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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作者：朱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经济学家茶座》第92辑
年少时看过解放军退役官兵开垦北大荒的故事，“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这句话，至今还似图画一般印在脑海。然而沧海桑田野趣不再，眼下的东北国有农场已是另一派风光。2015和2017年夏，我们团队先后去往黑龙江和辽宁做农场调查，见识了不同行政归属的农场管理方式和不同区位的农工生活状态。
一、政府、农场与社会
2015年8月11日晚，我们一行从北京抵达哈尔滨太平机场，黑龙江农垦经济研究所书记王女士接站。该所的所长也姓王，此前发来微信：农垦总局的刘副局长为我们下乡调派了公务车。大家顿觉再无后顾之忧！
黑龙江垦区是我们国家耕地规模最大的商品粮基地，直属省人民政府和农业部管辖，这也是黑龙江农垦人引以为豪之处。农垦总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另一块就是已经上市的北大荒集团。8月12日清晨，我们前往农垦总局下属北安管理局的五大连池农场。该场建于1948年，由转业官兵在早已静止的火山附近扎营开荒而成。农场建设者发现，火山脚下有五个相互连接的堰塞湖，于是就将此地命名为“五大连池”。
改革开放后，火山群的旅游价值凸显，省政府把农场划拨给省农委。然而地方政府却承担不了农场办社会的费用以及为职工匹配的社保缴费，于是仅留下火山和湖面，把农场返还农垦总局。后来几任省领导都设想将五大连池申报世界自然遗产：一是请来同济大学的教授论证规划；二是要求农场搬迁厂部和职工住宅区；三是要求湖边1000米内农地退耕，此举涉及农场上万亩耕地。
图1 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农场新建居住区/2015年8月摄
2015年，湖畔200米以内的农地退耕，周边农民按每年每亩退耕地400元的标准获得补偿。农场已退耕圈内所有农地，却分文未得。场长姜先生专门指给我们看那片退耕田，怒火满腔自是不必说。这个案例使我们看到地方政府对国有农地的行政强权。农民的土地权利虽然也曾屡遭侵犯，但尚有承包法保护。农场及农工对国有农地的权利更为脆弱，在法律上还有不少空白有待填补。
图2 五大连池农场退耕的农地/2015年8月摄
五大连池农场的总人口刚过7000，耕地14.8万亩。农场职工、待业青年（18岁以上的农场职工子孙）和职工家属分别得到如下面积的耕地承包权：23亩、16亩、9亩。农场主要种植玉米和大豆，全机械化作业。农地通过连户经营或转包方式在农工之间流转，专事种地的人实质上只从事田间管理。我访问的一位连户农场经营者种植面积将近5000亩，所有生产环节都雇用机械户或零工。所以，多数农工虽有耕地承包权却并不种地，相应地也就有专事农机作业的“养机户”。连队（生产建设兵团遗留的叫法）农技人员跟踪指导每一生产环节，农工的受教育程度最低为初中，个别农工还在“八一农学院” （设在大庆）受过专业培训。毫不奇怪，农场种植业单产高于当地农民，玉米亩产1200-1300斤。
8月14日一大早，我们就启程奔向齐齐哈尔农垦管理局属下的查哈阳农场。在高速公路收费口与管理局派来的小杨会合，抵达场部时才10点多。与五大连池农场相比，查哈阳农场真乃庞然大物：总人口7万多，耕地将近100万亩，人均耕地大约12亩，场部只与2万多名职工签订了承包合同。
农场郭书记介绍，“查哈阳”这个地名最早来自女真人，意思是“好地方”。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垦殖团来这里曾规划开荒750万亩种稻。首先修渠引水，这个灌溉工程至今仍在使用。其次才开荒种庄稼，只不过还没有开垦那么大面积就开战了。战后农垦系统建立，留下日本农业技术员培训和指导农工种水稻。后来这些人逐渐回乡，到改革开放之时，连他们的子女都回日本寻亲去了。
我在入户访谈途中看到袁隆平水稻试验田的标牌，返回住地与管理层座谈时问起此事。郭书记答道，为了培育抗稻瘟病和抗倒伏的新品种，查哈阳农场与科技部命名的北方水稻育种中心、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公司旗下的育种公司已合作十年。2015年底在农场大田试种新品种，推广之后有了收益就三家平分。
图3 查哈阳农场新建行政楼/2015年8月摄
傍晚我们去新建场部散步。一眼看去，办公楼、医院和老年活动中心宏大壮实，加上聚集着三四支舞蹈队的大广场，不亚于一个县城的气势。附近的“英伦半岛”住宅小区灯光稀疏，一栋栋的别墅小楼入住率不高。听说一栋两户，每户房价大约60-70万元。我访问的农工提到，他们的经济条件达不到入住场部楼房的水平，因而仍然住在既无室内厕所也无管道供水的平房。看来，最需要改善居住条件的农工社区还需公共投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而场部若要售罄别墅小楼并回收资金可就难了！
图4查哈阳农场新建行政楼一角/2015年8月摄
8月15日的行程足有一整天，途经齐齐哈尔去往绥化农垦管理局下属肇源农场。比起五大连池和查哈阳农场，肇源农场可谓袖珍型企业：耕地6万亩，人口不足5000。场里生产很有特色，第一，种植“稻花香”水稻，引用没有污染的嫩江水灌溉，稻谷品质不输五常米。农业部曾有位副部长题字“北大荒第一米”，农场就把它作为招牌印在大米包装上，涂在高高的水塔上。第二，农场职工开动全套机械设备，到附近农村承包盐碱地，种植水稻6万亩，相当于再造一个肇源农场。第三，还有些农工家庭养殖狐貉，皮张卖到河北加工，最终出口俄罗斯和乌克兰。因此，肇源农场的人均纯收入达到3万多元，至少相当于其它两个调研农场的2倍。然而令农场管理层苦恼的事情也随之而来。
图5 黑龙江省肇源农场农机停放场/2015年8月摄
1998年松嫩平原发大水，肇源农场遭受灭顶之灾。灾后大约有400多户农工家庭被迁移到其它条件较好的农场，迁移者当时也同意并签约转走了户口。近几年见肇源农场状况好转，纷纷要求回迁，有些已经回场租房，要求分地。场长杨先生介绍，农场目前劳均耕地16亩（只统计18岁以上持农场户口者），正式职工每人分地26亩，户在人不在的非职工每人分地8亩。如果没有土地流转和在外包地，场里现有农地根本养活不了种地的人。究竟按照什么标准分配农场耕地承包权？如果仍然按照农场户籍分配，户籍改革后住在农场的场外人口也要地怎么办？这400多户要求回迁的家庭怎么办？
二、“镇场合一”的鱼米之乡
2017年6月19日，我们一行三人中午抵达沈阳，下午去省财政厅综合改革处座谈，省农场局李局长和该局计财处副处长刘女士在座。交谈中了解到，与其他省份的农垦系统相比，辽宁的主要特点在于：第一，全省农场皆属地化，没有部属和省属农场。农场共有土地面积784万亩，人口90多万，其中职工24万。仅就土地面积和人口而言，在全国农垦系统中位居前十名。第二，农场大多区位分散，只有盘锦市管辖的农场集中连片，而且党、政、企一体。
6月20日早上，省农场局的刘女士与我们一起去盘锦。车行高速公路不到两小时，抵达盘锦市所辖的大洼区。这里原叫大洼县，本就以农为主，产业结构尚无实质性改变，先推进行政城市化，改县为区。区政府搬迁到接近营口市的地域，盖了一片新楼，修建了一条长达六十多公里、直通辽河大桥的八车道 “向海大道”。我们下榻老县城的新区，区财政局江副局长和区农场局焦局长前来接头。他俩介绍，全区农地皆属农场，实行“镇场合一”。谈话间，我们即商定了调研地点。
第一处调研地在西安镇。镇党委、镇政府和农场（ “西安农场”）的办公地点是座三位一体的大院。镇党委张书记在座谈中传递出来的焦点信息有两条：第一，上世纪80年代，盘锦地区的农场依照人民公社改革方案，实行农地分配到户，30年不变。此后农村实行二轮承包期延长30年，农场也同样照办。 第二，农场的土地由镇政府管，镇长的财权大于场长。镇财政收入包括地租、非农企业（养殖场和酱油厂等）上缴的土地税、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2016年，农地租金加管理费收入963万元，行政支出1151万元，负债余额1.2亿元。农场资金不足，万般无奈便向银行、企业和个人借贷。
农场的财务状况听来沉重，大多数农工家庭的生计要乐观许多。我们仨分头进村访户，我去的是桃园村（分场），走访了3家。第一户乃四口之家，女主人姓刘，年方40，丈夫42岁，育有两个女儿，都在上学。夫妇俩的学历皆为初中肄业，在场里主要以种稻为生。承包地4亩，从小叔子那里免费转包5亩。丈夫身体较弱，种地全靠她。早先丈夫开“摩的”挣钱。近一年摩的不准上路，村里安排他当环卫工，每月工资1000元。刘女士家的收入主要花在孩子身上，平时没有什么花销。房前菜园的菜和承包地出产的稻米就够吃了，做饭的燃料主要用稻草。偶尔用液化气，还是她用稻草换钱买的。稻草一捆卖1.2元，收稻草的小贩常到村里来。收去的稻草用于打草帘，他们这儿根本不用为秸秆还田发愁。
走进第二家的大门一看，就知道是个富裕户。前院停了一辆小客车，车库里还有一辆大卡车。这家女主人姓宋，年龄50岁，与丈夫同龄。他们的儿子在青岛当兵，女儿在外当教师。丈夫学历高中，早就把家里的8亩承包地让给弟弟耕种。他们做过多种生意，十多年前，大队作保给贷款4万元开饲料店，一年可净赚17-18万元。她并不种菜，而是养了一屋子绿色植物只为好看。院子里散养鸭鹅，用于自食肉蛋和赠送朋友。平时吃的菜，都是村里的朋友送的。
第三家是个养鱼户，一起开伙吃饭的有6口人，是个三代同堂的扩展家庭。男主人姓王，67岁，夫人比他小一岁。儿子和儿媳41和40岁，孙女和孙子18和16岁。他家土地资源多，稻田3亩，鱼塘28亩。地租按稻田交纳，每年204元/亩，内含管理费30元，还有农业保险费、水费和水利工程费。老王和夫人都是农场退休职工，夫人退休早，每月领取养老金1270元；老王每月退休金1130元。夫人在家做饭，老王和儿子养鱼兼种稻。儿媳在附近超市售货，每月收入1500元。养鱼收入不稳定，2015年净赚17万元，2016年鱼群生病，净赔15000元。
图6 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区新立镇杨家村/2017年6月摄
6月21日的调研地点是新立镇，接头的是镇长秦女士。我们团队成员还是各去一个村（分场）入户调查，我去的是杨家村。这是秦镇长大力推介的水稻蔬菜种植认养村，入户访谈让我明了“认养”程序如何运行。
第一家女主人姓王，59岁。丈夫69岁，1974年从河北农村到黑龙江打零工。1976-1977年知青回城，农场因劳力不足对外招工。他有亲戚在此地，经介绍来到杨家村分场成为正式职工，未几与王女士成亲。他们生育了两个女儿，都已嫁人。老两口既领养老金（王女士每月1100元，丈夫每月1200元），又经营15.5亩稻田和房前屋后2亩菜地，还有几棵大桑树。近两年，稻田全部出租给镇政府，每年每亩租金1100元。一亩菜地出租给村委会，每年租金8000元。这些地通过镇政府和村委会转租给城里人，但还是由村民耕种，保证种植有机稻米和有机蔬菜，这就叫“土地认养”。
王家夫妇那亩被认养的菜地就在房前，紧邻水渠，村里统一给做了大棚。王女士负责种菜，丈夫给打下手。她家的桑椹每年能卖7000来元。城里人来采摘，每斤20元；她和丈夫采摘后出售，每斤15元，卖不了的桑葚用来自制果酒。王女士见我好奇，去厨房打开制酒的坛子让我看了看。她每年还去别家稻田打工，能赚6000元。丈夫身体单薄，显然在家听她吆喝。王女士每年与村里的同龄人结伴外出旅游4～5次，都是参加旅行社一道外出的，多半是去南方。
第二家女主人姓隋，56岁，原为村卫生员，每月养老金2080元。她家同样出租稻田（10亩）和菜地，城里人认养了前院6分地的菜园。后院还有菜园和鱼塘，鱼塘用来为城里人付费垂钓。她丈夫在一家企业做专职货车司机，女儿已经出嫁。隋女士除了经管庭院经济，也到别人家打零工，去年挣了10000元。访谈中我注意到，她挣钱如此辛苦，送礼却出手大方。每年仅人情往来就支出50000元，这是她家所有支出项目中开支最大的一项。
第三家女主人姓刘，51岁，曾在农场的砖厂当女工，现在每月退休金1800元。她儿子在镇政府工作，成家另住，儿媳也在镇上工作，每天8-17点由刘女士给照看小孩（不到3岁）。刘女士的公公婆婆年龄都已73，公公是退休教师，每月退休金3500元。婆婆原为农工，退休金1600元。丈夫原是电焊工，现在常常外出干活，每月能挣7000元。他还是村民小组长，每年工资10000元。刘女士家的20亩稻田和1.2亩菜地被认养，还有1.2亩菜地自家种。
刘女士的勤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第一，认养和未认养的菜地都由她种。第二，做饭、看小孩（公婆可以搭把手）。第三，稻田打工，每年挣1万元。第四，每年养猪两头。第五，蔬菜成长期间，她每天早上3点起床，骑电动三轮车去15公里以远的集市卖菜，7:30左右回家。稍微歇歇，小孙子就被送来了。眼见她染黑的头发露出些许白色发根，告别时我连道：“别太辛苦了，多保重！”
三、留待研究的问题
东北国有农场调查中遇到的诸多疑问，都成了我们团队日后进一步研究的线索。例如，没有非农产业支撑的行政城市化会产生怎样的财政金融后果？如何确认农场支出中哪些属于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支出，哪些属于农场作为企业的支出（例如职工社保匹配资金），哪些属于超越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支出？以何种尺度界定农场职工以及他们对国有农地的权利？等等。
（编辑：刘益建；审校：张佶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