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这场不可避免的贸易战？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

    《财经》：关于利用网络窃取商业秘密问题，您有何评论？
    余永定：首先，斯诺登已经告诉我们谁是搞网络间谍的行家里手。其次，2015年中美两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奥巴马达成一致，政府不支持窃密。再次，纳瓦罗也承认，来自中国网络攻击的数字的确下降了。但他却又说中国“可能”是转向了更专业、集中和复杂的由少量人员进行的网络攻击。对于这种满脑子偏见的人你能说什么呢？美国有些人有一种偏见：中国一有好东西，就一定是偷来的。幸好美国也有不少人出来说公道话。例如，萨默斯最近就说，中国能在一些技术领域取得领先，并不是窃取美国技术，而是有了不起的企业家、优秀的教育系统和政府的大力投资。拉迪则撰文指出，“最近几年，中国为使用外国技术所支付的专利费和版权费飞速增长，去年达到差不多300亿美元，比上个十年增长了几乎4倍。”他指出，为使用外国技术而支付专的利费，中国可能仅次于美国而位居世界第二。“
    《财经》：您判断未来美国对华经济政策会出现哪些新的趋势？
    余永定：回答这个问题已经超出我的能力。但我想至少我们应该注意这样几个问题。第一，高技术领域压制中国。在中美经济竞争中，美国的优势在高技术领域。而中国也深知赶超美国的关键是高科技。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在高科技领域美国将尽一切可能，通过各种办法保持对中国领先10年到20年的优势。竞争本身并非坏事，但美国会采取抑制中国发展的政策，“宁可自伤800,也要杀敌1000”。美国的301调查报告和特朗普6月18日的讲话已经清楚的表明了美国的这一立场。特朗普政府现在开始谈论对中国学者和学生的限制，这使我们嗅到麦卡锡主义的气味。第二，美国在同中国的经济交往中将大力强调所谓“对等性”（reciprocity）。WTO的基本原则是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但并不要求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和行为同发达国家完全对等。美国现在强调“对等性”，表明美国不再打算为维持战后国际秩序提供“公共产品”，一切以美国“不吃亏”为原则。例如，美国的关税很低，但要求发展中国家也把关税降到美国的水平是违反WTO规则的。中国不能接受美国的“对等”原则，只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WTO议定书》接受WTO的相关规则。我们不能指望人家以后会继续让中国享受某种优惠，但也不能因为不“对等”而自认理亏。第三，美国将更经常使用禁运之类的大棒打击中国企业。由于美国的“长臂管辖”，即无论发生地在何处，任何人只要满足了“最小联系”（只要和美国发生了任何联系，哪怕仅仅是电话、邮件或还是银行转账）美国都具有管辖权（判罪），凡是同美国有点关系的中国企业都会面临“中兴式”的危险。中国不承认美国“长臂管辖”的合法性。但在实践中，由于缺乏反制能力，中国很难使“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今后，美国可能会频繁的把中资企业当作人质，绑架中国的外交政策。如果美国对某个国家实行禁运，而中国的外交政策不支持这种禁运，中国企业怎么办？对于这种可能性中国必须准备好预案，以减少自身所受的伤害。我以为，“不缴赎金”应该是一项重要原则。否则，“劫持人质”的事件会越来越多。第四，为了贯彻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战略意图，美国还会不断在其他领域试探中国的底线。中国必须考虑好各种可能性。但对这些问题经济学家没有资格置喙。
    《财经》：您对过去几个月来中方对中美贸易争端的处理有何评价？如果中美贸易战不可避免，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场贸易战？
    余永定：第一个问题是在哪里谈判。中方似乎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4月5日，中国就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和301措施，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项下向美方提出磋商请求，正式启动了WTO争端解决程序。4月18日，美国宣布已同意与中国进行WTO磋商。根据WTO规则，如果60天内磋商无法达成协议，争端可以交由WTO争端机构（DSB）任命的“小组（panel）”裁决。尽管中美双方进入了WTO争端解决程序，但主战场显然仍在北京和华盛顿。事实求是地讲，日内瓦磋商的重要性无法同中美双边谈判的作用相比。但是，如果直接接受中美双边谈判的结果，无论是谈判成功、贸易战停打或谈判失败、贸易战开打，是否意味着WTO争端解决机制受到忽视？我们是不是要在处理同美国的贸易争端过程中最大限度维护WTO的权威？
    第二个是怎么谈。我感觉中国政府对中美贸易战的处理是正确的，是有理由、有利、有节的。特朗普的谈判策略是所谓的“疯人战略”，极限恫吓，然后利用对手的心理弱点以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结果。美国政府在第一轮中美贸易谈判中提出的要求是一份十分荒唐、无理的最后通牒，中国当然不能接受。
    要谈判就要有让步。解决中美贸易争端，除协调WTO框架内的谈判外，中国应该坚持市场化的解决办法。如降低关税、进一步开放中国的服务业市场（电信、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服务业市场），特别是金融服务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等。采用提供购物清单的方法达成妥协，是一种非市场的解决办法，对资源配置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在坚守底线的同时，中国可以作出一些让步，让特朗普自吹取得了胜利。
    谈不成就要打。面对特朗普的步步紧逼，中国没有退路，只能依照WTO规则进行报复。其实，其他国家对美国也是这样做的。6月18日特朗普威胁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10％，而2017年中国从美国的进口总额仅为1300亿美元。中国不可能对特朗普进行“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关税报复。但这里也并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2000亿美元是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价值的35％，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价值的35％是454.5亿美元。我们可以对另外454.5亿美元的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如果特朗普再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我们就再对美国454.5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加征关税。直到双方没有更多商品可以再加征关税为止。
    有人主张在关税之外的其他领域，如投资领域，对美国进行报复。我以为中国的报复是不得已的、被动的，不应该主动挑起在新领域的冲突。此外，美国每次公布加征关税清单时都会用数月时间征求各方意见。中国也应该这样做，应该征求公众意见，特别是相关企业的意见，不用急于确定名单，也没有必要急于实施报复计划。
    任何贸易战，特别是大规模、全面的贸易战都是两败俱伤。被加征关税的中国出口中的大部分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华企业生产的，这些产品中的大部分是美国企业将会使用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美国想通过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打痛中国，到头来，被打痛可能是美国自己。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以中美贸易战为契机，调整对外经贸战略
    《财经》：过去我们经常讲中国正处在对外开放的战略机遇期，您对这个提法怎么看？中国对过去的对外经济政策有没有必要调整？
    余永定：这要看如何理解“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了。邓小平当年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话虽简单，但确是一个伟大思想，是对准备“早打、大打”和“深挖洞、广积粮”的拨乱反正。我们现在面临的时期，肯定同邓时期有所不同了。在未来一个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很可能是中美之间的全面竞争。中国并不想挑战美国在世界秩序中的领导地位，也没有证据显示美国有“亡我之心”，中美之间并没有必然爆发冲突甚至战争的理由。但历史上并不乏因误判对方意图而发生冲突甚至战争的例子。因而，如何管理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冲突，以防止出现战略误判是中美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在这方面，有许多事情中国是应该而且可以做的。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就让它维持在贸易战的范围内吧。
    《财经》：中美贸易战无异于最好的清醒剂。我们还不能自我膨胀，还需要继续保持韬光养晦，坚定不移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化压力为改革契机。
    余永定：中美贸易战的确是一付极好的清醒剂，让国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等领域同美国的巨大差距。另外，中美贸易战也使我们认识到，中国过去的许多政策今后恐怕必须改变了。例如，出口导向的贸易政策（虽然并不一定违反WTO规则），“市场换技术”的引资政策，“走出去”获取高技术的海外投资政策等。对于另外一些政策则需要展开深入辩论以形成共识。例如，加入全球生产价值链，在价值链内实现升级的政策就需要进一步思考。
    一方面，中兴事件暴露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脆弱性。另一方面，如果脱离价值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也将是极为巨大的。如何平衡各种关系，建立“威慑平衡”（类似核武器的恐怖平衡）使美国不敢恣意破坏建立在自由贸易原则基础之上的全球价值链；如何依靠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以避免受制于人等等都是我们必须仔细权衡的问题。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大问题是产业政策问题。中国到底要不要产业政策？应该要一种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至今仍然没有取得共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国人还在对是否应该有产业政策争论不休的时候，美国人却早就给我们下了结论：中国不但有，而且有一个威胁美国繁荣与安全的产业政策——“中国制造2015”。
    总之，中美之间关系将会反反复复，中美贸易摩擦将长期存在。中国应该缩短战线，集中精力实施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方案、切实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转到自主创新和国内需求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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