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消除贫穷与偏见的大道——王健研究员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第二届“丝路学·国际论坛”的演讲

    （王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西亚北非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当代史创新团队首席专家，上海大学兼职教授。兼任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学会副会长。）
    作为东西方交流沟通的大通道，古丝绸之路是连接欧亚大陆的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纽带。它的内涵和外延，随着历史变迁而得到丰富拓展。在大航海时代和近代民族国家出现前，古丝绸之路在全球化历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此后，世界上出现了更大范围的交流与融合。但这一轮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全球性的发展不平衡：一是国家和地区发展不平衡，二是文化交往的不对等、不平衡。
    对此，有观点将问题的出现一味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它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以及各国人民交往。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尤其是在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的时候，需要被更好地适应和引导，以此来消解因“蛋糕”变小而引发的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等矛盾。
    在此大背景下，中国的战略选择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积极利用一切机遇，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以合作应对种种挑战，进而引导经济全球化稳步前行。这里面，“一带一路”无疑为解决全球性的发展不平衡难题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
    ■古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大道，而且是文化走廊，更是文明之路、开放之路。它既促进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与共同发展，又促进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广义的古丝绸之路涉及空间、时间、内涵三大方面，即空间上交通线路的多元性和延续性、时间上兴衰沉浮的连续性和间断性、内涵上公共产品的多门类和复杂性
    ■面对需要新动力的世界经济、需要普惠平衡的发展和有待弥合的贫富差距，中国适时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它本质上是建立在互联互通基础上的全球化，致力于通过政策沟通、民心相通等来解决文明冲突问题。与过去少数国家受益的模式不同，始终重视相关国家的战略对接、优势互补以及共同受益；与过去的沿海开放发达、内陆封闭落后不同，始终注重通过陆海联通赋予内陆地区更多的发展机遇
    除了中部绿洲之路，还有过北方草原之路和南方海上之路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亲历旅行记》一书中，把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1910年，德国史学家赫尔曼从文献角度出发重新考虑“丝绸之路”的概念，并在《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丝绸古道》一书中提出，“应该把这个名称的含义延伸到通往遥远的叙利亚的道路上”。向西延伸至叙利亚，是丝绸之路空间的进一步扩大，是人们认知进步的体现。
    事实上，张骞凿空西域后，中国的丝绸还运到了罗马帝国境内。后来的外国探险家，如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和科兹洛夫、瑞典的斯文·赫定、英国的斯坦因、德国的勒柯克、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等，相继在古丝绸之路上探险，不断发现新的文物古迹，进一步证明、丰富和发展着李希霍芬、赫尔曼等人关于“丝绸之路”的概念。
    具体来看，广义的古丝绸之路涉及空间、时间、内涵三大方面，即空间上交通线路的多元性和延续性、时间上兴衰沉浮的连续性和间断性、内涵上公共产品的多门类和复杂性。
    广义的古丝绸之路空间上涵盖陆地、海洋两个地缘空间。除了发挥主导性作用的中部绿洲之路，还有北方草原之路和南方海上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是由中原地区向北越长城至塞外，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通向欧洲的陆路主干线。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向西亚、欧洲运输的货物，除了丝绸之外，皮毛占大宗，故这条路线又称为“皮毛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由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两大干线组成，前者通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后者通往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在连接陆路和海路之间，还有一条重要的西南丝绸之路。这是中印两个文明古国最早的联系纽带，深藏于高山密林之间。这条贸易、文化通衢，包括茶马古道、“蜀身毒道”等。
    广义的古丝绸之路时间上可上溯至先秦时期，自西汉形成，经东汉发展和魏晋曲折，到唐朝兴盛，再及宋元，直到明代初期衰落，下延至清代、近代，构成了一个漫长的时间阔度与延续。由此，也就产生了当代“一带一路”的传承、衔接。
    广义的古丝绸之路还远远超出了丝绸交易的范围，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桥梁。它沟通了古代异质文化之间的往来，包括开展商品贸易、共享技术发明、包容多元宗教、传播文明理念、营销国家形象与提供公共产品等。特别是，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金银、文学、技艺以及“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经中亚、西亚辗转传往欧洲；而东罗马、阿拉伯、波斯、中亚诸国、印度的传统风俗、天文、历法、医药、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各种技术、艺术也逐渐为东方国家所了解。这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相关国家的发展繁荣和各民族的认识交流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因此，古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大道，而且是文化走廊，更是文明之路、开放之路。它既促进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与共同发展，又促进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对当下的“一带一路”建设仍有着鲜活的借鉴意义。
    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化，存在地区发展和文化交往的不平衡
    陆上丝绸之路受战争的影响时断时续，直到15世纪末中亚被奥斯曼帝国控制，陆路贸易日渐没落，步入低潮期。1453年，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东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土耳其人逐渐控制了中亚地区，并试图独占商路利润，史称“奥斯曼之墙”。陆路受阻成为推动葡萄牙等西欧国家开辟新的海上贸易航道的动因。由此，大航海时代逐渐来临，世界开始真正连为一体。
    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人类的时空视野。殖民掠夺、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促使资本原始积累，新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催生世界市场与全球交往，加之欧美工业革命的完成，齐力把人类社会推进了“世界历史”时代，开启了海洋型的全球化。
    在此过程中，移民浪潮、疾病传播、异质文化扩散与碰撞、世俗与宗教帝国权力变迁、军事战争，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诠释着全球化；世界交往也在西方列强的主导下呈现出整体性、联系性、流动性、网络化的特征。
    但是，这一轮的全球化发展也存在不少问题。除了跨地区、跨国界的环境、资源、人口、粮食、金融危机、毒品、走私、疾病等全球性问题，还存在地区发展和文化交往的不平衡问题。
    网络上流传的地球入夜灯火分布图显示，北美、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沿海地区灯火辉煌，这是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地方；而内陆地区的广大范围仍然是暗淡一片，那里是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地方，有些甚至还生活在“贫困的黑暗”中。从全球化的总体收益来看，沿海国家大于内陆国家，一个国家内部的沿海地区大于内陆地区，沿海重要港口城市大于沿海一般城市。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全球不公正、不平等加剧。
    随着全球化进程中矛盾的累积和弊端的显露，反全球化力量日渐汇聚，且愈演愈烈。不仅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受冲击或被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反对呼声较高，而且发达国家内部利益受损的阶层、民众及“中左翼”政治精英也逐渐加入抗议的行列。从区域分布来看，国家或地区反全球化力量主要来自内陆地区。这从英国脱离欧洲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内陆地区，是互为印证的。
    再以2016年美国大选为例，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和南部的广大区域，反移民、反全球化、反“政治正确”、要求“美国第一”是他们的主要标签。有意思的是，五大湖周边的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州和俄亥俄州过去都是蓝州（偏向民主党），这次却同时“翻红”。这些地方的传统工业部门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关员工的就业、福利等在这一轮生产要素全球流动中受到了冲击。
    在此大背景下，美国的中产人群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持续萎缩，近20年来收入亦有降无增。蓝领阶层的衰落更为严重，目前美国陷入贫困阶层的人口达到4700万。特朗普以“恐怖的时代”“愤怒的时代”“糟糕透了的时代”来形容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并用让美国再度“富裕、安全、强大”的口号成功地吸引到了这些“沉默的大多数”。
    这一轮全球化经济发展空间不平衡的背后，还潜藏着文化交往的不平等、不对等。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化是一种帝国殖民化的全球化，带来了全球范围内的几次移民浪潮。移民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的交流。但是，由于缺乏对文化的平等理解和深入对话，文化冲突正在加剧甚至出现对抗。因此，移民比较集中且没有处理好文化融合问题的地区，亦是反对全球化的大本营。
    “一带一路”助推全球化更加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互鉴性
    面对需要新动力的世界经济、需要普惠平衡的发展和有待弥合的贫富差距，中国适时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它本质上是建立在互联互通基础上的全球化，包括基础设施、交通工具、信息手段的互联互通。同时，致力于通过政策沟通、民心相通等来解决文明冲突问题，从而使新一轮全球化更加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互鉴性，进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传统的全球化中，贸易和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而有效的政策沟通和全球性公共产品相对紧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支持在贸易和投资领域采取更多的相向行动，而且积极推进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等制度性改革。这些领域的探索创新，有助于创造就业、鼓励创新、增进福利并促进包容性增长。
    除此之外，“一带一路”还前瞻性地鼓励全球互联互通，包括设施、政策、文化等多个抓手。这个中国版全球化方案与以往金融自由化、泡沫化的导向模式不同的是，它始终着眼于基础设施建设，引导资金投向实体经济；与过去少数国家受益的模式不同，它始终重视“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战略对接、优势互补以及共同受益；与过去的沿海开放发达、内陆封闭落后不同，它始终注重通过陆海联通赋予内陆地区更多的发展机遇。进一步来看，“一带一路”致力于分享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经验，以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深入开展。
    一是设施的互联互通，将“要想富，先修路”的理念全球化。
    硬件上的互联互通包括建立和加强相关国家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促进全球新价值链的生成。其中，高铁等先进陆上交通设施，有助于解决内陆交通问题；海上港口建设的进一步加强，有助于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开放型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信息技术设施的完善，有助于相关国家实现“弯道超车”，由封闭落后走向开放前沿。相关举措使得新一轮全球化更加开放包容，既促进内陆和不发达地区的开放，又让更多地区和人口纳入全球化进程。
    二是政策的互联互通，将“有事好商量，好事一起办”的理念全球化。
    “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相关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优势互补。政策互联互通既是开展务实合作的基础，也是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保障。“一带一路”倡导健全长效化政策沟通机制和全方位政策沟通平台。各国政策的有效对接有助于提高全球整体资源的有效利用，全球化短板的补齐则有助于提高公共产品的效用。同时，政策相通还可以加强全球化的协调，及时应对相关问题。相关举措使得新一轮全球化合作更加高效，既促进各国的政策协调，而且能有效克服全球化短板、提高整体效率。
    三是文化的互联互通，将“人心齐，泰山移”的理念全球化。
    国际红十字会创始人杜楠有言：“真正的敌人不是我们的邻国，而是饥饿、贫穷、无知、迷信和偏见。”“一带一路”倡导包容与普惠、和平与发展，旨在用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激活相关国家的历史记忆；通过互学互鉴、沟通对话，处理好文化冲突和融合问题；通过民间交往，努力培养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从而使得新一轮全球化更加和谐、更为趋同。
    当前，“一带一路”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它是世界梦和中国梦的有效联结，必将引领新一轮全球化走向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