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怀国：《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经济发展推动人的发展

    作者：胡怀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金融博览》2021年第10期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精神现象学》 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所在；类似地，我们也可以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所在。在这部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整体图景的手稿中，马克思对英国古典经济学、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性考察，并首次构建了一种“以经济发展推动人的发展”的整体性框架，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之为马克思在对西方现代化路径及其理论回应进行批判性反思和整体性超越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未来现代化路径所作出的全新理论展望。目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有必要在现代化的视角下重温马克思的这部经典作品，以推动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初心使命，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和新发展阶段的时代内涵。
    西方现代化路径的思想基础及其主要理论成果
    人类社会曾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稳定的传统农业社会，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率先打破了欧洲社会的中世纪沉寂，引发了欧洲特别是西欧社会的一系列连锁反应。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不仅推动了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而且为西欧各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提供了思想基础。就西欧主要国家的启蒙运动而言，它们大致面临着相同的时代课题，遵循着近似的时代精神，并拥有大量的共同词汇，同时也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别。正是这种差别赋予了各国启蒙运动不同的理论特质，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各国现代化的具体路径。大致而言，社会经济条件相对从容的苏格兰的启蒙运动，更为强调权利义务关系的渐进调整，更倾向于从整体上来理解人们通过自身努力（劳动）改善自身境遇的现代社会秩序；传统社会秩序根深蒂固并面临激烈冲突的法国的启蒙运动，更倾向于以一系列振聋发聩的现代理念甚至绝对观念对传统秩序形成猛烈冲击并诱发出相对激烈的政治行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且邦国林立的德国的启蒙运动，则更强调人的主体性，特别是人的精神、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重要性，更倾向于在精神世界里构建起庞大的抽象体系。
    18世纪是启蒙运动的世纪，也是经济学革命、政治革命和哲学革命的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分别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法国启蒙运动和德国启蒙运动在推进各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结出的理论硕果，同时也深深留有各自启蒙运动的理论特质。列宁曾指出，“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马克思正是在批判、继承和超越这些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而首次以整体图景呈现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则相对清晰地展现了这一理论创新过程。例如，如果我们试图用一个核心词汇来简要概括苏格兰启蒙运动、法国启蒙运动和德国启蒙运动的理论特质，那么最恰当的词汇应该分别是劳动（或勤奋）、财产权利（或所有制）和人（或人的精神和自由意志），而它们不仅分别构成了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核心内容，而且恰好也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I（异化劳动）、笔记本II（私有财产）和笔记本III（人的发展与哲学批判）的主要考察对象，故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这部手稿视为马克思对西方现代化路径的思想基础（启蒙运动）及其主要理论成果（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性反思和整体性超越。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批判性反思和整体性超越
    在1858年11月12日致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曾提及其学术生涯的黄金时代，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正是马克思步入学术黄金期的第二年所撰写的一部未完成手稿（共包括三个笔记本，其中笔记本II仅保留下来4页）。正如前文所述，德国古典哲学继承了德国启蒙运动高度重视人及人的精神的理论特质，黑格尔更是围绕着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构建起庞大的哲学体系，而费尔巴哈则借助于宗教批判“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在笔记本III中，马克思首先借助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把头脚倒置的黑格尔体系颠倒过来；不过，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中指出的，“和黑格尔比较起来，费尔巴哈的惊人的贫乏又使我们诧异”，他无法理解黑格尔辩证法这一德国古典哲学的最高成就，故马克思又利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对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进行了改造，特别是把费尔巴哈体系中纯粹消极的异化视为扬弃的必要前提或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进而赋予了有关哲学概念以全新的内涵。同时，尽管费尔巴哈强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但“这个人始终是宗教哲学中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人”，而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里面”的人；正是通过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全面的扬弃和超越，特别是把德国古典哲学中“抽象的人”的思维过程转化为“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人向人的最高本质的复归是一种“现实的人”的现实运动，而不是旧哲学中“抽象的人”的纯粹精神活动，它有赖于现实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发展过程。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在笔记本I中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入手，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性考察。具体而言，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 中指出，“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马克思则进一步观察到，“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精美完善，同时却使工人陷于贫困直到变为机器”，其根本原因在于劳动的异化、外化和对象化造成了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内在冲突。正是通过对劳动异化过程层层深入的分析并利用笔记本III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扬弃和超越，马克思提出了通过积极地扬弃劳动异化，实现以经济发展推动人的发展的政策主张：“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是一种积极扬弃自我异化的过程，是一种以经济发展推动人的发展的现实运动。
    以经济发展推动人的发展的现代化路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清晰地表明：马克思高度重视人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基础， 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一切旧哲学、旧体系的根本特征，也是马克思在批判性考察西方现代化路径及其理论成果基础上所作出的重要理论创新，同时也勾勒了一种以经济发展推动人的发展的新的现代化路径。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和归宿，而经济发展则是人的发展的最根本的手段；从经济发展到人的发展，存在着一系列必不可少的中介或必要前提，共产主义则是积极扬弃（而不是简单消灭）这些中介的现实运动：“共产主义决不是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的消逝、舍弃和丧失，决不是人的采取对象形式的本质力量的消逝、舍弃和丧失，决不是返回到非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去的贫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定不移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我国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成功地站在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的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现代化，这意味着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是一个不断以经济发展推动人的发展的过程。新发展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并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作者简介  
    

    胡怀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