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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无论是关系主导型还是市场主导型经济体，相互依赖的政商关系均是重要的政治经济现象，它对企业绩效和企业行为具有深刻的影响。本文以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激励机制为核心，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视角回顾了该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系统梳理了政治关联的激励效果、激励动机和激励渠道，回答了政治关联激励机制的两个重要问题：为何有的企业并不热衷于构建政治关联?为何有的企业尽管未能从中获益仍继续维持和构建政治关联?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提出和分析政治关联的激励悖论，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政治关联 企业绩效 激励机制 新制度经济学
自Krueger(1974)开创性的研究以来，经济学家对企业政治关联的研究方兴未艾。国内学者也对相关研究动态及时进行了跟进，但总的来说，相关综述性文献一是着重从财务角度来评述企业政治关联的文献，因而有必要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对有关文献进行再梳理;二是着重介绍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结果层面的影响，较少介绍对企业绩效行为层面的影响，尤其是较少关注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在系统回顾该领域主要外文文献的基础上，依托新制度经济学这一理论视角，从企业政治关联的绩效激励机制角度重新梳理和评述该领域的研究动态，进而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政治关联的激励效果
理论上，我们可以将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定义为政治关联的绩效激励。大多数实证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具有正向激励效果，即能有效地帮助企业提高其市场价值，但也有少数研究认为政治关联会产生反向激励效果。
就技术路线而言，在实证研究中，企业绩效一般包括市场价值和会计绩效，当前的研究多聚焦于市场价值，只有少部分文献研究会计绩效。现有文献通常采取三种研究思路来论证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价值。
1.正面论证。Faccio(2006)运用47个国家的20202家上市公司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公司高管或大股东的政治关联度与股票累积回报率显著正相关。Boubakri et al(2011)对12个发达国家和11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公司建立政治关联可以增加绩效。
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Johnson & Mitton(2003)发现马来西亚在1998年9月政府实施资本管制后，与总统马哈蒂尔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是最大的受益者，其市场价值增加了大约32%。Dombrovsky(2008)对拉脱维亚的研究显示，在有政治背景的股东或者董事加入一年后，企业的销售额增加了75%。Bunkanwanicha & Wiwattanakantang(2009)也发现了在泰国政治关联可以增加市场价值的证据。
在对发达经济体的研究中，Slinko et al(2004)发现，俄罗斯政治影响力大的企业的业绩也较好。Niessen & Ruenzi(2010)的研究表明，在德国，政治关联公司的市场价值高于无政治关联的公司。Huber & Kirchler(2008)、Cooper et al(2010)通过研究美国竞选捐献与股票市场之间的关系发现，政治关联与公司未来的股票收益率显著正相关。Ghita et al(2010)对比利时的研究证明政治关联企业的绩效增长水平更高。
2.反证法。通过研究由于政治关联所依赖的政客的垮台、去世等，导致原有政治关系丧失、企业市场价值下降，从反面说明政治关联的价值所在。Fisman(2001)对79家与印尼总统苏哈托政治集团相关联的企业样本研究表明，在市场传出苏哈托健康状况恶化的消息时，这些企业的市场价值都下降了，且政治关系最紧密的股票收益率比政治关系最弱的低23%。Ramalho(2007)基于1992年巴西弹劾总统Collor事件的研究发现，在弹劾总统的消息发布时，与其家族关联的企业的市场价值平均损失2%-9%。Faccio & Parsley(2009)研究了来自35个国家的122个政客死亡事件，结果发现公司总部在政客家乡的公司，当政客突然死亡时，其累积收益下降了1.7%。
3.正反对比。通过正反鲜明对比，凸显政治关联的价值。获得政治地位则关联企业价值上升，政治角逐失利则关联企业价值下降。这类文献多通过分析选举结果的影响展开经验研究，大多聚焦于美国总统竞选结果对股票市场的影响。以美国2000年总统竞选为案例，Knight(2006)发现，支持布什的41家企业市值增加了3%，支持戈尔的29家企业市值减少了6%。Goldman et al(2009)发现与竞选获胜的共和党关联的公司股票价值增加了，而与民主党关联的公司股票价值减少了。Shon(2010)发现在佛罗里达重新计票的37天中，支持布什的公司市场收益上升，支持戈尔的公司则市场收益下跌。
二、政治关联的正向激励动机
既然政治关联具有明显的正向绩效激励效果，那为何有的企业对此并不热衷呢?这也是研究企业为何要构建政治关联的核心问题。就方法论而言，企业构建政治关联动机的研究正在经历从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向新制度经济学范式的转换。
(一)新古典经济学范式
早期和大多数的研究均遵循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展开，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厂商理论，企业构建政治关联的动机可以笼统地解释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模式。事实上，Krueger(1974)在企业政治关联的开创性研究中就指出，企业家花费时间和金钱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可以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利益。很自然地，基于新古典范式的研究重点在于探讨政治关联会通过哪些因素提高企业绩效。根据这一思路，企业构建政治关联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动机：
1.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它所拥有的有形和无形的资源，并且其他公司难于取得这种资源或者取得资源的成本较大。政治关联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是帮助企业提升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Hellman et al(2003)在其研究中指出，通过直接影响政府决策，俘获政府的企业有机会获得巨大的收益。
2.构建企业应对不确定性的缓冲机制。Agrawal & Knoeber(2001)指出，企业乐于请政治家在自己的企业任职，因为他们深知政治背景对企业的巨大价值。企业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可以有效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并从对政治权力的依附中攫取私人利益。一方面，政治关联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可以缓解政府行为不确定性的冲击。政治关联可以让企业获取政府政策变化的信息，帮助企业做好应对的准备。另一方面，政治关联可以让企业规避来自市场的不确定性，通过聘请政府官员在自己的董事会中任职，企业可以在面对融资约束和进入壁垒时获得各种便利，还可以获得更低的实际税率、更多的政府救援、政府补贴、政府采购合同、更优惠的银行贷款和更大的市场份额。
(二)新制度经济学范式
但基于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研究并未有效地解释本节开头提出的核心问题：即当政治关联具有明显的正向绩效激励时，为何有的企业对此并不热衷。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范式的研究认为，企业构建政治关联的动机与产权制度的完善与否密切相关，因此，政治关联的激励作用在于保证企业获得“正常”，而非“更高”的绩效。
上述结论的推论就是：在一个产权制度完备、自由竞争的市场中，企业不会热衷于构建政治关联。例如，Fisman et al(2006)选取15家与美国副总统切尼有关联的公司，通过一系列事件研究发现，这些公司的市场表现与副总统切尼的关联价值几乎为零。Fisman认为这可能是由于美国的制度有效地抑制了企业通过与政府高官私人关系的寻租行为。
在论证路线上，基于这一范式的研究通常从产权制度出发，从以下两个层面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企业会有很强的动机去构建政治关联。
1.经济制度层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糟糕的政治经济环境是促使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主因。Choi & Thum(2009)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强调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政治关联可以使企业从政府手中获得进入高利润市场的机会并且免受政府的掠夺，企业因此而有动力去构建政治关联。Faccio(2006)对47个国家2020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在腐败程度较高、对外国投资严格管制的国家更加普遍。Boubakri et al(2008)对27个发展中国家245家企业1980-2002年间业绩的研究表明，在司法独立性较差，公司的政府持股比例显著高于外资持股比例的国家，更有可能产生政治关联。Bunkanwanicha & Wiwattanakantang(2009)以泰国最大的2000家企业为样本的研究发现政府特许经营依赖度、财富水平都与企业主参与政治正相关。
2.经济政策层面。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政府管制是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主因。Agrawal et al(2001)提供了美国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产品卖给政府、依赖出口的制造企业，有政治经验的董事更加普遍;当电力公司竞争加剧，凸显政治重要性的时候，有政治经验的董事会迅速增加。Boubakri et al(2008)以1980-2002年间来自14个发达国家的企业为样本的研究表明，处在大城市和管制行业的公司更有可能产生政治关联。
三、政治关联的反向激励动机
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也存在反向激励的情形。例如，Boubakri et al(2008)提供的跨国证据显示，政治关联企业的绩效反而较差。那么在这一情形，为何企业仍会继续构建政治关联呢?当前的少量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的框架，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解释。
1.企业家是企业所有者的代理人。作为理性人的企业家在决定是否构建政治关联时，主要考虑自身获益状况(企业绩效只是企业家获益函数中的一个变量)。因此，即使企业并不能通过构建政治关联获益，只要企业家能从中获益，企业仍会积极构建政治关联。Bartels & Brady(2003)指出，企业家在制度环境较差的时候，通过构建政治关联，可以有效地保护自己的产权和利益不受损。Yuan(2008)研究发现，政治关联降低了企业CEO更迭对绩效的敏感度，即政治关联企业的CEO不太可能因为绩效差而被解雇。Yu(2010)则发现，台湾企业的政治关联与CEO以股票为基础的激励机制负相关。
2.建立政治关联是一种政治代理行为。政客或政府会从政治关联产生的利益中攫取一部分，以此来实现政治目标。Bertrand et al(2007)利用1987-2002年间法国企业的面板数据以及地方政府选举的数据，研究了CEO的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有政治关联的CEO为了帮助他所拥护的政客获得连任，在政治竞争激烈的地区增加雇员比例，导致这些企业的ROA要比没有关联的企业低。Aggarwal et al(2009)的研究指出，公司进行政治捐献不是投资行为而是代理成本，政治捐献和公司未来超额回报负相关，即建立政治关联的费用是对企业利润的一种分割。
四、政治关联的激励渠道
Park & Luo(2001)的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并不能帮助企业提高运营效率。Chen et al(2011)的研究则指出，政治关联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效率。那么，政治关联通过哪些渠道对企业绩效发挥正向激励呢?对现有文献的梳理表明，政治关联的激励渠道主要有两条：降低融资成本，提高市场势力。由于信贷约束和市场准入都取决于基本的经济运行制度，这一结论再次表明企业构建政治关联的动机是与经济制度属性密切相关的。
(一)信贷渠道
政治关联通过信贷渠道发挥激励作用的关键在于如何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实证研究通常按以下路线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
1.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大多数实证研究认为，政治关联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这类企业的资本结构通常表现出更高的资产负债率。Khwaja & Mian(2005)关于巴基斯坦企业贷款数据的研究显示，政治关联企业的贷款金额比无关联企业多45%。在跨国研究案例中，Boubakri et al(2008)和Faccio(2010)指出，政治关联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因而资产负债率更高。Boubakri et al(2008)则发现政治关联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为52.9%，无政治关联的企业仅为38.4%。Faccio(2010)运用来自47个国家的458个关联企业和15733个无政治关联企业样本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更高。
2.降低融资成本的渠道。现有研究表明，政治关联一般通过三种渠道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1)信贷约束。在国内信贷方面，Charumilind et al(2006)选取1996年270个泰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与政治家和银行有关系的公司获得更多的长期贷款。Boubakri et al(2011)选取1989-2003年间来自12个发达国家和11个发展中国家的234个政治关联企业样本也发现，政治关联企业使得融资更便利，较容易获得更多的长期贷款。在海外融资方面，Richter(2010)发现政治关联与交叉上市正相关，政治关联不仅有利于国内融资，还有利于海外融资。
(2)融资直接成本。Baum et al(2008)对乌克兰的经验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企业可以获得利率较低的银行贷款。Boubakri et al(2012)选取1997-2001年间来自26个国家的1248个样本也发现，政治关联企业享受更低的权益资本成本。
(3)政府金融救援。Faccio et al(2006)对来自35个国家450家政治关联企业的研究表明，政治关联企业在遇到财务困境时更可能得到政府救援，1997-2002年间，政治关联企业有11.3%得到政府救援，而无政治关联企业仅有4.4%获得救援。类似地，Polsiri & Jiraporn(2012)选取1992-1998年间泰国15家银行88家金融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与泰国皇家资产管理局(CPB)关联的金融机构倒闭的风险大为降低。
3.反向融资激励。尽管大多数研究认为，政治关联能为企业融资提供正向激励，但也有少量文献指出，政治关联并不能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Leuz & Oberholzer-Gee(2006)通过对印度尼西亚130家企业的研究指出，企业政治关联和海外融资呈反向变动关系。Bunkanwanicha & Wiwattanakantang(2009)以泰国最大的2000家企业为样本，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对企业的资本结构和债务期限结构都没有显著影响。Bliss & Gul(2012)对2001-2004年间马来西亚市值最大的前500家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由于政治关联企业的潜在风险较高，银行发放贷款时会要求更高的利息率，导致企业融资成本提高。
(二)市场扩张渠道
在大多数文献聚焦于政治关联的融资激励渠道时，也有极少数文献研究企业通过借助政治关联扩大其市场势力，进而提升企业绩效。Butler et al(2009)的研究表明，美国市政债券的承销商通过竞选捐献获得更多的承销业务。Faccio(2010)利用来自47个国家的证据表明，政治关联企业的市场份额更大。Goldman et al(2010)的研究发现，与总统选举获胜的政党有关联的公司更有可能增加政府采购合同，而与竞选失败一方相关联的公司的政府采购合同则下降了。
五、对中国的案例研究
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其经济制度一方面正由以往的集权式计划体制向分散决策的市场体制转型，另一方面也在逐步发展和完善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如此复杂的制度环境为研究政治关联的绩效激励机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着力于中国案例的研究。
(一)政治关联的激励效果
中国市场显示出有别于发达经济体的特色，一方面，Li et al(2008)，Hu & Leung(2012)等人的研究均表明，政治关联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市场价值。另一方面，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大量研究表明，政治关联会对企业绩效产生反向激励。这导致很难就政治关联的绩效激励效应得出具有普遍性的结论。
Chen et al(2004)收集了1993-2000年间在中国A股市场发行股票的617家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企业IPO后3年的股票收益率降低了37%。Cheung et al(2005)对2001-2002年间中国上市公司和国有股东的371宗关联交易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对中小股东来说是有害的，国有股比例与超额回报负相关。Fan et al(2007)以1993-2001年间在沪深交易所首次发行A股的790家公司为样本，研究表明，IPO后3年，政治关联企业的股票收益率比没有关联的企业低了18%，收入增长率和销售增长率的表现也更差。Wu et al(2011)研究发现政治关联私有企业的业绩好于非政治关联企业，而具有政治关联的地方国有控股企业的业绩反而更差。
(二)政治关联的激励动机
在对正向激励动机的研究方面，大多数研究均采用正面论述思路，Li & Zhang(2006)指出，制度环境是影响企业家构建政治关联的主要动机，企业家通过参与政治来应对市场或者政府的冲击。制度环境的改善将使企业家参与政治的概率降低8%到20%。Du & Girma(2010)通过对1999-2005年间中国私有企业样本的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可以提高企业的生存能力和增长前景。Chen et al(2011)发现私有企业在经济市场化水平较低、政府主导经济资源分配的地区更有动机去建立政治关联。但也有少数研究采用反证法，Sun et al(2011)以陈良宇案件进行案例研究，发现与地方政府有政治关联的公司都经历了显著为负的异常收益率。Shen et al(2012)则采用正反对比法，发现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情况与关联企业的市场价值密切相关。
在对反向激励动机的研究方面，Wu et al(2010)选取1999-2006年间中国140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有政治关联的私有企业倾向于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因而表现出加强的绩效激励。但有政治关联的地方国有企业高管倾向于优先考虑政治目标，如雇佣更多的劳动力，因而政治关联常常表现出对绩效的反向激励。
(三)政治关联的激励渠道
在信贷渠道方面，现有文献表明政治关联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Francis et al(2009)对于中国A股市场IPO的研究表明，政治关联企业IPO的发行价格更高，发行抑价较低，发行成本也较低。Xu et al(2011)研究了2000-2007年间中国2064个家族企业样本，发现政治关联可以帮助企业，尤其是有融资约束的企业，缓解投资不足的问题。但现有研究通常指出，较低的融资成本往往会降低投资效率。Chen et al(2011)选取中国2002-2006年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6393个样本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政治关联扭曲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行为并显著地降低了投资效率。Wu et al(2011)选取1999-2007年间中国A股1408家上市公司样本，研究发现，地方国企有政治关联的高管有严重的过度投资倾向。
在市场扩张渠道方面，Lu(2008)采用2004年中国私营企业1603个样本检验了政治关联对企业市场扩张的影响，结果表明，政治关联与市场扩张正相关，并随着政治关联的程度而扩大。Park & Luo(2001)对128家中国企业的问卷调查发现，政治关联通常只是推高了销售额，但在推动利润增长方面作用有限。
六、基于激励悖论的研究展望
梳理前述实证研究不难发现，企业政治关联存在有趣的“激励悖论”：政治关联的反向激励效果越普遍的国家，企业反而有更强的激励去构建政治关联。理论上，构建政治关联的激励动机应与激励效果表现出正向关系，但实证研究表明，在腐败程度越高、政府管制越多和司法独立性越低的国家，企业的政治关联更为普遍，企业也更难从中获益。合理地解释这一悖论显然是理解企业政治关联的绩效激励机制至为重要的一环，因此，清晰地提出和有力地解释这个悖论将是深入研究企业政治关联的方向之一。笔者认为，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出发，可从理论研究层面和实证分析层面对此做进一步的探讨。
1.引入交易成本概念。现有研究均指出，构建政治关联并不能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而只是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但目前对成本的研究仍局限于生产成本。引入“交易成本”概念可以有效地解释政治关联激励机制的几个重要问题：首先，在产权制度比较完备的发达经济体，为什么大多数企业仍热衷于构建政治关联?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理解政治关联是如何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以提升企业绩效的;其次，在产权制度尚有待完善的发展中国家，政治关联是否一定会降低交易成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理解为何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政治关联反向激励的关键所在。
2.深入探讨企业产权属性与政治关联的绩效激励机制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大多泛泛地指出，产权环境会影响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激励方向和强度。下一步尚需从两个层面深化研究：首先，从理论层面探讨产权属性如何影响政治关联的绩效效果;其次，从微观实证层面探讨特定企业的产权属性，尤其是在中国运营的企业的所有制属性，如何影响政治关联的绩效激励效果。
3.在实证研究中引入委托-代理框架。现有文献在研究政治关联的反向绩效激励动机时，对于政治关联获益对象的研究通常都落在企业绩效上，这当然是缘于计量研究的可测度性，但这实际上造成了激励机制行为主体研究上的不对称性：衡量政治家获益状况时，通常针对的是个人;而在衡量有政治关联的高管获益状况时，针对的则通常是企业。理解这一方法论矛盾的要点在于，现有研究多隐含地假设企业高管和企业利益是一致的。但新制度经济学，尤其是现代产权经济学早已明确指出，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表明，如果说在产权明晰的情况下，企业高管和企业利益的不完全一致不会带来企业市场价值的严重降低;那么，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委托-代理问题会发展为严重的企业高管寻租问题，最终导致企业市场价值受损，而高管个人从中获益。这一点正是理解当前实证研究对政治关联获益机制作用效果结论各异的关键所在。因此，只有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揭示出企业政治关联对高管行为模式和获益状况的因果链条，并进行有效的实证研究，才能解决当前研究中的方法论矛盾。
4.应放宽视角研究企业政治关联对于社会整体水平的绩效效应。无论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经济体，还是发达国家，都存在权力的寻租效应，这就需要我们从更加宏观的视角去探讨政治关联的社会效应，检验政治关联的社会福利增进或损失问题。大体而言，政治关联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形成的政治关联，或者说是被动的政治关联，比如国有企业和政府之间天然的“血缘关系”;一类是后天建立的政治关联，或者说是主动的政治关联，比如私有企业通过参与政治或者邀请有政治背景的人加入。从第一类关联来说，企业担负着诸多的政治目标，有可能会损害企业的价值，特别是对上市公司而言，政府官员向企业寻租，从而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对于第二类关联来讲，私营企业家花时间和金钱建立政治关联，这是企业向政府寻租的过程，损害的是社会的福利。因此，如何构建合适的指标度量政治关联带来的社会福利变化，也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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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梦龙，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36，电子邮箱：luml@cass.org.cn;苏忠秦，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