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浩：近代银行业的支持国货运动

    作者：于文浩（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中国金融》2021年第19期
    实体经济融资难问题是世界性难题。近年来，我国一直努力完善实体经济融资制度供给。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影响实体经济的长期性因素与短期性因素相互交织，融资形势更加复杂。近代中国国货运动在 20世纪 30年代出现了新的高潮，推动民族工业取得较好发展，以中国银行为首的银行界在扶助国货运动发展中摸索出的金融支持模式对此起了关键作用。笔者期待能够通过对银行界支持近代中国国货运动金融实践的回顾，为支持实体经济积极参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些许启示。
    近代中国国货运动产生于 20世纪初，它既是面对民族危机时，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一种经济手段，也是近代反帝爱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货运动虽然逐步得以推进，但发展缓慢，没有形成全面的、持续性的运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当时国内信贷总量远远达不到经济规模扩大所需资金量，再加上银行业关注于公债买卖和地产投机，不愿为国货厂商提供贷款，民族企业融资困难、成本过高等问题在扩大国货产品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凸显出来。30年代，以中国银行为首的银行界积极支持国货运动，通过生产、销售、金融三者的合作得以良性循环，推动国货运动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中国银行支持国货运动有如下几种模式。
    一、修改业务方针，支持国货工商业
    为了与工商企业及时取得联络，更好地利用原有的钞票发行渠道，支持新兴国货工业的发展，中国银行将各通商口岸的支行升级为分行。力谋以低利资金扶助大小工商业，降低物价，提高生产能力，增加出口。1931年东北沦陷后，中国的国货工商业也失去了东北这个唯一的对外贸易出超的国内市场。这促使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张嘉璈产生了提倡农业贷款与提倡国货两事，以补偿东北出口损失的想法。1932年，中国银行把支持国货工业作为重点工作之一，修改业务方针：（1）努力吸收侨汇；（2）提倡国货工业，减少洋货进口；（3）改进农业生产，减少外国农产品输入，同时增加国内农产品输出；（4）改进铁路交通，便利国货运输，以减轻商品运费，降低出口成本，提高利润。这对当时发展基础薄弱、产销受资金禁锢、缺乏竞争力的国货工业，是一种强有力的支持。
    二、建立国货产销机构，布局全国国货产销网络
    1932年凇沪抗战爆发后，金融界开始思考推动国货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可能。3月，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成员及上海金融工商界著名人士在张嘉璈的牵头下，首次举行了“星五聚餐会”，参会者以共餐座谈的形式讨论加强产、销、金融各界合作，改进国货生产和销售的有效方法。经过不断交换意见，国货界和金融界一致认为国货运动之所以没有持续性，主要是因为资金不足，国货生产和销售之间不能形成有效衔接。如果能打通生产、销售、金融三方通力合作，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予以保证，进行广泛宣传，建立遍布全国的国货销售网络，定能使国货运动持之以恒，振兴国货发展。
    1932年 8月，以中国银行为核心，联合国货生产企业和金融机构，在上海成立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以利国货之制造与推销为宗旨，以指导完成全国国货推销网为业务”。协会中设专门会员，由专家担任，对协会在专业领域的活动进行指导。协会成立后积极在各地组织举办国货展览会，先期筹备的就有郑州、成都、重庆、兰州等地。1933年 3月，协会又在上海成立国货介绍总所，并在国内的一些重要城市，如重庆、汕头、福州、广州、汉口等地设立分所。协会还在各地组织国货流动推销团、设立国货样品陈列室。推动了国货生产厂家和销售商的合作，畅通了国货产销的渠道。
    1932年“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之际，中华国货产销协会会员的 9家企业组建了“九厂临时国货商场”，举行为期一周的大义卖活动，以纪念“九一八”，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借国货销售的巨大号召力，张嘉璈决定成立国货经销的永久场所。1933年 2月，由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投资，由产销协会会员组成的中国国货公司成立，被誉为“全国最伟大最完备的国货总库。”为促进国货产销网络布局，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向各地分支行提议加速提倡国货的步伐，号召各地实业界领袖建立国货工厂、组织国货商店，中国银行将全力给予金融援助。
    按照产、销、金融三方合作的原则，国货工厂、国货公司和中国银行形成了一个“由工厂供给货物，银行调剂金融，国货公司从事销售”的国货产销渠道。该合作模式为：国货公司销售的商品均由国货企业以寄售方式提供，公司卖出后向企业付款；商品未卖出前，国货工厂可以凭公司开具的寄售证明向中国银行借得七成贷款，贷款在产品售出后由国货公司从贷款中扣还银行。该模式对国货工厂来说，产品有了销路，生产资金有了周转来源，解决了此前产品滞销、资金匮乏、开工不足等问题。对银行来说，这种对国货工厂的放款无太大风险，回收有把握，且贷款期限短，周转灵活。对于国货公司来说，无需现款进货，节省大量库存商品资金，占用极少的经营资金，经营的品种却很齐全，带来了营业的规模经济效益。产、销、金融三方合作的成功使中华国货产销协会对此模式充满信心，以中国国货公司、中国国货介绍所全国联合办事处为中心，联络各地国货实业界人士筹办各地中国国货公司，推广国货事业。至30年代中叶，南京、汉口、镇江、徐州、济南、温州、郑州、福州、西安、昆明、成都、重庆、桂林、贵阳、广州、长沙等 16个城市设立了中国国货公司，形成了以中国银行为支柱的全国性的国货产销网，推动国货运动进入鼎盛时期，国货界三赢的局面就此产生。
    三、直接贷款扶持国货工业，提高国货产品质量
    中国银行在支持国货工业发展过程中，着眼于改善国民生活，提高国货产品质量，提升国民生产力发展的高度，以直接贷款的方式大力扶持国货工业，提高了国货产品竞争力，奠定了国货工业生产维持、发展的基础。
    中国银行以贷款方式支持国货工业发展主要分为两大途径，其一是对经营陷入困境，但对中国民族工业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货工业予以直接贷款支持；其二以小额信用贷款的方式，为小型国货工厂，提供扩大生产所需的流动资金。
    1932年 6月，荣氏创办的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发展早、规模大的申新企业因无力偿还向外商银行所借到期500万元应还款，向中国银行恳求贷款援助。中国银行认为，此项借款，十分冒险，但为扶助国货工业，不得不负此责任。通过对申新纺织总公司进行考察，中国银行发现其经营管理思想保守，如不改善传统的经营管理模式，不利于长久发展。决定由中国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合组银团，派姚崧龄进驻申新总公司，协助申新改进内部组织，引进近代会计制度，提高经营管理能力。经双方协议，申新二厂、五厂以全部固定资产作担保，获得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500万元抵押贷款和400万元透支贷款。至1934年，由于纱布市价处于跌势，申新总公司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不仅9个厂的厂基全部抵押，还欠中国银行1034万元的借款，以及即将到期的250万元外款，导致整个公司即将停产。荣氏用工厂及股票等“押款产余”向中国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续借 280万元。此后，两行持续支持申新的发展，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支持。
    当时的国货工厂中，相当多的厂家还是设备简陋、规模小的传统手工业工场，大都靠高利贷来维持和扩大生产。为支持该类小型国货工场的发展，1934年，中国银行虹口支行率先推行小额工业信用贷款，每户贷款金额300 元— 2000元不等，利率较低。该信用贷款金额虽不大，却深受欢迎，陆续推广至天津、济南等地。中国银行通过信用贷款，敦促贷款工厂改良技术与管理水平，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市场占有率。例如，三友实业社的三角牌毛巾、天厨味精厂的佛手牌味精、华生电器厂的华生牌电扇等等，经过上述改良，成为市场畅销的民族工业名优品牌。
    四、支持铁路运输建设，降低国货交易成本
    在扶持民族工业发展的实践过程中，中国银行认为修筑铁路极其重要，一方面，便利农产品运输，减少农产品和工业原料的进口，调剂余缺，节约国家外汇，促进各地经济交流；另一方面可降低国货运输成本。因此，自30年代开始，中国银行多次尝试并发起新模式的铁路建设贷款活动。例如，在浙赣铁路杭州至兰溪段和金华至玉山段所需 610万元贷款中，中国银行单独承贷460万元。玉山至南昌段的铁路工料需1600万元，中国银行组织银团合借 800万元，另外800万元由银团担保，德国奥脱华尔夫公司运入材料作为垫款。该中外合作新方式，“即由中国金融界担任国内建筑用款，由外国资本家担任材料，而由中国之银行，代外国债权者信托之责，可为外国投资在中国历史上开一新纪元。”为吸引外资投资中国铁路建设，张嘉璈多次与上海英商汇丰银行交涉，承诺由中国银行和汇丰银行各半承担，说服汇丰银行发行 6厘英镑庚款公债 160万英镑，用于资助中国铁路建设，由此，停工长达27年的粤汉铁路再度复工。中国银行还为淮南、陇海、北宁、平绥等地的铁路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降低了国货的交易成本。
    五、启示
    近代国货运动中，中国银行通过准确把握国货工业自身的客观规律，明确金融使命，组合运用“生产、销售、金融”三种方式，打破了以往国货生产和销售之间的隔阂，使国货生产商可以集中精力从事生产，国货销售商可以全力展开销售，实现二者之间的分工协作，获得规模经济效应。以直接贷款和小额信用贷款模式为规模不等的国货厂商提供贷款，不仅解决其融资难、资金周转困难的需求，还促进其生产技术、经营管理水平的双重提高，提升了国货工业的竞争力。探索中外合作新方式支持铁路建设，为沿海发达地区与广大内地国货厂商和消费者提供运输便利，降低国货生产、销售、消费成本，为国货工业发展提供物流支撑体系。
    近代银行界赋能中国国货运动发展的金融经验表明，将金融支持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统筹推动，加强各类要素的综合支撑，面对全球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性，在中长期内有效推动金融机构“敢融愿融能融会融”机制，既能满足实体经济突发性激增的融资需求，又能助推其“复工复产复商复市”。
    （注：本文为作者提供的原文，正式发表时略有修改）
    作者简介
    于文浩，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