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货是保障石油安全的重要手段（聚焦原油期货）

    《 中国能源报 》（ 2018年04月02日 第 04 版）
    中国原油期货于2018年3月26日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正式挂牌交易。自2014年证监会批准了原油期货交易，2017年6月正式受理客户申请交易编码，原油期货的上市就一直备受关注。现在讨论中国原油期货对人民币国际化、原油国际定价影响力等宏观目标的影响可能为时太早，毕竟一个有影响力的市场需要足够大的交易量。
    原油期货成功不容易。中国早在1992年底就曾推出过石油期货合约，是亚洲最早推出石油期货合约的国家。但是，由于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违规和风险事件频发，国务院于1995年全面叫停了石油期货合约交易。经过反思调整后，上海期货交易所分别于2004年8月和2013年10月再次推出燃料油期货和石油沥青期货。这俩期货合约是目前国内两个石油相关期货合约，其中燃料油期货存在着严重的流动性问题。显然，相比中国的石油消费量，石油期货的发展严重滞后。因此，有中国巨大的原油消费量和更为成熟的金融大环境的良好基础，这次原油期货应该有更大的成功机会。
    中国是个“多煤、贫油、少气”的国家。近几年由于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原油的需求越来越大，但由于国内原油产量受储量和价格的影响而下降，中国原油进口量不断攀升，对外依存度也不断上升。2017年上半年，中国原油进口量首次超越美国，正式成为世界最大石油进口国，原油对外依存度接近70%，除了威胁中国的能源安全，也使得中国的经济更容易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中国原油期货对于保障石油安全有积极作用，有利于实现降低市场风险，反映中国石油供需，提高石油定价的中国国际影响力。
    可以预见，中国石油需求还将持续增长，增量基本上需要进口来满足，因此石油对外依存还将逐年增长。除了利用新能源对石油消费进行替代、促进石油进口多元化、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减少石油消费等手段之外，中国需要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石油期货市场。
    石油期货市场的建设和发展不仅有利于政府和企业把握石油供需的现状和变化趋势，从而相应调节生产和消费，提高石油利用效率，同时也为行业企业提供了对冲风险、套期保值的工具，能够有效降低石油市场的风险，从而起到保障中国石油安全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原油进口量越来越大，是国际原油交易最重要参与者之一，但目前中国是国际原油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在国际原油期货的定价权方面，世界有三大价格基准分别为：美国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上市的西德克萨斯轻质（WTI）原油价格、英国伦敦洲际交易所（ICE）上市的布伦特（Brent）原油价格以及新加坡和东京市场交易的迪拜（Dubai）原油价格。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目前国内的成品油价格机制根据国际油价波动调整，成品油价格无法反映国内供需，降低了国内石油利用效率。一个进口量大而没有国际油价影响力的国家是谈不上国家能源安全的。
    上海原油期货有利于增加中国对国际石油定价的影响，除了利于国内成品油定价，甚至有希望在未来形成一个亚洲指数，从而摆脱目前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被动形势和减少所谓的“亚洲溢价”，未来可以让中国的石油供需和库存成为国际油价的重要参照指标。
    而且，中国原油期货的推出也有利于倒逼成品油价格改革和其他宏观金融外汇改革。在一个运行良好的原油期货市场，价格能够反映供需、预期及成本等信息。建立原油期货市场可以形成国内石油供需的价格晴雨表，企业可以用来套期保值，政府可以将其作为国内成品油定价的依据，相应推动油品定价机制改革。完善的成品油定价机制不仅可以提高中国在国际石油市场定价的影响力，还可以降低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的影响，最终起到保障中国石油安全的作用。
    作为一个国际化的期货品种，有效的中国原油期货市场建立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完善原油现货市场。期货市场的成功需要良好、稳定的现货市场作为支撑。中国原油现货市场目前仍存很多不足。完善原油期货市场建设，政府目前在推行行业所有制改革，鼓励、吸引民营资本进入，完善市场构成；政府还应该充分利用低油价的机会，抓紧扩大石油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建设，健全石油储备体系，以应对国际冲击、形成有效的现货市场。
    其次，从当前的交易看，外资似乎比较积极。中国原油期货要有国际影响力，需要更多的外资参与，需要正确对待外资的参与。如果过度担心国际资金对中国原油期货的投机炒作，而拒绝外资参与，就很难形成一个有效的和有影响力的市场。中国原油期货在发展初期可能会遇到很多障碍，甚至有些是“中国特有”的交易问题，预计交易量也将是逐步增大的过程，只能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最后，需要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原油期货应该吸取上个世纪90年代的经验教训，通过建立和健全相关政策法规，建立并完善针对交易所、交易员以及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监管，杜绝违规违法事件，降低风险事件对市场的危害。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