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国际代工”模式对生产者服务业的影响分析

    内容提要：本应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在中国“国际代工”的背景下无法形成良好的产业互动。实证结果表明，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与我国生产者服务业之间存在长期均衡，以代工生产和加工贸易为主要特征的制造业外向型发展模式确实阻碍了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的产业关联。
关键词：生产者服务业/加工贸易/一般贸易作者简介：段国蕊，方慧，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制造业是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基础，为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市场需求和创新导向。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价值链“外包”的进程，中国凭借承接生产、加工、装配、制造环节带来了制造业的繁荣，然而，这并没有为中国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刺激作用。作为中国“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所大力提倡的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制造业。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的“国际代工”地位使制造业发展的技术特征表现为对资源的高强度消耗和高密集化使用，难以同国内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产生强烈的产业关联，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甚至出现了“逆服务化”的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0）。针对这一现象，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基于中国制造业“国际代工”的地位，制造业究竟能否为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发展基础和发展动力？中国制造业“国际代工”的地位为何会制约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其影响究竟有多大？显然，在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上回答这些问题，对于中国未来产业政策的制定具有鲜明的意义。
    一、理论回顾：制造业对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机制
    1.制造业分工深化对生产者服务业的促进作用
    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是分工决定“自我服务”向“外购服务”转化的结果，生产服务从制造业企业“内部供给”转向“外部供给”是生产者服务业日益独立化和专业化的根本动因。新制度经济学派（Daniels，1985；Howells和Green，1986；Kutschr，1988；Goe，1991）从成本理论分析服务外部化的原因，制造企业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服务会发生外购、外包、垂直和水平一体化的分离，因此，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是制造业分工深度和广度的直接体现。Markusen（1989）的研究发现，随着市场扩张，厂商数目和生产规模会扩大，分工更加细化，使服务业与制造业不断分离，从而促进生产者服务业不断发展。迈克尔·波特（2002）提出价值链①的概念认为，企业应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战略环节，把非战略资源部分的生产活动转让给具有相对优势的企业以此增强企业竞争力，这种价值链分工的深化促进了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青木昌彦（2003）运用西蒙（1962）所提出的“模块化”理论，阐述了制造业企业改变了独立进行研发、流通和销售的生产方式，建立复杂而又紧密的分工网络，通过模块化实现共赢，做到核心业务“归核化”和非核心业务“外部供应箱式化”，因此制造业企业为了专注生产优势而不断将服务业务外包，促进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
    2.制造业的生产服务需求对生产者服务业的产业关联作用
    生产者服务业之所以能够快速实现专业化和规模化并且实现自身作为一种产业内部结构的升级，制造业对生产者服务业的需求起到了决定性作用。Cohen和Zysman（1987）、Klodt（2000）、Guerrieri（2005）提出制造业是生产者服务的重要需求部分，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制造业细分的结果导致更多的生产者服务需求，从而促进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Francois（1990）指出，制造业规模经济和专业化效应，决定了制造业企业要分解不同的生产环节，由于生产者服务业对协调和控制专业化分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促进了生产者服务业部门的繁荣。
    针对中国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状况，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与制造业产业关联不强。吕政、刘勇、王钦（2006），李善同、高传胜（2007），程大中（2008）等人的研究均指出，中国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共生关系是一种相对低级和低效的共生关系，制造业对生产者服务业的需求拉动作用有限，表现在制造业使用外部生产者服务种类较少，外包程度较低，合作的紧密程度低，外包结构仍以低端生产性服务为主。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现实经济的多维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必须基于中国特定的国情来审视制造业对生产者服务业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二者之间是否能协同发展，不仅是学术界关注的理论问题，更是关系到中国未来产业调整和经济发展的实践问题。本文运用中国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针对当前中国制造业处于“国际代工”和“世界工厂”的特殊地位，期望能准确地回答制造业的发展究竟能否促进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并以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国际代工”背景下制造业对生产者服务业的影响机制
    技术进步带来价值链的断裂，生产者服务开始脱离制造业，成为独立的部门（刘志彪，2006，2008）。然而，二者在结构上和空间上的脱离并不代表真正的在价值链上的分割。一方面，通过专业化分工所提供的各种异质性生产要素与技术融合形成了现代生产者服务业，从而把社会中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导入制造业生产过程，因此能够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经营规模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并增加其产出价值（格鲁伯，1993）。另一方面，伴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制造业会把非核心业务剥离、外包，从而为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巨大的市场和需求空间，特别是随着制造业生产工序的不断细分，会对生产者服务业提出更高的要求，产生更多的需求，这又将大大促进生产者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生产者服务业通过提供多样性服务使分工不断深化，促进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因此，在专业化分工不断细化的条件下，生产者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关系可以用图1来表示。
     
    然而，生产者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良性互动是建立在市场机制完善、产业结构合理、创新能力强大、产业发展健康基础之上的。面对当前中国制造业“国际代工”的地位，是否能够对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产生强大的需求拉动作用和创新导向的作用，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去厘清这一特殊的现实问题。“国际代工”和“世界工厂”的地位使中国的制造业发展以加工贸易为主要特征，这种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使中国的制造业“被俘获”于价值链的最低端，并已经产生了“低端锁定”和升级困难的局面（时磊，2006）。在这种情况下，低级的制造业发展水平反而有可能阻碍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原因在于：
    第一，从需求方面看，目前中国的禀赋结构决定了制造业被锁定在工业技术的门槛水平，在国际分工不断细化和深化的背景下，只能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代工环节，成为“世界操作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0）。这样的分工地位对生产者服务业的影响体现为：一方面，跨国公司整合、控制内嵌于价值链上的知识、技术、品牌等资源和要素，从而迫使中国制造业发展进一步粗放化，愈加依赖资源的消耗和数量的扩张，在这种模式下，对先进生产者服务业的需求极为有限，即使产生需求也是低端服务投入，使得高端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失去了市场需求的支持；另一方面，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伴随着分工的深化而被无限割裂，跨国公司作为价值链分工的主导者，形成了一种相对封闭的网络生产体系，为了保持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割断了生产者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产业关联。即使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对生产者服务业的需求，也是由跨国公司来提供，而不是形成对本土生产者服务业的需求拉动。因此，在“国际代工”背景下的封闭生产网络体系中，中国制造业的繁荣并没有形成对本土生产者服务业的市场需求。
    第二，从供给角度看，在价值链分工的整个过程中，跨国公司始终控制着企业间的分工关系，使得中国企业难以有机会和动力发展本土生产者服务业。生产者服务业以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为主要特征，而这恰恰是跨国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控制“代工”国家的主要工具。一旦中国的企业想要发展生产者服务业，就会遭到跨国公司包括专利技术、标准体系、销售渠道等方面的封锁，因此，中国企业在发展生产者服务业时，往往会存在“做”与“不做”的博弈选择。而面对或将存在的技术、标准等方面的限制、跨国公司服务业FDI的竞争和自身研发、设计、品牌的脆弱的价值链以及“代工”背景下萎靡的市场需求，本土的服务化进程必将受阻。
    第三，在“代工”背景下，制造业FDI和服务业FDI对中国本土生产者服务业产生双重挤压。作为价值链分工的主导者，跨国公司设计包括技术标准、专利授权、环保要求、库存控制等指标来控制发展中国家以“代工”身份参与生产网络的本土企业经营的自主性和利润空间，从而增强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中国本土企业任何有关研发、设计、品牌等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行为都有可能因为无法满足跨国公司的要求而遭到不给订单的威胁。因此，在“国际代工”的背景下，中国的制造业越繁荣，对跨国公司的依赖性越强，对中国本土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挤压越严重。同时，研究发现，服务业FDI总是在追逐制造业FDI（唐保庆，2009），流入东道国的制造业FDI越多，来自母国的生产者服务业FDI也就越多。这样，服务业FDI也会与本土的生产者服务业形成竞争，不仅体现在要素获得方面，而且体现在市场争夺方面，在本土生产者服务业不具有比较优势的情况下，其发展就会受到服务业FDI的挤压和阻碍。
    以上基于中国“国际代工”背景下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难以协同发展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理论和逻辑上的推理，因此，我们有必要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来检验现实中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三、研究设计：基于多变量的回归分析
    1.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1）模型设定
    以上理论分析表明，基于中国制造业“国际代工”的背景，外向型的制造业难以对生产者服务业产生强大的需求拉动作用和创新导向的作用，而这一结论有待我们进行实证检验。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四个行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中国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用ps来表示。考虑到本文的分析是基于“国际代工”的背景，重点关注外向型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对中国生产者服务业的影响，因此，选取有形商品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作为解释变量②，pex表示加工贸易出口额占GDP的比重，gex表示一般贸易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因此设定模型如下：
     
    根据上文的推演，加工贸易往往使中国的制造业被锁定在价值链的加工组装环节并对国外生产者服务产生严重的依赖，使得国内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之间的产业关联被削弱，难以形成对国内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因此预期pex的符号为负。而一般贸易产品的整个价值链在国内完成，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关联可以显著提高，因此预期exp符号为正。
    本文研究数据样本区间为1986-2009年，所用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③，且以1986年价格为基期进行了调整，使用软件Stata 10.0进行计量分析。
    2.经验分析
    （1）平稳性检验
    时间序列数据往往是不平稳的，若直接进行回归分析就可能会导致伪回归现象，因此应先进行平稳性检验以确定平稳性和单整阶数，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为了更好地说明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提高模型的拟合优度，模型已经对因变量和部分自变量取对数，滞后阶数根据AIC和Schwarz信息准则最小化来确定，对变量及其一阶差分进行ADF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结果表明，原序列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原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一阶差分后在1%的显著水平上可以拒绝原假设，因此，可以推断变量之间一阶单整Ⅰ（1），所以可以进一步检验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2）协整关系检验
    协整关系的检验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基于回归残差的EG-ADF方法，二是以Var模型为基础的多变量之间协整关系的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由于EG-ADF方法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估计的误差会被带到第二步，且仅用于双变量之间的协整检验，故不是最有效率的方法。因此，本文选取Johansen协整检验的方法对各变量进行检验。由于使用Johansen检验方法对滞后期非常敏感，经检验，AIC和BIC都表明应选择滞后一阶。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的结果如表2所示。
    包含常数项与实践趋势向的协整秩迹检验结果表明，只有一个线性无关的协整向量（表中打星号者），即生产者服务业、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3）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检验说明回归方程中各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稳定均衡关系。而实际经济数据往往是由非均衡生成的，所以不能直接以原变量建立回归模型。由于本文样本容量比较有限，为得到尽可能准确的回归结果，我们使用Johansen的极大似然比方法估计该系统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进一步揭示变量之间的短期、长期以及修正关系。以协整方程中因变量的一阶差分作为被解释变量，以自变量的一阶差分作为解释变量进行估计，得到变量之间的短期和长期趋势关系如表3所示。
     
    从VECM回归结果可写出误差修正模型和协整模型。其中反映短期趋势的误差修正模型为：
     
    误差修正模型的结果表明，误差修正项与各变量滞后项对ps的解释能力较强，模型拟合优度为0.7106。误差修正项（ECM）力系数为-1.82，反映了对偏离了长期均衡的调整速度。从模型结果看，误差修正项系数显著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表明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1.82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短期内，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进出口额都会对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17和0.21，即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将会促使生产者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减少0.17%；一般贸易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将会促使生产者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增加0.21%。
    从协整方程得到长期均衡关系，可表示为：
     
    从长期趋势看，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对生产者服务业的影响与短期内大体表现出相同的趋势，但是加工贸易的系数值比较大。这一结果也得到了中国实际情况的支持，1986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29.1%，到2001年这一比例上升到40.5%，然而从2001年以来，服务业所占比重一直徘徊于40%，并没有得到显著增长，由此形成了与世界范围内经济服务化趋势相悖的现象。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理论分析表明，中国由于“国际代工”的地位被锁定于低端的制造业，不得不使用跨国公司内嵌于价值链上的知识、技术、品牌等资源和要素。这种加工贸易为主导的贸易结构割裂了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之间的产业关联，无法形成良好的产业互动。而实证结果表明，以代工生产和加工贸易为重要特征的制造业外向型发展模式确实阻碍了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的产业关联，使得制造业的发展对生产者服务业的需求极为有限，以致在世界范围内经济服务业趋势的背景下出现了“中国悖论”④。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作为一个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要促进生产者服务业的快速、健康发展，从政策视角看，我们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从需求角度看，要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使得加工贸易的国内价值链（NVC）得以延长，增加对国内生产者服务业的需求。长期以来，中国依靠自身的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当产业国际竞争的焦点和盈利点越来越集中于微笑曲线两端的生产者服务业时，而中国却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GVC）的低端，无缘参与研究开发、品牌经营、售后服务等环节（刘明宇等，2010；顾乃华等，2006）。与发达国家服务市场化和专业化的趋势相悖，由于缺乏制造业的需求基础支撑，制约了中国生产者服务业的市场化和专业化发展，高端生产者服务业由于外部市场的需求不足难以发展壮大。因此，中国的加工贸易在从事代工生产时，要争取承担更多的业务职能，使产业链在国内逐步向两端延伸，增加对国内生产者服务的需求。
    第二，从供给角度看，必须高度重视本土高端生产者服务业的发育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民经济体系保持独立而不被外资主导。但是，基于当前中国制造业“国际代工”的地位，研究开发、品牌经营等关键性生产者服务业的延伸经常会受到跨国公司的“横向挤压”和“纵向压榨”⑤，因此缺乏发展动力。在生产者服务业内生发展力量受到约束的情况下，加强政府政策的扶持和市场制度的完善成为引导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之一。通过加强财政支持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完善竞争制度、培养专业人才、加强市场监管等方式，为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和环境，促进制造业内部已有的服务部门外部化和专业化，使现有的生产者服务业部门规模化，促进生产者服务业发展。
    第三，在引资方面，注重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的产业关联和技术溢出。江静和刘志彪（2007）、曹慧平和于津平（2011）的研究指出，目前跨国公司正将其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与自身服务配套体系的布局结合起来，从而主导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基地的地位。当然，这不是中国所希望出现的局面。在中国目前尚不能摆脱“国际代工”地位的背景下，在引资过程中，一方面吸引外资流向高端制造业，强化与生产者服务业的产业关联，引导外资企业的中间服务需求向中国本土服务部门倾斜；另一方面，通过进入高端生产者服务业领域的外资企业，产生竞争效应和学习效应，带动本土高端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
    注释：
    ①Porter（2002）在分析公司行为和竞争优势的时候认为，公司的价值创造过程主要由基本活动（生产、营销、运输和售后服务等）和支持性活动（原材料供应、技术、人力资源和财务等）两部分完成，这些活动在公司价值链创造过程中连接成公司的行为链条，这一链条就称之为价值链。
    ②因为外资制造业中加工型、贸易型、生产型企业居多，产品直接出口多，较多进入跨国公司营销体系，因此有形商品出口贸易额可以反映出中国制造业的外向型特征。
    ③由于统计口径的变化，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没有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进出口额，因此，2009年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进出口数据来自于海关数据统计，其余数据均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④高传胜，王德华，李善同.经济服务化的世界趋势与中国悖论：基于WDI数据的现代实证研究.财贸经济，2008（3）：110-116.
    ⑤江静，刘志彪.世界工厂的定位能促进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吗[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3）：6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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