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昆：我工作中常遵循的六条定则

    学者简介：曼昆，教授，美国经济学家。研究领域涉及价格调整正、消费者行为、资本市场、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经济增长等。近期就其工作中遵循的定则发表观点。
    一、向良师学习
    我曾向四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学习如何营生，也许原因在于我本人良好的事业计划，更有可能的是，我只是太幸运了。
    1977年春，作为普林斯顿的一名新生，我受教于哈维.罗森，学习微观经济学原理。哈维是一个杰出的老师。我记得那时很容易发现要学的东西，同时觉得自己学得非常非常多。他的每一次讲演都充满了精辟的见解，新颖、深刻、而且非常透彻，以至于看上去我该用一生去了解它们。当然了，我没有。微观经济学原理是我所学过的最开眼的课程。所有后来的经济学课程都显示出了收益递减的特征。
    有一件事让我至今不解，哈维在我大一暑期雇用了我作他的研究助手。我对经济学知之甚少，因为我只学过两门原理性课程。我对电脑编程有所了解(这让我自己的研究助手很惊讶，因为技术上的进步早已使这种人力资本过时了)。不管是什么原因吧，他就是雇用了我，而且那段经历后来被证明是无价的。因为我知道得太少，所以哈维不得不教我一切他需要我知道的东西。一夏天接受一个顶尖级教师和学者的教导，是我所能想象的最棒的学习经历。至今，我还从未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学到那么多东西。
    终于，我的兴趣转向了宏观经济学，作为普林斯顿的一名大四学生，我又受教于另一位杰出的老师——艾伦.布林德，学习研究生宏观经济学。同时，我在艾伦的指导下写我的学位论文。在论文中，我试图解释至少从凯恩斯《通论》的出版开始就使宏观经济学家迷惑的实际工资周期变动的现象。论文中的一部分还成了与艾伦合作的作品，随后，在《货币经济期刊》上发表了。更重要的是，当我写这篇论文时，我开始深信对于理解经济周期来讲，商品市场内的不完全性至少同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完全性同等重要。这一信念最终引导我进入了现在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行列之中。
    当我于1980年秋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读研究生时，拉里·萨默斯还是一个年轻的助理教授。他的热情、宽阔的知识面和敏捷的思维吸引了我，我们在那年以及下一年夏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国家经济研究局一起讨论问题。1982年9月，马丁·费尔德斯坦让拉里去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时，拉里带上了我。在他已是位不错，但尚未成名的经济学家的短暂时期内，我非常幸运地与他亲密合作。
    当我回到麻省理工学院时，斯坦利·费希尔像给我们班相当多学生指导那样，作了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他是教学科研均衡发展的一个典范。作为一个演讲者，在令人迷惑的和有争议的领域中，他给出了清晰、公正的陈述。作为一个指导老师，他鼓励学生寻求感兴趣的问题时要以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并且不要把自己觉得理应去做的东西强加进去。我的论文，像近些年的一样，是一个单纯为得到学位而由一些关系松散的文章凑合而成的。它还有一个令人困倦的名字：论消费。
    当我回首这四位导师——罗森、布林德、萨默斯和费希尔时，我得出了多年来我总结出的他们的各种特点：他们是多产作家，他们倾向于经验性的和政策方面的研究，他们对待教学很严肃。
    我这些导师对博得更多的听众，比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什么更感兴趣，他们都曾抽出学术研究时间去华盛顿参加政治工作。他们中有三位都编写了教科书，其中两位还编了不止一本。
    很容易明白为什么这些导师很重要，他们决定了你的专业前途，就如同父母决定了你个人的前途一样。导师，就像父母一样，给了你自身的价值。他们告诉你什么样的行为值得敬重，什么样的行为要避免。并且他们采取间接的方式来传授给你：这些多来自他们的身教而非言传。
    而其中主要的区别是：父母是命中注定的，导师却是可以选择的。
      二、与好的伙伴合作
    我很幸运能和许多有才能的合作者一起工作，按出现的大概次序来讲，包括了艾伦·布林德、布赖恩·布利耶、拉里·萨默斯、胡利奥·罗滕贝格、马修·夏皮罗、戴维·朗克尔、埃弗里·卡茨、鲍勃·巴尔斯基、史蒂夫·泽尔德斯、杰夫·迈伦、迈克·惠斯顿、约翰·坎贝尔、安迪·埃布尔、理查德·泽克豪泽、戴维·罗默、拉里·鲍尔、迈尔斯·金博尔、戴维·韦尔、奥利维尔·布兰查德、苏桑托·巴苏、罗伯特·巴罗、泽维尔·萨拉·马丁、鲍勃·霍尔、尼科·坎纳和道格·埃尔门多夫。其中一些是我的导师，其它的是我的同辈(多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同学)，还有一些是我在哈佛的学生。近些年，我的大部分研究工作是与这些人一起完成的。
    为什么这些同事对我的工作来讲是那么的重要呢？其中一个原因可以从亚当·斯密的扣针工厂的著名故事中找到。斯密注意到扣针工厂之所以产量高，是因为它允许工人们进行专业分工。做研究也没什么不同——它只不过是生产的另一种形式而已。从事研究需要多方面的技能：确定问题、建立模型、证明定理、收集数据、分析数据、解释结果。因为没有几个经济学家能擅长所有的这些工作，而合作可以使大家一同从事那些每一位参与者都难以单独做的工作。制造知识同制造扣针一样：专业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奇怪的是为什么亚当.斯密没有遵循他自己的分析，在没有合作者协助的情况下写下了《国富论》。)
    我和他人合作的第二个原因是那可以使我的工作少一点孤独。研究与写作是一项寂寞的活动，手拿纸笔或坐在电脑前耗去无尽的时间而不与外人接触是很容易的。有些人可能还喜欢这样的工作，但那不会是我。与同伴们争论使我的生活更加有趣。
    我和他人合作的第三个原因是最重要的：好的合作者永远能够促进你提高。在大多数成功的合作中，各方都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一个合作者可以帮助你拓宽知识面，提高技能，也能暴露出你思维的偏见。甚至当合作已经结束，你还能将从中得到的益处带到以后的工作课题中去。在很大程度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合作者都成了我的老师。
    三、要有广泛的兴趣
    这一生中，我因有广泛的兴趣而受到庇佑。(或者，也许，我因专注时间短而为之所苦。)
    作为一个孩子，我有极多的爱好。我收集硬币、邮票、贝壳、岩石、大理石、棒球卡、还有竞选徽章。我还有海龟、蛇、老鼠、鱼、蝾螈、变色龙、鸭子等宠物，以及一只考克斯班尼猎犬。在高中时，我花时间去下象棋，玩击剑，航海。从我放弃这些玩意儿到现在已经好久了（虽然我现在有一只名叫凯恩斯的博德猎犬）。
    作为一个大学生，我强迫自己每学期换一个新的主攻方向，一般是在物理学、哲学、统计学、数学和经济学中交替。大学后我的路是迂回曲折且毫无计划的。按大致的年代顺序，我在国会预算局渡过了一个夏天，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学习了一年，在哈佛法学院学习了一年，又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干了一个夏天，在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了一年，第二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完了哲学博士，下一学期在哈佛法学院学习，之后的一学期在麻省理工学院作讲师，教授统计学和微观经济学。1985年，我放下了法律研究，成为哈佛经济系的一名助理教授，在那儿的第一年我教授经济学原理和研究生宏观经济学。
    值得一提的是，我已在哈佛工作十年了。哈佛是一个工作的好地方。然而我经常渴望离开这里，只是为了做点什么不同的事。我留在哈佛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和国家经济研究局很近。每年国家经济研究局都要召开几十个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经济学家参加的各类议题的会议。在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就像几天换一所新大学一样。
    我广泛的兴趣(短暂的专注时间)可以解释我的不同(甚至是支离破碎的)的工作着重点。我的研究跨越了大部分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内，我发表了一些关于价格调节、消费者行为、资产定价、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经济增长方面的文章。我甚至还敢于跨出宏观经济学的领域，发表了一些关于不完全计划生育下的人口出生率、对附加津贴的税收、不完全竞争市场的进入、住房需求的人口统计决定因素方面的文章。这其中没有哪项是位于宏伟计划之列的。无论何时，我都去从事那些很让我感兴趣的工作。
    提出新想法是研究过程中最难也是最不可控制的一环，但是如果你有广泛的兴趣，那么它多少就会变得简单一些了。很显然，广泛的兴趣为你的成功带来更多的机会。一个矿工在一个大的范围里寻找要比在一个小范围内一遍遍寻找更容易找到金子。更重要的是，思考一个课题可以引发关于其它课题的想法。例如，当我参加一个法学院的讨论垄断定价和反托拉斯政策问题的研讨班时，我已开始考虑菜单成本和价格的宏观调节问题了。研究中的思维火花往往在意外的地方迸发出来。
    当然，广博也有代价。之一就是完成他人的约稿变得更为困难。我总是被劝诱着写东西。“今后几年，我真想做我乐于去做的事。请出钱支持我。”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出资助金的人想要得到的，哪怕只是一份长期研究计划的托辞。
    不管怎样，具有广泛兴趣的最大代价在于缺乏深度。有时我会害怕如此，因为我在太多领域中工作，每一项都比单独研究这项要肤浅。谨慎选择合作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但不能彻底解决。我知道不论我从事什么课题时，别人都要比我多花更多时间去考虑它，正如所谓的奉献一生去倾注于某一单一课题。
    但那不会是我的一生，我没有那样的性情。
    四、谨慎安排时间
    这是我经过很长时间才得到的经验。从前我有求必应，去每个邀请我举办研讨会的学校，评议会议组织者请我讨论的每一篇文章，审定杂志编辑给我的每一篇文章，写系主任让我写的每一封推荐信，出任学院院长让我任的每一个委员会委员。
    但以后就不是这样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请求呈指数形式增长。在哈佛领薪不出几年，一味答应的代价已不可忍受，我开始意识到承担太多职责就会不负责，因为那要花费很多时间而耽误了最重要的事——教书和研究。我现在拒绝那些势不可挡的研讨会组织者、会议组织者、杂志编辑、系主任和院长们提出的大多数要求。
    决定研究什么课题是我在分配时间时面临的最大难题。我觉得在一个课题完成前就预测它如何才能取得成果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当我完成了论文之一后，我都不能准确预料别人(如编辑和定稿人)会做何反应。因此，我的策略是选择那些让我非常感兴趣的课题，在某种程度上，要看是否有能分享我工作激情的好合作人。有时我研究一个课题一段时间后，发现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说了，那时我就强迫自己想想沉没成本的问题，并转向另一个课题。
    一个我要花很多时间去做的事是编写教科书。我写了一本中级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现在正在出第二版。我现在正在写一本关于经济学原理的教科书。写教科书是一项烦琐的工作，我有时会问自己为什么以这种方式来消耗时间。现在让我来解释一下。
    教科书的编写是教学的一种形式，同样，教学的利弊它都有。主要的弊处是它花费时间，而时间是大学教师最重要的资源。
    如不考虑这些弊处，我认为编写教科书就像课堂教学一样，是对我的时间有效的利用。一个好处是金钱上的。世上没有几个人仅仅靠创造知识而谋生，大多数大学教师也会把一部分时间花在传授知识上。办讲座是传授知识的一种形式，而编写教科书是另一种。迄今为止，我能赚足够的钱向学生传授知识，而不会逼不得已去花时间从事其它活动，如做有偿顾问，来维持生活。
    当然，课堂教学和写书的最直接的好处是它们可以使你塑造学生的思想。经济学并不是像牛顿力学或欧氏几何那么直截了当的学科。无论何时教授经济学，你都有足够大的范围去寻找必要的材料并考虑如何把它们讲出来。在选择材料的过程中，你可以在课中揉进你自己的东西，并且帮助学生去形成他们的观点。虽然课堂上的老师和编书者都有这种责任，但后者却有更多的“观众”。对于那些想把他们的经济学观点留给下一代的人们，编写教科书是最有效的途径。说真的，教科书对于形成研究领域十分重要，许多学术刊物上的多产作家也都是教科书的编写者：萨缪尔森、鲍莫尔、布林德、斯蒂格利茨、巴罗、多恩布施、费希尔，等等。
    还有一个不太明显的好处是讲课与编书刺激了研究中灵感的产生，每逢你不得不向别人解释什么时，不论在口头上还是笔头上，你都要比平时更加彻底全面地去思考。准备讲座或起草教科书的章节都会显露出你理解上的漏洞。并且有时，当你试图填补这些漏洞时，你会得到一些研究的灵感。简而言之，传授知识和创造知识是相得益彰的，这就是这两种形式的生产在相同企业中各占一席的原因，这种企业就是大学。
    花时间写书的最后一个好处是它能使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作家，这就让我转入了下一个话题。
      五、出色的写作
    我认为自己是个很平凡的作家，倒并非因我天生的平庸。那是勤奋工作与决心的结果。这可能看起来只是小小的成就，但我用这样的事实安慰自己：实际上很多经济学家达不到这个水平。
    经济学家们往往倾向于低估好的文笔的价值，我想原因是我们乐于把自己看成科学家，合乎科学的真理只要能流畅地表达出来就如同优美的散文一样了，干吗那么麻烦要写得特别好呢？当然，实际上没有人认同糟糕的表达，但这种下意识的态度弥漫在学术界，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学比实际应成为的样子更为沉闷的问题。
    抛开同行们对写作的不良态度，实际上出色的写作能力是对获得成功大有帮助的。众所周知罗伯特.索罗和罗伯特.卢卡斯都是重要的经济学家，但同时他们也是出色的作家，这就更有助于说明他们的杰出。
    每当一个人坐下来写点关于经济学方面的东西的时候，他就要从事一种连词成句、连句成章的“生产”。每一篇文章都有两个关键特征：形式和内容。对于作者来说，这两者是此消彼长的。若作者更多的时侯是去避免被动语态，把“which”改为“that”，那么剩下的思考经济学本身的一些新想法的时间就很少了。但若你欲成为一个好的生产者，就要考虑你的消费者。对于消费者来说，形式和内容是相辅而行的。当我看到索罗或卢卡斯的文章时，我就想去读，不仅是因为我想要学一些经济学方面的东西，也因为我会从中找到乐趣。形式和内容均具的文章比只具一方的具有更大的感染力。因此如果你想“推销”你的内容，就必须考虑你的形式。换句话说，如果你想拥有广泛的读者，就必须文笔出色。
    写作同木匠工作一样，是一种手艺。有些人天生就比别人做的好，但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做得更好。写好的第一步是下决心写好，然后就像学习其它技能一样了。正如同你可以通过阅读RATS(一种时间序列的回归分析软件——译注)操作手册就学会如何执行回归分析一样，你可以通过阅读文章形式方面的书来学习如何写得更好。我常向我的学生推荐斯图伦克和怀特的《文章的形式》，我也同时惊奇竟有那么多人没听说过它。(这是一本绝好的放在浴室里的书，你有空时便可随便翻开一页开始阅读。)我还推荐学生通过威廉.津泽的《如何写好文章》学习如何写作，通过唐纳德.麦克洛斯基的《经济学修辞》学习如何说理。
    成为一名好的作家同样需要练习。RATS操作手册可以教你怎样做回归，但你并不能仅靠看完手册就很轻松地进行回归分析。你必须打开计算机尝试多次。你会看到你出了什么错，什么瑕疵意外地出现了，什么东西手册忘记告诉你了，写作也是这样的。写得越多，你的水平也就越高。当我回顾自己所受的教育，很突出的一点就是我在读(私立)高中时经常不得不去写作。我常在脑子中“写”着什么。那时学校的政策看起来很压抑，但现在我却对此十分感激，它为我现在的工作做了非常好的准备。
    写好文章是很难的，它需要你修改、修改、再修改。然后，当你认为你已改得很好，你还需要再次修改。好的作品读起来是有趣的，但往往写的过程并不有趣。(有一次我问及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他作为一个通俗作家成功的秘诀时，他说他把每篇文章都要改上好几遍。大约到第五稿时，他才得以最终把文章写成那种每人都崇尚的比较贴近自然的形式。)
    幸运的是，现代科技使写作变得很容易了。我直接用Wordperfect(一种文字处理软件——译注)写作。纸笔、秘书都变得没有必要，这确保我更能写出许多作品来。但现代科技同时也使人们更容易写出坏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好坏作品都在不断增加。对坏作品的需求倒一直是很低，与之相称的是它的回报也不多。
    相比之下，好的作品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回报。写出一些好的东西来会吸引读者，并使你有更好的机会让人倾听自己的想法。同时也有另一种收获：好的作品带来个人的满足感。一个作家应从回首中得到快乐，并发现自己出色地阐述了自己的想法。我不喜欢写作，但我在乎曾经写过。
      六、寻找乐趣
    一本在我很久前读过的书向我揭示了快乐的秘诀：找出你喜欢做的，然后找一个为你出钱的人。
    我是在十几岁时懂得这一点的。那时，我喜欢赛小型帆船。所以当我寻找第一个暑期工作时，我找到了一个教航行课的地方(我的老板1小时课要收15美元，却付给我2.25美元这一最低的工资，这是我上的第一堂经济学中关于垄断竞争的课。)我这才知道不应老是轻易照搬这个秘诀，我也不知道在今后的日子中怎样找到一个支援我进行帆船赛的人，这也是一些青少年忧虑的一个原因。幸运的是，长大后我的兴趣变了。
    现在当我选择研究题材时，我牢记快乐秘诀。编辑和会议组织者们常邀请我按他们选的特定题材写一些东西，结果大部分被我拒绝了。(这篇文章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外之一。)除非某个编辑正好提出了我也正感兴趣的题材，要不然我并不喜欢去写，更可能的是我写不好。我研究的方法是首先决定我想要考虑些什么，然后看是否可以找到帮我出版成果的人。若我现在的兴趣所在恰好与某人正在组织的讨论会相一致，那好极了，因为讨论会是个便捷的阐述我想法的场所。而且会议请柬会促使我从自己心里的几个题目中做出一个选择。但当我开始一项课题研究时，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在于这个题材是否令我兴奋。
    研究生开始写学位论文时，经常向我讨教对论文全局有重要意义的的建议：热门的研究领域是什么？什么课题可以使他们在顶尖级的大学里谋到职位？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学生问这些问题，但对于一个从事研究事业的人来说并不是好问题。我告诉学生他们应该多问问他们自己：他们愿意知道什么？他们在世上观察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疑点？什么样的题材使他们兴奋？
    研究并不象挖水沟。一个人可以在他根本不喜欢挖的情况下挖一个很棒的水沟。相比而言，做研究需要对所研究的题材报有一定的热情。热情与创造力形影不离，如果不是事业进步激发了前进动力这一关键原因，没人能制造出这种激情。
    多数追求学术理论事业的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痴迷于自己的课题。正是这种原因，在所有专业中，教授这一行业位居满意度最高的职业之列。教授们找到了他们想要做的事，并且找到了为他们出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