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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作者：朱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2022年9月19-25日，我们一行四人到山西省武乡县和临汾市做农户和农村迁移工人调查。调研重点是，农户和个人在2021年以来的灾害中采取的应对策略，以及政府与社会提供的救灾、重建和减灾支持。鉴于新冠肺炎病毒动态清零政策下各地管控趋紧，课题组在确定调查地点时必须考虑如下选项：首先，调查点是否遭受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以外的灾害，意即本文标题涉及的“多灾种叠加”；其次，当地是否处在疫情低风险状态；再其次，地方政府是否认可我们的调研计划；最后，使用何种交通工具减少课题组被隔离的可能性。在多种约束条件下，我们选择自驾车往返，由山西财大同行协调，获得了调研地政府、村委会、企业及受访者的支持和配合，圆满完成预定计划安全返京。
一、救灾和保险机制强化农户韧性
这里所说的农户韧性，不但指农户及个人承受意外事件冲击的能力，而且也包括他们恢复社会经济活动和复原家庭生计的能力。本文提到的“多灾种”，主要涉及气候地质灾害和瘟疫，故而“韧性”的涵义接近于“抗灾能力”。按照联合国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文件中使用的定义，抗灾能力指的是：“一个暴露于灾患下的系统、社区或社会通过保护和恢复重要基本结构和功能等办法，及时有效地抗御、吸收、适应灾害影响和灾后复原的能力”（参见www.unisdr.org/we/inform/terminology。）
基于上述概念可知，灾区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网络、政府的预警和应急安排、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及社会救助制度的覆盖，对于保障灾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特别是增强低收入群体的抗灾能力，皆为决定性的支持措施。1998年夏季长江特大洪水之后，我曾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的湖北江西灾区调查，对灾民遭遇的重建困难至今印象深刻：其一，农户建房资金缺口巨大，中低收入群体贷款尤其困难。其二，所有受访农户都未购买农业保险。其三，农村社会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空白（参见拙文，1999：《救济与重建》，《经济研究》第4期）。我们在2022年的武乡调查中注意到，这一切已大为改观。
第一，各级政府协同支持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拓展。在武乡县不同类别的农业保险费当中，种养户至多承担其中的15%～20%，余者均由各级财政分担（表1）。国家对食物安全和农民基本收入保障的责任承当，由此可见一斑。我们从县政府机构访谈中了解到，全县耕地42.7万亩，每年种植一季，作物以玉米和谷子为主。县政府意欲打造武乡小米品牌，以分担保险费85%的力度支持谷子种植保险，实现了10万亩谷子保险全覆盖。
全县玉米种植面积27万亩，其中24万亩被保险覆盖。我们调查的故城镇南沟村和西渠村都属于玉米种植区，每亩保费25.2元，农民只承担其中的3.78元。在受灾绝收的情况下，每亩玉米的赔付额为360元。县财政为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户和突发贫困户（简称“三类户”）代缴农业保险，并增设特别补助。其中，玉米保费增加到每亩40元，保额为每亩1000元。
正常年景下，当地玉米平均亩产750千克，最近两年的市场价约为每千克2.5元～2.7元。2021年国庆节期间，连日大雨引发涝灾。我们的调查户不同程度地遭受减产损失，从保险公司获得每亩赔付额40元或70元不等。西渠村的L女士介绍：几年前村委会开始推广农业保险，每年都统一收缴保险费。绝大多数人都愿意参加，因为自负的保费并不高。虽然遭灾后赔付不多，可总比没有强。
第二，扶贫攻坚项目的实施增强了农户的抗冲击能力。武乡原为国定贫困县，2018年脱贫摘帽。2016年以来，为了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的脱贫目标，各级政府对扶贫项目的财政投入不断增加，危房改造便是其中的一项。武乡县的项目户每户获得财政补助1.4万元，通过翻修或重建等措施加固了住房。2021年大雨连降期间，全县4.5万多农村常住户中，发生唯一住房倒塌的案例不足1%（428户）。在我们调查的南沟村，全村共有住户138个，住房受损的有41户，其中脱贫户15户。
据县农业农村局报告，唯一住处的房屋倒塌户最多补助6万元，最低补助8000元（当地新建3间非精装平房造价5万元，每间面积20平米）。在我看来，县政府之所以强调补助“唯一住房倒塌”的农户，一是因为此类住户多为低收入户，二是其住房倒塌后立即陷入居住困境。如今，农村住户多半拥有不止一处住房。我在南沟村调查的3个农户中，有一户继承母亲的院房一套，接收哥哥留下的院房一套，前不久才将其中一套翻新。另一户于2021年资助儿子在县城购买了三室一厅的公寓。余下一户虽然仅有住房一处，但隔壁还有与兄弟共享的院落一个。
2021年的涝灾进一步唤醒和强化了武乡县政府和民众的防灾意识。灾后农村重建住房先后耗时2个月，灾民全部在2022年元旦之前入住。与此同时，住建局村镇办公室组织专业人员排查村民住房，发现1395个窑洞存在隐患。针对这些隐患，县财政予以户均拨款3000元，资助农户加固屋顶。
第三，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与社会服务体系的建立，赋予脆弱群体最基本的收入和福利保障。2021年，武乡县获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者1068人，获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者7506人，农村五保供养2233人。接受我们访谈的村民当中，60岁以上的老人居多，2022年每人每月领取128元基本养老金。部分受访老人曾参加不同缴费档次的补充养老保险（最低一档的年缴费额为200元，最高档次的年缴费额为5000元）。故而有的受访者报告，每月总共领取养老金170～180元，有的认为“每月不到150元”。一致的回答是，老人有了这笔收入，平常不需要向子女要钱。
武乡县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已实现全覆盖，村民仍习惯把这项制度称为“新农合”，对每年缴纳保险费和医疗报销规定也习以为常。他们最常使用的卫生服务来自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我们在西渠村走访了一个规范的卫生室，门里的诊室、药房和治疗室干干净净，门外的宣传栏上有卫生员老李用粉笔书写的健康生活方式要点。老李有大专学历，每月从卫生局领取工资600元，一个人承担着繁杂多样的工作：第一，健康教育；第二，慢病追踪；第三，医疗服务；第四，核酸检测；第五，卫生统计和档案管理。
我们在卫生室还注意到，分类明晰的档案夹整整齐齐地排满了一个文件柜。其中老年人健康档案和“三类户”信息及健康服务台账，颇能显示村庄人口特征和卫生室日常服务的重点人群。在救灾和疫情防控中，老李这样的基层卫生人员提供的服务，无疑是网格化社区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二、非农就业稳定灾区基层社会
灾害发生期间，维护灾民的最低收入流和心态平衡，对于稳定社会经济至关重要。如果说社会保险、商业保险和公共救灾机制是一种正式的社会稳定器，灾民借助市场以自谋就业维持生计，可谓基层乡土社会的一种非正式稳定器。其实，这两种机制在正常年景也同样发挥稳定社会的作用。
武乡县地处太行山区，现如今质量上乘的路网四通八达，百姓安土重迁的传统已然打破。这里与我们调查过的右玉县一样，属于人口净减少县。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20年），武乡县常住人口15.5万人，与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的结果相比下降了14.9%。人口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地非农就业机会不能满足劳动人口的需求，青壮劳动力便携家带口外出谋生。
县政府一方面通过公共投资建设“红色旅游线”（八路军总部曾在武乡驻留536天），试图让全县农民“吃上红色旅游饭”；另一方面，也鼓励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最近两年对出省就业者还一次性给予交通补助1500元/人。就我们获得的农户访谈信息来看，受访者还未曾考虑过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前景。不过即使没有政府补助，青壮劳动者也会想方设法外出务工。部分务工者虽然仍持有武乡农村户籍，实际上已在县外或省外务工的城市成家买房。
三年疫情之下，低风险村庄的日常生活一如既往，村民看起来沉稳笃定。调查村里空巢家庭和纯粹老人家庭居多，常住人口中老幼妇孺居多。受访户中，不少家庭为2人户或3人户。受访人员多为六零后，绝大多数都曾进城务工，从年龄上看属于第一代农民工（农村迁移工人）。受访者解释，如今之所以回家种田，主要是因为城里企业和单位用工都要签订合同，超过60岁就不给签了。在我访问的种田人当中，有两位患腰椎间盘突出：“在城里打零工也没人要”。然而这些低龄老人仍然渴望非农就业机会，其直接缘由一是维持家庭生活开支，二是个人尚有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能力及时间。
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维持个人和家庭基本生存的资源需求逐渐提高，单凭每户人家规模微小的承包地已不能保障其正常的衣食住行。且不论其他，仅仅是农村污染治理中形成的环保新规定，就使当今农户的生活成本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可同日而语。例如，40多年前几乎每家都养1～2头猪，残汤剩羹、少许精饲料加上辅助劳动力打猪草，不出意外就能获得一笔养猪收入，同时还可“杀年猪”满足自家食用需要。近年来村里禁止庭院养猪，规模养猪场一律建在村外。绝大多数农户放弃“自产自食”式的养猪行当，故而其猪肉消费也只能依赖市场供给。
又例如，自从推行“煤改电”（武乡县）和“煤改气”（襄汾县和洪洞县）措施，农家冬季取暖费大约增加到每户4000元以上。受访的农妇认为，这比烧煤取暖的费用至少增加一倍多。为了取消住家炉具，近两年政府给每户每年发放取暖补贴2000元，听说从2022年开始不再补贴了。由于用电太贵，她家只在一个房间用电暖器，平均温度大概能到12～13度，勉强保证老人和小孩不受冻。以前烧煤取暖，屋里温度大约在18～19度。
其实，据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执行主任陶光远先生介绍，只要采用大炉膛家用清洁采暖炉，燃烧散煤的固体颗粒物排放就比未改造的炉子减少94.3%（《治霾六年》，2020，https://mp.weixin.qq.com/s/wRE4pyablUj0F0e9F2VAGQ）。无论是一次性投入炉具的费用还是家庭冬季采暖成本，都比现有方案低得多。当然，在这项低成本、高效能的家用清洁采暖技术推广普及之前，农户还得想方设法为现有的技术选择和新增的取暖成本筹资付费。
受访农户或多或少都有一笔玉米种植收入。包括租入邻家的承包地，各户耕种的农地少则10亩多则30亩，2022年的租金为每亩200元。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赵先生介绍，现在的玉米种植尤其省工，种肥同步、化学除草、机械收割。若遇重大病虫害则县里免费提供农药，启动农用飞机喷洒。深耕、整地、播种、施肥（底肥和追肥）、除草和机收等全套程序下来，每亩成本大约520元，不足每亩产出（1875元～2025元）的30%。受访者一般雇人雇机器种地，认为若加上租地费用，成本约占产出的1/3。
正因为玉米种植省工，加之社会化专业化农耕方式可以部分地替代家庭劳动力，农户决策者即使知晓还有其他替代作物可选，还是毫不犹豫地首选玉米，以便腾出时间另谋生计。对于具有非农技艺的人来说尤其如此。西渠村一位1969生人Z自豪地报告，2021年家里10亩农地毛收入9000元，他给私人老板开车5个月挣了5万多元。Z一年至少给儿子2万元上大学，2022年还要供他报告研究生。同村一位女士在家负责照顾孩子上学，丈夫与堂兄合伙在外搞家装，农忙时节才回村务农。平时农地由婆婆（1947年生人）经管，部分农业收入加上养老金，老太太手头总有余钱。我们在南沟村还见到把庭院当作坊的人家，一对老夫妇专做配套农居大门的混凝土横梁，每根售价100元。
欠缺非农技艺的留守家庭往往陷落低收入层，多多少少都得到了政府和村委会的帮助。我在南沟村访问的3位户主当中，一位（1964年生人）腰椎间盘突出患者被聘为环卫工，由乡政府每月发放工资1400元。另一位（1960年生人）当上护林员，每年可得劳务费4800元。他当过兵，每年还有民政局发放的复转军人补贴2160元。此外，村委会出租给他1亩机动地种辣椒，一年收取租金100元。这位护林员至今还欠信用社4万元未还，原因是以前贷款做生意赔本了。可见并非所有人都能创业，2020年他的《精准扶贫》手册中列出的主要致贫原因就是“缺技术”。
还有一位61岁的受访者，每月领取居民基本养老金123元。他原在太原建筑工地做工，拿不到劳动合同只好回乡做建筑小工，2021年获得工资收入9000多元。其实，这类低龄老人的状况在村里属于常态。他们同有一个迫切的政策需求，就是分离养老金领取年限和劳动力市场退出年龄，让市场决定他们何时离开就业岗位。这不仅有助于减缓老龄化时代的劳动供给下降，而且有益于低龄老人发挥各自的潜力以保持和增进其家庭和个人的福祉水平。
三、民俗中的求福攘灾活动疏导灾民心理
福祉（Well-being），在英文词典里解释为健康、幸福和满足的状态。不难理解，它既包括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可见的物质保障，也含有愉悦人生所需的、不可见的精神慰籍和心理平衡。如果把“两不愁、三保障”视为福祉水平中的物质底线，那么人们在遭遇天灾人祸之际的安之若素，可谓福祉水平中的精神底线。我们在调查村观察到，除却正式的社会稳定机制，民俗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机制也发挥着稳定乡村基层的作用。这明显地表现在以下细节中：
其一，历经改造的村庄保留了承载村民愿望的建筑布局。例如，南沟村的民居或背靠山坡面向小河，村口高处矗立着一座袖珍文峰塔。依据清华大学教授陈志华先生的研究，这种村庄布局蕴涵着村民对家居安全和家人阶层上升的向往（陈志华，2021：《中国乡土建筑》，商务印书馆）。
其二，维护良好的祈愿与情感维系场所。南沟村受访者多性“郝”，一问方知他们属于同一宗族，郝氏祠堂位于村委会后面的山坡。上去一看，这座建筑虽则雕龙画栋，却既不像福建的祠堂那般庭院深深，也不似广东的祠堂那样常用常新。2018年元月底，我们团队去广东白云区江高镇长岗村调查，与村两委座谈的地点就在苏氏祠堂廊檐下，那场所还曾作为村小的课堂。南沟村的郝氏祠堂平时一把门锁，内里空空如也。郝氏族人只在春节才请出族谱，开祠堂祭拜祖先。不过，这样的祭祖活动也足以增添血缘联系之上的亲情。
南沟村头还有一大一小两座庙宇，小的挂匾“众神庙”，大的名为“融佑寺”。簇新的融佑寺只有殿堂没有院墙，建于2020年，由全村老幼包括外出打工者集资26万多元修成。建筑起因并非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而是缘于一场旱灾的消失，可见村民对常见灾害更为重视。庙宇并无僧人，平日里也是铁将军把门，庙会盛事之际才开门上香。庙堂里神佛塑像与画像杂陈，自然界的日月山川和风雨雷电皆有源流，人世间的生老病死和衣食住行全有去处，个人或家庭求福攘灾的祈愿俱可抵达。
这不由得使我忆起20年前的青藏高原见闻，藏民逢灾遭难便双管齐下，既礼拜佛祖菩萨也求助科学技术。例如，一边打炮预防冰雹一边求佛消灾；一面把病人送医院救治一面请僧人念经护佑。可见，农牧百姓即便分属不同族群也有相似偏好，那就是为了消灾解难而穷尽一切可能性。他们的韧性不但来自正式与非正式抗灾机制的汇聚，而且也来自物质与精神重建能力的融合。
其三，丧葬礼仪随时代变化。在我们的调查中，若非问起2021年的涝灾，已无人提及这次灾害。说明涝灾对当地的影响是暂时的或者说是短期的。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已延续三年，防控的强度随着人流和物流密度的变化而分散，从交通枢纽、城市、县城、集镇到村庄而渐次松缓。或许正因为如此，目前的村庄尚可维持最低程度的婚丧仪式。我们从西渠村卫生员老李那里得知，当天（9月20日）有户人家为一位85岁的逝者出殡。逝者是老李的堂兄，他担任丧事主管。老李不介意带我去丧家观看一番仪式，小院见闻一直历历在目。
首先，小辈亲属并非披麻戴孝而是身穿医用白大褂。一位非直系亲属解说，购买白大褂省事，胸前扣眼里系上一截小红绳，就跟医生着装区别开来。不过，孝帽还是买布缝制的。此外，至亲后人的孝服跟他们这些人的区别，在于前者腰扎一条白布带。
其次，治丧席面简便实在。院内通道一侧摆了两张圆桌，一张聚集老幼，另一张围坐送葬中“出了大力的人”，每人一碗肉食、薯类、豆腐、蔬菜俱全的大烩菜。通道另一侧架了案板支着炉灶，除了热气腾腾的大烩菜，还有刚出笼的黄米红枣黏糕。正在吃喝的人们热情地邀我吃席，不然就切一块黏糕带走。我虽连连谢绝，却难忘村民的善意接纳。
最后，逝者至亲悲伤有节。我正待出门就见逝者的后人从墓地归来，男男女女遍体覆白、一脸肃穆，进门就在通道上默然分成两排，齐齐向出力者那一桌跪拜，起身便一言不发地依次回房，整座庭院瞬间一片寂静。猜想丧家已在此前的仪式中宣泄过哀痛，可正是那之后无声保持生活秩序的举动，不禁令人肃然起敬。
四、疫情之下的工业就业岗位创造
工业就业岗位创造与农户的韧性有何关联？从农户访谈中获悉，工业服务业发出的需求信号既调度村民家庭的劳动力分工，又通过吸引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农地资源配置和农户生计（参见朱玲、何伟，2022：《脱贫农户的社会流动与城乡公共服务》，《经济研究》，第3期）。灾害发生期间，农村迁移劳动者能否保有工作岗位，不仅关乎他们个人的生存，而且通过家庭教育和卫生资源的变化，决定随迁和留守儿童当下和未来的福祉水平。出于这种理解，我们在武乡农户调查结束后即奔赴临汾市，前往开发区企业做农村迁移工人问卷访谈。
临汾市的开发区设在与市区接壤的洪洞县，近两年不曾遭遇地质气候灾害，对企业运行造成最大负面影响的是疫情之下各地此起彼伏的封闭措施。这在一家民办煤矿专用设备制造厂（有限公司）B那里表现的最为突出。其一，销售平台大幅度削减，销售额明显萎缩。正常情况下，该厂年销售额上亿人民币；2022年1-9月，销售额总计5000多万元。除了客户因产业链遭受干扰而减少需求外，销售额下降的一个明显原因是展会取消。以往每年有6个全国性煤机产品展会，企业的销售合同大部分在展会上签订。相形之下，2022年只有1个展会。B公司总经理估计，仅此一项就使他们的企业损失大约1/5的销售额。企业的应对办法是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代理商，迄今已签约代理商100多家。
其二，设备销售进程因地方封控措施而中断。例如，B企业销往桂林一套设备，调试员刚到就被隔离。又例如，该企业运往贵阳的货物落地后因封控而一直堆放在货场，等等。
在经营环境不利的条件下，B企业仍然顽强地维护技工队伍的凝聚力。总经理强调，即便不得不停工也得保住最基本的生产运营队伍，否则一旦经济恢复正常，企业却运转不起来了！该公司成立于2003年，最初靠维修国企设备起家。原厂分散在襄汾县的3个乡，为了获得更加便利的发展平台，于2021-2022年间迁入开发区。企业从襄汾带过来30多人，又新招募了30人，除了办公室文员全是男性。
仅就企业员工队伍的性别结构而言，2022年7月新开工的一家服装加工厂（有限公司）H，与B厂形成鲜明对照。H共有一线工人69名，女性约占87%。这家企业之所以在疫情之下诞生，首先是因为政府推动。用接待方一位官员的话来说：“村里封控送盒饭也得要钱吧？没有企业村两委的钱哪里来？总得有经济基础吧？”由此不难理解，临汾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村发集团”）应运而生，开发区政府为其注资5000万元。
其次，前些年的民办煤矿投资者早有多元投资意向。H服装厂的实际投资者已将上百亿资产分布在能源、文旅、康养和职业教育4大板块，服装加工占据的份额小到可以忽略不计。H厂专做劳保服装，设在洪洞县职业中学，租用该校一处厂房作为生产车间。该投资者在H厂出资450万元，折算为45%的股份，总经理亦由该投资者选派。一家关张的民办服装厂携设备（资产评估为58万元）和订单并入H，折算股份35%，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些技术骨干。村发集团拥有其余20%的股份，截至我们走访企业那天（9月23日），该集团的资金尚未到位。
企业B和H虽然经营范围大不相同，却不约而同地以农村迁移工人为一线员工主体。受访员工的社会经济特征与我们此前调查的迁移工人相似，回答问卷时附带的一些解释尤其值得一提。第一，熟练工人尽可能在自己专长的技术领域就业，以保证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增加。H厂的一位生产组长（1978年生人）1993年始在缝纫铺学徒3年，出师后曾单干一段时间但接不到多少活儿，于是进入临汾一家服装厂做工。又因厂子倒闭去北京当保姆，可是自己做家政并不利落，每月工资5000元。后来通过职业中介进入H服装厂，既负责培训新手也带班生产，每月工资亦为5000元。但厂子距离她家仅10千米，因而既方便她照顾家庭，又消除了亲人之间的相思之苦。
第二，与企业和个人的专业性相关，受访的迁移工人无一人兼业，而且不曾从事农业。他们家里或多或少还有承包地，或是老人负责耕种，或是租与他人，总之农业收入归老人。
第三，多数受访者最近一次更换工作的首要原因，是照顾留守老幼。B厂的一位生产副组长（1996年生人）来自襄汾，2012年跟父母和舅舅去新疆打工，在那里成为熟练的电焊工。他曾换过7次工作，来B厂的原因是便于开车回家给妻子搭把手。家有一双儿女，女儿在村幼儿园上大班，每年托幼费2000元；儿子才1岁，全靠妻子照看。还有一位技术员也是襄汾人，2014年大专毕业跟同学去了江苏一家机械厂。2019年有了孩子，他便利用互联网寻找回乡就业的机会，于2021年成功进入H厂。孩子出生前，他就动用江苏厂家和个人积累的住房公积金，加上银行贷款和个人储蓄，在临汾市区购买了一套总价55万元的住房，目的是为孩子今后上学做准备。
上述跨省迁移劳动者返乡就业的故事表明，他们只是回到留守家庭附近的城市工作，而非盘桓于本村、本乡或本县，除非那里有合乎其收入预期的就业机会！
五、小结
无论是单一灾害还是多灾并发，回归正常生活轨道、保持和增进家庭福祉水平，以及为家族向上流动而投资于后代的健康和教育，可谓农户与迁移工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共同动机。从这个角度看，如下几点需要予以特别关注：第一，近年来北方涝灾和南方旱灾屡见不鲜，突破了以往的灾害地理分布格局，现行防灾、救灾和减灾安排还需进一步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弹性。第二，在正常年景和灾情之中，社会保护和商业保险机制均具社会稳定器的功能，民俗中的攘灾祈福活动在乡土社会仍可发挥心理抚慰作用。第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就业对于增加农户韧性不可或缺。在村庄常住人口严重老龄化的情况下，放开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老龄限制，必将有助于增加农村低龄老人获取劳动收入的机会。进一步讲，动用公共财政资源设立老幼补贴，例如冬季取暖补助，对于维护和增加脆弱群体福祉已势在必行。
（2022年11月20日，卡塔尔足球世界杯开幕之前）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大学特聘教授。)
（编辑：熊晨玮；审校：张佶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