事后固定费（销售返利）对潜在进入企业进行排他。Marx & Shaffer（2004，2007）指出与上游企业联合利润较高的下游企业可以对另外一家下游企业进行排他。Inderst & Shaffer（2010）认为，通过市场份额合约会降低下游竞争。Piccolo & Miklós-Thal（2012）则证明了上下游企业在无限期交易商品的情形中，下游企业向上游企业收取预付费可以成为下游市场零售价格合谋的工具。
二、纵向交易合约的主要工具和组合
当上下游企业获得最大化利润的三种途径（消除外部性恢复一体化利润、获取交易对方的信息租金、降低市场的竞争程度）需要通过交易合约来实现的时候，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交易合约与获得最大化利润的途径是否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尤其是当纵向市场结构和市场竞争程度发生变化时，具体的合约条款是否依然是实现利润最大化途径的充分必要条件？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理论界对不同纵向结构中的各种交易合约条款与企业选择动机、市场效率和社会福利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同时，企业也一直在对不同交易条款、不同合约不断地进行尝试。企业实践与理论分析的交互影响，既促进了人们对纵向交易合约选择动机的认识不断深入，也丰富了经济生活中的纵向交易合约形式。下面对上下游交易合约的基本工具性条款和其组合形式进行分析。
（一）基本工具性条款
尽管经济生活中对上下游企业交易的合约内容（条款）称谓不同，但从涉及的对象和性质看，主要有两类：一是与上下游企业交易商品有关的条款，主要有：商品的单价（如“批发价格”）、商品的总价、商品的数量（简称“购买数量”）、独立于商品数量的一次性费用（如“固定费”或“非线性费用”）、下游企业购买某一上游企业的商品数量与其所有商品购买数量的比例（简称“购买数量比例”）。二是一方企业对另一方企业与其他市场主体的行为限定条款，主要有：下游企业把商品销售给消费者的零售价格限定（简称“零售价格”）、下游企业销售商品的地区范围限定（简称“销售区域”）。其中，固定费（非线性费用）、零售价格范围以及销售或购买行为限定是纵向交易合约中三种最基本的工具性条款。
1. 固定费（非线性费用）。固定费是上下游企业之间为交易商品而发生的一次性费用转移，特点是交易商品的平均单价会随着商品数量的增加而降低。固定费是上下游企业之间利润转移的典型工具。在实践中，固定费的称谓变化很大。上世纪90年代之前，固定费经常被称为特许费（Katz，1989），是由下游企业为了获得商品销售许可而向上游企业支付的费用。上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下游企业市场力量的增强，上游企业开始经常向下游企业支付一次性的固定费，并称作为通道费（进场费）（Shaffer，1991；Lariviere & Padmanabhan，1997）。除此之外，上下游交易合约中一般也会对固定费支付的时间进行限定。如果支付固定费与商品交易同时发生，则可以称为事中固定费用，如果固定费支出发生在签约后，但在商品交易之前，则被称为预付费（Marx & Shaffer，2007）。近年来，固定费也经常发生在上下游企业商品交易之后（Erutku，2006），又被称为事后固定费，例如销售返利。
2. 零售价格范围。当上游企业可以观察到下游企业零售价格的时候，常常会使用关于零售价格范围条款的交易合约。该条款通常被称为转卖价格控制（Rey & Tirole，1986；Rey & Vergé，2008）。零售价格范围对于消除双重边际加价等纵向外部性效果十分直接。根据实际情况，零售价格范围形式多样，可以仅限定一个价格的区间范围（如“建议零售价”），也可以是规定价格的下限或规定价格的上限，还可以是直接给出具体零售价格。
3. 销售或购买行为限定。当上下游企业能够完全观察彼此行为的时候，交易合约中还会出现一些限定双方与第三方市场主体交易行为的条款。例如，当上游企业可以对最终需求市场进行分割，或者能够确保下游企业在不同的最终需求市场无法倒卖商品时，销售区域限制会出现在交易合约中，即常见的“排他代理”、“区域代理”等条款。目前，销售区域有着更广泛的含义，并不一定特指地理上的不同区域，网络销售与实体店销售、大客户和中小客户市场都可以是不同的“销售区域”。此外，限定性条款还可能给出对上游企业向不同下游企业出售商品的限定，或是下游企业购买不同上游企业商品的限定，如“捆绑”、“搭售”等条款。销售或购买行为限定条款对于消除水平外部性、降低市场竞争程度有着很直接的作用。
（二）工具性合约条款的组合
基于固定费、零售价格范围以及销售或购买行为限定条款的特点，在不同的纵向市场结构中，不同市场力量的上下游企业会把固定费、零售价格范围以及销售或购买行为限定与商品的价格或数量在交易合约中组合使用。归纳起来，一般分为基本工具性条款之间的组合以及工具性条款的菜单式组合两大类。从理论界对纵向交易合约内容或条款的研究趋势看，目前已从简单交易条款进展到了同时涉及交易商品和交易双方行为的混合条款以及复杂的交易条款组合。
1. 不同工具性条款的组合。上下游企业为追逐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在许多情况下，也会根据市场结构的差异，将各种不同的基本合约条款组合在一起使用。其中，固定费通常与批发价格一起出现在合约中。常见的批发价格 固定费合约也被称为两部费合约或非线性价格合约（Katz，1989）。一般而言，在上游市场是垄断的情形中，市场不存在不确定性和非对称信息时，上游企业使用批发价格 固定费是实现纵向一体化利润的充分条件（Bernheim & Whinston，1985，1998）。此时，批发价格 零售价格范围也可以起到等价的效果（Tirole，1988）。
当上下游企业需要解决纵向结构出现的多重效率损失时，会把固定费、零售价格范围、销售或购买限定等多个工具组合在一起使用。例如，当纵向结构中的上游或下游市场存在不确定性时，批发价格、固定费和零售价格范围会在一起使用（Rey & Tirole，1986）；又如，当上下游结构中同时存在品牌内竞争与品牌间竞争时，批发价格、固定费和零售价格范围相组合的交易合约可以解决纵向结构效率损失的问题（Rey & Vergé，2010）；再如，当纵向外部性与水平外部性同时存在时，固定费、销售或购买限定性条款与批发价格组合在一起可以解决纵向结构的效率损失（Mathewson & Winter，1984；Rey & Stiglitz，1995）。
不同形式的固定费相互组合还可以消除不完全合约下交易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例如，当下游企业拥有市场力量时，经常使用批发价格 事前固定费（预付费） 事中固定费的三部费合约形式，事前固定费可以起到上游企业对日后交易行为进行承诺的作用，避免在日后交易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恢复上下游企业的纵向一体化利润（Miklós-Thal、Rey & Vergé，2005，2011）。
2. 工具性条款的菜单式组合。从实践看，最初的上下游企业交易合约的形式通常是非菜单式的，即下游企业必须按照合约执行所有的条款。本世纪以来，实践中又出现了大量的菜单式交易合约，即上游企业或下游企业向交易对方提出多个并行的条款，允许对方在多个条款中选择一个进行交易。与此同时，理论界对合约形式的研究也由非菜单式转向菜单式合约。
由于菜单型合约允许交易对方自己选择日后所要执行的交易条款，从机制设计的角度看，该类型合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很好地解决上下游企业之间激励、非对称信息等问题。从目前存在的菜单式合约形式看，最常用的有两部费的菜单合约、批发价格 商品数量的菜单合约、批发价格 商品数量比例的菜单合约三种。
两部费的菜单合约通常包括批发价格 固定费的菜单合约和商品数量 固定费的菜单合约两类。Bernheim & Whinston（1998）、Rey、Miklós-Thal & Vergé（2005，2011）、Marx & Shaffer（2007）对上下游企业间批发价格 固定费的菜单合约进行了研究。批发价格 固定费菜单合约的特点是给出上下游企业一方仅与另一方交易，以及同时与另一方和另一方的竞争对手交易时不同的交易待遇。例如，合约中有两组批发价格 固定费组合，一组批发价格和固定费都较低，但限定对方必须只能与自己交易；另一组批发价格和固定费都较高，但不限定对方是否只与自己交易。Rey & Tirole（1991）、Inderst & Shaffer（2010）、Majumdar & Shaffer（2009）考察了上下游企业间商品数量 固定费的菜单合约。商品数量 固定费菜单合约的特点是，合约中给出下游企业一次性购买商品的多组数量以及与这些数量匹配的价格，由下游企业选择。上下游企业在交易合约中可能不设定批发价格，而是直接对交易的商品数量和总价进行设定，这也被称作为商品数量 总价的两部费合约。
批发价格 商品数量的菜单合约经常被称为批发价格折扣合约（Kolay, Shaffer & Ordover，2004），特点是合约中给出若干组商品数量，每组数量对应着相应的批发价格。一般而言，下游企业购买合约中的商品数量越多，每件商品可以享受的批发价格就越低。
批发价格 商品数量比例的菜单合约也被称为市场份额折扣合约，其特点是上游企业给出下游企业购买自己的商品数量和购买竞争对手商品数量的比例σ与批发价格的组合，当σ高于某一数值时，就给予下游企业较低的批发价格（Marx & Shaffer，2004；Majumdar & Shaffer，2009；Inderst & Shaffer，2010；Mills，2010）。
三、纵向交易关系研究框架
从上下游纵向结构中交易关系的研究框架看，理论界形成了两种建模方式：一类是双边合约型框架，另一类是市场界面型框架。在这两类框架下，上下游企业的市场力量并不单纯表现在由哪一方提出交易合约，而是取决于在市场均衡时哪一方能获得更多市场剩余。目前的研究模型已经趋于把市场力量内生化，或在上下游企业都拥有一定市场力量的框架下讨论问题。此外，在早期（上世纪）的文献中，上游企业一般不直接向消费者销售商品，这也与当时的市场情况相吻合。在当前的现实生活中，上游企业在通过下游企业销售商品的同时，也开始直接向消费者销售商品。面对这种现象，理论界在上述两类框架的分析中，都开始讨论上游可以同时把商品销售给下游企业和消费者的情形。
（一）双边合约型框架
双边合约型研究框架重点在于分析上下游企业的策略动机和策略均衡，上下游企业达成最终合约的方式包括一方直接向另一方提出“要么接受—要么拒绝”合约，以及纳什讨价还价、轮流出价讨价还价等方式。双边合约型研究框架还可以分为上游企业不直接向消费者销售商品与上游企业可以直接向消费者销售商品两类。
1. 上游不直接向消费者销售商品。经过半个世纪的研究，文献中纵向结构的模型已从上下游企业双边垄断框架（1×1）拓展到了一方垄断、另一方寡头垄断（1×2或2×1）的纵向结构和双边寡头垄断（2×2）纵向结构；对纵向结构中拥有市场力量（合约的讨价还价力量）的讨论已经从上游企业拓展到了下游企业以及上下游企业交互拥有市场势力的情形；上下游交易商品的类型也从同质商品扩展到了替代品和互补品、单边差异化产品（水平与纵向差异），以及上下游产品均存在差异化的情形（Dobson & Waterson，2007；Rey & Vergé，2010；Inderst & Shaffer，2010）；竞争方式包含了价格竞争、数量竞争和空间竞争以及多种竞争方式的组合。例如，Erkal（2007）在同一个框架下对上下游企业合约的讨价还价问题、同一水平层级企业的空间竞争、价格竞争等进行了分析。
2. 上游可以直接向消费者销售商品。在当前经济生活中，上游企业在选择下游企业销售商品的同时，还直接向消费者销售商品，这一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例如联想、苹果等企业，同时通过自己的官方主页和经销商向消费者销售商品。Sibley & Weisman（1998）、Chiang，Chhajed & Hess（2003）、Duarte & Pereira（2009）、Ordover & Shaffer（2007）、Arya，Mittendorf & Sappington（2007）和Tomomichi（2012）等文献讨论了上游企业选择是否直接向消费者销售商品的市场均衡。其中，Duarte & Pereira把空间竞争与价格竞争结合在了一起；Tomomichi把数量竞争和价格竞争以及上游企业销售渠道选择置于同一个模型框架下进行了讨论。由于建模的复杂性，目前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仅限于上下游企业间的简单批发价格合约的情形。
（二）市场界面型框架
市场界面型分析框架的特点为上下游至少有一方是垄断竞争型或完全竞争型市场，且所有上下游企业的合约一般是同一形式。该类分析框架适用讨论上下游企业纵向合并问题，也便于把上下游企业的市场匹配问题内生于模型中。在市场界面型框架模型中，由于存在着许多个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上下游企业存在着众多纵向交易对象的选择，所以对该类市场的策略分析难度较大，文献中主要讨论的是某些上下游企业间的合约行为对其他上下游企业的影响。Howard & Thanassoulis（2012）、Piccolo & Miklós-Thal（2012）在市场界面型框架下对上下游企业的交易合约做了分析。Howard & Thanassoulis考察了由一个上游企业和个相同的下游企业组成的1×n纵向结构和m个上游企业和n个相同的下游企业组成的m×n纵向结构，且下游企业拥有分割的消费者市场（即下游企业不直接展开需求竞争），分析了上游企业与下游企业以纳什讨价还价方式达成交易商品数量 商品总价合约的市场均衡。Piccolo & Miklós-Thal考察了由n个相同的上游企业和n个相同的下游企业组成的n×n纵向结构，讨论了上下游企业在无限期时间交易出售商品的情形中，下游企业向上游企业收取预付费并与下游市场零售价格合谋的问题。
四、纵向交易合约的社会福利
纵向交易合约对社会福利影响十分复杂，正如Rey & Tirole（2007）、Rey & Vergé（2008）指出的，纵向控制的福利结果怎样评价，至今尚存有许多分歧。Dixit（1983）等学者认为纵向控制可以增进社会福利，但Rey & Stiglitz（1995）等许多文献都指出纵向控制会导致高的商品价格和低的社会福利。Rey, Miklós-Thal & Vergé（2005，2011）发现，当下游零售商拥有讨价还价力量时，预付费和视情形而定的固定费一起使用的交易合约可以实现上下游结构的一体化利润。在上下游企业纵向控制与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方面，Galbraith认为下游企业对上游企业的“抗衡力量”可以降低中间产品的价格。但由于缺乏理论模型支撑，“抗衡力量”的概念一提出就遭到了批评（Stigler，1954）。Dobson & Waterson（1997）等学者证明了下游企业对上游企业的逆纵向控制给消费者带来了高的价格。但Chen（2003）认为下游企业的抗衡力量确实会导致商品价格降低。
如果上游或下游企业对市场剩余的分配享有决定权，是对纵向交易合约拥有完全讨价还价力量的一方，那么该企业在交易中就占据主导地位。由此，纵向交易关系存在着上游企业对下游企业的正纵向控制（即“上游企业主导型纵向交易”），下游企业对上游企业的逆纵向控制（即“下游企业主导型纵向交易”），以及上下游企业间的交互纵向控制（即“上下游企业交互主导型纵向交易”）三类（董烨然，2011），下面分别对其纵向交易合约的社会福利进行分析。
（一）上游企业主导型纵向交易合约的社会福利
就上游企业主导型纵向交易合约的后果而言，主要存在着以下两种不同观点：一是纵向控制是上游企业增强市场力量的一种工具和途径，会产生合谋和市场失灵，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纵向控制无疑是应当予以禁止的；二是纵向控制是纠正上下游外部性或下游企业分销服务失灵的一种必须手段，那么对其限制可能会影响效率的提高。两种观点会得出不同的政策含义，是否应该限制某些纵向控制工具，判断的标准并不是理想化市场情形的结果，而是基于内生市场结构下，纵向交易合约的使用是否减少了社会福利。
在1×1纵向结构中，早期的文献表明，如果市场是完全信息的，上游企业一般会采用两部费（特许费）、零售价格限制，规定购买数量等方法来消除双重边际加价的水平外部性，尽管上游企业从下游企业获得了策略租金转移，但上游企业控制的结果会使市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降低，社会福利得到相应提高。近年来的文献对实践中新出现的交易合约进行了讨论。例如，Kolay，Shaffer & Ordover（2004）在1×1纵向结构中，证明了当上下游企业对市场需求为对称信息时，批发价格折扣和两部费的效果是相同的，都可以消除双重边际加价，且恢复上下游一体化利润；当上下游企业对市场需求为非对称信息时，上游企业使用批发价格折扣和两部费的社会福利大小取决于市场需求曲线的形状，如果需求曲线是线性的并且具有相同的垂直截距，那么批发价格折扣会降低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并改进福利。
在1×2纵向结构中，Bolton & Bonanno（1988）认为，如果完全垄断的上游生产企业向下游寡头企业销售一种同质商品，但下游企业可以向消费者提供不同的服务质量而使商品在消费者心目中产生差异化，那么从上下游结构效率看，零售价格限制和两部费等简单的合约条款，都优于线性价格合约。Rey & Tirole（1986）考察了下游市场存在不确定性时的情形，分析了下游企业分别为风险中性和风险规避者时，上游企业对交易合约的偏好序，证明了上游企业的交易合约选择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存在着冲突；从社会福利角度而言，上游企业使用批发价格合约时的社会福利总是最大的；但从企业利润最大化角度而言，能使社会福利最大的交易合约不总是会出现在市场均衡中。Bedre-Defolie（2012）通过对上游企业序贯地与下游企业对交易合约讨价还价的考察，得到了上游企业有着从第二家下游企业攫取谈判租金的激励，该激励会产生纵向效率的损失，但是当上游企业可以在与第二家下游企业达成协议后重新和第一家下游企业讨价还价的情形下，上下游企业利润之和可以达到纵向一体化结构利润。
在2×2纵向结构中，Rey & Stiglitz（1995）考察了上游企业如何使用纵向合约来消除纵向外部性和降低品牌间竞争的问题，发现上游企业在批发价格 区域排他合约中加入固定费条款能带来更多利润，原因是区域排他降低了品牌内竞争，同时固定费又可以减少双重边际加价的外部性。Erkal（2007）考察了不完全合约下，两个水平差异的上游企业和两个水平差异的下游企业构成的纵向结构。由于上游企业对商品的选择无法写进交易合约，会存在着下游企业的事后交易要挟问题。Erkal的结论为：下游企业商品的差异化程度和上游企业商品对下游企业的专用性程度决定了市场均衡结果，当上游企业的商品专用程度非常低时，市场均衡时只容纳一家上游企业；当上游企业的商品专用程度非常高时，市场均衡时总会出现商品完全专用化的两个上游企业。Inderst & Shaffer（2010）讨论了在2×2纵向结构中，上游占优企业可以使用市场份额折扣合约消除纵向结构中同时存在的品牌内竞争和品牌间竞争两种水平外部性的问题。Rey & Vergé（2010）考察了两个上游企业和两个下游企业同时存在替代性的三种情形：只要下游企业获得非零利润就不能拒绝上游企业提出的合约（情形1）、如果某一下游企业拒绝了上游企业的合约，该上游企业就重新向另一下游企业再次提出合约（情形2），下游企业可以拒绝某一上游企业合约，且只要下游企业没有拒绝所有上游企业的合约，就进入到合约执行阶段（情形3）。Rey & Vergé比较了三种情形的上下游合约的市场均衡，证明了在情形1和2中，在批发价格 固定费合约下，纵向结构存在着效率损失，但批发价格 零售价格限制 固定费可以恢复纵向一体化结构的利润，原因是上游企业通过零售价格限制了下游企业对零售价格的选择行为，同时，上游企业可以通过固定费把零售价格协调到恢复纵向一体化利润的零售价格。在情形3中，尽管批发价格 零售价格限制 固定费不再能够恢复纵向一体化效率，但是当商品的替代性不太大时，总存在上下游双重共同代理的均衡。
在1×n、2×n等纵向结构中，Mills（2010）考察了1×n纵向结构的市场，得到了上游企业可以通过市场份额合约攫取下游企业增进销售努力而提高的利润的结论。如果市场中上下游都由多个企业构成（如2×n或3×n），情况会变得较为复杂。就上游企业之间的竞争而言，一般会产生两种外部性。一是上游企业选择批发价格的竞争效应；另一是搭便车问题。Mathewson & Winter（1987）认为，上游企业通常可以使用区域排他、排他经营等纵向控制工具来消除或降低这两种效应，但其社会福利是不同的。例如，排他经营可以减少搭便车、增进效率，但也会阻碍下游的竞争。从下游市场商品的竞争关系看，首先会形成品牌内竞争，即同一家上游企业的产品由不同下游企业出售而引起的竞争；其次也会产生品牌间竞争，即不同上游企业的产品在同一家下游企业出售而引起的竞争。Tomomichi（2012）证明了2×n纵向结构中，存在着使得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的下游企业数量的值，特别是当只有一个下游企业时的社会福利会高于有无数多个下游企业时的社会福利。
可见，在不同的市场假设条件和不同交易情况下，企业会采用不同的合约；不同的合约会产生不同的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各种合约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如果宣布某种合约非法，政策效果往往很难收效。
（二）下游企业主导型纵向交易合约的社会福利
下游企业主导型交易是与上游企业主导型交易相对应的另一种情形的经济行为。以往上游企业用来控制下游企业的合约条款，例如，固定费（如特许费、预付费）、零售价格限制、排他性条款（如销售区域限制）等，也常被占优下游企业用来控制上游企业（如通道费、批发价格限制、供货限制等）。在各种逆纵向控制工具中，预付费（进场费）在学术界和舆论界讨论最多或最具有争议。Lariviere & Padmanabhan（1997）考察了上游企业拥有商品质量信息的1×1纵向结构，尽管交易合约由上游企业向下游企业提出，但商品是否能被销售，以及商品的市场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下游企业的行为。由于下游企业不了解上游企业商品的质量信息，所以纵向结构存在着效率损失。Lariviere & Padmanabhan比较了批发价格合约和批发价格 固定费合约，证明在市场均衡时，当下游企业外部机会较高的情况下，批发价格不足以向下游企业显示商品质量信号，但是固定费（由上游企业向下游企业支付） 批发价格合约可以产生市场分离均衡，显示商品质量。与其他显示商品质量的方法（如做广告）相比，固定费 批发价格把利润留在了纵向结构内，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做法。Chen（2004）则认为（1×1市场）下游商业企业的抗衡力量尽管可以减轻市场价格扭曲，但却会加剧产品多样化的扭曲，由于商品种类减少的效率损失比抗衡力量导致低的零售价格带来的收益更大，所以消费者的福利和企业的利润都会降低，社会福利也随之下降。Shaffer（1991）通过对完全竞争的上游生产商与下游寡头垄断的零售商（n×2）交易合约选择进行分析后指出，当上游生产商可以通过合约来选择下游零售商时，进场费和转卖价格都可以作为“降低零售市场的竞争程度”，提高下游零售商利润的策略工具。如果转卖价格控制和进场费等控制工具都不允许使用，那么与边际的批发价格相比，进场费和转卖价格控制这两种工具都会降低福利，进场费甚至比转卖价格控制使社会福利降低得更多。Marx & Shaffer（2007，2010）通过一系列研究发现，（2×1市场）下游企业讨价还价力量和进场费之间存在着逆向关系，下游企业讨价还价力量越大，就越不会使用进场费；尽管进场费会阻碍竞争，但并不会影响消费者支付的价格，在商品的选择过程中不会导致非效率。在稀缺的货架空间与预付费（进场费）的关系上，与其说进场费起因于稀缺的货架空间，不如说是因为下游零售商为了使用预付费（进场费）工具获取更大利润，才对其货架空间进行限制。Rey, Miklós-Thal & Vergé（2005，2011）在1×2纵向结构中，比较了批发价格 固定费、批发价格 视情形而定的固定费、批发价格 预付费 视情形而定的固定费三种菜单式交易合约的市场均衡，发现当下游零售商拥有讨价还价力量，可以向上游生产商提出“要么接受—要么离开”的合约时，预付费和视情形而定的固定费一起使用是实现整个上下游一体化利润的必要条件。Erutku（2006）考察了2×2纵向结构中，上游两个生产企业一个为在位者，另一个为潜在进入者的情形。经证明，尽管潜在上游企业相对于在位上游企业拥有成本优势，但在位企业对潜在企业排他的均衡总是存在，在位上游企业由于避免了竞争而获得了利润，造成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均高于非排他时的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及其整个社会福利的降低。
（三）上下游企业交互主导型纵向交易合约的社会福利
上下游企业交互纵向控制市场指上游企业与下游企业之间，正向（上游对下游）与逆向（下游对上游）纵向控制行为交叉共存的市场。相对于单一的上游或下游主导型交易，上游企业与下游企业交互主导型交易是市场中更为复杂和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行为。Dobson & Waterson（2007）在2×2纵向结构中讨论了上下游企业市场力量关系与两种形式交易合约（批发价格、批发价格 零售价格限制）的市场均衡。他们得出的结论为：在使用批发价格 零售价格限制合约下，当上游企业完全拥有讨价还价力量时，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相同；当下游企业完全拥有讨价还价力量时，批发价格等于上游企业生产商品的边际成本，批发价格随着下游企业讨价还价力量的提高而降低，零售价格随着下游企业讨价还价力量的提高而提高；如果给定上下游企业的讨价还价力量，批发价格随着零售价格上升而上升，随着品牌内竞争程度增加而降低，随着品牌间竞争程度增加而提高，零售价格低于纵向一体化结构的零售价格。在仅使用批发价格合约下，当下游企业完全拥有讨价还价力量时，批发价格的大小等于上游企业生产商品的边际成本，批发价格随着下游企业讨价还价力量的提高而降低，但随着下游企业讨价还价力量的增加，均衡时零售价格会降低，消费者购买商品数量会增加，下游企业利润增加，上游企业的利润减少。当下游企业讨价还价力量不是很强时，使用批发价格 零售价格限制比使用批发价格合约的社会福利更高。当上游企业之间品牌间竞争较弱，或是下游企业有很强讨价还价力量时，使用批发价格 零售价格限制合约时，市场零售价格趋近于纵向一体化利润下的零售价格；但使用批发价格合约时，市场零售价格则较低。批发价格 零售价格限制合约对社会福利的伤害主要来自于下游企业讨价还价力量的增强和下游企业使得商品差异化程度的增强。
1×（1 n）纵向结构是现实零售业市场中较为常见的市场结构。其下游由一个占优大商业企业（或占优大零售商）和众多中小商业企业（或中小零售商）组成。其中，占优大商业企业对于生产企业拥有讨价还价力量，上游垄断生产企业又对下游中小商业企业拥有市场势力。Chen（2003）考察了1×（1 n）纵向结构中占优下游企业可以向上游企业提出“两部费（批发价格 固定费） 联合利润分成”的合约，主要结论为：占优下游企业市场抗衡力量的增加会导致上游企业出自于追求自身利益而降低批发价格，以此来提高向下游小企业的供货量，抵消下游占优企业的市场抗衡力量，最终间接地导致市场价格降低。笔者（2008，2012）进一步放松了对下游占优企业的合约限制，把上下游之间一次性支付的“固定费”分为预付费（事前固定费费）与事中固定费，对四组纵向交易合约的市场价格和社会福利做了比较，证明了当下游占优企业使用包含预付费在内的“三部费”合约时，可实现上下游纵向一体化利润的均衡；下游占优企业得到的是上下游商品销售渠道中增加的利润，上游企业不会比应得的（指不存在下游占优企业时的纵向一体化下的所得）得到更少，也不会出现利润的水平转移和纵向转移；就下游占优企业而言，在批发价格、两部费（固定费 批发价格）、三部费（预付费 固定费 批发价格）和排他合约的选择次序中，严格偏好于包含预付费的三部费合约；同时，市场中存在着一个小零售商数量的值，当超过这一数量值时，社会福利会高于纵向一体化时的情形。限制下游占优企业的合约选择，不仅会造成市场效率的损失，而且有可能会导致下游占优企业采用独家代理等方式把下游小企业排除出市场。所以，简单地禁止进场费可能反而会降低社会福利。
五、结语
与纵向结构、纵向关系密切相关的纵向交易合约问题一直是世界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核心领域。尽管理论界对市场结构和企业竞争行为的决定因素、市场组织分散化与协同化、市场组织结构与社会福利等核心问题已经有了聚焦（Stiglitz，1986），分析方法（博弈分析、均衡分析以及计量检验等工具）也日益成熟，但建立正规化的上下游纵向关系模型仍十分困难，对于许多基础问题还了解甚少。例如，在上下游均非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下，上下游企业是如何构成现有的交叉供应关系的？高的零售价格是如何维持的？企业是否一定会采用排他行为？存在竞争关系的上游企业或下游企业是否会努力实现一些对彼此有利的结果？然而，世界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放弃努力，而是针对具体问题进行逐一分析，试图从中得到上下游企业对于纵向交易合约的形式、选择动机以及社会福利之间逻辑关系，全面揭示各种纵向交易合约工具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为政府有针对性地规制纵向交易合约行为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Aghion, P. & P.Bolton（1987），“Contracts as a barrier to entr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7（3）：388-401.
Arya, A. & B.Mittendorf（2011），“Disclosure standards for vertical contracts”，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42（3）：595-617.
Arya, A., B.Mittendorf & D.Sappington（2007），“The bright side of supplier encroachment”，Marketing Science 26（5）：651-659.
Bedre-Defolie, .（2012），“Vertical coordination through renegoti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30（6）：553–563.
Besanko, D. & M.K.Perry（1993），“Equilibrium incentives for exclusive dealing in a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oligopoly”，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4（4）：646-667.
Bolton, P. & G.Bonanno（1988），“Vertical restraints in a model of vertical differentiation”，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3（3）：555-570.
Bolton, P. & M.D.Whinston（1993），“Incomplete contracts, 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supply assurance”，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0（1）：121-148.
Brekke, K.R. & O.R.Straume（2004），“Bilateral monopolies and location choice”，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34（3）：275-288.
Brito, D. & P.Pereira（2009），“Product differentiation when competing with the suppliers of bottleneck inputs”，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39（1）：43-53.
Caillaud, B., B.Jullien & P.Picard（1995），“Competing vertical structures: Precommitment and renegotiation”，Econometrica 63（3）：621-646.
Calzolari, G. & V.Denicolò（2011），“On the anti-competitive effects of quantity discount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9(3)：337-341.
Chen, Zhiqi（2003），“Dominant retailers and the countervailing power hypothesis”，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34（4）：612-625.
Chen, Zhiqi（2004），“Monopoly and product diversity: the role of retailer countervailing power”，Carleton Economic Papers：4-19，Carleton University.
Chiang, Wei-yu Kevin, D.Chhajed & J.D.Hess（2003），“Direct marketing, indirect profits: A strategic analysis of dual-channel supply-chain design”，Management Science 49（1）：1-20.
Comanor, W. & P.Rey（2000），“Vertical restraints and the market power of large distributors”，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7（1）：135–153.
Dixit, A.（1983），“Vertical integration in a monopolistically competitive industr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1）：63-78.
Dobson, P.W. & M.Waterson（1997），“Countervailing power and consumer prices”，Economic Journal 107（441）：418-430.
Dobson, P.W. & M.Waterson（2007），“The competition effects of industry-wide vertical price fixing in bilateral oligopol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5（5）：935-962.
Dong, Yeran & Baomin Dong（2011），“Retail power, slotting allowances, and the countervailing power hypothesis”，Working Paper, July.
Dong, Yeran（2010），“A model of backward vertical control”，10th SAET Conference Working Paper, August.
Douglas, B. & M.Whinston（1985），“Common marketing agency as a device for facilitating collusion”，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16（2）：269-281.
Douglas, B. & M.Whinston（1998），“Exclusive dealing”，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6（1）：64-103.
Economides, N.（1999），“Quality choice and vertical integr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7（6）：903–914.
Erkal, N.（2007），“Buy-supplier interaction, asset specificity, and product choic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5（5）：988-1010.
Erutku, C.（2006），“Rebates as incentives to exclusivity”，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39（2）：477-492.
Foros, O., H.J.Kind & G.Shaffer（2011），“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nd restrictions on dominant firm and industry-wide adop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9（2）：179-186.
Fumagalli, C. & M.Motta（2006），“Exclusive dealing and entry when dealers compet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3）：785-795.
Galbraith, J.K.（1952），American Capitalism: the Concept of Countervailing Power，Boston: Houghton Mifflin.
Greg, S.（1991），“Slotting allowances and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 comparison of facilitating practices”，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2（1）：120-136.
Grossman, S.J. & O.D.Hart（1986），“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 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4）：691-719.
Hart, O. & J.Tirole（1990），“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market foreclosure”，Brooking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Microeconomics：205-286.
Inderst, R. & G.Shaffer（2010），“Market-share contracts as facilitating practices”，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41（4）：709-729.
Inderst, R.（2010），“Models of vertical market relation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8（4）：341-344.
Katz, M.L.（1989），“Vertical contractual relations”，in: R.Schmalensee & R.Willig(ed.),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1, North-Holland.
Kolay, S., G.Shaffer & J.A.Ordover（2004），“All-units discounts in retail contracts”，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y 13（3）：429–459.
Lariviere, M. & V.Padmanabhan（1997），“Slotting allowances and new product introductions”，Marketing Science 16（2）：112-128.
Majumdar, A. & G.Shaffer（2009），“Market-share contracts with asymmetric information”，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y 18（2）：393-421.
Marx, L.M. & G.Shaffer（2004），“Opportunism in multilateral vertical contract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3）：796-801.
Marx, L.M. & G.Shaffer（2007），“Upfront payments and exclusion in downstream markets”，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38（3）：823-843.
Marx, L.M. & G.Shaffer（2010），“Slotting allowance and scarce shelf space”，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y 19（3）：575-603.
Mathewson, G.F. & R.A.Winter（1984），“An economic theory of vertical restraints”，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15（1）：27-38.
Mathewson, G.F. & R.A.Winter（1987），“The competitive effects of vertical agreements: Com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7（5）：1057-1062.
Matimort, D.（1996），“Exclusive dealing, common agency, and multiprincipals incentive theory”，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7（1）：1-31.
Miklós-Thal, J., P.Rey & T.Vergé（2010），“Vertic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8（4）：345-349.
Miklós-Thal, J., P.Rey & T.Vergé（2011），“Buyer power and intrabrand coordination”，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9（4）：721-741.
Mills, D.（2010），“Inducing downstream selling effort with market share discount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 17（2）：129-146.
Mizuno, T.（2012），“Direct marketing in oligopoly”，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y 21（2）：373–397.
Moorthy, K.S.（1987），“Managing channel profits: Comment”，Marketing Science 6（4）：375-379.
Ordover, J. & G.Shaffer（2007），“Wholesale access in multi-firm market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5（5）：1026-1045.
Piccolo, S. & J.Miklós-Thal（2012），“Colluding through suppliers”，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43（3）：492-513.
Rasmusen, E.B. J.M.Ramseyer & J.S.Wiley（1991），“Naked exclus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1（5）：1137-1145.
Rey, P. & J.Stiglitz（1995），“The role of exclusive territories in producers’ competition”，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6（3）：431-451.
Rey, P. & J.Tirole（1986），“The logic of vertical restrain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6（5）：921-939.
Rey, P. & J.Tirole（2007），“A primer on foreclosure”，in: M.Armstrong & R.H.Porter(ed.),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3, North-Holland.
Rey, P. & T.Vergé（2008），“Economics of vertical restraints”，in: P.Buccirossi(ed.), Handbook of Antitrust Economics, The MIT Press.
Rey, P. & T.Vergé（2010），“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nd interlocking relationships”，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63（4）：928-961.
Rey, P., J.Miklós-Thal & T.Vergé（2005），“Slotting allowances and conditional payments”，Working Paper.
Segal, I.R. & M.D.Whinston（2000），“Naked exclusion: A com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1）：296–309.
Sibley, D.S. & D.L.Weisman（1998），“Raising rivals’ costs: The entry of an upstream monopolist into downstream markets”，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 10（4）：451-470.
Smith, H. & J.Thanassoulis（2012），“Upstream uncertainty and countervailing power”，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30（6）：483-495.
Snyder, C.M.（2005），“Contribution to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http://www.dartmouth.edu/~csnyder.
Spector, D.（2011），“Exclusive contracts and demand foreclosure”，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42（4）：619-638.
Spengler, J.J.（1950），“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antitrust polic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8（4）：347-352.
Stigler, G.J.（1954），“The economist plays with bloc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4（2）：7-14.
Stiglitz, J.E. & G.F.Mathewson（1986），“New developments in the analysis of market structure”，The MIT Press.
Tan, Guofu（2001），“The economic theory of vertical restraints”，Working Paper.
Telser, L.G.（1960），“Why should manufacturers want fair trade?”，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86-105.
Tirole, J.（1988），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The MIT Press.
Williamson, O.E.（1971），“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Market failure consideration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1（2）：112-123.
Williamson, O.E.（1983），“Credible commitments: Using hostages to support exchang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3（4）：519-540.
董烨然，2008：《下游企业对上游企业的逆纵向控制研究》，博士后研究报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董烨然，2011：《高级商业经济理论》，经济科学出版社。
董烨然，2012：《通道费：大零售商挖掘市场效率的一种机制设计》，《财贸经济》第3期。
董烨然，2012：《大零售商逆纵向控制合约选择与零供企业收益比较》，《管理世界》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