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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5.国际生产维度：生产规模与企业角色
生产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显著标志。跨国公司创造出跨国的地区或全球化市场体系，使得国与国经济的依存不仅表现为最终产品的分工，更表现为产品增值各环节的分工，这正是当代世界经济依存性发展的内在核心。传统上跨国企业几乎都来源于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跨国公司大发展为发达国家赢得了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升级的机会和成就；新兴工业化国家承接了由发达国家转移出的资本密集型、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整体崛起；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因非熟练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集中而融入了全球生产网。
如今在世界前十大制造业大国中，新兴经济体已占了半数，与传统工业化国家平分秋色。据美国经济咨询机构环球透视(IHS Global Insight)发布的一项研究，201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产出最高的国家，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跨越(22)。
危机后，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正在成为重塑全球产业的一股力量。波士顿咨询集团用全球挑战者定义这些新崛起的全球性企业(23)，统计显示，这些挑战者的总部主要位于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俄罗斯等16个新兴经济体。这些新兴经济体企业崛起的浪潮已经冲击了全球企业排名。在过去10年内，财富世界500强中新兴经济体企业数量增加了两倍以上，从21家增加到75家。2010年，福布斯2000强排名中包含了398家新兴经济体企业。在过去5年内几乎增加了两倍。在世界经济缓慢复苏时期，新兴企业则一直保持其在过去10年的发展势头。全球挑战者正在积极地不断追求跨国并购交易，境外交易的数量及其平均价值在2009年急剧下降，反映了经济的不确定性，但随后又开始反弹。2010年的交易平均值是2009年的两倍左右，大致相当于2008年的平均值，与全球老牌企业相比，新兴企业追求更大规模的交易。在过去10年内，大约60%的新兴企业跨国交易发生在发达市场，这些交易的平均价值为5.54亿美元，比在发展中市场进行的平均值为3.37亿美元的交易都大。自经济衰退爆发以来，对发达市场的关注度不断上升，在经济衰退开始后的两年内，全球挑战者约71%的跨国交易集中在发达市场，较之于两年前的58%有所增长。
三、多极格局中的三大结构及其含义
世界经济的多极格局不仅打破了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分世界经济不同层次和不同组别的分析框架，也打破了对发达国家为中心、发展中国家为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关系的传统认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经济的核心支柱典型地表现为：经济权力的集中和稳定；从“北方”向“南方”流动的资本；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如今，多极化格局从经济权力的分布、要素的流向和价值链的构造多个意义上重塑着新的世界经济结构。
1.权力分散的非对称结构
战后以来，经济权力集中在发达国家，世界经济中发达的“北方”对发展中的“南方”的领导和支配关系相对稳定，G7成为与这一关系相对应的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机制。如今，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强权遭遇严重削弱的背景下，经济权力的分散已日益明显，但仍呈现非对称结构。
其一是经济权力和治理权力的不对称。如上分析，世界经济的增长重心、财富创造能力正日益转向新兴经济体，国际经济权力正向多个中心分散，但世界经济的治理权仍集中在发达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到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作为债权国和投资国的发达国家及其掌控的国际多边机构均以对危机爆发国施加严厉财政约束和资本管控纪律为救助条件。而当债务负担和危机隐患更多源于发达经济体时(如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及其可能蔓延的美债和欧债危机)，新兴经济体除了积极寻求共渡危机、走出危机之道外，难以对这些债务国施加制约影响。
其二是金融权力和货币权力的不对称。新兴市场企业在全球投资和金融中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增大，越来越多的交易源自新兴市场，但由于缺乏国际货币地位，新兴经济体不仅严重依赖于外汇，且拥有庞大外汇盈余的新兴经济体又苦于无法自主保障其外汇资产的价值。
2.要素流动的反向结构
要素跨国流动是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主要受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和跨国公司大举流动所引导的话，危机后，从南南市场的兴起到新兴跨国公司的崛起，不仅对美、欧、日资本及市场构成的世界经济大三角格局形成冲击，而且形成了发达国家对新兴经济体的反向依赖，并且依赖的内容从以往集中于原材料、土地和低技术劳动力，进一步扩展到资本、市场和技术性劳动力。由此，新兴国家成为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而不是被动接受者。
反向引资。危机后出现了发达国家在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招商引资的新景观。包括纽约、伦敦等老牌交易所吸引新兴经济体企业上市，美国各州政府向中国投资者推荐投资项目、吸引华裔风险资本等等。
反向收购。在过去10年内，印度Tata集团已经完成了价值超过175亿美元的跨国并购交易，尤其是对老牌工业企业的收购，如Tata钢铁公司收购了英荷钢铁集团Corus、Tata化工公司收购了美国通用化学公司、Tata汽车公司收购了三条汽车和卡车生产线、Tata饮料公司收购了英国的Tetley集团。许多新兴经济体制造商开始在发达市场建立自己的品牌。例如，海尔集团在当地建立了研发部门并雇用本土员工，他们还与零售商建立关系来拓展其与客户的联系；墨西哥的Mabe收购了博世(Bosch)的巴西子公司；土耳其企业集团Koc在主要欧洲市场投资建立Beko品牌，并在其他市场收购当地品牌。
反向创新。以往，多数跨国企业的研发中心都放在发达国家，研发重点也是针对发达国家市场需求。即使在中国设有研发机构，作用也是为全球研发计划提供支持，或针对中国市场情况对已有技术和产品进行调整。如今却出现了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创新重点将放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研发目标将完全针对当地的国情、客户需求、消费水平和市场条件。这一新动向令应用创新的原发地可能从发达国家转移到新兴经济体，由此带来了新兴市场向发达市场的动态技术转移。根据德意志银行的统计数据，2010年，得益于大量跨国公司在中国设有R&D分支，中国第一次成为对欧盟的R&D净出口国(24)。
3.价值链布局的重置结构
一方面是价值链环节的重置。以往发达国家一般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而将制造环节移出，危机后却出现了发达国家努力吸引制造性活动回归本土，而新兴经济体则积极地争取全球价值链体系中高附加值环节引入的逆向行为。老牌企业从在低成本国家建立初级业务，转向扩大研发、市场营销等其他服务，并关注在新兴市场的组织结构，带动了跨国公司总部向新兴市场转移和集聚的趋势。2005年，在按收入衡量的世界上最大的500家企业当中有189家的总部在美国，约占总数的38%。世界上最大的企业约有5%位于纽约市或其附近，而总的说来其他5个美国都市区是《财富》全球的500强另外9%的总部所在地。但到2010年，全世界最大的500家企业只有139家位于美国，约占全球总数的28%。其中，4%位于纽约市或其附近，而其他5个美国都市区总体上是另外5%的家乡(25)。
另一方面是价值链治理者的易主，新兴经济体不断涌现出行业领导者。最著名的例子是印度塔塔集团(Tata)，涉及化工、通信、IT、饮料、汽车和钢铁等领域(Tata集团中6家公司在各自领域内被视为挑战者)。其他一些多元化挑战者有墨西哥的阿尔法集团(Grupo Alfa)、土耳其的科奇财团(Koc Holding)和萨班哲控股公司(Sabanci Holding)，以及巴西的Carmago Correa集团、Odebrecht集团和巴西工业集团(Votorantim)。这些公司正处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一方面Tata和Votorantim是主要的全球竞争者，Votorantim最近并购了Aracuz，创建了Fibria，成为造纸和纸浆行业内的最大竞争者，Votorantim集团的成员公司也是世界五大锌公司以及十大水泥生产商之一。2006年，无线设备行业由西方企业所主导，但相当分散。到2009年，由于行业整合，西方竞争企业的数量不断减少。同期，从总收入的角度来看，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从第八跃至第二，成为世界领先的设备供应商。同时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从第九升至第五。华为和中兴确实享受了中国快速发展的通信市场所带来的主场优势，但是公司也在快速开拓海外市场。2002年，华为3/4的销售来自于国内，而现在，3/4来自于海外公司，在印度、美国和欧洲已经建立了研发中心。
注释：
①OECD.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2010: Shifting Wealth， 2010.
②IMF. Asia Is Moving into a Leadership Role in the World Economy. Finance & Development, 2010.
③World Bank. Global Development Horizons 2011-Multipolarity: The New Global Economy. May 2011.
④Frankel, Jeffrey A. The Dollar's New and Old Rivals. http://www.nytimes.com/roomfordebate/2010/11/09/back-to-a-gold-standard/the-dollars-new-and-old-rivals.
⑤Kenneth Rogoff. Where Are Global Currencies Headed in 2011. 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rogoff76/.
⑥陈宝森：“后危机时期的美国经济与中美关系”，《后危机时期的全球经济格局与中美经贸关系——2010年中国美国经济学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⑦刘继森、范佩雯：“后危机时期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动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后危机时期的全球经济格局与中美经贸关系——2010年中国美国经济学会学术研讨会文集》。
⑧邹加怡(2011)：“新兴经济体地位的变化与中国开放格局的调整”，《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http://www.cf40.org.cn。
⑨朱民(2008)：“国际金融格局的十大变化”，《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http://www.cf40.org.cn。
⑩宋玉华：“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再平衡及其挑战”，《后危机时期的全球经济格局与中美经贸关系——2010年中国美国经济学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1)http://zh.wikipedia.org/wiki.
(12)IMF, 2011.
(13)Deutsche Bank Research(2011). Public Debt in 2020: Monitoring Fiscal Risks in Developed Market.
(14)Carman M. Reinhart and Kenneth Rogoff(2010). Debt and Growth Revisited. http://www.voxeu.org/index.php?q=node/5395.
(15)WTO. The WTO and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From Co-existence to Coherence. World Trade Report 2011.
(16)OECD.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Shifting Wealth, 2010.
(17)World Bank. Global Development Horizons 2011-Multipolarity: The New Global Economy. May 2011.
(18)OECD. Financial Market Trends, Vol. 2011/1. Preliminary Version.
(19)联合国跨国公司项目：《1993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与一体化国际生产》，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20)World Bank. Global Development Horizons 2011-Multipolarity: The New Global Economy. May 2011.
(21)Derek Scissors. Heritage Foundation, 201 1.
(22)Michael Hennigan. China Became the World's Biggest Manufacturer in 2010, US Loses Crown Held since 1895. http://www.finfacts.ie/irishfinancenews/article_1021835.shtml, Mar 14,2011.
(23)BCG：《腾飞中的挑战者：快速发展经济体的新兴企业正在重塑全球行业格局》，http://www.bcg.com。
(24)Thomas Meyer. 2011: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 R&D: Research Follows Production. http://www.dbresearch.com.
(25)Gary Clyde Hufbauer, Woan Foong Wong. Corporate Tax Reform for a New Century. Policy Brief No. 11-2, Institute of Peters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