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寿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 《经济形而上学原理》公众号2021年10月31日
编者按: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审,在多年研究中,提出了“执行性一致同意”与“市场的立宪功能”两个概念,并把宪政经济学、秩序理论的研究成果引入到对于金融问题的讨论,形成了一个解释金融问题的新的理论框架,即投资者参与理论框架, 被认为是突破传统金融理论的一个创新性努力。著有:《投资的立宪理论》《个人选择与投资秩序》等。
我不是哲学专业的研究人员,没有资质从哲学专业的角度对《纯粹理性批判》这一顶尖的哲学经典论著进行述评。因此,这个题目首先就是对所要阐述的内容做出限定,是从经济学的视角说一说我读这本经典论著的体会,这样的体会在专业学者看来可能显得业余、片面甚至认为引申不当,但还是容我先把这样的体会说出来。
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与经济学主流理论联系起来,这似乎还没有在之前的学术讨论中发生过。在我自己的经济学研究过程中,尽管我一直对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感兴趣,而且应该说政治经济学与道德哲学是最有相关性的,但我一直对康德的论著不敢涉及,觉得那是我够不着的境界,或者更准确地说,觉得政治经济学似乎与康德思想沾不上边。就我目前的阅读来看,将康德思想与经济问题联系起来的,还局限在伦理学的领域,主要是围绕着康德关于道德的论述来讨论个人和公司在经济活动中的道德恰当性,应该说,“商业伦理学并不属于经济学,而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是伦理学中和经济活动有关的一个分支。”(参见诺曼.鲍伊《经济伦理学----康德观点》,译者序,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我研读康德著作的体会是:把康德的思想仅仅与经济活动中的伦理道德问题联系起来,实际上大大消弱了康德思想对于理解经济问题的重要意义,甚至可以说是曲解了。康德的思想必须在经济问题(而不是经济活动中的伦理问题)的讨论中才能连贯起来,才能得到贯通的理解;从另一方面来说,经济问题的讨论也唯有在引入康德思想之后,才能够得到透彻的领悟。下面这段话似乎可以说明我的这一联想还是有点依据的,“出自幸福动机的实践法则我称之为实用的法则(明智规则);但如果有这样一种实践法则,它除了配享幸福之外不以别的任何东西为动机,我就称它为道德的(道德法则)。前者建议我们,如果我们要享有幸福的话就应当做什么;后者则命令我们,我们应当如何行事以便配享幸福。前者建立在经验性原则之上;因为除了凭借经验之外,我既不知道有哪些要得到满足的偏好,也不知道什么是能导致其满足的自然原因。后者抽掉了偏好和满足它们的自然手段,仅仅考察一个一般理性存在者的自由和这种自由只有在其下才与幸福按照原则的分配相一致的必要条件,因而至少能够以纯粹理性的纯然理念为依据,并被先天地认识。”(《纯粹理性批判》,P526,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上面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康德意识到,人一方面处于经验现实下的追求幸福过程,另一方面处于希望超越经验现实的道德实践过程,显然这样的情形就是处于经济中的人的情形。如果极简短的概述康德的思想,那么,可以说康德想解决的问题是,人如何能够既在经验现实中又超越经验现实得到自由。经济是这样一个贯通经验现实和超验层面的领域,大概唯有通过经济的讨论,才能够得到关于人的自由的贯通理解。可实际情况却是,这样应该贯通的问题在康德之后却是被分离为两个领域分别研究,一个是自然科学自然哲学的领域,一个是道德哲学伦理学的领域,这样分隔的讨论,可以想象注定是无法得到贯通的理解的。至于讨论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其主流则是集中关注如何满足偏好享有幸福的实用法则上,配享幸福的道德法则似乎不再是经济学需要关注的了。主流经济学力争成为自然科学那样的理论。
问题是,康德其实不仅仅是区分了实用的层面与道德的层面,更为重要的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给出了人在经验现实领域的实质性的情形,也就是形而上的情形,经验现实的现象,是人先天理念下的呈现。正是人在经验现实中的形而上情形,决定了了必须关注超越经验的问题,经济学同样也是如此。
康德的批判首先要解决人如何面对自然。包括人如何认识自然,如何对待自然,因此,代表性的问题是,物理学是如何可能的?如果不能说清楚物理学是如何可能的,那么,就说不清楚人如何能够认识自然。在康德时代,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经验论的解释,认为知识皆来源于经验,人的认知是受制于经验的;另一种解释反对经验论,认为知识应该具有普遍性,如果人的知识完全受制于经验,那么,如何具有普遍性?这里的焦点在于,知识确实离不开经验,但完全受制于经验又无法具有普遍性。从康德的思想深处来说,人的自由是至高无上的,如果人在经验现实中是被动的,那人的自由从一开始就失去了根基。
因此,康德要论证人在经验现实中的先导地位。康德的工作大体是这样的。一方面,人是通过直观与经验现实发生接触,但是,人的直观又不是接触经验现实时被给予的。人先天地拥有纯直观,正是纯直观规定着人对于经验现实的认识,从而保证着人对于经验现实的先导性。“我把一切在其中找不到任何属于感觉的东西的表象称为纯粹的(在先验的意义上)。据此,一般感性直观的纯粹形式将在心灵中先天地找到,显象的一切杂多将以这种形式在某些关系中被直观。感性的这种纯形式自身也叫做纯直观。这样,如果我从一个物体的表象中把知性所思维的东西如实体、力、可分性等等都除去,此外把属于感觉的东西如不可入性、硬、颜色等等也除去,那么,从这个经验性的直观中还给我剩下了某种东西,即广延和形状。它们属于纯直观,即便没有感官或者感觉的一个现实的对象,纯直观也先天地作为一个纯然的感性形式存在于心灵中。”(同上,P52-53)
另一方面,从经验现实来说,让人直观到的事物,只是事物对于人的显示,并不是事物本身。“一般来说,在空间中被直观的任何东西都不是事物自身,空间也不是事物自身固有的形式,相反,对象自身根本不为我们所知,而我们称为外部对象的东西,无非是我们感性的纯然表象,其形式就是空间,而其真正的相关物亦即物自身,由此却根本没有被认识,也不能被认识,但在经验中也从来不被追问。”(同上,P59)这一点同样是保证人对于经验现实的先导性的关键。如果在直观中被直观的对象是客观实在的,是不依人的直观而变化的,那么,人的认知就不存在任何的主观余地。“如果直观必须遵照对象的性状,那么,我就看不出人们怎样才能先天地对对象有所知晓;但如果对象(作为感官的客体)必须遵照我们的直观能力的性状,那么,我就可以清楚地想象这种可能性。”(同上,P14)“如果显象是物自身,那么,自由就不可挽救。”(同上,P385)
于是,人具有纯直观及现象是物自身对于纯直观的显象这两点,是康德关于人在面对经验现实时所处的情形的描述,也就是一种形而上的情形,这种形而上的情形决定了人的主导性,保证了人的自由的可能性。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人的认知的先天能力,二是人的认知的不可穷尽性,其实也是一种无限可能性,是自由的依据。康德要强调的重点应该在于后一点,即人的认知的不可穷尽性,但只有第一点成立了,第二点才能够成立。
康德说,“我的理性的全部旨趣(既有思辨的旨趣,也有实践的旨趣)汇合为以下三个问题:
1.我能够知道什么?2.我应当做什么?3.我可以希望什么?”(同上,P525)这样三个问题要得到贯通的讨论和理解,似乎只有经济这一领域能够满足,因为只有经济,才满足知行合一的特征,而只有知行合一的领域,才能够进行知和行二者相互贯通的讨论。第一个问题可以转换为,经济如何可能?是解决知的问题,即认识论的问题;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其实可以转换为,经济应该如何运行?是行的问题,也就是康德在实践概念下要讨论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与《纯粹理性批判》着重要解决的问题类似,可以通过对于《纯粹理性批判》的理解来讨论,后两个问题是《实践理性批判》等论著的主要论题。本文先谈谈我所体会的,《纯粹理性批判》对于理解经济问题的意义,分为两个主题,一是经济如何可能?二是经济的不确定性。
经济如何可能 关于经济,有许多的定义和解释,但归结起来基本内容大体是,最优地配置和利用稀缺资源从而最大化地满足人的各种需求。核心的含义是,人类所面对的大自然和自身的生存,是既定的客观事实,人类围绕着外部资源和自身生存需要这样的客观现实,进行资源的开发利用以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人在这里,首先是面对着客观的外部自然资源,然后学习如何最有效地开发外部资源,即人是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进行选择,当然,人的选择可以依据人的不同主观期望和欲望而有不同,人的主观性在这里仅仅是在人面对约束条件进行选择决策时发生作用,而不是可以对既定的约束条件发生作用。所以,可以说,关于经济,目前人们的理解是,这是人在外部约束条件下如何生存的过程,经济就是人围绕着外部资源求生存。
上述关于经济的理解,其认识论含义是,外部资源是不依人的意识而变化的客观实在,人只能依据所面对的外部现象生成自身的认知(知识)并培养开发利用外部资源的技能,以满足自身生存及不断提高生存质量的需要;外部世界是人通过努力可以认知的,如果认知出现偏差,只是因为人的认识方法有问题,或者人的认知程度不够,并不是因为外部世界是不可认知的。这样,经济的可能及其可能的范围和程度,首先取决于人所处、所面对的外部世界,取决于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从而所掌握的开发利用外部资源的能力。
在这样的认识论下,人的自由首先就受限于人所面对的外部世界,人要围绕着自身所面对的外部世界来生成自己的认知,因而,在这里,是外部世界规定着人的认知,约束着人的认知。这不是一个人想要如何展开生命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如何求生存的问题,因此,似乎一开始就不存在人可以选择的自由,是人围绕着外部世界转,而不是外部世界围绕着人转。
应该倒转过来,人当然是主动的。简单地说,经济(康德一般是用幸福来表示)可以说是人追求自身偏好获得满足的过程。在这里,人首先通过纯直观形成偏好理念,偏好理念决定着人如何看待和对待外部世界。
人的吃穿住行的物质材料本身,虽然是人的吃穿住行所不可或缺的,但这些物质材料本身并不决定人是如何吃穿住行的。人自身的吃穿住行具体如何,实际上是由人如何理解自身的吃穿住行来决定的。人先天的具有关于吃穿住行的纯直观,这一纯直观通过感觉外部世界的显象,通过自身知性的综合,形成自身的偏好理念,也就是形成自身具体的关于吃穿住行的理念,并由这样的理念展开自身对于幸福的追求。“我们的一切直观无非是关于显象的表象;我们所直观的事物并非就自身而言就是我们直观它们所是的东西,它们的关系也不是就自身而言就具有它们向我们显现的那种性状,而如果我们把我们们的主体、哪怕是仅仅把感官的一般主观性状去掉,客体在空间和时间中的一切性状、一切关系、甚至空间和时间本身都将消失,它们作为显象不能就自身而言、而是只能在我们心中实存。”(同上,P66)“只是由于我能够在一个意识中把握这些表象的杂多,我才把这些表象全都称为我的表象;......知性本身无非是先天地进行联结并把被给予的表象的杂多置于统觉的同一性之下的能力,这一原理乃是全部人类知识中的至上原理。”(同上,P109)“是以一切人类知识都从直观开始,由此进至概念,而结束于理念。”(同上,P471)
需要一个类似“哥白尼”革命的转换。不是人的观念去符合生活活动,而是生活活动由观念引导,观念是先天的。“我们为什么需要一种纯然建立在纯粹的理性原则之上的灵魂说呢?毫无疑问,主要意图是为了针对唯物论的危险来保障我们能思维的自我。 这是我们已经给出的关于我们能思维的自我的理性概念完成的。因为根据这个概念,远远不会还剩下一些惧怕,即如果人们除去物质,一切思维乃至能思维的存在者的实存就会由此被取消,毋宁说它清楚地表明,如果我除去能思维的主体,整个物体世界就必然消逝,因为物体世界无非是我们主体的感性中的显象和主体的一种表象罢了。”(同上,P303)
因此,是人的偏好理念主导着经济的展开,经济的可能及其可能的范围和程度,是由人的偏好理念决定的。正是因为这样,人的自由才可能有其施展的余地,经济才成为不断扩展的。
经济的不确定性 尽管康德强调其理性批判在于理清知识是离不开经验的,“把外部的东西与我的内感官不可分割地联结起来的,是经验而不是虚构,是感觉而不是想象力。”(同上,P25自注)但经验并不因而成为认知的桎梏、成为认知的最后界限。如果是这样的话,认知就成为可以穷尽的,更为重要的是,可以穷尽的意味着是确定的,没有什么回旋余地的。所以说,康德的理性批判揭示知识离不开经验并不仅仅是一种消极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其积极的意义,即揭开了经验的真实面纱,经验仅仅是纯直观的显象,经验背后的物自身,是不可认知的,但却是经验现实本身变动不居之源。“对于世界大小的宇宙论问题,第一个并且是消极的回答就是:世界在时间上没有最初的开端,在空间上没有最外面的界限。”(同上,P377)“我们从经验出发永远不能推论到某种根本不必按照经验规律来思维的东西。”(同上,P396)
当经济被归结为如何不断地研发技术以更有效地开发自然、不断地完善制度以更有效地组织生产和流通,以达到合意的消费,当外部世界被看作是可以被人最终完整认知的,那么,就认为人是可以不断地加深对于大自然的认知,不断地提高技术水平,从而不断地提高消费水平。现实似乎也是这样一个历程,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我们对于大自然的认知是在加深还是大自然让人更感到深不可测。
正是康德对于理性的批判,让我们理解了经济不确定性的源头、理解了经济不确定性的实质。首先,把物自身和显象区分开来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告诉人们,人们从经验当中所看到的并不是完全的充分的东西。物自身就是指向了一个无限的存在。就是人们在日常经验中所能看到的只能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显象所代表的就是局部的有限的。这样是论证了不确定性的存在性。
接下来,通过人的纯直观的先天性,说明人对于外部世界认知的先导性,这样是论证了人会感受到不确定性。如果仅仅存在着不确定性,但却没有被人感受到,不确定性甚至就不成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因为存在着人对于外部世界认知的先导性,才有人的自由存在,不确定性正是在人的自由这个意义上显现出来。
人通过纯直观感知显象进而形成偏好理念,但偏好理念并不是对于客观的物自身的认知而形成的,因而,人会感受到自身偏好理念发生的偏差,追求幸福的无止境性,其个中的实质,其实就在于显象与物自身的区分以及人的认知先导性对于这个区分的感受性。正是人会感受到不确定性,才有人对于自身对于改进偏好理念偏差的追求,这就是投资的发生,投资正是自由理念在经济领域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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