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黎安：学术研究是取决于理论的想象力和穿透力

    学者简介：周黎安，教授、博导，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莫里斯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领域涉及政治经济学、产业组织、经济转型与发展等。近期就学术研究方法发表观点。
    记者：对于刚起步的经济学研究生而言，有什么建议和忠告?
    周黎安：第一，通过扎实的经济学理论训练，打下坚实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基础是研究经济学的立身之本，尤其是对三高的学习，包括对于模型背后的直觉和意义都要有深刻的认识。第二，要有广泛的阅读和关注。阅读不是仅仅指当下的学习，而是终身、不间断的阅读。在阅读的过程中，要去关注社会问题，思考问题背后的逻辑。
    比如我们这一代人，我是80年代读的大学，当时面临中国经济落后的现状，再往前是百年屈辱史，心中一直在问的中心问题是，西方为什么发达了？中国为什么落后？为什么日本崛起了而中国没有跟着崛起？这是我们这么多年魂牵梦萦的问题。所有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的书籍，不管经济学、政治学，还是社会学、历史学，都会去读去想。到今天还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要去关心身边的事情，不仅仅是发生在街头巷尾、目所能及的事情，也要通过看新闻、与人接触交谈，让历史中曾发生的事有当下的发展。
    记者：我们学习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等现代经济学课程，如何将其与中国实际发展相结合?
    周黎安：其实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具有普适性的，与中国、美国、日本没有关系。比如博弈论， 并不是属于哪个国家的，只是当你将它应用于中国的时候，这个模型里需要去包含社会关怀、社会网络、社会关系等等这些因素，发生变化的是效用函数，只是将模型进行了拓展。但是如果连基本模型都不清楚，又如何去拓展呢?我们在生活中应将经济学作为一种工具去认识，学会它的分析框架再去运用。我的研究虽然跨越了很多领域，但是绝对是百分之百的经济学方法与思维。
    记者：我们在研究中国问题应该注意什么?
    周黎安：中国年轻一代的学者中有部分人其实既不懂西方，也不懂中国。有些本科就出国，到美国读了博士又回到中国，对中国也了解不深，我觉得这其实挺可悲的。现在我在研究中国发展的前30年，着迷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中国是一本最大的书。目前我在研究上山下乡对农村教育的影响，很多人对于“上山下乡”是什么都不太清楚。明白“上山下乡”却不知道这个影响的经济机制，知道机制他也不明白数据从哪里来。很多人只能看别人做什么研究，亦步亦趋，其实要想做研究就要沉下心来，不断学习进取。
    比如研究官员体制，大家一说到地方政府都谈财税竞争。财税固然重要，但大多数官员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权力和晋升，这些在中国很明显。可见，大多数人还是没有去了解制度细节，其实很多细节非常重要。今天我讲的就是怎么从中国的独特性中看西方所主张的普适性，“中国+西方” 才是更普遍、更具一般性的内容。但这要求你要了解西方，了解中国。从书中、沟通中、新闻中和调研中去了解。
    记者：在关于中国发展的问题，您觉得有哪些是比较重要的?哪些研究领域是值得我们现在去深挖的?
    周黎安：政治与经济，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层面是中国最具特色的部分。这不仅是我的观点，也是很多经济学家的共识。这个结合带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但是也不是那么好研究。刚才我说的既要知道经济学理论，同时又要把握制度细节、历史和现实， 还得知道怎么结合还是挺难的。在现有模型下，还得思考用什么数据去量化，运用什么理论和计量方法，这些都得事先思考好才能抓住机会。
    记者：您在北大的课非常受欢迎，您在经济学年会上的主题演讲也十分精彩，可以分享一下授课秘籍么?
    周黎安：其实教课跟做学问是一样的，我教过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还有一些 EMBA、MBA 的学生，甚至还教过二年级的小学生。当面对这些学生的时候，需要思考如何通过教学和课堂去改变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撼动他们的内心，让他们觉得走出教室，世界就不一样了。
    第一，课堂需要有冲击价值、震撼价值，让学生意识到很多东西只有在这课上才能听得到，讲一些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东西。第二，我在本科生的课上从来不点名，但是考试他们得要通过我的卷子是比较难的，同学们经常是又爱又恨。当让学生体会到逃课的损失远大于去听课，最后在利益权衡之下就不会逃课了。而这就对老师的课程设计能力有很高的要求，老师需要思考到底赋予了学生什么东西?你能不能给学生带来改变?老师要展现知识的力量，好的知识或者高级的知识都有这个功能，它就特别简约、特别深刻，我们会发现这个千奇百怪的现象背后都来自一个逻辑。
    做研究也是一样，设计你的研究主题，朝着主题目标出发。做每一篇文献的初心应是让学术界的某些研究领域变得更有趣了，提升了公众对其的认知程度。虽然最后初衷是否能够实现，有待数据的获取、时间的检验和公众的接纳，但这应当是每个研究者追寻的初心。所以我在研究的过程中不会跟随文献，我会去基于经济学的观察，反复思考、探索。
    记者：在中国的制度设计这一块，面对中国未来的深化改革，您觉得当前亟待改革的一些制度有哪些?
    周黎安：制度改革当然有很多，中国还是一个管制型政府，虽然我说政府应该在经济当中扮演很多角色，但是这个角色应该是基于这个双方自愿的合作，而不是来自政府行政权力单方面的渗透。
    比如政府的审批现状，很多这个政府对经济不必要的监管是可以改革。怎么去提高行政效率，怎么减少行政审批。这个改革是绝对的，要让政府更多是跟企业通过一种更加平等和自愿的合作去实现政企合作的效率。另外就是打破市场的壁垒，实现国内的统一市场，现在还存在很多的干扰因素。还有一个是从官员的治理来讲，怎么让官场生态变得更加透明、公正，真正绩效导向；要杜绝买官卖官、人脉、裙带主义；通过让官员更好的去进入到地区竞争， 去改善这种营商环境和对企业的态度等，上述这些方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可以去做的。
    记者：关于中国制度如何用数据去度量?
    周黎安：中国的制度有很多，要基于具体的研究，结合经济学的理论和制度细节去寻找度量的工具。这个过程需要熟悉场景、研究场景再解决具体问题。
    比如监管这一块，每个省、地级市都有审批事项，原来多少审批事项，实际上现在改了多少，改了之后有什么效果，这些公开事项都可以直接去网上检索。而且你可以看到他监管了哪些事项、保留哪些事项，从这两点的孰轻孰重中，看出政府到底哪里有所为、哪里有所不为。
    学术研究是取决于理论的想象力和穿透力，拥有穿透力、想象力，就会有数据和度量。说到底我还是比较相信理论，因为是理论指导我做所有的研究，理论是最大的一个导引，是真正启发你的一个方向，启发你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属于这种守株待兔型：先想好一个理论， 从理论里不断的去推演，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那就拿这些问题去看，我的研究基本上是在我自己的框架里面，将它内生出来的。
    记者：近些年诺奖授予了一些行为经济学方面的经济学家。您认为行为经济学分析的范式和现代经济学范式有什么区别?会不会成为未来研究发展的趋势?
    周黎安：当然行为经济学把现实的因素引进经济学模型中，所以我觉得会增加这个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同时，也会引出与传统经济学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行为经济学是对现实经济学一个很大的拓展，它更贴近现实。作为血肉之躯的人，他的行为与理性人之间存在偏差， 会有行为动机影响厂家的定价、销售策略等等，这都非常有帮助。但是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对经济学范式的看法，最终是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还是一个未知数。
    （节选自《周黎安:学术研究是取决于理论的想象力和穿透力|中国经济学年会独家专访》，原文载于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