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卫国、徐建生：经君健先生学术生平与对学会和学科发展的贡献

    作者：徐卫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徐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6期
    经君健先生（1932-2021），著名经济史学家。1932年出生于北平，原籍江苏仪征。先后就读于北京南堂中学初中部、崇德中学高中部，1950年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数月后转至经济系，并随学校赴广西参加土改。1952年回京后因院系调整，并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师从陈振汉先生等经济学名家。1954年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2004年退休，在职50年。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任经济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研究生院经济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10年被遴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社会工作曾先后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秘书长、会长、名誉会长；“八五”“九五”和“十五”时期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经济学科组成员；第八届和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
    自 1954 年进入经济所，经先生毕生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工作，是以严中平先生为首的、致力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学术群体的骨干成员，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先生以清代等级制度问题、地主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研究蜚声中外，他主持学会工作、对学科建设和发展有重要贡献，受到经济学界的尊重，为广大经济史学者所敬仰。
    一
    经先生对清代社会的等级问题的研究自1960年全面开始，他研究了清代律例，提出“雇工人”是明清时代一个特定的等级。他更进一步分析了佃农、奴婢、贱民等各种不同身份地位成员的不同法律地位，证明了清朝是等级社会，并初步指出其结构、特点、意义及其如何向非等级社会过渡等内容。这一研究对分析明清时期资本主义关系产生问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李文治先生评价说他写出了“一部完整的清代等级制度史”。
    先生的另一重大研究方向是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关系问题。此前的政治经济学封建主义部分和中国经济史论著中，一般都认定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经济学界曾展开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讨论。在讨论中，学者常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原因溯源归结为旧中国的自然经济。
    先生从分析最小经济单位的运转过程出发，论证了中国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具有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他考察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实时特别注意到：在地主制经济下，商业越来越繁荣；越是地主经济发展的地区，商业越发展；反之亦然；解放前的农村集市贸易比解放后发达得多；城市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化程度很高。理论和史实是有矛盾的。先生认为，矛盾存在的原因，是对商品经济伴随地主制经济长期存在、共同发展的现象熟视无睹，忽视了商品经济对地主制经济的作用和意义。他认为应该具体地分析地主制经济，讨论其存在和运转过程中商品经济的作用和意义，自然经济存在的条件等问题。
    先生所写《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一文，从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如：区别 “地主制经济”与“地主经济”两个概念；区分使用价值形态的与价值形态的自给自足，只有当该经济单位的生产与消费在使用价值形态上维持平衡时才能实现自然经济，提出“自然经济平衡律”概念；提出“单一实物地租”与“多种实物地租”的差异问题，指出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共有的内在矛盾：使用价值形态的收入单一（少样）性和需求多样性使得同一经济单位内自然经济难以实现；提出生产的目的性为“为买生产”时经济类型其并不一定是自然经济；指出地主制经济不以自给性生产为条件；以地主制经济为基本经济形态的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并不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要特点；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不是任何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是与地主制经济相适应的，商品经济促进了地主制经济的繁荣；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剥削就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条件；地主制经济中的商品经济不一定是资本主义萌芽；不能忽视中国特有的市场结构体系，非要把农村集市划入自然经济范畴；等等。这些独创性的理论探讨促进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更多注意商品经济和交换经济。
    先生做过为现实经济服务的调查研究。1958年中科院经济所派出工作组赴河北省丰润县调研，后转至昌黎县。先生挂职副大队长，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开会，关注指令种植小高粱、白薯等计划化现象和公共食堂问题。1959年昌黎工作组由他执笔起草《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的调查报告，如实反映了当时农村公共食堂存在的弊端。该调查报告于当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受到批判，被判定为右派行为，随之成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经济研究所“反右倾”运动的批判重点，全国性的报刊杂志也发文批判。随后，农村公共食堂实在难以为继，1961年5月该报告又被认为 “他们的意见是对的”。先生2004年撰文《代价沉重的空想社会主义大试验》（《经君健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对这一经济史事件还原以历史的真实。
    先生的主要研究论著包括：《试论清代等级制度》（《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1993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及经济所优秀成果奖）、《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获1988年度第三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经君健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清朝社会等级制度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经君健集》（经济所人文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此外，先生还主编了《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中册（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年优秀成果三等奖、2003年郭沫若历史学奖二等奖）、《严中平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版）、《严中平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二
    经先生长期担任中国经济史学会工作。1986年学会成立时任理事，1993-1998年任秘书长，1998-2004年继严中平先生、吴承明先生之后担任第三任会长，2004年起任名誉会长。2009年，先生发表《鲜明的立场 严谨的学风：严中平、李文治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发言》（《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4期），以亲身经历缅怀严先生20世纪50年代领导制订中国经济史学科十二年科学规划、于1986年牵头成立中国经济史学会、主持创办《中国经济史研究》刊物，以及对学科做出的诸多开创性贡献。阐扬严先生立“四新”、破“四就”的严谨学风和高标准严要求。他入所后作为助手投身严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教材编写工作（承担近代前期部分，后归入《清代经济史》），为经济所编写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四卷本成为通史类经典著作完成了打前站的任务。2007年，他撰文《哲人其康：敬贺吴承明先生、汪敬虞先生九秩华诞》（《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盛赞吴、汪两位老师对学会和学科在研究领域、理论、资料和方法上做出的重要贡献。经先生与前辈们在学术宗旨上一脉相承，在引领学会建设和促进学科发展上持续接力。先生主持学会工作时期，经济史学这一冷门学科得到长足发展。学会会员超千人、年会规模过百人；全国研究院和高校的经济史学系、所、中心等专门机构达30余家，呈现群雄并起、百舸争流的局面。
    1983年是改革开放之初、科学春天伊始，先生发表《加强中国经济史研究是发展经济学科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经济研究》1983年第10期），指出经济史是这样一门科学：它通过对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间的相互作用的发展过程的研究，探索这个国家各种生产方式经济发展的阶段特点及规律。他从经典作家的论述出发，阐述了经济史学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基础和材料的地位和价值，指出必须通过对“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不同国家地区、各种生产方式下经济的全面研究，构筑起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宏大体系。从许涤新先生1950年出版《广义政治经济学》开始，新中国的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就在为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而努力探索，目的是建立“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经济学。这就首先需要对中国经济史展开更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他高瞻远瞩，提出将中国经济史学科列入经济科学长期规划等建议，为学科建设和发展而登高大声鼓与呼。在全国社科规划小组等多个兼职中也全力推举好的经济史学项目。2002年，经会长在中国经济史学会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以商品经济和区域经济史研究的进展为例，指出：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而丰富的历程，蕴含着大量的经验和教训”，因此中国经济史学科在开展本身建设所需的基础研究的同时，“也一定能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应有的贡献”。
    2018年10月，先生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庆90周年活动的专访，以重症初愈之身长谈半个多世纪来的学术历程。留下几点深切体会，第一、随孙毓棠、严中平、宗井滔等先生整理资料、抄卡片、搜文献，感到“前辈的言传身教、熏陶，比自己努力更重要”。因“助手制”而受益，学术之路由此入门。很珍视经济所所址在中关村、三里河住集体宿舍时的随时交流。第二、了解陶孟和、梁方仲、巫宝三等先生的学问，认识到“每个人的成长，都是从自己工作中生根发芽和完成的”。学术探索要有自选空间，个人兴趣与研究积累是参与集体项目的前提和基础。第三、与许均、彭家礼、刘宜诚等资料组成员共事，知道了要尊重他人及其独特的劳动。第四、与汪熙曾、张志源等共事，1985年起做了十余年经济所图书馆馆长，使得所图成为以集中收藏经济史资料为特长的图书馆。还深感若干大宗珍藏资料的整理，要与研究项目结合起来做才有人力物力的效益。第五、写出的作品，像严先生所说，要么就三年不写，写出来就得掉在地上当当响、要别人在这个问题上绕不过你。第六、对许大龄先生1963年批评自己的《校对一条史料》（《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一文印象深刻，寄语年轻同志：要敢于提出问题，但不能冒失，而必须全面和严谨、不轻易下结论。搞科研要实事求是，错了就要公开承认，“愿意现身说法”……
    吴敬琏先生在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建所9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讲话，讲到1959年经济所从昌黎“试验田”上送“食堂问题报告”事件，认为报告执笔人经君健不仅历史研究做得非常周密细致，而且“在那个年代，为农民发声写出这样的报告，除了调查研究的功底，还要有多么大的道德勇气”，经先生堪称值得学习的经济所先贤榜样。原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吴慧先生称赞他“经天纬地君真健”。
    著名经济史学家经君健先生，于2021年9月15日9时0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先生开明豁达、才学渊博，待人处事温润如玉，对晚辈后学亦师亦友。经先生驾鹤归去，赵德馨先生、郑学檬先生、董志凯先生等挚友和海内外同行表达了沉痛悼念。
    经君健先生风范长存！
    作者简介
    徐卫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副主任。
    徐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
    （编辑：刘益建；审校：张佶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