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学军：国家治理能力提高的技术基础——“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与当代中国的工业化

    作者：赵学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来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第58-59页
    近代中国工业化的源头是洋务运动，但是晚清时期中国工业化发展缓慢，与同时期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程度有较大差距。当代中国工业化的源头则是“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在新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历程中占据了重要历史地位。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工业化程度与国家治理能力之间亦存在类似的关联。从该意义上讲，“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与当代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国家治理能力得以提升的技术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一文中，充分肯定了“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在我们整个经济、工业化建设当中起到的重要作用［1］。具体而言，“156项”重点建设项目的落地对新中国产生了以下五个方面的重要影响：
    第一，“156项”重点建设项目是当代中国工业化的源头，是中国建立独立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的奠基石。“156项”重点建设项目扶植了一批骨干企业，许多后起的企业都是围绕骨干企业然后慢慢发展成体系的。这些骨干企业的建立还推动了我国产业体系的建立。
    第二，“156项”重点建设项目改变了中国生产力布局，尤其是促进了中国工业城市的兴起，改变了近代中国畸形的工业布局。1949年的工业体系布局颇不合理，主要集中在沿海大城市，当时有“上青天”的说法（指上海、青岛、天津），内陆地区则主要是武汉和东北地区。“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带动了如甘肃省兰州市、山西省大同市、长治市，河南省洛阳市等后起工业城市发展，正是这些变化平衡了中国工业体系布局。
    第三，“156项”重点建设项目是当代中国技术进步的源头，引进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相关技术在当时世界上都是先进的。在“156项”重点建设项目推行之后，我们成功生产了飞机，长春一汽产出了汽车，洛阳一拖制造了拖拉机。苏联大规模对中国进行援建，并取得了诸多成果，这是全球历史上少有的落后国家推进工业化的成功案例，值得深入研究。
    第四，“156项”重点建设项目是举国创新体制的成功实践。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我们要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发展自主可控的关键核心技术。“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就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举国体制的实践。这种体制具有如下特征：国家财政大规模投入、以国有企业为技术创新主体、集中全国力量进行技术攻关、技术创新聚集于急需的重化工业。
    第五，“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对高质量发展有借鉴意义。集中国家资源推进关键核心技术的举国体制具有优越性；继续发挥国有大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作用；坚持对外开放，完善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与再创新的“干中学”的创新模式；派出留学人员与自主培养相结合的人力资本积累方式；积极利用外国科技人员的“外脑”人才模式。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J].求是,2019,(24):4-9．
    注：本文内容来自《“新中国七十年发展道路与国家治理能力展望”论坛论点摘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