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锦文：“洋跃进”与再调整：国有经济徘徊在改革前夜

    来源：《企业观察报》,时间：2019年6月17日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十年“文革”动乱结束之后，全党和全国人民长期被压抑的发展经济和改善生活水平的要求迅速释放出来，如何迅速改变国民经济落后面貌，将“文革”造成的经济损失和耽误的时间追回来，就成为1977年至1978年经济工作的主旋律。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我国长期坚持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经济战略的改变，相反，由于新的领导层仍然坚持“两个凡是”，不顾当时中国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的实际情况，在中国搞“新的跃进”，并企图通过大量引进外国的技术设备，在短期内实现国家工业的现代化。在这种“左”的冒进思想指导下，尽管国有企业依然是主要依靠对象，但依然仅仅是一个政策工具。 
    盲目引进“洋跃进”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1977年3月，国家计委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认为，1977年要着手解决三个突出问题：一是农业和轻工业不适应生产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二是燃料动力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的发展赶不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三是已经铺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当前财力、物力的可能。会议对1977年计划的主要指标作了如下安排：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6%，工业总产值增长8%。国家直接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计划减少23%，为250亿元。经过1977年一年的努力，国民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工业总产值3728亿元，比上年增长14.4%。基本建设投资完成330亿元。工农业总产值达到5 055亿元，超过计划4.4%。 
    1977年11月24日，全国计划会议形成了《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同时，国务院对1975年拟定的《十年规划纲要》进行了修订，并于1978年2月提交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这些文件提出，在20世纪的最后23年，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打几个大的战役。第一阶段，在“五五”计划后三年，重点是打好农业和燃料、动力、原材料工业两个战役，使农业每年以4%-5%、工业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持续大步前进，为“六五”大上做准备。第二阶段，在“六五”期间，各项生产建设事业都要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到1985年，粮食产量要求搞到8000亿斤，钢搞到6000万吨，原油搞到2.5亿吨。
    为了实现生产的高指标，相应拟订了基本建设的庞大计划：在工业方面，新建和续建20个大项目，其中主要有30个大电站、8个大型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10个大钢铁基地、9个大有色基地、10个大化纤厂、10个大石油化工厂、10个大化肥厂，以及新建续建6条铁路干线，改造9条老干线，重点建设秦皇岛、连云港、上海、天津、黄浦等5个港口。1978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这个高指标的《汇报要点》，与1978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一起下达，要求贯彻执行，并与《十年规划纲要》提出的一些指标一同写进了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
    按照这个尽快把经济搞上去的设想，显然仅靠国内的资金和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从1977年开始，根据以往我国技术引进的经验，特别是“文革”后期受到“四人帮”干扰的“四三”方案的经验，将目光转向了大规模技术引进和大规模使用外资。
    在“新跃进”的指导思想下，首先是加快国外设备技术的引进。1977年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的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计划，本来是此后8年的任务，所需外汇为65亿美元，国内配套工程的基建投资为400亿美元。而在1978年国务院再次强调要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
    1978年7月上旬，国家计委初步汇总了一个850亿美元的计划，其中400亿美元准备向外国借款。8月，国家计委将1978年至1985年引进规模由原来的65亿美元增加到180亿美元。
    1978年3月国家计委下达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计划，中央批准各部门的总额为85.6亿美元。7月份以后，经过层层加码，大幅提高了引进国技术设备的规模。1978年就确定从日本、美国和联邦德国等国家引进以钢铁、石油化工、化纤、化肥等主要内容的22个大中型项目，引进总额为78亿美元。仅1978年12月的最后10天就签订了以化工项目为主的31亿美元的协议，没有进行可行性研究和综合平衡，给以后造成了巨大隐患。而这22个项目仍然集中在重化工业领域，这也反映了当时的领导层依然遵循着早年形成的工业化战略。
    1977年，我国的外汇储备还有9亿多美元，出口额为79.5亿美元，进口额为72.1亿美元，进出口规模很小，贸易顺差更小。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支付迅速扩大的到货的设备款，中国银行不得不用吸收海外存款和从欧洲金融市场筹措贷款的办法来弥补，当时共筹集到51亿美元，其中欧洲金融市场的贷款，年利达15%-16%。而且，按引进1美元国内配套建设4-5元人民币计算，这些项目建设全部投资需500多亿元。1978年，我国的财政收入为1132亿元，然而，光一个上海宝钢项目就需投资300亿元，可见，如此巨大的引进规模致使国家财政负荷骤然加大。
    尽管1978年引进的这些项目，是一批我国经济建设中急需的特大型项目，引进的技术和成套设备也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事实也证明，这批项目建成后都已成为我国的大型骨干企业，对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过分看重重化工业，也使得汽车、电子、航空等战略性产业的发展被忽视了，或者说发生了“挤出效应”。像上海的运10飞机，由于得不到应有的资金支持，在研制了15年之后最终流产了，北京电子管厂想上马液晶项目也因缺乏国家投资而不得不停顿下来。现在看来，当时的引进重点是缺乏长远眼光的。再则，由于这些项目的引进规模太大、太急，有的协议甚至在国外的宴会上签定的，没有进行事前的可行性研究，不顾我国的已有的技术水平和消化吸收能力而草率引进，造成后续大量的技术和资金问题。尤其是引进规模超越了当时国家所能承受的经济实力，从而造成了国民经济一时的过热膨胀和产业结构进一步失衡，迫使国民经济不得不再次进行调整。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1979年到1981年，政府针对前一时期推行“洋跃进”而造成国民经济过热和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的局面，对经济实施“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这次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和60年代初期的调整的不同点在于，不仅强调从总量上压缩，而且更强调结构调整；不仅强调降低重工业的比重和发展速度，而且强调尽快发展轻工业的重要性；不仅强调对经济的全面调整，而且强调调整过程中改革的必要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党中央于1979年4月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决定集中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并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整个“调整”分为两个阶段。
    在调整的第一阶段（1979-1980年），调整的原则和重点是降低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压缩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以及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和内部结构。政府决心在调整时期停、缓建一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批准的建设项目。在1979年，共停建、缓建大中型项目295个，小型项目1600多个，部分停建项目584个。到1980年底，在建的大中型项目由1979年底的1187个减少到904个，减少了23.8%。停缓建的企业项目中，重化工业项目占多数。这就使国有企业在这些产业中的份额至少不再增加。
    与压缩重化工业相反，这次调整强调发展轻工业。国务院于1980年出台了对轻工业实行“六个优先”的政策，即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措施优先，基本建设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引进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这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实施，使轻工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79年和1980年连续两年，轻工业增长速度超过了重工业。
    同时，“六个优先”政策使进入轻加工各产业的“壁垒”大幅度降低，加上当时政府鼓励城乡集体企业发展的政策，使城乡集体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起来。也就是说，这几年国有企业尽管在轻加工产业领域有所扩大，但是，由于其他所有制形式企业的加入，使国有企业在这些产业中的比重反而下降。它反映了国有企业将通过非国有企业的发展，而逐步从这些竞争性产业领域相对退出的方式和趋势。从历史的角度看，它形成了我国国有企业逐步退出竞争性产业领域，而与非国有企业进行产业职能分工的第二个转变期。
    在这次调整过程中，分布在重化工业领域的国有企业，在发展速度上受到了限制，其服务方向和内部结构也进行了调整。如冶金企业过去主要是为重工业自身服务的，经过调整，冶金企业的产品更多地服务于轻纺工业；化工企业的发展方向主要定在解决人民生活的衣、食、住、用、行上，重点放在为轻工、纺织、电子、建材等工业提供配套的原料、材料，为农业提供化肥、农药等各种农用产品，并提供一些可直接投放市场的化工最终产品；机械企业则积极为轻纺工业、人民生活、城市建设、老企业技术改造和扩大机电产品出口提供设备。重化工业领域的国有企业服务方向的改变，表明国有企业在产业分布的发展方向上将发生历史性重组。
    第一阶段工业调整的成效是显著的，但同时又出现了新问题，最突出的是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并没有真正压下来。主要原因，一是新开工的大中型项目规模太大；二是各地重复建设现象严重，特别是县乡一级投资建设了一大批小烟厂、小酒厂、小纺织厂和小造纸厂；三是各类预算外资金用来搞基本建设的渠道越来越多。鉴于这种情况，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从1981年起对国民经济继续调整。调整的重点，除了加大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力度以外，其他调整的措施和政策基本同第一阶段差不多，因而对国有企业的产业分布影响不大。至于因调整引致的其他变化，这里不多赘述。
    从“工业学大庆”到“工业三十条”
    在“文革”期间，国有企业的领导班子名义上是“革命委员会”，实际上主要由军代表，有些是工宣队、军宣队，甚至有些是造反派组成的，这些人实际上并不熟悉业务，所以，造成企业生产过程的混乱；此外，由于“四人帮”搞所谓的“三无企业”，就是企业不要管理，生产处于无序状态，造成事故不断发生，产品质量下降，消耗不断提高。粉碎“四人帮”之后，整顿企业就成为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毛泽东曾在1964年提出“工业学大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再次决定全国工业学大庆。与当年学大庆主要在于尽快提高企业产量不同，这次学大庆主要是整顿企业和企业领导班子，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整顿生产秩序。
    1977年l月19日，党中央以中发〔1977〕l 号文件向全国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通知》，决定于“五一”节前后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在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以前，各个部门实际上都已经召开了一系列学大庆会议。重点讨论解决六个方面的问题：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坚持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团结战斗的领导班子；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铁人式的革命化队伍；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做生产建设的促进派；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大力挖掘物资潜力；依靠群众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
    这次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大庆举行，第二阶段再转到北京举行。4月20日会议正式开幕那天有7000人参加大会，会议于5月13日在北京闭幕。会议指出，要加快工业发展，必须狠抓企业整顿，首先把那些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点企业领导班子整顿好；各个企业要以大庆为榜样，切实加强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像大庆那样抓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广泛开展劳动竞赛，掀起增产节约新高潮，使各项技术指标尽快达到本企业乃至国内最好水平；会议决定在“五五”计划期间，按评比大庆式企业的六条标准，把全国三分之一的企业建成大庆式企业。
    通过全国工业学大庆，整顿企业主要做了三项工作。第一项是调整领导班子。主要是恢复那些熟悉经济工作、会进行管理的领导干部的工作，并把他们提到领导班子里来。第二项是恢复企业过去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这是首先恢复了“文革”以前行之有效的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第三项是进行“双补”，也就是文化补课和技术补课，通过“双补”来提高整个职工队伍的素质。可以看出，学大庆的实质在于改革企业的领导体制。
    在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运动中，中央政府着重抓了27个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大型骨干企业和320个地方重点企业。各行各业都树立了一批先进典型。各地在整顿企业的过程中，重点在于重新构建企业的领导体制，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注重以提高产品质量为中心的各项基础工作，和全面经济核算和全员培训，使很多企业管理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到1979年底，全国大中型企业恢复性的整顿工作取得了实效，县属以上企业建成大庆式企业的有1万多个。这些企业在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方面，都做出了显著成绩。
    全国工业学大庆使得企业的领导体制逐步恢复起来了，然而，这毕竟是一场“活动”并不具有政策或制度的稳定性。介于此，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三十条》)，下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各工交企业试行，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公布实行。
    《工业三十条》规定，国营工业企业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和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责任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制，取消“文革”期间实行的“革命委员会”领导体制，把“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作为企业的基本制度肯定下来。明确了企业党委和职工代表大会的职责，规定：“企业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委集体讨论决定。企业的生产、技术、财务、生活等重大问题，党委作出决定后，由厂长负责组织执行。企业党委要积极支持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统一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行使职权，并且监音和检查他们的工作”。显然，《工业三十条》吸收1961年的《工业七十条》、1972年的《工业十条》和1975年的《工业二十条》的相关内容的基础上形成的，在企业整顿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企业领导体制基本上恢复到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做法，但没有新的突破。
    这个文件下达后，各地抓紧进行整顿企业的工作，使一批重点企业较快地改变了面貌，从而推动了国有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和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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